蒋公介石（十七）：和平解决事变
一九三五年红军长征，蒋利用这个机会，完全收复了由军阀或红军控制的江西、福建、广东、湖南、贵州、四川、陕西、甘肃八个省，收编地方军阀部队超过七十万。
中央政府的力量在那个时候第一次正式进入到西南地区，蒋还告诉当地军阀：“日本早晚会侵略我们，到那个时候，我们要建立大后方，要及时让下江的工业往西南转移，一方面也能使地方繁荣。”（《蒋纬国口述自传》）
“直到去年，国军才以最大的努力，剿灭匪患，将向来不统一的川滇黔三省统一起来，奠定我们国家生命的根基，以为复兴民族最后的根据地。“
”当时政府的决策，也就是无论情势如何危急，无论敌人如何阻挠、压迫，只好忍辱负重，必须完成川滇黔（云贵川）的统一，然后我们政府和国民，才有御侮复兴的根据，国家民族的生存，才有最后的保障。”（蒋《政府与人民共同救国之要道》，一九三六）
红军总数从出发时的十万减少为七千多人，所有火炮和重机枪全部丢失。损失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有生力量，被逼迫进入贫瘠荒凉的陕北，先后进行了三个方向的突围作战，都以失败告终。西安事变前，张国焘八万多人分裂南下，红军被马家军、晋军、川军包围，外围为中央军，处于被消灭的边缘。
一九三六年，陕北红不足两万，国军在西北兴兵三十三万。按蒋部署，完成指日可待。当时的。
当时中央给G产国际的报告就说明：“目前陕北苏区即已大为缩小，红军之财政粮食已达十分困难程度。”
“为着保存现有根据地，红军主力必须占领甘肃西部宁夏绥远一带，依红军现实条件，如不取得这一地带，则不可避免的要向东南方面发展，……即不是抗日方向而是内战方向。”
“这一地带……满布着为红军目前技术条件所不能克服的许多坚固的城池堡垒及围寨”，因此需要“苏联方面能答应并且做到及时的确实的替我们解决飞机大炮两项主要的技术问题”。（《洛甫、恩来、博古、泽东关于红军行动方针给王明同志电》，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一日）
蒋任命张学良为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之后，张积极作战，在陕北与红军几次交手。
蒋介石在庐山军官训练团演讲。
东北军战斗力不高，短短时间内四次被红军打败，损失了步兵两师一团，两个师长阵亡，八千支步枪、数百挺轻重机枪、数十门迫击炮山炮、数十万发弹药和其它大量辎重物资落入红军之手。
在战事不利的情况下，张学良开始与红军接触。一九三六年四月九日夜间，周恩来在延安秘密与张学良见面。张学良首次与周恩来见面，还是希望对方改变反蒋的立场，和蒋国民政府合作。
张学良想和红军保持和平局面，互不进攻，保存东北军实力。
张学良于是确定和红军合作，东北军和红军互不进攻，红军帮助东北军打假仗，张学良帮助红军购买步枪，提供子弹、无线电器材、兵工厂设备和医疗用品。
十二月十二日凌晨五点半，张学良的东北军冲进蒋的行辕。委员长卫队拚死抵抗，蒋战场经验丰富，根据枪声判断前门和侧面都有叛军，只有后面没有枪响，蒋在侍从保护下，从窗子翻了出去，摸到了后门，翻过墙朝骊山上爬去。
东北军见久攻不克，深怕蒋逃走，架起轻机枪朝着几个房屋猛烈扫射，子弹如雨，穿透门窗飞入屋内，蒋卫队六十七名卫兵罹难。叛军搜山后，将蒋劫持。
西安兵变，震动中外。胡适、朱自清、冯友兰、闻一多等纷纷谴责张、杨“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系国家民族之罪人；破坏统一，罪恶昭著”。
在十二月二十日发表的《张学良的叛国》一文中，胡适说：“蒋先生在今日中国的重要，真是……无可比拟的重要。”
著名报人张季鸾在《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中强调：“全世界国家，都以他为对华外交的重心。这样人才与资望，再找不出来，也没机会再培植。”爱国者无不万分担忧。国府在南京开始准备兵力，讨伐张、杨叛军。
红军方面也积极主张杀蒋。“我们这些中G中央负责人，没有一个想到西安事变可以和平解决；都觉得如果让蒋氏活下去，无异是养疽遗患。有的人主张经过人民公审，将这个反G刽子手杀了，以绝后患；有的人主张将他严密拘禁起来，作为人质逼南京抗日，并形成西安的军事优势。”（张国焘，《我的回忆》）
斯大林知道，此事会给苏联招灾惹祸，蒋被杀，何应钦和汪精卫共组亲日政府的可能性突然大增，斯大林急电，以明确的口吻表示苏联不赞成这桩“阴谋”——暗示这是日本人幕后策动的。
他命令与蒋友好谈话，找出和平解决办法，并释放这位国民党领袖。接到斯大林命令后，毛、周、朱通电全国，宣布中G主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任何草率动作“只会如日本人的意”。
两天前才离开的周，又坐着驴子前往延安、飞往西安。一见少帅，就告诉他，“不能动蒋一根汗毛”。和张交涉反蒋密约的周恩来，现在反过来告诉他，中国迫切需要蒋领导。他说，斯大林和G产国际要求委员长继续领导中国。（[美]陶涵着，林添贵译，《蒋与现代中国》）
“周于十四日与张密谈，径行表示苏联大致不会援助西安，张学良最初的反应甚为愤慨，他似觉得为对方所卖，以往对方老是吹嘘苏联可以援助，现在他已成骑虎，对方竟临阵抽腿，不兑现了。”
“一年以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时，曾对我们说明这个电报的来历。他说西安事变后英美各国驻莫斯科大使，曾询问苏联外交部，苏联政府对此事的态度。苏联外交部答以这是日本的阴谋，苏联既未预闻，也不赞成。接着斯大林便亲自草拟这个给中G的电报，并向王明解释，其大意是张学良份量不够，怎能做全国抗日领袖，中G一时也没有领导抗日的能力。蒋虽是一个可憎的敌人，但他是中国唯一有希望的抗日领袖，在抗日中他也许可以成为我们的合作者。”（张国焘，《我的回忆》）
“张闻天曾向我指出‘这是为了G产国际和苏联的全部利益，不得不牺牲我们的局部利益。’”（张国焘，《我的回忆》）
（未完，待续。。。）
写历史比较敏感，难以把握，为防止失联，可以加张老师聊史个人号：lily39679，或扫描下面二维码备份一下防止失联，有些文章发不了就发下面号朋友圈了。
张老师海外聊史公众号：HISTORYCA，转载请注明出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