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辽太郎：日本原来是这样（二）

2．朱子学的作用

如果把战败为止的时间算作日本的近代的话——特别是作为官方的历史——那么它的出发点就是明治初年的太政官政府。

不用说，是明治维新使促成了太政官政府的成立，但其作为革命思想只能说是非常贫瘠。

口号只有一个，尊王攘夷。像是面对外压的悲鸣，而不是像法国革命那样的适用于全人类的理想的东西。

另外也几乎没有包含人类的基本课题。

革命所内藏的思想或热情、或是其所揭示的理想就像遗传基因一样，结果限制或形成了以后（到战败为止）的历史，并决定了其容量的大小。

“驱除异族，尊崇君王”等，其实就像若众组（译者说明：日本乡村的年轻人集团）手握大棒逞强一样，样子很威风，却不能成为振兴近代这丰饶历史的纲领。

幕末（译者说明：江户幕府末期的简称）的攘夷书生或处士（译者说明：民间非官人士）宣称继续锁国才是圣命，大肆作乱，结果呢，太政官政府一成立，却开国了。

据说，当时由长州的一介书生而变为政府高官的井上馨（1835-1915）的旧友找到他问道：“请问，停止攘夷的圣命是什么时候发出的？”井上示意不要这样问，咬着牙说：“那个时候，不能不那样说啊。”

只要不是特别的人，一般来说人们都会作为自我爱的扩大，来热爱自己的村落或故国（相当于今天的母校或爱戴的球团）。

随着社会的广泛化，这种世俗的感情轻度时变得幽默，但严重时变得既血腥又丑陋。顺便说一句，纯粹的民族主义和爱国这高度的伦理是不同的东西。

幕末的攘夷思想，从革命的实践一面来说，是点燃并传播民族主义这种具有很高的可燃性的世俗感情。目的是利用这种感情，从策略上动摇实行了“屈辱性”开国的幕府，从而打倒幕府。

本来民族主义是应该让它沉睡的。故意点燃并传播它，是应该从高度（或者是高度恶意）的政治意图出发的操作。

如果多次被这种手法折腾，一个国家或民族就会崩溃。历史上有过很多这样的例子（只要参考从昭和初期到太平洋战争的战败就可以了）。

其实，尊王攘夷也是十三、四世纪时候的进口思想。

这个思想是在中国历史的某种特殊情况下产生的。

这是宋朝（960-1279）这个面对异民族问题始终苦战苦斗的汉民族王朝下的产物。想想看，从来没有过像宋朝这样作为一个政权的可怜的统一王朝。

华北被在东北兴起的女真族的金这个征服王朝所掠夺，逃往南方，在屈辱和闭塞下保持余命，最后被蒙古消灭。

宋以前的中国人可以说是文明主义者。当然对于异民族保有野蛮的感觉，但却丝毫没有作为汉民族的民族主义。

自己的优越性是理所应当的，完全没有产生并鼓吹民族主义思想的必要。

在宋朝，迫切需要鼓吹民族主义思想。身为汉人，却在侵略者的异民族王朝为官的很多，另外汉民族王朝宋朝的官僚甚至也有通敌的。

由此产生了攘除异族、尊崇君王（汉民族的正统的王）这样的思想。也就是在宋朝这种特殊状况下酿出的一种危机思想，本来是不具备普遍性的。

它作为新思想在十三世纪来到了日本。

非常希望有不左右偏颇的、作为社会科学进行的关于中国、朝鲜还有日本的尊王攘夷思想的成立和展开的研究，但这样的书好象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

所以以下的东西只是外行的初步调查，宋学的关于这方面的思想家的古代权威，好像是孙泰山（名复，992-1057）。

孙泰山把《春秋》（约公元前480年中成立）中的这方面的词汇找出来，写了一本名叫《春秋尊王发微》的书。简单的说，只是从古语里寻找自己的思想的出典，差不多可以说是孙复的独创。

尊王这个成语也是从他开始使用的。顺便说一下，儒教把血缘纽带伦理化，而且宣扬为官之道，它的思想本身并没有尊王或忠君的要素。

以后，直到由欧阳修、司马光，还有更加有名的朱子（1130-1200）而集大成为止，宋学的思想家们，一直宣扬大义名分论和尊王攘夷论。

江户后期的儒者太田锦城（1765-1825）把从古代到近代的中国儒学史用几句话来表达。“汉学长于训诂，宋学长于义理，清学长于考证”。

顺便说一下，太田锦城所说的义理，是指把一个理论变成崇高的东西，去做按人们的日常感情来说不容易做的事这个意思。或者说是，先设定一个点“正义”，把它用理论补充，强迫人们去实行的体系——用更粗略的说法来说，就是政治思想。

再回到日本来看。

不用说，在13世纪宋学传来之前，作为思想的尊王是不存在的。

另外，作为思想的攘夷也没有，有着宋学味道的所谓大义的观念也没有。更不用说像名分之类、好像象牙雕刻的细微的理论也更没有了。

这种可燃性极强的思想，是在贸易大家的平清盛时代、或者是镰仓时代，由于针对宋朝的贸易船只带来的宋学书籍而进来的。因为是“正义”的体系，给当时的读书界带来了极大的冲击。

与此同时，日本的十三世纪，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时代。

在佛教方面，日本的新佛教诞生了，在雕刻方面也推出了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

比上述更强烈的是，开荒种地的农民的政权（镰仓幕府）在关东地区成立了。

农地归其管理者所有。通称被叫作“武士”的大量的自耕自作的农民，带领着被称作“家人”的小农民集结起来，与把所谓古代正统制度的律令制作为依靠的京都的公家、寺庙势力相对抗，争取到了“耕者拥其田”的权利。

日本历史走上与中国、朝鲜的历史完全不一样的道路，就是在镰仓幕府这个以朴素的现实主义为基准的“老百姓”政权诞生以后开始的。我们以此为骄傲。

他们和京都的公家、寺庙势力不同，有着土著的伦理。

“珍惜自己的名誉”

不做令人羞耻的事情，这个关东武者的精神，强烈地影响了以后的日本非贵族阶层，直到今天也活在一部分清爽的日本人当中。

新输入的宋学里的夷，在日本并不存在。这时，那些有智慧的人们——京都的公家以及依存于他们的真言宗、天台宗的高僧们——把在关东成立的由大小农场主组成的政权牵强地定义为“夷”（宋学的名分论可能也就是这样的考蛮勇来牵强附会的理论）。

后醍醐天皇（1288-1339）及其身边的朝臣，经过宫廷的内部纷争，变成了宋学这个思想倾向的俘虏。

以至于从日本本来的作为历史存在的天皇一跃而想成为中国的皇帝那样的存在，不久就与武士政权相对立，引起南北朝大乱。

战乱后，在把这段历史写成故事的《太平记》（1371年左右写成）里，就可以看到宋学的影响。但，宋学渗透到日本的思想里，还需要更长的时间。

宋学在本家的中国，由朱子集大成，被精密化（以下称宋学为朱子学）。

在以后的元、明、清代，科举考试被定义为以朱子学为依据。后来在朝鲜出现了朱子学者李退溪（1501-1570），也影响了日本。

朱子学的注重理论、以及贬低现实、偏重名分的风气，更由于其成为了官学，带来了弊端。

特别是在李氏朝鲜的末期，官僚们始终陷于神学的争论，固执于朱子学的一部分价值观，凄惨的政治事态频发，甚至于有人认为朱子学才是造成朝鲜亡国的原因。

在日本，德川幕府也把朱子学定为官学。

但在日本，比较幸运的是，在江户时代中期，出现了多种多样思想，朱子学并不是唯一的思想。

比如，差不多和人文科学非常相近的立场的荻生徂徕、伊藤仁斋的学问就是代表。

他们攻击朱子学的空论。徂徕的实证主义比清朝的考证学早了半个世纪，对江户期的思想带来了好的影响。稍稍偏题一点，仅就儒学方面而言，可以说在这时期，以朱子学为唯一价值的朝鲜，走上了与日本截然不同道路。

但在日本，也有一个地方，只有一个地方，令人恐惧的朱子学的幻想沉淀的地方，就是水户。

被称为水户黄门的德川光圀，很早就计划做编权日本史的大事业，又碰巧明朝遗臣朱舜水从异民族王朝清朝逃出，亡命到日本，就非常热心地保护起来。

在这种氛围中，光圀招集众多学者，进行修史的事业，这个事业在他死后也一直持续下来。

尽管一直压迫着水户德川家的财政，这个事业持续了二百多年。坚持了这么久，可以说是日本历史上罕见的伟业。

在资料搜集、史籍的校订、考证方面的修史态度非常严谨，但由于在记述方面，彻底建立在宋学价值观的基础上，明确规定“大义名分”，划分忠臣叛逆，对于后世几乎没有什么价值。

光圀也只是大大的徒劳了一番而已（做了一次雄伟的无用功）。

但是，在幕府末年，由于这个事业，水户确确实实地成了朱子学的尊王攘夷思想的核心存在。

也就是说，宋学的亡灵似的东西，像旧炸弹爆炸一样，摧毁了封建制度的壁垒。

非常滑稽的是，由此而产生了近代这一风景。这个矛盾，不只是当时，以后也一直延续，甚至直到今天也在某些方面存在。

这只是个梦想，但如果江户后期，卢梭的思想被翻译成汉语传到日本的话，由于这个集团的加入，明治维新的思想也会变得更大气。

现实是，这个思想以后才进来（明治十年前后）。革命政权要捍卫自己的革命思想，所以后来的思想当然就被视为危险思想。

明治维新，从思想的器量这一点来看，绝对耐不住自赞。而且明治以后，在教育方面，也没有教江户期的日本的“诸子百家”的思想，宋学（水户）的思想倾向长久生息。即使在左翼之间，水户思想倾向的名份论这种喧嚣的历史也一直持续至今。

过去是无法改变的。

但感受痛苦也是很重要的，无论这种痛苦是深还是浅。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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