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广西与安南（法）的关系探究

国民政府时期的1930年代，广西由李（宗仁）白（崇禧）主政。政治上，李宗仁白崇禧(世人称之为李、白)与蒋不和，政治诉求的不同与权力的争夺导致广西被当时的南京中央政府所孤立。

为了使自己的派系能不受蒋派系的压迫而瓦解，李、白的桂系不仅要在政治和外交问题上迎合时代的呼声，如权力共享、地方自治、提倡民主、与支持中国的国家和民族发展关系、养成军事能力以抵御外侮等等；

在经济上和军事上实行“三自”(自卫、自治、自给)政策，使广西出现了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的新气象，时人谓之为“新广西”。

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桂系统治的广西是自上而下抗日情绪十分高涨的一个省。

广西与安南（法属殖民地，今越南）毗邻。李、白的桂系与法属安南的关系如何，相信是许多爱好和研究广西历史的人士所关心的问题。但遗憾的是，至今所见这方面的文章不多。

导致这样的状况，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资料难寻，桂越双方没有留下来什么轰动于世的新闻；桂系经营广西时期，内外压力很大，外有蒋集团的围困，内有GC党的红军(红七军)捣乱，难以顾及与安南的关系；以及即使双方有某种台底交易，当事人也箴口不谈。如此种种，文章自然难做。

目前资料显示，1929年蒋桂战争之前，桂越双方关系平淡，乏善可陈。究其原因，一方面，正如许多当年的广西将领不约而同地所指出的，自中法战争以来，广西与法属当局便互相提防，关系不佳。

同时，法国殖民者向来看不起中国人，而广西人又天生一副犟脾气，亦对西人无甚好感，极为恶之。

如此针锋相对，其关系安能好之？另一方面，此时正是国民革命热潮高涨时期。打倒帝国主义及其在华势力为国民革命的使命，以李、白为首的广西集团(桂系)自不例外。

1926年广西当局所发动和领导的梧州反英斗争，便是一例。在桂系应付来自蒋集团和红军的双重压力时期(1929 - 1931)，桂军和红军都曾经与驻防安南的法军有过小规模冲突。显而易见，在此种情形下，双方关系能好到哪里去呢？

只是到了1931年，李、白重新完全控制广西并开始下大气力经营这个西南多山之省以后，桂越关系才开始有所好转，双方开始了实质上的官方接触。

桂越关系的渐趋好转，也正是“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全面侵略中国的步伐，中国处于国难深重的紧急关头，中华民族不得不奋起以救亡图存之时。

在这种情形下，中国的许多党派，除了自身积极准备，进行全民动员，以实现抗战之外，亦主张争取同情中国的国家和民族的支持和援助，去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这其中自然也包括广西集团在内。从1930年代出版的众多李、白、黄（旭初）等桂系领袖的言论及演讲集，可以看出，他们在公私场合都表示了这种愿望。

那么，广西在实际上是否身体力行呢？确切地说，广西与毗邻的法属安南之间，是否发展过某种形式的合作，特别是军事方面的合作呢？

单这方面的资料极其缺乏。官修史书，如《桂政纪实》及《民元至十九广西大事记》等，虽有桂越领袖及高级官员间的互访记载，但显然是一些双方修好的礼节上往来而已，无实质内容可据。

当时的官书并称，法越安南当局之访桂，乃是为广西的新气象所吸引。此种记载，似属陈词滥调，显然是为配合当时广西的宣传需要而已，读来平淡无味。

诸广西领袖及将领的回忆录在此问题上，要么避口不谈，要么语焉不详，令人不得要领。

例如，桂系大将李品仙曾于1931－1935年间，担任广西龙州对汛督办(类似于外办主任兼边防部队司令)。在其出版之回忆录中，也只是对与安南的关系一笔带过。

作为如此重要的桂系高级将领，李品仙也没有为解答这个问题提供什么可资查询之线索。

那么，在1930年代的特殊时期，广西果真与安南只是一般性的官方往来吗？

       从战略地位上说，一旦对日抗战全面展开，安南无论如何可以成为广西、乃至中国的一个重要军事物资供应地。

抗战爆发以后南京中央政府与桂系密切配合修建通往安南的铁路以利军事物资的运送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同时，法国陆军在欧洲大陆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其训练和装备亦有许多可供借鉴之处。这对武器装备相对落后的广西桂系军队，无疑是极有吸引力的。

相信洞察全局，对抗战的形势及前途分析和判断都相对准确的李、白，是看到了这一点的。

种种迹象表明，如果桂系领袖当时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是说不通的。因为这无法解释在1936年“六一运动”之后，广西当局便积极推动修建湘桂铁路，并在次年“七·七”抗战一爆发，就立刻着手将此铁路延伸至越桂边界的果断举措。

一本刚刚出版不久由李 T. G.署名的回忆录，名为  A CHINA PAST: MILITARY AND DIPLOMATIC MEMOIRS （《中国往事：军事外交生涯回忆录》，美洲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道出了一段鲜为人知的秘密，解开了上面的迷。

作者向我们透露出，当年李、白为迎接抗战，一方面在广西加紧军队和民团训练，进行全民动员；

另一方面，则积极寻求与法属安南当局建立军事合作关系，冀望获得一些军事援助，尤其是部队的现代化装备和技术。

要了解这一问题，有必要先将上述回忆录作者李 T. G.这个人介绍一下。从其自述看，作者为四川人，幼年曾随父居于欧洲(从行文内容上看，可能为民初中国政府派遣驻欧之外交官)。他在跟随全家回国后不久，又自费前往法国和比利时等国，留学多年。

曾先读医科，后转入军校习武。于留学期间，加入中国国民党，参与过当时在欧的中国官费和自费留学生组织的诸多政治活动。于1936年6月毕业于法国圣西尔（St Cyr）军校。

作为一名自费留学生，李 T. G.也与其他中国留学生一样，十分关心中国的事务。在其毕业之前，李氏与广西毫无渊源关系，但最终却选择广西这个穷省作为回国服务的单位。

据称，他作出这一决定的原因有二：一是当时所有官派留学西方军校的中国人皆由蒋所选派，这些人虽然也对日本的侵略十分愤怒，努力学习，准备对日作战，但大都拥护蒋氏“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而自费留学生则希望尽快对日开战，以雪国耻。可以说，在对日立场和政策方面，这两类留学生显然已经分为两派。

二是李、白当时极力收罗自费留学西方军校的学生，以补广西人才之缺乏。而1936年6月广西桂系李白发动的“六一运动”的爆发，对他是一个极大的刺激和推动，故而十分向往回国前往广西服务，投身于抗日战争之洪流之中。

因此，当他从法国军校一毕业，就收到李、白送来的旅费，遂束装于当年七月份起程回国。

李氏在书中没有透露广西领袖派何人与其联系，并如何为其安排回国之行程。

李 T. G. 当时是与一位名叫程杰（音译？ Cheng Jieh）的留学生结伴，于八月中旬经法国抵达安南的西贡。

然后经该国的海防、谅山进入广西的龙州，大约于八月底九月初到达南宁。李氏遂被委任为李、白总部的少校随员，程氏则被安排进入广西大学任教。

通过李 T. G.，李、白于1936年下半年开始了与法属安南当局的直接的、但也是秘密的军事外交联络活动。

据李 T. G.的回忆，虽然当时广西与南京中央的紧张关系刚刚解除，“六一运动”也是刚刚和平解决，但广西一直以来所受到的来自南京的封锁表明，李、白需要与法属安南当局建立和保持良好的关系，以保证广西后方的安全。

另一方面，李宗仁曾明确地告之于李 T. G.，对日抗战即将开始。因为蒋已当面向李宗仁保证，要尽快对日开战，现在的问题是前者正在购买德国的军火以作准备。

因此，李宗仁表示，他也非常希望能透过安南当局，获得法国的军火援助。由于李 T. G.在欧洲的教育背景以及流利的法文，自然成为广西桂系集团与法属安南当局进行接洽，以达到上述目的之最佳人选。

李 T. G.所述，看来是与1936年“六一运动”后广西的历史背景相符合的。他本人很快便成为龙州对汛督办署的一名职员，专责对安南外交。

而在同年的十月份，李宗仁即调桂军猛将覃连芳出任龙州对汛督办，亦可以看出桂越之间关系微妙的一些蜘蛛马迹来。

这是因为，覃连芳也曾留学法国航空学校。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用这种背景出身的将领出任对法属安南当局交涉之职，不能不说是李宗仁和白崇禧的用心良苦。

李 T. G.以当事人的身份声称，在当时即将开展对日抗战的历史形势下，首先想到获取法国军事援助，并致力于去实践者，不是蒋和南京中央政府，而是广西桂系的领袖。

证之目前所披露出来的资料，未见有中央政府与法国当局在这方面的交涉，上述说法显然是可信的。

当然，李白此事之进行，也与桂越毗邻的地理位置有关。但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可能是，蒋对德国所寄的希望过大，从而忽视了法国。

李 T. G.表示，李、白当时一直认为，蒋太过于看重获得德、意的援助，这是不现实的。

因为一旦中日开战，很难想象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会支持中国，去抵抗日本──他们的盟友。

反之，法、俄同受日本在亚洲的扩张政策的威胁，对于与中国结盟或在背后支持中国以抵抗日本的可能性就相当大。

李、白当时是看到了这一点的。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李白在抗战问题上的见解，李 T. G. 的这种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因此，李、白十分积极地推动与安南当局的军事合作。

桂越军事合作的秘密洽谈开始于1936年11月。李 T. G.随同覃连芳访问河内，与安南当局建立起了联系。

由此，李氏便以李、白代表的身份，配以专车，来往穿梭于河内与南宁之间。当时，法属安南总督是朱利斯·布雷维尔（Jules Brevie），法属印度支那陆军总司令是布尔（Buhrer）。

几番交往之后，李氏发现，二人与李、白的想法一致，从而为双方的军事合作前景打下了基础。

会谈的结果是，法方可先派出军事顾问前往广西桂系部队，提供军事指导，以帮助其提高战斗力。

同时，一些法国人，主要是商人，也相继访问了南宁，与广西桂系当局签约，投资开发当地的钨矿砂。

作为回报，广西则保证将钨矿砂转经安南而非香港出口海外。此外，广西还从安南购买了九门山炮及其它军火。

另外还有一事值得在此一提。1937年春，法国国家社会党成员、原法属安南总督亚历山大·沃伦尼（M. Alexandre Varenne）前往远东调研旅行，到达河内。李氏利用其在法国留学时便与沃氏相识之便，成功地代桂系领袖李、白邀请其访问南宁。

其访问结果出人意料地好。1937年3月21日，沃伦尼与李、白签署了一项合同，双方同意将安南铁路延伸至南宁。

虽然这条铁路直到抗战胜利时都没有完成，但该事件的本身，即已反映出当时广西桂系领袖们的远见卓识，即对日战争一旦爆发，利用这条铁路从海外获取大量的军事物资援助，将是一条最有利的途径。

不过，派遣法国军事顾问之事，因期间诸多阻碍，直到“七·七事变”爆发，才得以实现。

1937年8月4日，即桂系的第二号人物白崇禧飞赴南京辅佐蒋实施全面抗战之前，李宗仁便将广西桂系集团决心全力支持和协助蒋抗战的决定告之于李氏，令其即赴河内，密与法国安南当局交涉。

当河内当局了解到白崇禧已只身赴南京之后，便立刻意识到：这就是战争的开始。

因李、白的举动表明了中国国民党各派力量共赴国难一致抗日的决心。故桂越双方很快达成向广西军队派遣法国军事顾问的协议，并立即付诸实施。

法国安南当局先派出两名军官，一为皮尔雷·法尔（Pierre Faure）上尉，另一为安德雷·包比奥（Andre Baubeau）中尉，作为桂军之军事顾问。

二人由李氏陪同，兼程于九月底从河内抵达南宁，刚刚好赶在李宗仁离开南宁经桂林前往抗日前线徐州就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之职前夕，见上一面。

李宗仁对此事极为重视，希望能冀此加强桂越之间的军事合作。他还表示，到南京之后，将会向蒋和国民党中央建议，由中央有关部门直接与巴黎联系，以便将这种地区间的军事合作升格为两国间之军事关系。

根据作者的回忆，法国军事顾问在广西的活动，是有助于提高桂军的战斗力的。

最明显的一例，便是在其视察桂军防空设施及装备时，发现许多士兵居然连如何使用高射机枪的瞄准镜都不会，就立刻草拟了一份技术操作要领，由李氏翻译，然后发给广西部队演习之用。

但是，桂越间的军事合作并没有在此基础上继续下去，反而嘎然终止。法国军事顾问只在广西呆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便返回安南。是河内当局突然将其召回的。

当事人判断说，法国外交部素以亲日著称，且在欧洲面对德国的咄咄逼人架式，自顾不暇，当然不愿在东方多事，从而否决了其地方当局与广西之间已经达成并开始实施的任何军事协定。

证之抗战爆发后，法国军事当局并没有向其它西方国家那样向以蒋为首的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提供多少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持，当事人的这种研判是有一定道理的。

无论如何，抗战前李、白就积极谋求并努力达成的桂越军事协定，最终以流产而告结束。

尽管桂越军事合作流产了，但广西桂系领袖为了备战抗日，积极主动寻求海外军事援助，以提高桂系部队的战斗力，使之能在抗日战争中有良好表现，表明了其眼光之独到，是值得称道的。

诚然，在以实力为后盾的国民党的党派利益争斗中，李、白的这一招，对于自保及与其他主要派系的抗衡或联络，也是颇有助益的。

诚然，当年的桂越合作谈判过程是十分秘密的。这里只能在此简要地介绍一下这段历史。至于桂越谈判和合作的具体过程及内容，则仍有待于知情人士的进一步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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