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的俄国（二）

自1903年成立以来，布尔什维克党就一直身处俄国和欧洲其它的社会民主主义（Social democracy）思潮之外，主要是因为它意欲从根本上打破现存的社会和政治秩序，也因为它把自己视为一支高度结构化、纪律严明和优秀的职业革命者先锋队。

如此一来，布尔什维克就与孟什维克和欧洲其它社会民主党完全对立起来。后者允许大批人加入，也容许迥然不同的观点。

第一次世界大战进一步提炼了咧拧式布尔什维克主义。由于拒绝与所有其它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合流，咧拧变得日益孤立。

他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Imperialism,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等文章中，为其理论立场辩护。

他开始主张，革命注定不会发生在资本主义最先进的国家，而是发生在像俄国这样经济相当欠发达的国家，条件是革命运动由不惜采取极端手段、纪律严密的革命先锋队来领导。

这种情况下意味着，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把“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内战。

1917年10月17日，咧拧在给亚历山大．什利亚普尼科夫（Aleksandr Shlyapnikov，译者注：俄国gc主义革命者、工会领导人）的一封信中写道：

“近期可能发生的最不糟糕的事，是沙皇政府战败……我们的工作必须是坚持不懈的、系统的，或许也是极长时期的。其实质是力争把这场战争转变为内战。这何时会发生，是另一个问题，因为现在还不清楚。我们必须等待时机成熟，而且要系统地迫使其早日成熟……我们无法许诺或下令内战开打，但我们必须朝这一目标而努力，无论需要我们努力多长时间。”

整个战争期间，咧拧都在重提这一观点：布尔什维克必须做好准备，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促使内战爆发。

他在1916年9月写道：“任何相信阶级战争的人都必须认识到，在任何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里，内战都是阶级战争的自然延续、发展和结果。”

二月革命发生时，大多数布尔什维克党人都在流放中或在国外。革命发生后，与布尔什维克绝大多数领导人不同，咧拧预言临时政府奉行的怀柔政策终将失败。

在1917年3月20日至25日其写于苏黎世的4篇《海外来信》（Letters from Abroad）中，咧拧断然要求彼得格勒苏维埃立即与临时政府断绝关系，并为这场革命后续的“无产阶级”阶段积极作准备。

这些文章的内容，与当时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所持的政治观点相去甚远。

布尔什维克日报《真理报》（Pravda）只敢刊登第一篇。在咧拧看来，众多苏维埃的出现表明，革命的“资产阶级阶段”已经过去。革命者现在应当用武力夺权并制止帝国主义战争，即便这意味着内战的开始。

1917年4月3日返回俄国时，咧拧继续为这些极端的立场辩护。在其知名的《四月提纲》（April Theses）中，他重申了对议会共和制与民主化进程不可调和的敌意。

尽管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大多数领导人均表示茫然不解和公开的敌意，咧拧的想法却开始生根，尤其是在斯大林称为“实践者”（与理论家相对）的新党员中。

在几个月内，包括农民兵在内的平民成分，就占据了党内的重要位置，且人数超过城市人和知识分子。

这些出身较卑微的激进分子，把俄国农民文化中因三年战争而加剧的暴力色彩带入党内。

在几乎没有政治背景的情况下，他们却试图改变原有的纯粹属于理论和知识范畴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使之得以摆脱马k思主义教条施加的任何限制。

尤其是，对于向现实设会主义（real socialism）过渡是否必须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这个问题，他们几乎了无兴趣。

他们只相信直接行动和武力，支持这股布尔什维克主义流派。在该派别中，理论争论日益让位于夺权这个更为紧迫的问题。

咧拧被夹在两股对立的力量之间：一边是日益急于采取行动的平民大众，其组成包括彼得格勒附近喀琅施塔得（Kronstadt）海军基地的水兵、驻扎首都的某些军团、维堡（Vyborg）的工人赤卫队；

另一边则是提心吊胆、怕过于草率的暴动将会流产的一群领导人。与普遍持有的历史观相反，1917年一整年，布尔什维克党都处于极度分裂状态，在一群人的胆怯和另一群人的过度热情之间左右为难。

在此阶段，众所周知的党纪更像是一种信仰，而非实际存在。1917年7月，由于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的骚乱和与政府军的对抗，布尔什维克党几乎完全覆灭。

在7月3日至5日彼得格勒血腥示威后，该党多位领导人被捕，还有一些人则被迫流亡，包括咧拧本人。

但在1917年8月底，布尔什维克党再次浮出水面。当时的局势对武装夺权相当有利。

临时政府无力解决其所面临的诸多重大问题。这一点变得显而易见，尤其是继传统体制与权威衰落、社会运动发展和科尔尼洛夫将军军事政变未遂之后。

咧拧的个人角色，即同时充当夺权方面的理论家和战略家，再次起着决定性作用。

1917年10月25日布尔什维克武力夺权之前的数周里，他亲自为这次军事接管政权准备了所有必要的阶段。

无论是一场无法预见的群众暴动，还是诸如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Grigory Zinoviev）和列夫．加米涅夫（Lev Kamenev）等布尔什维克党人的“革命守法主义”（这些人因7月那些天的痛苦经历而变得谨慎，希望获得各政治团体中多数社会民主党人与革命设会主义者的支持），都阻止不了咧拧。

他流亡芬兰期间，源源不断地寄文章和信件给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呼吁开始暴动。

“通过立即承诺和平与给予农民土地，布尔什维克将建立一个无人能推翻的权力基础”，他写道，“等待布尔什维克党内正式多数的支持，毫无意义；革命是不等这类东西的。如果不立即夺权，历史将永远不会原谅我们。”

咧拧面对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时的催逼之举，令大多数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感到怀疑和困惑。

他们认为，紧跟在群众后面，煽动其采取自发性的暴力行动；助长社会运动的破坏性影响；静观其变，直到拟于10月20日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这一切确实足够了。

在这次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很可能会获得相对多数，因为他们有过多来自工人阶级为主的广大地区和军队的苏维埃代表。

然而，如果这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投票促成权力交接，就可能造成权力分享，这是咧拧很害怕看到的结果。

数个月来，他一直叫嚷着要求把权力只移交给布尔什维克，并希望不惜一切代价，确保布尔什维克在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前，通过武装暴动来夺取政权。

他知道，其它设会主义政党将普遍谴责这一举动，从而实际上被迫成为反对派，把所有权力都留给布尔什维克。

10月10日，咧拧秘密返回彼得格勒后，将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21位委员中的12位召集在一起开会。经过10小时的磋商，他说服了其中大多数人投票支持该党有史以来最重要的决定──立即进行武装暴动。

该决定以10票对2票获得批准，反对者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他们希望等待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

10月16日，尽管有温和派设会主义者的反对，托洛茨基仍成立了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PRMC）。

这是一个军事组织，理论上由彼得格勒苏维埃掌控，但实际上由布尔什维克掌管。

其任务是筹划通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从而阻止民众的无政府主义起义。该起义本可以使布尔什维克党相形见绌。

按照咧拧的意愿，十月革命的直接参与者人数极其有限，只有数千名士兵、喀琅施塔得基地的水兵、支持PRMC的赤卫军，以及来自各工厂委员会的数百名激进的布尔什维克党人。

精心的准备和缺少反对声音，使整个行动进展顺利，且伤亡极少。耐人寻味的是，这次夺权是以PRMC的名义实现的。

因此，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们把其全部权力归功于一个单一事件。但该党中央委员会以外无人能将此事件与苏维埃代表大会联系起来。

咧拧的策略奏效了。面对这一既成事实，温和派设会主义者谴责“背着苏维埃蓄意策划的有组织军事行动”，之后迳直走出代表大会。

只有一小群左翼社会革命党人留了下来。他们与布尔什维克党人共同认可了这次政变，投票通过了咧拧起草的一份文件，将“一切权力归于苏维埃”。

这项纯属走形式的决议，让布尔什维克得以使一个谎言变得可信：布尔什维克是以“苏维埃国家”人民的名义进行统治。

这一谎言在其后数十年里，欺骗了数代易受骗的人们。大会通过该决议几小时后，在散会之前还批准成立以咧拧为首的新布尔什维克政府，即苏维埃人民委员会（Soviet Coun-cil of People’s Commissars,SNK），并通过了关于和平和土地的两项政令。

不久，新政权与那些社会运动之间就产生了误解和冲突。此前，这些运动曾独立采取行动，来摧毁旧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秩序。

第一个利益冲突是与土地革命有关的。布尔什维克党人过去一直主张全部土地国有化，但此时为多种不利情况所迫，不得不剽窃社会革命党的纲领，并同意重新分配土地给农民。

“土地法令”宣称，“兹废除土地的所有产权，不给予补偿，全部土地特此交由当地土地委员会重新分配。”

实际上，这不过是合法化自1917年夏季以来业已发生的事情，即农民没收地主和富农的土地。

由于自主的农民革命便于布尔什维克党人夺权，他们当时不得不附和了这场革命的立场，打算等十年后再自主行事。

农村的强制集体化，作为苏维埃政权与农民之间最激烈的对抗，成为1917年冲突的惨烈结局。

布尔什维克党与所有自发形成的新社会结构之间，出现了第二个冲突。这些社会结构有诸如工厂委员会、工会、设会主义政党、邻里组织、赤卫军，以及尤其是所有的苏维埃等。

它们曾帮助摧毁传统的权力机构，此时正在为扩大自身权限而抗争。在数周之内，这些组织就发现，自己若不服从布尔什维克党，就会被完全镇压。

“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可能是1917年10月全俄国最流行的一个口号。凭借狡猾的花招，该口号成了一个幌子，掩盖了布尔什维克党对各苏维埃的控制权。

布尔什维克党人声称其在为工人的利益而行事，却很快将工人们另一项主要诉求“工人掌管”搁置一旁，来支持政府以工人名义对企业和劳工的控制。

工人与政府之间彼此缺乏理解。前者被失业、实际工资下降和始终存在的饥饿所困扰，后者却只关心经济效率。

早自1917年12月起，这个新政权就不得不面对工人们与日俱增的要求和罢工。数周之内，布尔什维克就丧失了其一整年在劳工中精心培养的大部分信任。

第三个误解产生于布尔什维克与前沙皇帝国的卫星国之间。布尔什维克武力夺权，升高了这些国家的独立诉求。

它们以为新政权会支持其事业。由于承认旧帝国各民族的平等与主权，以及自决和分离的权利，布尔什维克似乎怂恿了这些民族摆脱俄国的集中控制。

几个月里，芬兰人、波兰人、波罗的海诸民族、乌克兰人、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及阿塞拜疆人，纷纷要求独立。

布尔什维克不堪压力，很快就把自己的经济需求置于这些民族的权利之前，因为乌克兰的小麦、高加索的石油与矿产，以及新政府所有其它至关重要的经济利益，被认为是无可替代的。

就其对领土的控制而言，新政权证明了自己比临时政府更适合作为沙皇帝国的继承者。

这些冲突和误解从未真正得到解决，而是继续加深，在新的苏维埃政权与整个社会之间造成日益加大的分歧。面对新的障碍与人民表现出的不妥协，布尔什维克政权开始实施恐怖和暴力，来巩固其对权力机构的掌控。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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