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语言学年鉴2022：汉语音韵学研究综述（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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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音研究
（一）近代声母研究
在近代声母研究中，对中古知庄章声母分合情况的研究占重要地位。张玉来《〈中原音韵〉古知庄章三组声母的分布及其语音分析》（《语文研究》第3期）讨论了《中原音韵》音系中古知庄章声母分布的处理方式，认为《中原音韵》音系中古知庄章三组声母所呈现的“知二庄拼洪音、知三章拼细音”的基本格局反映了真实的语音差异，从历时演变上看用两套音值、两套音位的处理方式更为合理。亓文婧、林珈亦《知庄章三组声母在〈青郊杂著〉中的发展》（《汉语史研究集刊》第30辑）认为《青郊杂著》古知庄章三组声母以洪细为条件可分为知二庄和知三章两类，音变通过共时系统内一词两读实现。
关于近代音官话声母的研究成果有王振《明清以来四川官话泥来母的读音类型及其历史演变》（《励耘语言学刊》第1期）和刘宇《从〈三国志宗寮〉对音看东北官话尖团音合流的时间》（《方言》第2期）。前者根据明清时期的对音和现代方言，总结了四川官话泥来母相混的条件、方向和类型。后者根据满汉合璧本《三国志宗寮》中人名的满汉对音，考察细音前见晓组声母和精组声母的腭化情况，认为东北官话的尖团合流开始于十七世纪初期（明末），到十七世纪中期尖团音合流已经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
对方言声母的研究有段亚广《北京话和汴洛方言“客”字腭化路径比较》（《方言》第3期），该文研究中原汴洛地区（今河南中东部）部分方言和北京地区周边存在的“客”字读腭化音现象，认为“客”字在两类地区的演变规律不同：《蒙古字韵》和《中原音韵》证明北京周边地区的腭化始于元代，经历了与蟹摄见系开口二等字的合并阶段；河南方言的特点及相关文献则证明,中原汴洛地区的“客”类字腭化大概发生在清中叶以后，是在中古入声消失后由元音的高化引起的，未经历与蟹摄二等字的合并阶段。
（二）近代韵母和声调研究
本年度对于近代韵部及具体韵母演变的研究有新的收获。王冲《清代江浙地区蒙古族诗人汉文诗歌用韵研究》（《古汉语研究》第2期）使用数理统计等方法考察清代江浙地区蒙古族诗人的诗歌用韵，认为其押韵体现出明显的吴语方音特点。熊燕《从梗曾摄阳声韵字读音看官话方言南北差异和互动》（《中国语文》第3期）分别考察梗合二和曾合一牙喉音字、梗合三四牙喉音字、梗开二和曾开一唇音字以及梗开二牙喉音字在官话方言里的读音差异，根据文献记载确定音变时间，并结合现象的地理分布，推测音变的互动情况。赵葵欣《明清北京官话文献中表给予义的“给[kei]”的读音》（《方言》第3期）根据明清时期北京音文献及满汉、汉朝对音资料，认为[kei]最早出现在十七世纪初（1606年），其演变路径为kip→ki→kei，并从语用角度解释了其产生原因。
对《西儒耳目资》及其他韵书韵母的研究是近代音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主题。石绍浪《〈西儒耳目资〉与今南京话入声韵比较》（《语言科学》第5期）提出《西儒耳目资》与今南京话入声韵在韵类分合和主要元音音值等方面存在整齐的对应关系，据此认为《西儒耳目资》的入声韵是以明代南京话为基础的。吴建伟、路建彩《〈元声韵学大成〉入声韵及入声字简析》（《中国文字研究》第34辑）探讨万历年间形成的《元声韵学大成》在入声字安排方面的特色——表现为“借入”，即入声韵尾-p、-t、-k在配阳声韵尾的同时也配阴声韵。赵彤《〈五方元音〉的反切和驼韵的韵母》（《辞书研究》第5期）认为清代韵书《五方元音》的反切主要凭上字定介音，并利用反切、小韵的分布及中古来源等信息重新考察了驼韵各小韵的韵母，归纳了这些韵母的演变规律。
还有一些论文专门探讨近代官话或方言中的介音。曾晓渝《近代官话见系开口二等-i-介音现象补论》（《古汉语研究》第3期）提出中古晚期二等韵独立的条件是介音，元代汉语见系二等的-i-介音不是增生，而是中古二等介音-ɯ-的延续演变，并提出二等介音-ɯ-自中古至近代呈雅俗两种演变方向。段亚广《明清汴洛韵书中唇音字的合口介音》（《历史语言学研究》第1辑）通过对明清汴洛地区四部方言韵书中的唇音字的考察分析，发现今普通话的唇音开口字在明清时期的汴洛方言中普遍带有合口介音，尔后合口介音因为丧失了音位区别作用而成为赘余成分，在经济原则作用下消失。
研究近代声调的代表性论文有宋峰《〈音韵清浊鉴〉反映的十八世纪初北京话声调概貌》（《语文研究》第4期）和田范芬《从诗词用韵看长株潭小片入声的演变》（《历史语言学研究》第1辑）。前者分析了清初王祚祯《音韵清浊鉴》的声调系统，认为与十八世纪初北京话的面貌相似。后者通过对明清时期湘地诗词用韵及其他文献的考察，发现在明代中晚期长株潭的入声与阴去相混，清代中期又与去声分头发展，形成了今天“入声自成一类”的声调格局。
（三）韵图与等韵学研究
周赛华《〈韵法全图〉音系与彭州方音》（《语言历史论丛》第16辑）研究清代杨得春所著《韵法全图》的音系，提出该音系与今彭州方言在入声韵的分类上有明显对应关系，应是当时的彭州方音。张凯《〈二十三母土音表〉及其反映的200年前的宁波方音》（《语言学论丛》第63辑）整理了清代中后期吴善述《二十三母土音表》的声韵调系统，指出该韵表为构建宁波方音史乃至吴方言史提供了珍贵资料。
有关明清等韵思想的研究有赵清泉、熊桂芬《〈说文长笺〉所反映的赵宦光等韵学思想》（《汉语史研究集刊》第31辑），该文从声、韵、调三方面讨论明末赵宦光《说文长笺》中的等韵学思想，认为其中反映了明末吴语的部分语音特征。
（四）近代韵书和传教士文献的音系与文献研究
对近代韵书的研究主要关注韵书所反映的音系情况和韵书的文献特点。研究韵书所反映的官话或方言音系的论文如周赛华《〈字学一览〉音系与江淮官话》（《古汉语研究》第2期）。该文详细介绍了清代韵书《字学一览》的音系，论证该音系反映了当时的东至方音。周赛华《抄本〈读韵入门〉音系与寿光方音》（《汉语史研究集刊》第30辑）分析了清代成书的《韵读入门》的音系特点，论证其音系反映了当时的寿光方音。郑伟《〈韵学骊珠〉与清代吴语的文白之别》（《汉语史学报》第24辑）以奉微、疑影喻、精知照、庚青东钟、药觉等音类的合并情况和音值表现为例，考察以清代沈乘麐所编的《韵学骊珠》为代表的南曲韵书，认为其中的南音是正音规范而非当时的吴语实际，现代吴语中与明清南曲韵书相同的语音特征是这种正音规范的反映。李超《两种清代曲韵书所注南北音之辨》（《语言科学》第2期）整理了清代两部南曲韵书《音韵辑要》与《韵学骊珠》中的南音和北音特点，并与北京音、南京音、中原官话、江淮官话、吴语的文献材料进行共时和历时的比较，认为《韵学骊珠》《音韵辑要》的南音、北音是当时南北通语或者官话，同时呈现出多层次的复杂面貌。倪博洋《清末四川韵书〈四音辨要〉的音系性质》（《汉语史研究集刊》第31辑）研究清末四川骆成骧所编纂的韵书《四音辨要》，认为该韵书所记录的是具有综合性的读书音音系。冯青青、倪志佳的《〈徐氏类音字汇〉咸山摄阳声韵与阴声韵读音混同现象》（《方言》第1期）根据清末江苏盐城方言韵书《徐氏类音字汇》考察了盐城方言咸山摄阳声韵与阴声韵混同的音变发展史。
韵书文献研究方面的论文有张民权《王文郁〈新刊韵略〉源流及其历史嬗变》（《励耘语言学刊》第1期），该文考察了王文郁《新刊韵略》的源流和演变发展，认为金代《礼部韵略》并非宋代景德《韵略》的翻版，而是独立发展的礼部韵书，《新刊韵略》是其修订本。
通过传教士文献研究方言音系的论文有林梦虹、庄初升《清末民初山东官话文献的罗马字拼音方案》（《汉语史学报》第24辑），该文研究传教士所编著的清末民初山东官话文献，通过其中的罗马字注音归纳分析其所反映的多处山东方言的音系。马重奇、马睿颖《近代传教士所撰八种潮汕方言著作音系综合比较研究》（《北斗语言学刊》第8辑）考察了《潮州话初级教程》《汉英潮州方言字典》《汕头方言初阶》《汕头方言音义字典》《汕头白话英华对照词典》《汕头话口语语法基础教程》《汕头方言手册》《潮正两音字集》等八种潮汕方言著作，通过比较其声韵调系统，考察其方言音系性质，认为这些著作都不是单一方言音系，而是以汕头或潮州方言为基础，吸收其他方言韵类的综合音系。[美]柯蔚南著、单秀波译《屈奈特及其所记十九世纪晚期的南京话语音》（《北斗语言学刊》第8辑，原文发表于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2008年第1期）重新梳理了奥地利学者屈奈特对十九世纪晚期南京话语音系统的详细记录，拟测了各语音符号代表的具体音值。屈奈特的研究是目前已知最早的对南京语音系统进行全面描写的记录，梳理其转写系统并善加利用对南京方言及江淮方言的历时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五）方言音韵史研究
原始方言构拟方面的重要论文有秋谷裕幸《原始闽北区方言里的*ɑi和*ɑiŋ》（《语言研究集刊》第28辑）和《原始闽北区方言中“剥”“布”“风”等字的韵母》（《历史语言学研究》第1辑）两篇文章。前者论证了原始闽北方言中（除*au以外）至少存在两个以*ɑ为主要元音的韵母*ɑi和*ɑiŋ，后者指出*uo韵和*uoŋ韵除了拼*k系声母以外，还可拼*p系声母。
关于汉语方言声母的讨论有栗华益《江西都昌、余干方言的塞音塞擦音声母——兼论汉语塞音塞擦声母的演变过程和类型》（《方言》第1期），该文考察了都昌多宝、余干瑞洪赣语的声母演变类型，并探讨了汉语古次清声母的本质、历时演变过程和古全浊声母的演变类型。王临惠、王忠一、于思《论环渤海方言中古日母的演变》（《中国语文》第6期）指出环渤海地区方言日母的演变有沈阳型、北京型和章丘型3个基本型和济南型、阜新型2个过渡型。其中北京型与古中原地区方言一脉相承，而沈阳型、章丘型则源于北京型的进一步演化；止开三日母字读卷舌音的变化首先在口语中出现，在清代中后期才取代旧的字音进入书面语系统成为正音。
关于汉语方言韵母的讨论也有新的进展。倪志佳《北方方言咸山摄一等韵演变的阶段性》（《中国语文》第3期）据现代方言勾勒了古咸山摄一等韵在北方方言中的演变轨迹，认为其演变具有明显的阶段性，是由其内部的端见、舒入和开合的差别所造成的；又结合历史文献考察了部分音变发生的大致时间，指出晋语在咸山摄一等韵的演变上虽有保守之处，但没有超出官话的表现，二者同出一源且共同发展。李建校、曹梦《山西晋语中古模韵的韵母类型及其成因分析》（《语文研究》第1期）将山西晋语中古模韵的今读韵母分为5种类型，逐一分析了每类韵母的分布及成因。认为声母与u韵母拼合不协和导致了山西晋语中古模韵端系齿/龈音声母字今韵母的不同，声学特征的差异导致了泥组、精组、端组字韵母裂化的不平衡，而端系字韵母的不同类型说明对齿/龈音有深入分析和细分的必要。
（六）对音、译音与借词研究
《蒙古字韵》是研究近代音的重要文献之一，研究者对其音系和文献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成果颇丰。近年来重要的研究论著有宋洪民《八思巴字资料与〈蒙古字韵〉》（商务印书馆，2017），研究论文方面仅2020年就有宋洪民、吴建伟《汉语语音史上的腭化说及〈蒙古字韵〉中ė的性质》（《民俗典籍文字研究》2020年第1期），宋洪民《近代语音史上轻唇化音变的纠葛与〈蒙古字韵〉中的“明、微”声母》（《语言研究》2020年第4期），宋洪民《从回鹘式蒙古文标音看北音中的桓欢韵》（《历史语言学研究》第14辑），宋洪民《〈蒙古字韵〉对近代韵图的接受与调整》（《汉语史学报》第23辑），耿军《〈蒙古字韵〉韵字校补》（《汉语史与汉藏语研究》第7辑）等多篇成果。本年度该领域新的成果有宋洪民、吴建伟、高环宇《〈蒙古字韵〉中“麾”小韵系的标音之“误”》（《古汉语研究》第2期），该文认为《蒙古字韵》中“麾”小韵声母用s而在官音中改用h是蒙汉接触导致的。
华夷译语也是近年来研究者们关注较多的材料。聂大昕《〈西番馆译语〉与“西洋馆华夷译语”对音模式的一致关系》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期 ] 提出《西番馆译语》和“西洋馆华夷译语”在用字、对音层面存在一致关系，总结了两种译语的核心对音模式。王振《〈西番译语〉（川五）所记尔苏语方言考——兼谈确定译语所记语言和方言的方法》（《语言学论丛》第63辑）指出一般认为《西番译语》（川五）所记录的是尔苏语西部方言，但通过比较发现该译语记录东部方言的可能性更大，语言特点和文献记载都支持这一结论。该文认为，考察译语记录何种语言或方言时，应该重视音变路径和语音历史层次的比较。同类文章还有王振《清乾隆年间〈嘉绒译语〉译音汉字的方言属性与音韵特点》（《汉语史学报》第25辑）和《〈多续译语〉藏汉对音与清前期四川方音》（《方言》第2期），以及邓强、邓瑶《清代滇中契约文书的音借字及其反映的方音现象》（《语言研究》第3期）等。
通过其他对音文献、人名研究近代官话和方言的论文有李宁《试论〈唐话纂要〉的音系性质》（《方言》第1期），余福海、罗盛吉《“成”字清初官话音小考——兼论纳兰容若满名Cengde改Singde之灵感》（《汉语史学报》第24辑）等。
讨论借词来源的论文有徐丹《汉语“波罗盖（膝）”的来源——兼谈汉语与非汉语的深层接触》（《民族语文》第3期）。该文认为北方方言“波罗盖（膝）”是源自北方民族的底层词汇，构词模式可能来自通古斯语。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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