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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冬梅:人生代代无穷已,两种日常达古今

赵冬梅 人文英华 2022-03-19


人生代代无穷已,两种日常达古今

文|赵冬梅


所谓“日常生活”,是由“日常”与“生活”两个词构成。

“日常”是指按照常规或者在一般情况下会遭遇、发生的一切,其实,日常与历史记载是“八字不合”的。现代新闻界流行一句话,“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这种说法固然极端,却也说明了传媒的本质——求新猎奇,抓人眼球,追求点击率。就像现代传媒一样,传统的历史记载也倾向于记录那些不同寻常的突发事件和重大转折,比如“崔杼弑其君”,以及大人物的重要言行,比如“唐太宗君臣论治”。一般的狗咬人当然不是新闻,但如果大人物的狗咬了大人物,或许就是新闻了——对象的不同寻常也可以赋予寻常事物不寻常的意义。普通人喝酒唱歌属于日常,而赵王为秦王鼓瑟,秦王为赵王击缶,就属于由外交活动引发的政治事件,因为这关乎国家体面,甚至秦赵两国关系的走向。而永和九年春那一场曲水流觞的兰亭盛会,则因王羲之的绝妙书法被赋予了崇高的美学和文学意义而得以流传。传统历史记载中,如果没有重要人物、重大事件加持,“日常”是看不见的。“日常”就像阳光、空气和水,它与生命同在,却与历史记载求新、求异的传统追求相左。

明 仇英《清明上河图》

“日常”在历史记载中多有缺失。举个例子,通常我们读到的思想史由两部分组成,一是重要思想家的生平,一是重要作品的介绍和重要理论的解读。除此之外,那个时代一般性的思想状况——大多数人想什么、信什么,基本是缺失的。好比对中国地貌的介绍,只介绍一千米以上的山峰和峰顶的无限风光,一千米以下的地貌一概阙如。当时的记录者之所以忽略了日常,是因为那是家喻户晓的,不认为有说明、记录的必要。可是对现代读者来说,古人的“不言而喻”却早已变得完全陌生——过去是一个外国。现代化进程,特别是我们这种后发国家追赶型的现代化进程,已经严重割裂了现代与传统。对现代读者来说,传统的“日常”是需要深入研究才能弄清楚的。对“日常”的关注,是近年来史学的重要进步之一。而如何从传统记载中把“日常”打捞出来,则是历史学者的专门技艺。能够说清楚的,是历史学在转变,开始从传统史学的套子里跳出来,立足现代向过去提问,关注日常,关注普通。这是一个重要的进步。

01
“生活的日常”

中文中的“生活”这一概念,泛指一切与饮食起居相关的情况、境遇,也可以指个体生命从生到死的遭遇。“日常生活”是所有日常中最寻常、最普通的。我把日常生活简单地分为两种:一种是“生活的日常”,即所谓“寻常日用”,包括衣、食、住、行、休闲娱乐。在“生活的日常”中,我们关心古人物质条件和生活习俗的演变,关注变化的实相与原因——刘伶“千杯不醉”,李白“斗酒诗百篇”,是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还没有蒸馏酒,酒精度太低了。刘伶与李白酒量如何,得拿一瓶二锅头试试才知道。汉文帝听贾谊讲课,听得动心不觉“前席”,因为他们都跪坐在席子上。李商隐有诗咏贾谊:“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可怜夜半虚前席”是说皇帝听着听着不知不觉地往前蹭,只可惜蹭也白蹭——“不问苍生问鬼神”,那个“虚”字着落在这里,强调的是贾谊的抱负与皇帝兴趣之间的巨大落差,而不是让席子空着。从席地而坐到高桌大椅垂足而坐的变化,发生在由唐到宋的几百年中。这是“生活的日常”。

02
“生命的日常”

另一种“日常生活”是“生命的日常”,我们关注人的生命轨迹,对同样挣扎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古代的人们投注理解与同情。在任何时代,当一个新生命诞生,父母等亲人都会为孩子祈祷——不求大富大贵,但愿平安顺遂,“平安顺遂”就是希望孩子能过上平凡朴素的生活。然而,一个简单的“平安顺遂”所包含的内容却千差万别。首先,性别不同,平安顺遂的内容不同,在传统时代,性别对生命的限制要远远超过现代。其次,性别相同,时代不同,平安顺遂的内容也不同。比如,在整个传统中国,除非垂帘听政、出家或者当妓女,女性进入公共领域的可能性基本为零;12 世纪后期以降,大多数华夏女子还要忍受缠足之痛。又比如,宋代以前,父亲是谁比儿子有怎样的成就更重要;到了宋朝,一个男人的父亲是谁对他的前途而言,就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了,更重要的是这个男人是否会读书。书念得好,“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绝非黄粱一梦,这是因为有了更为开放的科举制度。最后,性别相同,时代相同,社会阶层不同,平安顺遂的内容也不同。魏晋时期,王谢高门子弟的平安顺遂除了褒衣博带、“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潇洒优雅外,还要承担维护家族地位的责任,关键时刻必须能承担起政治责任;而同时代,一个士兵之子的平安顺遂就是平安地活下去,不要太早战死。

“生命的日常”更多地受到政治、制度与思想文化的限制。在任何时代,无论男女、阶层,平凡而幸福地过一生并非一桩易事。尽管我们每天会在发达的网络平台上看到很多不尽如人意的消息,但我们绝对不是史上最可怜的一个群体。处在时势的裹挟之中,在制度的规定之中,在自己欲望的驱使之下,在海量信息供给的当下,我们更可能是史上最知情的群体。通过探究“生命的日常”,我们看一看古人如何度过人生,体味生命。

2018 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北京大学的张维迎教授发表了一篇纪念文章——《我所经历的三次工业革命》,文中回忆了他的个人生活在四十年中所经历的变化。在我看来,这就是一部简短的改革开放时代的日常生活史。一个人从二十岁到六十岁,以四十年的时间跨度,完整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高中之前,家里照明靠油灯,他晚上读书打瞌睡,第二天就得顶着一缕烧焦的头发去上学;到县城上高中,他第一次见到了电灯,并于1995 年和朋友们筹款四万多元,给村里通上了电;然后,他看着通了电的村庄不断吸收着工业革命的成果——购买各种电器,甚至用上了自来水。人类日常生活如此高密度地快速变化,只能发生在当代中国这样积极进取、勇于改革的后发现代化国家。它有两个前提条件:第一,后发者有前例可循,有榜样可学,无须太多创造,只要肯学习;第二,我们肯学习,见贤思齐,有谦卑的态度和开放的心胸,有容德乃大。

传统时期的日常生活,从某些角度看几乎是静止的。比如1900 年前后,法国摄影师方苏雅在云南拍到的独轮车,跟汉代画像石上的没什么两样。而在某些偏远地方,这种独轮车可能至今仍然在发挥着运输功能。

独轮车

倘若我们以为传统的日常生活就是死水一潭,永恒不变,它又会向我们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变化——服饰、衣冠、起居制度、生命的预期,无一不在变化之中。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卷八)中记载了一个好玩的段子:有个叫翟伯寿的人,喜欢穿唐代的服饰,自己取了个名儿叫“唐装”。有一天,翟伯寿去看他的朋友许彦周。许彦周头上梳着两个小髽髻,穿着犊鼻裈(样式参考日本相扑手制服),脚上蹬着高底木屐就迎将了出来。翟伯寿顿时看傻了眼儿。许彦周则不慌不忙地说:我穿的这是“晋装”,有什么好奇怪的? 这故事发生在宋朝。也就是说,就服饰而言,晋装不同于唐装,唐装不同于宋装。显然,这唐装不是当下坊间所谓的“唐装”。

唐装

人生代代无穷已,两种日常达古今。日常生活的变化静水流深,然而的确存在。透过历史烟尘,我们来观察和体会古人“生活的日常”与“生命的日常”,看变化,也看不变。

无论变与不变,最终都要着落到具体的个人身上。个人无法选择自己的性别、家庭和时代,唯一能做的只是接纳家庭给予的,并在性别与时代的规定中,努力活出自我。普通个体的生命故事,在传统史学中微不足道,却是最容易打动普通读者心弦的篇章,无他,只因今天的我们也经历着同样的爱欲挣扎,此事古今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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