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政治文化的两大倒退｜赵冬梅
北宋曾经出现了帝制时期儒家政治的最好成绩，政策追求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平衡，批评纠错机制运行有效。这种政治生态，在神宗朝王安石变法之后逐渐消失，国家挤占社会，专制取代宽容，批评纠错制度犹在，却已经沦为权势的利爪尖牙。建炎南渡之后，宋朝国家在北方政权的强大军事压力之下艰难图存，生存与安全成了南宋政权的第一追求。尽管宋高宗亲自定调，把北宋灭亡的原因一直上溯到王安石变法，但是，王安石对南宋政治的影响却是实实在在的。原因很简单——王安石能解决问题，在理财方面特别有一套，而南宋比北宋更需要钱。
南宋政治表面上与王安石决裂，骨子里却是王安石—神宗政治的延续。皇帝与权相结合，把普通官僚的参议朝政空间挤压到近乎无的地步。皇权的专制加强，理财之臣得到重用，官僚的工具性继续增强，更加理想主义和讲究道德的士大夫，比如朱熹和他的弟子，在政府中找不到位置，无可奈何地转向了思想的沉潜与社会的改造，由此造成了一个“因祸得福”的连带结果——高雅文化进一步下移，向民间社会推广。这一过程发生在南方。
与此同时，北方则经历着完全不同的历史过程。女真人所建立的新政权接受了华夏传统的王朝政治模式，却使它从文质彬彬走向了野蛮残暴。一百年之后，蒙古崛起，以“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华夏文明的古老躯体，实现了帝制中国版图前所未有的扩张，合南北东西为一国。政治上的北方征服南方，让华夏政治文明继续向着北方落后民族的方向倾斜——在对朝廷国家性质和君臣关系的认识上，元朝出现了两大倒退。就国家性质而言，华夏传统视“天下”为整体，名之曰“江山社稷”，主张“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元朝则以天下为皇室家族之私产。华夏传统之君臣关系，在地位的不平等之上承认某种抽象的平等，主张“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元朝的臣子则自称奴婢，并以之为荣耀。明初君臣终究是蒙古治下的臣民，虽然号称是华夏的复归，然而在政治文化的核心精神上则上承元朝。“不为君用”一度成为罪名，廷杖之下倒也出了几个“不怕死”的英雄，然而士大夫集体在精神上的自尊与独立却遭到了彻底阉割。明朝之后，清朝入主中原，以少数统治多数，以落后统治先进，满族统治者对待汉人及其文化的心态复杂，防范之心始终不减，政治中的专制与猜疑继续加强，直至近代。这就是金元以降，帝制中国政治文化的大致走向。
▍金：政治的残暴化
来自东北白山黑水之间的落后民族女真建立的大金政权，在短短十余年间席卷整个中国北方，消灭北方草原霸主辽，又把北宋赶出开封，赶到了秦岭—淮河以南。女真人这种摧枯拉朽、横扫一切的力量，大约只有一个世纪以后的蒙古人才堪媲美。按照文明发展水平，金既落后于辽，更远远地落后于宋。金对辽、对宋，是野蛮对文明的征服。
我学宋史，所以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宋打不过金。其中原因当然很复杂，但有一点需要特别强调，那便是，在冷兵器时代，倘若游牧民族是组织良好的、团结一致的，尤其是当游牧民族旭日初升的时候，那么，农耕民族几乎无胜算——拿锄头的打不过骑马的。
当然，宋朝自有其问题。比如，它的兵权分割设置太精美，以至于丧失了初衷，忘了军队本来的作用是打仗；它的武力集团在整个社会价值评判体系中的地位始终低于文官集团，这就限制了优秀人才向军事领域的流动。又比如，宋朝其实是一个缺乏长期战略规划的国家，北宋置身于多政权并立、互相竞争的国际态势之中，但在诸如国际关系、武装力量建设等问题上却并未予以持续性的深入研究。宋朝人处理这类问题的方式，一方面是得过且过的被动应付，一方面是急功近利的小打小闹。穷兵黩武会伤害国家和社会，然而一个国家在战略上只有眼前的苟且，没有远方和未来，才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居安思危，在和平时期尊重武力，保持对敌国外患的警惕，加强国防建设，这才是长治久安之道。可惜的是，不止宋朝，传统中国的各个朝代几乎都没能做到这一点。其中原因，我认为，可能与我们民族传统中不善分析的思想方式有关，传统的中国人不太能区分国防力量的建设与穷兵黩武这两件事情，而是把它们混为一谈，所以在实践上则体现为两个极端，要么谈兵色变，要么穷兵黩武。
图五一：金 杨微《二骏图》
《二骏图》由金代画家杨微所绘，绢本设色，81 厘米×25.2 厘米，现藏辽宁省博物馆。该画作描绘了一位女真族牧马人驯马的情景。画中的女真骑士和两匹骏马刻画得流畅生动，重点突出了人和马的紧张气氛，刻画形象，动感逼人。从牧马人打补丁的坐垫这一细节也可看出，来自白山黑水间的女真民族经济相对落后，但其建立的大金政权，却在短短十余年间席卷整个中国北方，消灭了北方草原霸主辽，又把北宋赶到了秦岭—淮河以南。女真人这种摧枯拉朽、横扫一切的力量，大概只有一个世纪后的蒙古人才堪媲美。从画面中，我们仿佛能感受到他们在马背上骁勇剽悍、纵横驰骋的气势。
金把宋朝赶到南方，占领了秦岭—淮河以北的广大地域，其中包括汉唐宋的古都长安、洛阳和开封，还有孔子的故乡山东。在中国历史上，这不是少数民族第一次入主中原。南北朝时期，拓跋族建立的北魏政权也曾统一北部中国。但是，“这一次”还是有它非常特殊的地方。南北朝时期的北方民族，在入主中原之前，大多长期生活在华夏边缘甚至内地，受华夏文明影响较深，对华夏文明具有较高的理解力和接受力，所以才有北魏孝文帝的迁都、改汉姓、易汉服、娶汉女。而女真人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他们原本臣服于辽，生活地域与宋并不直接接壤，在入主中原之前，女真人对华夏文明的了解主要是通过辽，而辽本身是一个汉化程度比较低的王朝。所以，女真人对华夏文明的认识是非常肤浅的，理解和接受的能力都相当有限。而女真文明刚刚走出原始社会，自身的发展程度是非常落后的。女真人以武力定天下建立统治，又凭借政权的力量按照自己的理解改造了北方的政治文化。这就是北方所经历的过程。
那么，这个过程是怎样发生的呢？我们选取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历史瞬间，来观察女真人对华夏政治的改造过程。
第一个历史瞬间发生在1122 年，女真人打下了辽的南京（今北京）。刚刚进入燕京皇宫的时候，金朝的开国皇帝完颜阿骨打“与其臣数人皆以次坐于燕之内殿上，受燕人之降。且上询黄盖有若干柄，意欲赐功臣皆张之”。“上”指阿骨打，他问有多少把黄罗伞盖，打算跟几位功臣一人来一把。这个段子让宋朝人笑了很久。这是一个老文明对一个新文明的嘲笑。倘若从夏朝建立开始算，到宋朝为止，华夏的政治文明已经三千多岁了。而女真人刚刚走出原始社会，他们落后而淳朴，贵族之间还是相对平等的。我们从历史书上看到，1115 年阿骨打称帝建国，那么，大家可知道阿骨打最初的政治中心怎么称呼？上京会宁府？正确答案是皇帝寨。除了皇帝寨，金朝初期还有国相寨和太子庄。皇帝寨一直到1123 年才升为会宁府，建为上京。
“山寨版”的女真皇帝对华夏政治文明中的君臣等级，明显缺乏认识。金朝的贵族们曾经对第二任皇帝完颜吴乞买实施杖刑——打屁股。这个段子也是宋朝人讲的。金国设置仓库收集储存财物，誓约“惟发兵用之”。可是，皇帝本人却“私用过度”，诸勋贵大臣决定惩罚“国主违誓约之罪”。“于是群臣扶下殿庭，杖二十毕，群臣复扶上殿”，各位大臣又向皇帝“谢罪”。在宋人的眼里，这是一个非常滑稽的瞬间：群臣把皇帝从宝座上扶下来，打了二十板子，又扶回殿上，赔礼谢罪。完颜吴乞买就是灭亡了北宋的金朝皇帝。这个段子不知道宋人是否还笑得出来。此时的女真皇帝仍然是贵族群体中平等的一员。政治的原始状态与国家版图的扩张，已经严重脱节。原始的平等适用于规模较小的政治体，要治理一个庞大的国家，女真人必须引进先进的国家制度。
挨了打的完颜吴乞买开始吸收辽制和宋制，建设集权于皇帝和中央的国家制度。到了第三代皇帝金熙宗，“出则清道警跸，入则端居九重”3，已经具备中原皇帝的一切威仪。当然，在宋朝士大夫洪皓看来，金朝对中原文明的吸收是徒有其表的。“在‘中朝制度’的门面之下不改野蛮贪残的风气，而腐化堕落却随着文明的进程日甚一日。”11129 年，洪皓奉命出使金国，遭到扣留，直到1143 才获释归宋。洪皓在金居留十五年，亲身经历了金朝政治文化的巨大转变，他感受到的主要是野蛮、落后。
金熙宗所颁布的《皇统新律》，“大抵依仿中朝法律，间有创立者”，比如“殴妻至死，非用器刃者不加刑”——殴打正妻至死，只要没有用兵器就可以免于处罚。为什么要如此规定？因为女真贵族小妾众多，唯恐正室妒忌。这一条，与华夏传统“妻者，齐也”的原则是完全对立的。当时汉人莫不唾骂，认为按照这个法律，做人家老婆连个奴隶都不如了！1139 年，金朝主要仿照唐制建立了新型的国家机器，“首建官于台省”。洪皓发现，在金朝新建的国家机器中，谏官、御史都是“备员”，徒有虚名，“不弹击，鲜有论事者”，很少有讨论政事的。地方上也没有监督监察机制，所以，官吏贪赃枉法毫无忌惮，有权有势的女真贵族更是横行霸道，民不堪命。华夏民族以三千年政治智慧创造出来的批评纠错机制，还处在文明幼年的女真人根本无法完全领会，只学得皮毛，不能得其真髓。
崇尚暴力与野蛮的民族，仍然习惯用野蛮的暴力方式来解决问题，女真统治者对待官僚的态度如同对待奴仆，动辄施以鞭杖之刑。金朝第四代皇帝海陵王曾经对大臣宣称：“古者大臣有罪，贬谪数千里外，往来疲于奔走，有死道路者。朕则不然，有过则杖之，已杖则任之如初。如有不可恕，或处之死，亦未可知。汝等自勉。”21169 年，南宋的楼钥出使金国，到临淮县（今江苏盱眙县附近），听说临淮县尉被鞭八十；到相州（今河南安阳），又有一位校尉向他诉苦说：“此间与奴隶一等，官虽甚高，未免棰楚，成甚活路。”官虽甚高，与奴隶一等，这是华夏文明中前所未有的。1169 年是金世宗大定九年，金世宗是金朝历史上最出色的皇帝，号称“小尧舜”。小尧舜治下，尚且如此——在女真的政治思想中，野蛮是理所当然、毋庸置疑的。就像开国之初，诸位勋贵大臣可以打完颜吴乞买皇帝的屁股，如今皇权独尊，皇帝当然可以打大臣的屁股，长官自然也可以打下属的屁股。官员失去了完整独立的人格，又怎么可能行使对皇帝、对上级的批评谏诤之权？
金朝治下的北方政治，崇尚暴力，强调服从，走向了野蛮化、残暴化。相比之下，南宋的皇权虽然专制，但是文明的风骨还在。通常情况下，如果硬打，文明是打不过野蛮，而一旦进入和平交往状态，文明对野蛮还是会有榜样和引导的作用。但是，南宋似乎并未很好地发挥华夏文明的榜样作用。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就国家地位而言，南宋长期处于下风。宋朝习惯于用财物换和平。北宋给辽的叫“岁币”，这是完全对等的关系。给西夏的叫“岁赐”，这是不平等的关系。宋在上，夏在下，宋作为一个天朝上国给夏赏赐。根据1141 年签订的宋金绍兴和议，南宋给金的叫作“岁贡”，这是另外一种不平等，宋在下，金在上，宋是附属国，金是宗主国。这种关系通过1164 年的隆兴和议得到了改善。总体而言，宋对金，虽然文明程度、经济文化发展水平都先进得太多，但是，在文化竞争中，宋对金影响有限。金朝逐渐发展出一种本朝认同，认为我们大金所拥有的才是华夏正统，你看，就连孔子的故乡不也在我们的治下吗？而蒙古人的崛起、元朝的建立则彻底实现了北方文化对华夏文明的统一和重新定义。
▍元：政治文化的两大倒退
我先介绍一幅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法国博韦制毯厂（Beauvais Manufactory）制作的挂毯，如今珍藏在美国洛杉矶盖蒂博物馆。画面描绘的是：在花园的大树下，有一宝顶凉亭，凉亭里摆着一张不大的圆桌，一男一女围着圆桌相对而坐，周遭环绕着跳舞的侏儒、弹奏七弦琴的侍女，以及服侍酒食的仆人。男主人身材微胖、鼻梁高耸，头戴红色毡帽，帽子下缘以皮毛装饰，脑后则是一大坨孔雀翎，耳垂上还挂着水滴形的耳坠。他坐在金色的靠背高椅上，手举高脚金杯，似乎在向对面的女主人祝酒。同样，大眼高鼻且身形丰腴的女主人则凝视着男主人，右手前举，左手低垂在裙侧，手上握着一把精致的折扇，金色的披纱从头顶一直垂到腰际。那么，现在问题来了，画面上的这一对，究竟画的是谁呢？——大清的顺治皇帝和皇后。很显然，法国人想象中的大清帝后，是以法国的王室贵族为原型，加了一点异域元素制造出来的。
人们在认识、描述未知世界的时候，所能用的尺子一定是自己所熟知的一切。类似的故事，还有晋惠帝近乎痴人说梦般的“何不食肉糜”，以及鲁迅笔下20 世纪初农村妇女想象中的皇后娘娘。农村妇女认为柿饼是难得的美味，以己度人，推想皇后娘娘那么尊贵，一定是想吃多少柿饼，就可以吃多少柿饼，所以在村妇的想象中，当皇后最惬意的事情，莫过于一天劳累之后，倒卧于竹床之上，懒洋洋地说：太监，拿个柿饼来！晋惠帝的脑子可能是不太灵光的，但他有一种本能的善良，他想象着老百姓没饭吃一定很苦，所以，他很自然地说，那他们为什么不吃肉糜呢？对于一个在深宫里长大、娇生惯养、没见识过人世艰难的皇帝来说，吃肉糜已经是退而求其次了。
熟悉的世界让人感到安全，有舒适感；未知的陌生世界则让人感到危险，产生恐惧感，越陌生越恐惧。因此，成年人的常见做法，就是用已知来丈量、判断未知，尽可能把有关未知世界的新知识修修剪剪，想办法塞进已知的框架里。首先是“以己度人”，然后是“削足适履”，把陌生改头换面，强行变成熟悉来认识，这样会大大降低对未知的恐惧，获得心理安慰。但是，这样做，可能会让我们丧失认识未知的能力——如果你都不承认这是不一样的新东西，又怎么可能真正认识它？
传统史学对于像元朝这样的北方民族政权的认识，最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以己度人”“削足适履”，以华夏为尺度去度量和评判异族统治，单方面地强调“汉化”，选择性地忽视统治民族自身的文化特色和其他思想文化资源的影响。这就让我们很难厘清北族政权对华夏文化的实际影响——完全不同的因素不但进来了，而且在某些方面彻底改变了华夏——变化实实在在发生了。但是，如果你连北族政权是不同的都不愿意承认，那又怎么可能认识到变化是怎样发生的？
承认不同，看到差异，然后才能明了变化。
蒙古族统治下的元朝，自有其思想、文化和制度基础。“蒙古建国后除汉文化外，还受到吐蕃喇嘛教文化、中亚伊斯兰文化乃至欧洲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对本土文化贫乏的蒙古统治者来说，汉文化并不是独一无二的药方。”相反，对蒙古人来说，汉文化的接受难度可能是更大的，原因有二：第一，蒙古是游牧民族，而汉文化是发展成熟的农耕文化，游牧与农耕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配型不同，必生排异。第二，元朝统治的核心是强大而保守的草原游牧贵族集团，他们所坚持的是草原本位政策，对汉文化的接受意愿本来就不高。比如选定今天的北京作为元朝的政治中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方便与北方草原保持联系。而后来的历史也证明，蒙古人最终还是从大都退归了大漠草原，没有重蹈之前女真、契丹、鲜卑等民族彻底消融于华夏的宿命。不管在当时的汉人、南人看来蒙古文化多么落后，但是作为统治民族的文化，这种来自北方草原的文化仍然构成了元朝统治的核心，并且对华夏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有学者认为，元代文化包容有度、气象宏大，重视技术型知识，假以时日，必将大成。只可惜，蒙古统治中国只有短短的百余年，这样的文化“大成”，并未出现。就政治文化而言，我们今天能够看清楚的，来自元朝的影响还是负面居多。就华夏政治文明的发展而言，元朝时期发生了两项重大倒退，影响恶劣，必须清算。
第一是在国家性质的认识上，出现了大幅倒退。蒙古人信奉的是更为原始的家产制国家观，他们相信蒙古国家是成吉思汗家族的私有财产，“一切东西都掌握在皇帝手中，因此没有一个人胆敢说这是我的或是他的，而是任何东西都是属于皇帝的；不管皇帝和首领们想得到什么，想得到多少”。这种认识与华夏的天下国家观念是格格不入的。天下国家观念的一个重要认识前提，是皇帝、朝廷国家与天下苍生构成了“江山社稷”，而“江山社稷”是一个整体，有它的整体利益。一姓王朝的统治权力来自上天对其德行的承认，而这种承认体现在“天下苍生”，也就是老百姓的感受上。因此，皇帝和朝廷国家必须顾及老百姓的利益，在朝廷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寻求平衡。比如，对待王朝统一过程中的新占领区，按照华夏传统，新疆与旧土之间可能会存在政策差异，但是这种政策差异持续的时间不会太长，因为在理论上，华夏的政治原则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新疆与旧土之间是平等的，应当受到同等对待。
这些东西，蒙古人哪里懂得？在他们看来，新占领区的土地和人民都是蒙古人的战利品。初入中原之时，曾经有蒙古贵族向窝阔台汗建议：留着这些汉人也没什么用，不如都杀了，让大地草木畅茂，用来放牧牛羊！除了打仗以外，畜牧是蒙古人最熟悉的经济方式；汉人的生命在蒙古贵族眼里是一文不值的，既然没用，统统杀掉也是可以的。最终，是汉化了的契丹人耶律楚材阻止了这场大杀戮。那么，耶律楚材是怎样劝说窝阔台汗的呢？他一句儒家的大道理都没有讲，而是直接给窝阔台汗算了一笔账，告诉他留着汉人收税，每年可以收到“五十万两银子、八万匹绢和四十万石的小米”。这笔账算下来，果然就打动了窝阔台，窝阔台说：“诚如卿言，则国用有余矣。卿试为之。”耶律楚材劝说窝阔台的方式，充分表明他对蒙古文化及蒙古上层认识水平的熟悉程度。
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个有趣的话题——腐败。之前曾经有著名作家声称：宋朝最腐败，影响巨大。我因学宋史，故常被追问：宋朝真的最腐败吗？我没做过比较研究，不敢确指哪个朝代最腐败，只能回答说，从逻辑上推断，帝制中国最腐败的王朝绝不可能是宋朝——政治文化在那儿摆着，底线是有的。后来读到元史专家李治安先生的说法，深合我心。李先生认为，元朝的腐败程度，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全面腐败，从地方到中央，“居官者习于贪，无异盗贼，己不以为耻，人亦不以为怪。其间颇能自守者，千百不一二”。
元朝的腐败有两个非同一般的特色：第一，华夏王朝的腐败通常发生在王朝末路，而元朝的腐败从一开国就风气甚烈。第二，前代宰相级别的高官爱惜羽毛，希图留名后世，所以较少有腐败发生；而元朝的宰相不但贪腐成风，而且涉及金额巨大。1303 年，元成宗因为一起腐败案，惩处了八名正副宰相，占到宰相人数的82%，几乎全烂了。元朝之空前腐败，原因何在？俸禄微薄、官员素质低下、最高统治者的徇私，这些都是合理的解释，然而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蒙古人对国家性质的认识存在问题。他们没有华夏传统“江山社稷”的概念，不懂得皇帝国家和社会是一体的，有着共同的整体利益需要维护。在宋朝，台谏官批评、监督、弹劾是受到鼓励和包容的，皇帝、宰相就算心里不愿意，大面儿上也得过得去，因为批评对江山社稷有好处，这是共识。而在元朝，御史台弹劾皇帝信任的高官，皇帝会说：以后谁再说这事，朕肯定饶不了他。高官出了问题，皇帝所想的，不是要核查问题、处置高官，而是处理揭发问题的人。这脑回路，实在是清奇无比。何以至此？因为这国家是朕的家产，而大臣是朕的家奴。朕愿意抬举他，与外人何干？
元朝时期政治文化的另一个全面倒退发生在君臣关系上——从前是君臣，从此变主奴。君臣之间在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等诸多方面当然是不平等的，但是在人格上，君臣之间存在着某种抽象的平等——“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臣之间，以礼遇换忠诚；“天下有道则仕，无道则卷而怀之”，臣子有不合作的权利。这种“抽象的平等”到蒙古人这里宣告终结。蒙古人更看重的是做皇帝的奴仆。草原旧俗，大汗最信任的人是他的斡脱古·孛沃勒（世袭奴隶）。成吉思汗初兴，木华黎的父亲把木华黎送到成吉思汗身边说：“永远做奴婢者”，“若离了你门户呵，便将脚筋挑了，心肝割了”。木华黎家族在元代世代高官，但是他们“认为最贵、最足以骄人的是‘老奴婢根脚’”。在元朝文化当中，世袭奴隶是最高贵的出身。成吉思汗所建立的怯薛制度，就是以大汗的贴身宿卫充当国家的管理者。怯薛分管大汗的冠服、弓矢、饮食、文史、车马、帐篷陈设、府库、医药、卜祝之事，世代相传为大汗服务，才可以接受大汗的指派去处理政务、治理国家，当到宰相，地位显赫之极，“然一日归至内庭，则执其事如故，至于子孙无改。非甚亲信，不得预也”。对蒙古贵族来说，没有什么比作为奴婢服侍大汗或者皇帝更光荣的事业了。
家国不分的状况，在华夏国家政权的发育早期，以及后世王朝的政权发育过程中，都曾经出现过。比如从晚唐五代到宋初，也曾经出现过皇帝用家臣来伸张皇权、加强中央控制的情况，但是，华夏政治文明的成熟度足以让当时的皇帝认识到这是不正常的，一旦国家长治久安，家臣——不管是宦官还是其他——都应当退出政治舞台。而这种意识，显然是蒙古人所缺乏的。他们走了相反的路，在统治中原之后，草原上的世袭奴隶制度扩大到一般的君臣关系当中。而当臣子的地位下降到奴隶的地步，哪还有批评与纠错的余地呢？
我们接纳元帝国在华夏版图上的开拓之功，但也不应忘记元朝统治给华夏政治文化带来的两大倒退，在国家性质的认识上退到以天下为皇室家族之私产，在君臣关系上退到以奴婢为荣耀。
注：以上内容摘自赵冬梅《法度与人心：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的互动》，中信出版集团，2021-01
赵冬梅认为，历史学不应该局限于象牙塔里、成为知识精英的自说自话。历史应该面向大众，反思、借鉴的作用才可能尽可能地到位。
写这样的历史，其难度可想而知：既要经得起专业视角的挑剔，又要让读者大众喜欢读、有收获——就史学的功能而言，这是人类以古鉴今、追求真理的本能需求。对历史学者而言，这意味着象牙塔与大众读者的联通。
“历史很重要”——大众读者即便偶然意识到，也很难说得清来龙去脉。
赵冬梅曾经突发奇想，给一群十来岁的小朋友讲这个抽象的题目，效果出乎意料地好。她让小朋友们做一个自我介绍，但是“介绍的内容必须跟过去没有任何联系”，结果谁也做不出来。然后大家就明白了：没有过去就没有现在，也不会有未来。
堆砌历史知识的学习方式，相信各位已经厌倦甚至惧怕。幸运的是，赵冬梅老师借着渊博的学识、幽默的语言、鲜活的场景、超然的眼界，使枯燥冷门的人物走出了象牙塔，变成了一个个丰满、震撼的文学形象，走进了我们的视野。
北大历史系主任张帆教授说：“论当代历史学者，功底扎实而又贴近公众的，赵冬梅老师当之无愧。历史在赵老师的声音中复活。”
为此，我们诚挚为您推荐赵冬梅老师两本著作《大宋之变》和《法度与人心》，推荐本套书至少有三大理由：
◎贴近现实：赵冬梅老师的作品虽是历史题材，却一点也不晦涩难懂，用最朴实的语言讲述历史的变迁与现实的联系，通俗易懂，读懂这两本书，也就读懂了中国的过去与现在。
◎权威可靠：赵冬梅老师是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她的主修就是宋史，为“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不仅历史知识扎实可靠，《大宋之变》更是她专业领域吃的最透的历史阶段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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