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会觉得大国间的关系亲疏离我们很遥远。但实际上，国际关系不但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国运，更是生活在其中的每个人一生都要面对的最大的约束条件：◎2001年，美国挥师阿富汗，对“基地组织”和支持“恐怖主义”的塔利班政府同时进行打击，扶植了阿富汗政府。20年后，拜登政府决定从阿富汗全面撤军，塔利班趁势卷土重来，于近期重掌政局，大量“政治难民”聚集于喀什尔机场，酿造了令人心痛的惨剧。◎二战后日本被美国接管了，美国宣布将解体财阀。若不是美苏交恶，朝鲜战争爆发，即将被解体的财阀不可能重生，之后也不会有日本汽车与工业品的席卷全世界。◎明朝晚期的经济繁荣并不仅仅是因为江南地区发展得好，更重要的原因是西班牙在美洲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银矿，白银迅速流入中国，于是便有了明朝晚期的资本主义萌芽，经济非常繁荣。到了1618年的时候，欧洲爆发三十年战争，白银不再流向中国购买奢侈品，中国的货币供给突然不足，经济就陷入了衰败，最终满清入关。上述种种国际政治关系对国家内部强大的影响，印证了国际政治学中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从来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不受国际关系的影响而独立存在，它的外部关系之好坏，往往会深刻地决定国家的命运，乃至老百姓的生死存亡。对于中国来说，在近代也存在三种和自身命运最密切相关的国际关系：中苏关系、中美关系、美日关系。这三种国际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段的变化，一直是近代史领域被严重低估的“外因”，但事实上，这三组国际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是近代中国历史方向和未来走向的塑造者。
人们常说，1840年以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三个国家，分别是日本、美国和俄罗斯。其中，论及影响时间之长，程度之深，无疑首推俄罗斯。沙皇俄国在日俄战争中的惨败，诱发了清末立宪；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更是直接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中苏关系破裂让中国进入严重困难时期；苏东阵营的解体，更直接诱发了强烈的政治动荡。从清朝康熙年间的领土争端，到苏联时期的政治干涉，无不显示出这个国家对我们的特殊性：
◆ 1689年9月7日，沙俄通过《尼布楚条约》《恰克图条约》《瑷珲条约》等不平等条约，侵占中国土地450万平方公里。被其占据的外兴安岭比东三省还要大，广阔的西伯利亚地区蕴含着丰富的矿藏。直接导致中国人的生存空间被严重压缩，迁徙受限，并间接导致后来的人口政策。◆ 1898年中俄签订条约，将旅顺口、大连湾及附近海面租于沙俄，从此，东北全境成为沙俄势力范围。
1900年“庚子俄难”，七千多中国平民被沙俄军队杀害
◆ 1923年1月4日，俄共（布）赞同越飞提出的，旨在“全力支持国民党”的政策。1月26日，《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发表，宣言有四项内容，后三项都是有利于苏俄的规定，如”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等等，此乃苏俄政府同北京政府长期交涉而从未达成的协议，在孙中山这里找到了突破口。◆ 1924年，在苏联帮助下，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建立陆军军官学校。苏联派遣鲍罗廷担任广东国民党政府顾问，并极力促成联合战线的建立。苏联军队中的政委模式，在日后的黄埔军校和国民军中得到广泛运用。◆北伐战争开始前的1923-1926年，广州国民政府累计接受苏联价值300万金卢布的军火，及从1924年11月起每月10万金卢布的党务经费。国民党的创立、北伐乃至政党大改造，都离不开苏联的谋划与干预。
◆ 1924年在苏联支持下，“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1945年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提出苏联对日作战的条件之一是“外蒙古现状须予维持”。1946年1月5日，国民党政府不得已而承认外蒙古独立。◆ 1958年中苏关系决裂，这一年苏联试图通过在中国建设用于军事的长电波电台控制中国，遭到了中国拒绝。也是在这一年，苏联停止了对中国的核项目的援助，并且与美国进行和解，此后几十年中苏关系长期敌对，直到戈尔巴乔夫时代才回归正常。中苏关系不仅对中国影响巨大，更经历了国家关系形态的几乎所有变体：
从一般国家的关系到亲如兄弟的战略同盟、不共戴天的头号敌人，最终在苏联解体后建立起新型的战略协作关系。
国际关系中化敌为友，甚至断交十分常见，但像中苏这样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在当代国际关系上可谓罕见，从这个意义上说，读懂了中苏关系，不仅能了解中苏之间的关系始末，更能读懂中俄关系的未来、读懂国际政治背后几乎所有的大逻辑。
虽然中苏关系如此重要，但过去的中苏关系研究，因为囿于档案资料、社会环境等种种限制，始终对现实缺乏解释力。所幸还有沈志华和杨奎松这样极具史胆的历史学家，在苏联即将解体之际，花重金从苏联档案馆“抢‘来一批绝密的资料，正是在这笔罕见“资源’的基础上，才写出了《中苏关系史纲》。《中苏关系史纲》一上来就抓住了中苏关系的核心——意识形态分歧或国家利益的冲突，都不是中苏分分合合的核心原因，在本书看来，意识形态带来的普遍的社会理想，与两国民族主义之间存在的结构性矛盾，才是决定中苏关系演化方向的历史原动力。
在近代，尽管中美之间远隔太平洋，但美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影响力，对大洋彼岸的中国一直保持着直接而重要的影响。◆ 八国联军进北京，清政府濒临灭亡，列强划分势力范围时，美国提出保持清政府的存在，并极力倡导在中国平等通商的门户开放政策。◆ 1926年，国民政府开始北伐，遭各地军阀反抗，并受到帝国主义国家干预。美国率先承认南京政府，并支持中国的统一事业，最终让中国在形式上完成了统一。◆ 1941年4月美国“飞虎队”来华参战，运来80万吨战略物资，也付出了惨重代价：坠毁和失踪飞机609架，牺牲和失踪飞行员1500多名。借款5亿美元及8.457亿美元作战物资给中国。战争最后关头的两颗原子弹，则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迅速结束起到关键作用。
令日本侵略军闻风丧胆的“飞虎队”
◆ 1919年巴黎和会决定把德国在山东的全部权益转让给日本，《凡尔赛和约》引发中国国内群情鼎沸，但直到1921年11月在美国倡议下召开华盛顿会议，山东问题才被和平解决。这是中国自1840年同列强交往以来，第一次非但没有丢失主权、反而争回一些主权的会议。◆ 二战时期，中美结成同盟，美国率先废除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积极支持中国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员。藉此，1943年底，中国第一次参加世界大国首脑会议开罗会议，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并于战后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
◆ 洋务运动时期，清廷共派遣四批，共120名幼童赴美学习，美国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国际人才。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著名工程师詹天佑、民国初期国务总理唐绍仪皆在此列。◆ 1900年义和团拳乱后签订《辛丑条约》，美国遏制了列强瓜分中国的企图，并退还1900万赔款。中国以此款项资助留美学生，胡适、赵元任、竺可桢、梅贻琦均在此列。为培养留美预备生，又建立了清华学堂（清华大学）。◆1945年8月15日，日本在美国“密苏里号”上日本宣告侵华战争全面失败，但随后中美关系的变化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首当其冲的就是美国人在中国最终迎来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结局：历史的友谊发展到顶点，变成相互间的敌视；一个有着良好愿望和高尚理想的外交政策，却得到了悲剧性的结局。很多中美关系的研究，从起点就错了：要么以1949年建国为起点，要么以1979年中美建交为起点，这样的研究一是不符合历史事实，二是容易戴上特定的滤镜，无力解释两个大国之间关系的高度动态和复杂性。而王元崇先生在《中美相遇》一书中，将中美关系的研究尺度拉长到200多年，回答了一系列对于中美关系至关重要的大问题，比如：美国从一开始就带着笃定的、侵略意识吗？未来美国和中国真的会落入修昔底德陷阱吗？......读了《中美相遇》，这些问题的答案便不言而喻。
如果我们把美国对亚洲制衡的策略聚焦于国家，那么中国和日本无疑是其中最关键的角色。历史经验表明，中日两国任何一方在亚洲的崛起，都会导致美国选择与其中一方结盟，以遏制另一方的过度强大。因此，从大国博弈的角度来看，中美日三国，存在一种深度的互动关系。在某种意义上中日关系，只是美日关系的另一种表现形态。◆ 1840年，西方列强利用坚船利炮将中日两国纳入现代国际关系体系，两国以并非平等的身份确立了与美国的关系，美国开始涉入东亚事务，中美日互动关系初步确立。
◆ 1898年，美国通过美西战争占领菲律宾，更深地卷入东亚事务。中国成为美日两国擭取利益和瓜分的对象。美国采取“门户开放”的对华政策，而日本企图独霸中国，两国在华利益上的矛盾逐步尖锐，成为了太平洋战争的导火索。战争中，中美结成同盟，日本被彻底打败，而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则自近代以来首次以大国身份出现在世界舞台上。◆ 二战结束后，美国总统杜鲁门提出“遏制共产主义”的指导思想，冷战正式开启。美国的东亚政策也作出重大调整，开始扶植被打败的日本，遏制中国成为美国东亚政策的主要内容，而日本紧随其后。◆ 20世纪60年代末，为了确保冷战主战场——欧洲的实力优势。美国计划从东亚地区后撤。为了平稳地撤退，美国迫切需要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中国也需要与美国联手遏制苏联，于是两国关系于1972年实现了历史性突破，日本紧随其后，迅速恢复了与中国的邦交。从1972年至1989年，这18年是近代少有的中美、中日、美日关系都保持良好状态的时期，这不仅使三国获得了重大利益，且为整个东亚的稳定和经济繁荣提供了重要背景。◆ 冷战后的美国，由于两场战争和一场危机，综合国力进入下降的轨道。日本也开始了“失去的20年”。而中国在这一时期，国力高速成长。三个国家的格局，由90年代的美国独大、中日双雄并立，向中美双雄并立、日本尾随的方向发展。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一方面试图将中国的发展导入美国所期望的轨道，另一方面，通过不断加强在东亚的同盟体系来防范中国，中美关系总体呈现出合作面拓宽，战略竞争加剧的态势。凡是大国间能够发生的事情，在美日关系中基本上都发生过，美日关系的每一个重大节点也几乎都有中国因素。可见，美日关系足可以为今天的中美关系、中日关系提供极为重要的参照。但能将三者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写透的著作极少，中规中矩的美日关系研究著作，只将视角局限在美日之间，对中国往往只是略提一笔。但当代最杰出的对外关系史专家W·拉夫伯尔却将中美日三国的关系，视作现代版的“三国演义”。他在《创造新日本》一书中指出：美日“两种资本主义的焦点都在中国。” 通过运用美日两国丰富的文献材料，拉夫伯尔呈现了一个详尽的中美日互动关系史，成为这一领域最好的著作，并获美国史学界的最高奖班克罗夫特奖。读完这本书，便知中美日三国背后复杂的角力与博弈，以及美日关系将如何进一步影响中国未来的政治局势。中苏（俄）、中美、美日是近代以来国际政治环境中，对中国影响最深远的三段国际关系，它们不仅对中国的政治局势至关重要，在大国崛起、博弈的环境里，每个普通人的切身经济利益也都和它们息息相关。但如今全球的政治局势错综复杂，单一的分析框架往往读懂了“一点”却读懂“一线”，读懂了“一线”，却读不懂“一面”，更遑论预测整体。一方面，很多“砖家”只想着强行把自己所学的理论塞进现实里，观点只能跟着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变化，甚至出现某种精神分裂，分析深度连北京的出租车司机都比不上。一方面，国际政治也被戏称为“国师学”，任谁都能谈上几句，酒桌上、茶馆里，个个都恨不得高卧隆中，放言高论，什么战国七雄，天下三分，都说的有鼻子有眼。结果，最深刻的问题却被最荒唐、最肤浅、最反智地表达着，那些真正能够提高我们认知水准的经典则被束之高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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