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乌克兰民族独立之路与独立后的转轨危机

乌克兰民族独立之路

与独立后的转轨危机

文｜金雁（东欧问题研究专家）

一、“乌克兰”，还是“小俄罗斯”

今天的乌克兰领土是东斯拉夫文明的发源地。公元9世纪这里出现了最早的东斯拉夫国家：基辅罗斯。现今的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三大民族都是从她分支演变而来。

13世纪罗斯分裂，蒙古东侵，全罗斯绝大部分都臣服于蒙古金帐汗的铁蹄之下，只有西南边陲的加利支-沃伦公国在波兰等欧洲基督教国家支持下保持独立。这里于是便在罗斯世界中有了“乌克兰”(在古俄语中“边区”与“乌克兰”是同义词)之称。罗斯臣服蒙古人二百多年，社会、文化与国家组织都发生变化并逐渐分化为东北罗斯(后来的俄罗斯)、西北罗斯(其一部分成为白俄罗斯)与西南罗斯三支。而“乌克兰”之名也由加利支-沃伦“边区”一隅扩展为整个西南罗斯。从这段历史中不难看出：今天的西乌克兰(当年的加利支-沃伦地区)不仅是乌克兰民族特性的发源地，而且它与其他两支罗斯文明的关系一开始便带有西方(当时是基督教欧洲)与东方(当时是“鞑靼化”的东北罗斯)对峙的色彩。

14世纪以后，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东北罗斯依靠蒙古人的支持，“挟大汗以令诸侯”逐步扩展成为俄罗斯强国，而西南罗斯则分别归属于立陶宛、波兰与后来的波兰-立陶宛联合王国。乌克兰的民族性在西南罗斯土著反抗波兰-立陶宛统治者的过程中逐渐成型，而在此后对俄罗斯统治的抗争中臻于成熟。

17世纪既是乌克兰民族觉醒、也是俄罗斯控制乌克兰这两个过程的转折点，而1648年开始的、后来被苏联史学家称为“乌克兰人民解放战争”的事件成为这一转折的标志。1648年，乌克兰哥萨克首领赫麦尔尼茨基起兵反抗波兰受到镇压，在军事失利的状况下他求助于俄罗斯。1654年赫麦尔尼茨基与俄签订别列亚斯拉夫协定，宣布接受俄罗斯保护。在后来的俄罗斯历史书中，这个协定被视为“俄乌合并”条约。实际上，赫麦尔尼茨基当时只是波属乌克兰的一位造反者，远不能控制全部乌克兰，而且他也并不像俄国史学家说的那么亲俄，原本他起兵之初是求助于土耳其人及其盟友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只是在土耳其人抛弃了他之后才转而又投靠到俄国人的门下。但俄依据这个协定得以发起与波兰争夺乌克兰的战争，终于在1667年夺取了德聂伯河左岸的东乌克兰。而右岸的西乌克兰则到1795年才随着波兰在三次被瓜分后亡国，而最后归入沙俄的版图。但波属乌克兰的加利西亚(即当年“乌克兰”之名缘起的加利支)地区则在瓜分中为奥匈帝国所得，成为奥属波兰的一部分。

无论是属俄还是属波，乌克兰民族受压迫的处境并没有改变，沙俄时代统治民族自称“大俄罗斯”，而把乌克兰人称为“小俄罗斯”。但乌克兰人却不甘心做“小”，他们的民族自主要求在俄国统治下与在波兰统治下同样强烈。在蒙古征服后的二百年里，西南罗斯的乌克兰人与东北罗斯的俄罗斯人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异。语言上的俄、乌之别尚在其次，社会组织形式则更加明显。在乌克兰起源的西部地区历史上并不存在俄罗斯式的村社组织，独立农民与自由领地一直居于主导地位。而在后来成为乌克兰中心地区的德聂伯河流域，乌克兰人主要以自由哥萨克的方式生活。“哥萨克”原为突厥语“自由自在的人”之意，是指15-17世纪俄罗斯农奴化过程中不愿为奴、而逃亡到“边区”去谋生的人，类似于我们现在所说的“盲流”。这些“边区”土地上的“自由人”形成了军民合一部落形式的自治体，对外“自由”，对内“民主”，部落的各级盖特曼(“头领”)均由选举产生而不能世袭，对下负责而不受上面任命。这种军事化部落内部讲究严格的集体一致，与尊重个性的近代自由制度和公民社会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但作为前近代传统它与俄罗斯本土的农奴制和帝国官僚制也十分抵触。至于西边传入的天主教(尤其在西乌克兰)与俄罗斯东正教的矛盾，就不用说了。

事实上，即使在1667年后作为俄罗斯势力范围的东乌克兰，帝国的控制力也很有限，盖特曼自治维持了很久，而且多数盖特曼都像先依靠土耳其后依靠俄罗斯以反抗波兰宗主的赫麦尔尼茨基一样，有借助外力反抗俄国宗主的倾向。赫氏之后的盖特曼维戈夫斯基就发动了一场与其前任方向相反(即联波反俄)但同样是追求乌克兰自立的起义，只是结局不像前任那样幸运。此后的盖特曼马泽帕也曾与波兰和瑞典密约，并乘俄瑞战争之际联瑞反俄自立，失败后逃往土耳其。马泽帕之后的盖特曼老斯柯罗帕茨基也企图独立。直到1722年沙俄废除了盖特曼自治，派军进驻东乌克兰并成立“小俄罗斯委员会”直接统治该地，所谓的“俄乌合并”才真正实现。

然而这时历史已经进入近代的门槛。乌克兰人的自主愿望并未随着盖特曼自治的被取消而终结，而是接续了近代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的薪火。这个运动受到沙皇当局镇压，却得到俄罗斯反沙皇的左派、尤其是持国际主义立场并主张民族自决的俄罗斯马克思主义者的同情与支持，这反过来也使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带有左翼色彩。沙俄后期主要的两种左翼反对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与民粹主义的社会革命党人，其在乌克兰的分支都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成分。后来由社会革命党人格鲁舍夫斯基领导的乌克兰中央拉达与社会民主党人彼得留拉领导的执政府，虽然都被已夺得政权的布尔什维克称为“白匪”，实际上以现在的标准看，他们都是左派。而自由主义传统在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中的作用反而没有那么大。

二、昙花一现的初次“独立”

1917年2月革命推翻了沙皇，俄罗斯帝国在革命与战争危机中一度分崩离析，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乘势发起了独立运动。从当年3月到1920年9月，运动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从自治到独立：中央拉达

1917年3月，民族主义者在基辅建立了乌克兰中央拉达，“拉达”为乌克兰语议会之意。中央拉达本来只要求乌克兰自治，但是当时俄罗斯政局动荡，各派对乌政见不一，布尔什维克在掌权前唯恐天下不乱，也唯恐乌克兰不“独”;临时政府其实并非像苏联时期官方史学所说那样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府”，而是在帝国垮台后混乱时期产生的前后四届短命政府的总称，这四届政府政党背景与政治立场不一，对乌政策也朝三暮四，7月间的一届政府与中央拉达会谈达成协议互相承认，8月间该届政府倒台，新的一届临时政府便推翻前议不承认乌克兰的拉达政府了。如此出尔反尔失去了乌克兰人的信任，而俄政府实际上又并无对乌控制能力，于是中央拉达便于11月20日宣布乌克兰独立，成立“乌克兰人民共和国”。

第二、斯科罗帕茨基盖特曼政府

1918年2月，德军攻入乌克兰。4月，德国占领军强行解散中央拉达，乌克兰奇吉林哥萨克大会按传统方式推举哥萨克首领、前沙俄军官斯科罗帕茨基为“盖特曼”，建立了亲德的盖特曼政权，改国名为“乌克兰国”。同年11月德国战败，盖特曼失去靠山，12月，不满斯科罗帕茨基亲德政策的前中央拉达支持者以彼得留拉为首发动起义，推翻了盖特曼政府。

第三、执政府

1918年12月起义恢复了“乌克兰人民共和国”，二月革命中的士兵领袖、前拉达政府军事领导人彼得留拉成为共和国“执政内阁”(即执政府)首脑，他指挥下的乌克兰国民军一度控制了相当大部分的乌克兰领土，并与波兰结盟抵抗苏俄。1920年11月彼得留拉最后战败，率残部退入波兰后被解除武装并被扣留。独立运动至此最后失败。

在中央拉达、盖特曼与执政府这三届乌克兰民族主义政府中，中央拉达与执政府都是在“社会主义者”控制下，其中，格鲁舍夫斯基的社会观点属于社会革命党，该党在俄国的左翼曾与社会民主党左翼(即布尔什维克)是共同发动十月革命的“同志”。而彼得留拉更具有与当时许多草根布尔什维克革命家类似的经历：他出身贫苦，投身左派，在战前就长期从事反抗沙皇政府的革命活动，1914年他被征入伍，在世界大战的军中从事反战运动，革命中作为士兵领袖(众所周知，十月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场反战的士兵革命)而崛起，先为中央拉达军事部长，后为执政府首领和军队司令。只有斯柯罗帕茨基政治上属于十月党(君主立宪派，当时属自由主义右翼)。但是不论这些乌克兰人政治上是左还是右，他们都既与俄国的苏维埃政府、也与沙俄在乌克兰的将军们邓尼金、弗兰格尔之流为敌。当时在乌克兰根本没有一个统一的“白军”阵营，苏俄的反对派从极左到极右、从民族独立斗士到帝国传统捍卫者完全是一盘散沙而且彼此敌对，这是他们成不了气候的最大原因。

中国人很熟悉的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是那个时代的反应，这部小说站在苏联的立场上把抵抗外敌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一律斥之为“白匪”。乌克兰独立后这种评价标准发生了翻转，除乌共外，一般乌克兰舆论无论左右都视保尔·柯察金代表的苏俄红军为“侵略者”，而“彼得留拉匪帮”则是为捍卫民族独立而战。尤其彼得留拉本人更被视为民族英雄，在今天的乌克兰享有极高声誉。

其实布尔什维克对乌克兰曾经有过与“保尔”全然不同的态度。掌权前的列宁是如此敌视“俄罗斯爱国主义”，以致连“在两国统治者的战争中我们应守中立”的主张也不接受，而大力呼吁要“让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失败”。他连当年历史上的“俄乌合并”也否定，认为1654年别列亚斯拉夫协定“使乌克兰文化遭到摧残”。那时他的“乌独”立场甚至比中央拉达还激进：早在拉达发表自治宣言之前，列宁就于1917年6月7日的《真理报》上说：“我们认为波兰、芬兰、乌克兰及其他非大俄罗斯的土地都是俄国沙皇和资本家侵占的土地。”不久中央拉达和彼得留拉为主席的全乌克兰军人代表大会6月11日发表关于乌克兰自治的《宣言》，列宁成为这个宣言在俄罗斯最高调的喝彩者。当时俄国自由派的《言语报》攻击中央拉达“擅自”发表“公然违法”的宣言应该受到“严厉制裁”，列宁断然驳斥了《言语报》这种“凶相毕露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的攻击”。他指出中央拉达的宣言是“完全合理的”，并且主张“无条件地”“完全承认乌克兰的权利，包括自由分离的权利”。而这时中央拉达还根本没有要求这种权利。6月28日，中央拉达成立具有乌克兰政府性质的总书记处，俄国临时政府先予承认，后又于8月间推翻前言，不承认总书记处的合法性。列宁又严厉谴责了临时政府的出尔反尔。

但是布尔什维克掌权后，对乌克兰的态度立刻变得暧昧起来。十月革命后不久，中央拉达于11月20日宣布成立“乌克兰人民共和国”。苏俄近一月之久没有公开反应，而暗中指望乌克兰的布尔什维克党人能够控制拉达，直到布尔什维克在基辅夺权失败后，才于12月18日发表了一个内容矛盾的《告乌克兰人民书》，一方面宣布“承认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承认它有权同俄国完全分离”，“无保留无条件地承认有关乌克兰人民的民族权利和民族独立的一切事项。”但同时要求中央拉达在对德与对卡列金的问题上与苏俄保持一致，并要拉达同意在乌克兰建立苏维埃政权，还以最后通牒式的口气要求在48小时内答复。24日，苏俄一方面在哈尔科夫成立与中央拉达对立的乌克兰苏维埃政府，另一方面又派苏俄政府邮电人民委员、亚美尼亚族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普罗相为代表与拉达领导人格鲁舍夫斯基举行谈判(这对谈判对手很有意思：他们都是非俄罗斯族，都是社会革命党人，或许这样选择代表本身就是一种姿态)。拉达方面本着与苏俄善处的愿望提出双方协议的基础：苏俄“承认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独立”，拉达“承认卡列金及其帮凶是反革命”。苏俄政府随即于1918年1月1日作出“关于同拉达举行谈判的决议”。对拉达方面提出的协议基础表示首肯。但不久，苏俄羽翼渐丰，便于1月13日发表声明，认为拉达的答复“含糊，模棱两可，简直近乎嘲弄”。于是中断谈判而对拉达发起军事进攻。但这个声明同时又再次表示：“乌克兰人的民族要求，即他们的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已得到苏俄的“全部承认，不会引起任何争执”。

当时苏俄攻击乌克兰拉达政府的主要口实是卡列金事件。卡列金是顿河哥萨克首领，沙俄右派将军，十月革命前他就参加了右派反对临时政府的科尔尼洛夫叛乱，革命后他逃回顿河再树叛旗，成为最早反抗苏俄的“白匪”之一。卡列金并非乌克兰人，作为保守派将军他维护沙俄帝国传统，不承认乌克兰独立。因此拉达并不反对、而且愿意配合苏俄剿灭这一“反革命”势力。但是苏俄借此要求拉达听命于自己，把权力交给自己扶植的苏维埃，并允许苏俄军队入境。拉达政府当然不能中这种“假道伐虢”之计。实际上，卡列金很快失败并于1918年1月29日自杀。然而苏俄并没有因此改变敌视拉达的态度。不过以苏俄当时的力量，要征服乌克兰还是力不从心。

这时苏俄与乌克兰拉达都在布列斯特与德国进行和谈，德国乘机扮演了俄乌之间的调停人角色。一心要与德国达成妥协的苏俄接受了调停，托洛茨基代表苏俄承认了中央拉达代表团的合法性。俄乌双方各自分别在布列斯特与德国单独媾和。1918年2月，德军以调停的名义出兵乌克兰，苏俄虽然暗中支持乌克兰布尔什维克苏维埃势力进行了轻微抵抗，但苏俄自己并未卷入。此后乌克兰的主要矛盾一度变为德国人及其支持的盖特曼政权与拉达民主派的冲突。而苏俄则对得势者一概承认，还请求德国协助苏俄同乌克兰签定和约并划定双方的准确国界，1918年6月12日，苏俄同盖特曼乌克兰国双方共同签署了这项和约。正如索尔仁尼琴后来评论的：“列宁的这一行动表明，他完全容忍了乌克兰从俄国分离出去，甚至容忍乌克兰在分离出去后成为君主国!”这一时期，苏俄及其在乌克兰的支持者实行的剥夺农民的余粮收集制激起了普遍反抗，而斯科罗帕茨基则废除了这种制度，列宁当时多次承认斯科罗帕茨基此举深得民心：“人民已经疲倦了，”“他们去做某种蠢事，甚至去投靠斯科罗帕茨基，因为大多数人民是愚昧的”。1918年7月15日，列宁在全俄苏维埃五大上所做的报告也承认：乌克兰人民正“饿得甚至投向斯科罗帕茨基”，以至于列宁需要提醒其支持者把农民与斯科罗帕茨基分开：“认为这(指反对斯科罗帕茨基)是同农民的斗争，那是不对的。”

但到1918年11月德国战败，盖特曼随即垮台，尽管继之而起的拉达民主派执政府与盖特曼相比既不那么亲德，又具有更多左的或“革命”的色彩，而且此前苏俄也曾承认他们，但正如索尔仁尼琴所说：“布尔什维克的那点实力比彼得留拉的力量稍微大点了，——布尔什维克马上越过了他们承认的边界线，把自己的政权强加在乌克兰的兄弟们身上。”

实际上，苏俄这时的乌克兰政策仍然极为“灵活”。1919年初协约国军队在黑海登陆后，乌克兰执政府对其进行了抗击，双方在敖德萨地区发生冲突。苏俄判断“乌克兰的克伦斯基和切尔诺夫”决不会与协约国合作，又想利用执政府了。当年1月4日苏俄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提出：“现在插手乌克兰事务从军事上讲不适宜并且十分冒险”。因此要乌克兰的亲苏俄势力暂停反执政府的游击活动，并表示苏俄“要设法同乌克兰执政府达成协议，”直至“同彼得留拉之流结盟”，即便这“会使乌克兰的工人群众感到困惑不解”。但是协约国一撤军，苏俄马上又对执政府大举进攻。

在这个混乱时期，现今乌克兰土地上的“东西对立”也已见端倪，此前从未建国的乌克兰历史上无所谓版图，三届民族主义政府也从未控制过今天的乌克兰全境，但相对而言他们的势力中心始终在西、中乌克兰。而在今天的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工业区，苏俄1918年就在那里扶植建立了“顿涅茨克-克里沃罗格苏维埃共和国”与中央拉达的“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抗衡。后来的苏维埃乌克兰政府也是首先成立于东乌克兰的哈尔科夫，而不是乌克兰民族的政治文化中心——基辅，并且直到1934年，苏联的乌克兰加盟共和国首都也一直设在哈尔科夫。至于俄罗斯人为主的克里米亚虽然并无苏维埃的根基，但在内战中也是沙俄白卫军如苏利凯维奇、弗兰格尔等的根据地，而从未认同于乌克兰民族主义政权。

三、“面包换自由”的失败：苏联时期的乌克兰

1924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苏俄从此变成了“苏联”，乌克兰成为首批4个加盟共和国之一。

苏联时期的乌克兰和全苏实行一种在世界历史上十分独特的“集权一党制下的-自由国家联盟”制度。一方面，根据列宁的民族自决原则，联盟宪法和共和国宪法均规定了自愿加盟、自由退出的原则，为此，布尔什维克不但设有包括“外交部”在内的乌克兰加盟共和国“中央”政府，还在国际社会张扬其形式上的“主权”，直至让乌克兰、白俄罗斯与苏联都成为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国”。苏联当时不顾一些国家的反对坚持这样做，当然是为了贪图其“一国占有三席位”的特权。而另一方面，这种“联盟”在全境实行一党制，而且党内高度集权统一，加盟共和国党对联盟党中央而言完全是下级，没有任何自主性可言，并且也不存在反对党。这样，执政党的集中统一便使联盟成员在法律上的自由退出权成为不可能行使的虚假权利。

但这种状况却以党国不分和党内集权为条件，一旦“党国”体制有变，联邦成员本来就合法的自由退出权便由虚转实，使“联盟”的)体变得难以避免。在中东欧转轨过程中，三个这样的“联邦”国家(苏联、捷克斯洛伐克与南斯拉夫)都解体了。但没有实行这种“联邦”制的其他几个多民族国家，如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尽管也有民族问题，也实行了民主化变革，却没有损害国家的统一更没有导致国家分裂解体。因此今天看来，民主化绝非导致联邦解体的原因，但那种设置了自由退出权的/联邦0体制，却使这种联邦在“党危机”中难免解体的命运——即便没有民主化，只要党内斗争失控导致党的分裂，哪怕是分裂成几个各自同样集权而丝毫也不“自由化”的党，国家的统一也就完了。

当然理论上讲，如果没有民族矛盾，“自由退出权”在转轨中也未必一定会行使，毕竟统一国家的好处是谁都明白的，尤其是苏联这样一种中央计划体系下全联盟经济高度一体化、专业分工与协作体系非常发达的状况下，联盟解体、协作链条中断与分工体系崩溃对经济的损害要比市场化体制变革中的所谓“休克疗法”打击更大。但是，问题在于民族矛盾在苏联时期的乌克兰一直没有解决。

这一矛盾首先与领土变迁有关。1920年内战结束后乌克兰的西部边境是根据苏俄与波兰的“里加和约”划定的，这一按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说法是“俄波瓜分乌克兰”的条约把西乌克兰(今乌克兰西部的里沃夫等州)划归波兰，而这里正是乌克兰民族性最强烈的地区。1939年，苏联按“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密约”趁纳粹德国闪击波兰之际出兵“东波兰”，(如今史称“对波兰的第四次瓜分”)把这一地区并入苏联乌克兰版图，接着又从罗马尼亚手中夺取了乌克兰人居住的比萨拉比亚与北布哥维纳，将后者建为苏联乌克兰的切尔诺夫策州，二战结束时苏联又把原属捷克斯洛伐克的罗塞尼亚地区吞并，划为乌克兰的外喀尔巴阡州。

这样，苏联在二战前后的几年里把乌克兰的边界大大向西扩展，所并入的新领土都是乌克兰民族情绪最强烈的地区，而且有些地区(如罗塞尼亚)此前无论沙俄还是苏俄都从未控制过。在此过程中苏联军队受到当地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所谓班杰拉分子)的猛烈抵抗。班杰拉游击队对德国、波兰与苏俄军队都给予重创，苏军名将、方面军司令员瓦杜京大将与波兰共产党政权首任国防部长西韦尔切夫斯基大将都在班杰拉游击战中死亡，苏军伤亡之惨重可想而知。而苏军对班杰拉分子乃至一般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镇压之酷烈也不难想象。此后苏联借二战胜利之威，在新领土上搞强制集体化，不愿集体化的乌克兰农民都被当作“班杰拉分子”遭到残酷清理，使镇压“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运动严重地扩大化，留下深刻的历史创伤。

而在此之前归属苏联的乌克兰其他地区，斯大林时代的镇压也十分惨烈，尤其是“全盘集体化”后的几年，苏联发生“人祸”性质的骇人听闻的和平时期大饥荒，饿死农民据说达800万以上。乌克兰作为苏联粮食征购的主要地区首当其冲，富饶的平原上饿殍盈野，人口减少十分之一。后来的史家称：“乌克兰农民身负两重灾难：作为农民和作为乌克兰人”。在党内斗争中，“乌克兰民族主义”也常常成为大规模整肃的口实。乌克兰历任的党政一把手，从斯大林时代的埃何、波斯蒂舍夫直到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谢列斯特，常常不得善终。然而也有从这一位置上飞黄腾达的，例如经乌克兰而成为苏联领袖的赫鲁晓夫，但这必须以强硬镇压乌克兰民族主义为条件。

当然，乌克兰在苏联时代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之巨大也是不容置疑的。尽管沙俄时代乌克兰已经是帝国境内的经济先进地区，但它的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之完成无疑是苏联时期的成就。除了计划体制在工业化原始积累中的优势外，苏联统一计划经济空间的存在也是乌克兰发展的重要促进因素。而苏联领导层虽然严防“乌克兰民族主义”，但在全苏范围内乌克兰与白俄罗斯和俄罗斯作为“斯拉夫三兄弟”，与其他非斯拉夫民族相比，却也有其特殊地位。

而且仅就俄乌关系来讲，苏联时期乌克兰也不是没有便宜可占。苏联类型国家民族政策的特点之一是不尊重你的人权，却比较尊重你的“文化”，它根据不同的政治需要、甚至仅仅是根据领导人的喜好，有时固然搞强制同化，有时却也搞人为的“异化”。尤其把一些特别弱小的民族“文化”当成珍稀古董给予大熊猫式的特殊“保护”，甚至人为地阻断自然融合，强化民族差异。例如前南斯拉夫的“穆斯林族”就是在铁托体制下从同种同文同语的“信伊斯兰教的塞尔维亚人”给生生拔高成新“民族”的。苏联的白俄罗斯也有类似的情况，白俄罗斯被确定为不同于俄罗斯的另一民族，政治上不许有异端，“文化”上却提倡有“特性”，还把白俄罗斯送进联合国占了把交椅。然而人之常情却是：排他的特性认同一旦形成就难以逆转，而缺乏人权导致的不满却不会因为“文化”的受保护而消失。奴隶并不因可以唱歌跳舞就不想自由，而从唱歌跳舞中成长的排他性认同反而成为争自由的纽带，一旦有机可乘，“文化”上如此受抬举的穆斯林族、白俄罗斯族不但照样反水而去，有时还更加反目成仇。

乌克兰不同于白俄罗斯，其民族认同并不是苏联“惯”出来的。但是，在东南部俄罗斯人聚居区(克里米亚与顿巴斯等地)划归乌克兰后，乌克兰文化在当地影响的增加却的确是苏联当局鼓励的。乌克兰人并不会因此感谢苏联，俄罗斯人却因此埋怨苏联。这种两边不讨好的做法不但使两边对联盟都增加了疏离感，造成政治高压消失后的联盟更难维系，而且也助长了独立后乌克兰的“东西矛盾”。

这类国家民族政策的另一特点是“以面包代替自由”，对被统治民族在严防政治异端的同时，有时也给予经济和其他利益上的恩赐，甚至牺牲“统治民族”的利益来实现这一点，而这样做无需征求“统治民族”人民的同意。克里米亚归属乌克兰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

克里米亚半岛在地理上虽与乌克兰有地峡相连，然而在历史上与人文环境上却与乌克兰联系甚少。这里的土著是穆斯林鞑靼人，长期与土耳其结盟对抗俄国。18世纪沙俄征服该地后大量移入俄罗斯人，使这里成为俄罗斯控制黒海与亚速海的咽喉重地，黑海舰队重兵屯驻，雅尔塔等地则布满沙俄皇家与俄罗斯贵族的离宫别苑。全半岛的人口也以俄罗斯族为主。但在1954年，主政苏联的赫鲁晓夫为纪念“俄乌合并300周年”，一高兴便把克里米亚从俄罗斯割出，送给“兄弟的乌克兰”作了礼物。但如此“慷俄罗斯之慨”，却未能买到乌克兰人之好。因为人之常情是：“自由”固然不能当饭吃，但面包也不能代替“自由”，吃得再饱的奴隶照样会有不满。40多年后乌克兰一独立，克里米亚俄罗斯人被割断与俄罗斯本国的联系，从此作为乌克兰境内的亲俄地区不断与乌克兰中央产生摩擦，成为俄乌关系中的一大难题。当年领袖的即兴之举，落得个俄罗斯、乌克兰与克里米亚三方皆苦不堪言的结果。

四、“渐进式失败”：独立之后的转轨危机

1991年8月24日，乌克兰借苏联“政变”之际宣布独立。是年年底苏联解体，乌克兰作为独立的主权国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

然而，统一经济空间的解体带给乌克兰经济的却是沉重的打击。独立两年之后，乌克兰的经济状况和居民生活已经下滑到俄罗斯的水平之下。有人把乌克兰作为“休克疗法”失败的例子，但其实，政局混乱中的乌克兰根本没有搞过任何“疗法”。至少与俄罗斯相比，乌克兰的经济体制变革完全谈不上“激进”。

财政货币双紧缩是“休克疗法”的第一个特征，但当俄罗斯大搞紧缩财政时，乌克兰的克拉夫丘克政府却在财政、货币上都实行放松，预算赤字占GDP的比重升至27.1%。结果导致比俄罗斯更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1993年底通胀率高达10256%，被世界银行冠以全球之最。这一经济灾难是导致克拉夫丘克提前下台的主要原因。

由于府、院对立，乌克兰一直没能通过“大私有化法”。而1994年以后，左派三党更利用议会成功冻结了国家私有化计划。当然，尽管如此，乌克兰的产权改革还是有所动作。乌克兰也曾学俄罗斯发放了“私有化证券”，但俄罗斯拿出来分给公民的国有资产本来就很少，乌克兰更是只发证券而几乎没有资产供给。结果这些证券除了一部分用于住房私有化外，都贬值得一钱不值，对企业私有化根本没起作用。乌克兰可用于购买国企的民间资本比俄罗斯更少，外资又进不来。1996年时，乌克兰实现非国有化的企业只是在第三产业占有较大比重：商业、饮食和服务业企业占65%，而工业企业只占12%，农业和建筑业企业约占10%。而第三产业恰恰又很不发达，在乌经济总量中分量很小。因此总的来看乌克兰的私有化进度不如俄罗斯，更远不如波兰、匈牙利等转轨国家。

可见乌克兰政局整个来说要比俄罗斯更“传统”，其转轨的进度也更慢。但是乌克兰经济滑坡无论就幅度还是持续时间而言都明显超过俄罗斯，更远远超过波兰等中东欧国家。无怪乎它被转轨经济学家视为“渐进式失败”的典型。早在独立前的1990年，乌克兰经济已经下滑，国民总产值比上年下降了2.4%，国民收入下降了3.6%。1991-1993年，经济又持续下降，到1994年，在中东欧多数转轨国家已经走出谷底转入回升的情况下，乌克兰反而加速下降，出现前所未有的“雪崩”危机，当年GDP滑坡幅度高达24%。1995、1996两年下降幅度仍达两位数，分别为12%、10%。1997年，独联体其他国家的经济在连续多年的下滑后恢复增长，而乌克兰经济仍继续下降了3.2%，此后又在谷底徘徊了两年，直到2000年，乌克兰经济才止跌回升。

于是，如果说独联体国家整体上转轨绩效不如中东欧国家，那么乌克兰又是独联体国家中最差者之一。乌克兰的绝大多数企业过去都在苏联一体化经济结构中运作，原料、能源来自俄罗斯与其他共和国，而产品除了供应他们外，自己消费与向国际市场出口的能力都很低。独立后的“你不给我我不给你”导致这些企业陷于瘫痪，尤其是重工业、大型国企集中的乌克兰东部、南部地区，过去经济更发达、生活更好，但因一体化程度更高，独立后经济滑坡更甚，偏偏这些地方是历史上属俄时间最久、俄罗斯人最集中、与俄罗斯的传统联系最紧密的地方。这里的人民政治上他们受到西部的压制，经济上临近的俄罗斯地区原来不如他们，现在却比他们过得好，这叫他们怎么能不“亲俄”呢?

尽管如此，千年以来乌克兰人历经反蒙(金帐汗)、反波、反德、又反俄的斗争，民族主义薪火相传。现在好不容易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岂能让历史车轮轻易倒转?尤其是乌克兰西部地区，这里是乌克兰民族精神的发源地，属俄时间最短，居民中乌克兰族的比例最高，历史上反俄斗争最激烈，苏联时期吃苦最多，而苏联当局“慷俄之慨讨好乌克兰”又主要优惠的是东南地区，工业化尤其是重工业投资大多集中于那里，西乌克兰各州在苏联时期工业化程度较低，生活也不如东部，但正因为经济一体化程度较低，苏联解体后受影响相对较小。而他们相邻的波兰、捷克与匈牙利又恰恰是中东欧经济转轨最成功的国家，经济复苏快，人民生活好。特别是历史上长期作为乌克兰宗主国的波兰更是转轨国家成功的典型，这不能不对西乌克兰人产生吸引力。

在文化上，过去西乌克兰虽然工业经济不如东部发达，却一直是乌克兰民族的精神中心。苏联时期虽然东部也办了许多大学，但这些大学多以理工科见长，文科教育仍以基辅大学、利沃夫大学称最。因此西乌克兰教育、尤其是人文教育的水平高于东部。同时，历史上由西方传入的天主教，教徒如今占乌克兰总人口10%，集中在西部。15世纪俄罗斯东正教脱离拜占庭牧首分立后，非俄属的乌克兰地区东正教徒大多仍然忠于拜占庭，并在拜占庭陷落后形成乌克兰自主正教，它以利沃夫圣彼得大教堂为中心，参与了乌克兰脱俄自立的民族主义运动。在沙俄与苏俄时期惨遭镇压而潜入地下，独立后复兴很快。如今乌克兰自主正教信徒也仍以西部居民为主。西部自主正教与天主教和东部的俄罗斯东正教，也形成了一定的隔阂。

这样，乌克兰人亲西疏俄、羡慕波兰、渴望加入欧盟乃至北约、对俄保持独立自主的倾向、融入西方的倾向，便在西部尤为突出。而乌克兰内部的东西矛盾便日益明显了。

独立后的乌克兰，经济危机，政治危机与族群问题及国际关系问题一直互为因果，反馈震荡。因经济危机导致的人民不满引起了政治动荡，经济、政治的不稳定又使国内的东西族群对立加剧，继而引发国际上西欧与俄罗斯对乌克兰影响的较量，而这些矛盾又进而影响到经济治理，使乌克兰经济衰退延长、复苏乏力、改革受阻、积弊日深，成为一个难以摆脱的怪圈。

乌克兰的事态虽然复杂，总体上看人们没有理由过于悲观。乌克兰民族的自立之梦已经千百年，乌克兰立国也已经历了十三个春秋。乌克兰的独立之路尽管依然坎坷，但是毕竟走过来了。她的转轨危机尽管在整个中东欧独联体世界是最严重之一，但也已经过去，其经济已经连续数年增长。

有本于此，笔者想以一句唐诗来表达对乌克兰人民的祝愿：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金雁老师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对苏联和东欧的历史与社会转型问题有深刻而独到的研究，对中国而言具有相当的前瞻性。但其重要性至今仍未被学界充分认识到。而且她与秦晖老师相濡以沫、同甘共苦，在清贫与寂寞中保有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尊严和独立。

在新书《雁过留声》中，金雁老师回首青春岁月，再现一段历史中鲜活的人与事！令人唏嘘的故事，果敢顽强的人生态度，以及独立深刻的反思，都伴随着金雁老师的笔触一点一点地呈现。

正如有些读者所言：“本来是奔着秦晖老爹的黑料去的，读罢却被糊了一口的狗粮。” 话虽如此，仍然为他们充满曲折、幽默、诙谐、温暖而生动的生活感到开心不已。有幸拿到亲笔签名，抢先发售。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注：还可在规格中选购秦晖老师四书）

来源：爱思想网站，本文发表于《浙江学刊》2005年第6期，作者金雁。

▍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