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格理｜选择关乎命运，石门坎的文明奇迹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千字君的疫会言传 Author 千字君
选择关乎命运
石门坎的文明奇迹
100多年前，传教士柏格理在贵州石门坎苗乡所创造的文化奇迹，至今仍被无数人景仰、传颂；这一奇迹在70多年前戛然而止，令人扼腕叹息。
塞缪尔·波拉德（Samuel Pollard），1864年生于英国康沃尔郡的一个牧师家庭，17岁以全国第三的成绩考取伦敦邮政银行公务员。1887年，23岁受戴德生牧师的感召，甘愿放弃公职，远赴中国西南传教办学。临行前，他为自己取了中文名：柏格理，字明星。
自此，这颗明星耗尽自己璀璨又短暂的一生，只为照亮乌蒙山区的穷苦人。
▲1920年代的苗族，后面墙上写着：教育第一
▌石门坎文化奇迹
那是动荡的清末民初，柏格理等人却在二三十年内，把这个全国最蛮荒的山区变成了“东方天国”、苗族文化圣地、全中国的文明高地：
他们创制了苗族文字，翻译出苗文圣经，创办了乌蒙山区的第一所小学，并在中国率先开创双语教学、男女同校。他们建起了中国最早的游泳队、足球队、运动会。他们还建立了当地第一所西医医院、中国第一所麻风病院，培养出贵州第一位医学博士……
抗战时期，曾有美国援华飞行员被日军击落在该地区，当地苗族人把他救下，并用熟练的英文与他交流；1945年国民政府的文化普查，汉族人每10万人中只有2.19个大学生，而乌蒙山区的苗族每10万人中竟然有10人；当年的石门坎蜚声海内外，国外来信只需在信封写上“中国石门坎”，就能准确送达……
50年代后，石门坎的文化奇迹戛然而止。对这一奇迹的发端和衰落，仅有惊叹和扼腕，显然是不够的。
我试图沿着柏格里当年的足迹，探寻隐藏在石门坎兴衰背后的神秘力量。
▲柏格里 Samuel Pollard（1864-1915年）
▌圣徒柏格里，为何选择石门坎？
石门坎究竟有多偏僻、贫苦？这是外人无法想象的。
贵州素来被称为“全国最穷省”，毕节地处贵州西北、云贵高原腹地的乌蒙山区，被称为“贵州的西藏”，威宁县则位于这片山区的海拔最高处。而石门坎，离威宁县城尚有100多公里，与云南昭通接壤。
为了更多地接触当地人，也为了少走山路，我从毕节出发，到威宁后坐火车绕道昭通，再经中水镇，最后到达石门坎。虽然今天的路况已经大大改善，一路仍然是惊心动魄。
这里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破碎的山体、险峻的峡谷、怪石嶙峋的小路和溶洞……夏季多山洪、泥石流，冬季多冻雨、道路结冰，还有高海拔地区常见的干旱和强紫外线。
石门坎有泉水，但由于水温低、平地少、土壤瘦且薄，种不了水稻，现在种的包谷、洋芋，还是后来引进的新品种，从前只能种苦荞。从前养的猪并不是今天常见的苏白猪，而是西南黑猪——体重最多100来斤，全身几乎没有一块瘦肉。
苗族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但是在此之前的几千年里，一直过着刀耕火种和渔猎的生活。他们有自己的语言，却遗失了自己的文字，历史上曾饱受汉族、彝族的压迫和歧视。
老辈人流传下来一句话：苗族无谱，三代还祖。意思是，苗族由于没有族谱、祠堂，于是给孩子取名时，难免会和祖宗的姓名混淆。在崇拜祖先的汉人看来，这岂止是没文化，这是严重的迕逆。
▲山腰上的石门坎
我实在无法想象，这样一片贫苦的土地、这样一个屈辱的族群，柏格理等人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艰难困苦，才成就了这样的奇迹？
并且我相信，每一个知晓这些伟大成就的人，都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力量， 让柏格理甘愿离开最繁荣发达的英国、放弃伦敦邮政银行1000镑的年收入，来到全中国最蛮荒的西南山区，毫无保留地为石门坎的苗族人献出自己的汗水和生命？
无论是追求实用的大众，还是推崇理性的经济学家，都无法解释他的动机。
但是在信仰基督的人看来，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是基督的爱，促使柏格理这位圣徒来到石门坎，无条件、无保留地去爱他的人类同胞。
1888年初，柏格理开始在昭通传教、治病、办学。比他更早的托马斯·索恩牧师，“西伯尔公学三杰”之一，就是染病后死在昭通，葬在昭通。然而他们兢兢业业16年，只收获了几十名信徒。并且除了李氏一家，当地几乎没有任何知识分子欢迎他们。
1903年，在昭通传教16年的柏格理面临着最艰难的处境：索恩牧师殉道；万斯通牧师夫妇身染重疾、女儿病死，不得不回到英国；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却只收获了几十人，英国循道公会已经萌生退意……
1904年，柏格理的使徒生涯才真正进入高光时刻——柏格理前往四川凉山的彝族庄园调解纠纷时，彝族土目许诺：只要柏格里愿意做山寨首领，帮助土目对付仇家，几个山寨都可以信耶稣。
但是柏格理凭着祷告，胜过了诱惑。他没有卷入世俗权力的败坏和仇杀，于是才有了苗乡的大丰收：成千上万被世人鄙弃的苗族人争相受洗信耶稣，学习圣经和科学，成为柏格理的得力助手。
从1888年到中国传福音，到1915年为救治学生殉道，他只回了三次英国——为了筹款办学。
显而易见，石门坎就是那片好土。不是柏格理选择了石门坎，而是基督与石门坎选择了彼此。
▲重建后的柏格理之墓
▌在市场时代寻找丢失的信仰
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说：我们在这世间的一切劳苦、贪婪，究竟是为了什么？归根结底，是为了得到他人的爱和认同。
爱是人的天性，也是每个人的必需品。现代人通过市场交换，可以很好地同陌生人合作，可是一个没有爱的人，仍然是活不下去的。
今天是一个相对和平的时代、物欲张扬的时代。但是我的乡人、我的同胞，并没有因此活得体面、幸福。
我是土生土长的毕节人，我对周遭的道德秩序感到担忧。
2012年11月16日，五个10岁左右的流浪儿童，被闷死在毕节街头的一个垃圾箱里。这几个孩子如果活到今天，已经长大成人。
毫无疑问，石门坎衰败了。为什么会衰败？因为信仰的式微，因为曾有人在这里播种仇恨。
今天，当地的师资力量已大不如前，无力再办高中。现在很少有年轻人懂得用苗文读圣经了——他们中的一些人重新堕入了早婚、贫困的深渊。一位老大爷告诉我：“很多慕名而来的人，都是流着眼泪走的”。
▲一位老人手持苗文圣经
然而，信仰的种子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市场的力量也在悄悄发生着作用。
我去到当地的小学。由于石门坎基金会的努力，孩子们的学习条件已经大为改善。
我去到传教士建成的麻风病院旧址。瓦房已经倾颓殆尽，里面的住户去年底终于搬出危房，住进了北京光华基金会捐建的新房……
我意识到，在这个被世界遗忘的角落，这些公益人做了多么了不起的事。他们深爱着深山里的同胞，也竭力传递着石门坎与外界的爱。
大家或许早已看惯了主流叙事中的“样板村”、“慈善楷模”，但那并不是自发自愿的私人行为——违背市场逻辑的输血式“慈善”，是强制的、不可持续的，最终既无法让付出者变得高尚，也无法让接受者自尊自立。
唯有顺应人性、激励道德的自愿行为，才可能使身在计划经济中的人们，逐步走出乌托邦的幻梦。
长江证券公司创始人陈浩武先生在《我为什么做石门坎公益？》中说，他曾经“在计划经济的时代寻找市场”，如今是“在市场经济的时代寻找信仰”。
他们致力于公益的石门坎：募集慈善资金（陈浩武几乎是倾尽家财），亲自去到山沟里，促进当地的支教事业、私人经济——这是依靠市场自发力量，实实在在地造福当地人。
他们还致力于精神的石门坎：做柏格理的研讨会，颁发柏格理园丁奖，出版石门坎和传教士的相关书籍……就是希望柏格理的人格力量能够感召更多人，石门坎基督信仰的亮光能够辐射更广大的区域，“纯洁人的灵魂、寻回人的尊严、救赎堕落的社会”。
▲陈浩武在石门坎老人聚餐会上（2017）
▌选择关乎命运
石门坎之行，让我有了更深的思考。
当面对外来的先进文明秩序时，各个族群的态度就决定了自身的命运。
荷兰人最早接受了新教的金融观念，于是他们成了最早的世界贸易大师。
英国人到公元5世纪才正式接受基督信仰，13世纪有了《大宪章》：“在上帝的见证下，我们缔结以下盟约……”光荣革命之后，英国人将新教伦理贯彻到政策层面，于是依靠自由贸易成为第一大国。
17世纪，温斯罗普等美国国父将新教伦理带到北美，于是有了美利坚合众国。
20世纪初，柏格里将新教伦理的秩序从英国带到了石门坎。苗族人不仅以惊人的速度融入现代文明，还使本族文化重新焕发了生机。
▲柏格理1910年从英国带回的树种
如今来到石门坎，我对信仰更加满怀信心。
最早追随柏格理的一批中国信徒——昭通的李氏，石门坎的朱氏、杨氏，他们的后代生在这样贫苦落后的地方，凭什么还能成为远近闻名的知识精英？凭着他们这一代作出了艰辛却明智的选择。
刘军宁先生说：“信仰决定思想，思想决定未来。一个家族的领头人、一个国家的精英所选择的思想，就决定了这个家族、这个国家的方向。”
柏格理一生的使命既简单又直接，他像其他先辈一样来到不毛之地石门坎，带来了现代文明、技术，但更重要的是带来了爱和信仰。没有这些，就不可能有石门坎文化奇迹。
陈浩武说：柏格理就在我们中间，他的精神永在。
今天，我们身处在一个光明和黑暗并列，正义和邪恶共存的世界，柏格理的一生就像是一个邀请，邀请我们选择光明和正义。他用一生实践信仰，我们做不到那样伟大，但却可以从他的行为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为此，先知书店鼎力推荐英国作家格里斯特《塞缪尔·柏格理——在华传教士的开拓者》。
本书于1921年在伦敦、纽约、多伦多和墨尔本同时出版，因作者是柏格理同事兼好友，掌握大量外人不知的材料和细节，故无论在基础性的资料方面，还是在具体的历史情节上，都包含了大量目前在国内尚未面世的珍贵内容，被公认为这位传奇人物生平故事的权威著作。陈浩武先生在序言中写道：“这是一部最好的柏格理传记。”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追寻这位圣徒一生的足迹。（还可在规格中一并选购“信仰四书”）
▍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