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冬梅：王朝政治之下，要如何做一个好皇帝？
宋仁宗之“仁”
文：赵冬梅
宋朝政治是帝制时期的王朝政治，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对皇权构成强制性约束。皇帝的说法、做法以及流露于其间的欲望，会被权力的透镜无限放大，最终影响到国计民生。而仁宗主动选择“克己复礼”，的确了不起。他对民间苦难抱有同理心，“畏天变”而“爱民力”，因此愿意接受批评，以纠正治国理政中的错误缺失。
宋仁宗赵祯（1010—1063），宋朝的第四个皇帝，1022年即位，在位42年。除去刘太后摄政的前10年，他亲掌大政32年，“仁宗”是他的庙号。
《礼记·大学》云：“为人君，止于仁。”“仁”可谓君主的最高境界。元修《宋史·仁宗本纪·赞》认为，宋仁宗之于“仁”，“诚无愧焉”。《仁宗本纪·赞》对仁宗之“仁”的论述可分为两段，第一段如下：“仁宗恭俭仁恕，出于天性。一遇水旱，或密祷禁庭，或跣立殿下。有司请以玉清旧地为御苑，帝曰：‘吾奉先帝苑囿，犹以为广，何以是为？’燕私常服浣濯，帷帟衾裯，多用缯絁。宫中夜饥，思膳烧羊，戒勿宣索，恐膳夫自此戕贼物命，以备不时之须。大辟疑者，皆令上谳，岁常活千余。吏部选人，一坐失入死罪，皆终身不迁。每谕辅臣曰：‘朕未尝詈人以死，况敢滥用辟乎！’至于夏人犯边，御之出境；契丹渝盟，增以岁币。”这一段从宋仁宗的生活小事起笔，一直谈到处理政权间关系的原则。我们由此可以对仁宗之“仁”作一番剖析。
宋仁宗
▍宋仁宗心怀敬畏、与民共情
“一遇水旱，或密祷禁庭，或跣立殿下”，说的是仁宗在国家遭遇严重自然灾害时所表达出的敬畏戒惧态度。“跣立”“密祷”之事发生在仁宗晚年。至和二年（1055）除夕，大雪不止，仁宗在宫中“跣足祷于天，及旦而霁”。仁宗还曾“却盖不御”。庆历七年（1047）春大旱，他亲自出宫祈雨，拒绝伞盖，情愿自己暴露在炎炎烈日之下。仁宗为求雨祈晴“却盖不御”“跣立殿下”，今人大概要笑他无谓“自虐”。然而在传统中国，“天人感应，灾异示警”却是非常重要的政治理论，甚至可以说是帝制政治的思想基石。政治缺失、民间疾苦都会“上达天听”，然后以自然灾害的形式对人间统治者提出警告。当此之时，皇帝必须心怀敬畏，以实际行动表达悔改之意。在这些实际行动中，最基本的是“避正殿”“减常膳”，进一步是“（扩大）开放言路”，最高级别是“下诏罪己”。
庆历七年那场大旱，出宫祈雨之前，仁宗已经下诏罪己，并且亲自修改诏草，唯恐不能表达“震惧”之意。在“罪己诏”中，他向上苍祈求：“咎自朕致，民实何愆？与其降疾于人，不若移灾于朕！”这不是虚伪的政治表演，而是他上祈于天、下告之人的真诚诉求，是与百姓的共情。纵然此举并不能减轻百姓的实际损失，但也会让受灾百姓在心理上得到莫大安慰。“天人感应，灾异示警”之说，起初是带有一定迷信色彩的。但发展到宋朝，当日月之蚀基本上可以准确预测，水、旱、地震的自然属性日益显明，有识之士却仍然坚守“灾异示警”学说，显然就是一种政治性的主动选择了——他们试图通过对灾害信息的政治性解读，挟天之力对皇帝进行规谏，促其改善政治。
引文中的“玉清”，指玉清昭应宫。这是仁宗之父真宗为崇奉“天书”所建的道观，共有两千六百多间，宏大瑰丽、劳民伤财；摄政时期，玉清昭应宫遭遇火灾，烧得只剩下一两座小殿，刘太后接受臣僚建议，“诏天下不复缮修”，以安民心；仁宗亲政之后，臣僚请求在“玉清旧地”扩建皇家园林，仁宗拒绝了。他在上面修建了一处宗室住宅区，又把其中一大块田地赐给国子监做学田。和睦宗亲与培养人才，都是比畋猎游艺更为高尚的行为。这是仁宗的选择。
▍仁宗“畏天变”而“爱民力”，尊重与爱惜个体生命
拒绝扩大御苑，穿洗过的衣服，宫殿装饰不用昂贵丝织品，夜里饿了想吃烧羊宁可忍着，仁宗的这些做法很接近我们今天所说的“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但其内涵却不止于此。
宋朝政治是帝制时期的王朝政治，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对皇权构成强制性约束。皇帝的说法、做法以及流露于其间的欲望，会被权力的透镜无限放大，最终影响到国计民生。而仁宗主动选择“克己复礼”，的确了不起。当然，仁宗的“恭俭仁恕”并非全然“出于天性”。他六岁“讲学于资善堂”，自幼受到良好的儒学教育。成年之后，仁宗更是修学不辍，儒学修养深厚，可以说是一名“儒者皇帝”。他对民间苦难抱有同理心，“畏天变”而“爱民力”，因此愿意接受批评，以纠正治国理政中的错误缺失。
儒家政治“爱民力”的思想根源，可以上溯至孔子的“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仁宗承认并敬畏“庶人”的集体力量，反映到治国理政中，就是要避免对民众的频繁骚扰和过度压榨，以“不扰”为善政。《仁宗本纪·赞》载，仁宗“大辟疑者，皆令上谳，岁常活千余。吏部选人，一坐失入死罪，皆终身不迁”。对死刑的判决采取慎而又慎的态度，这是爱惜人命。
“夏人犯边，御之出境。”1038—1044年间，原本臣属于宋的党项建立夏国，要求平等地位，侵扰宋朝边境；宋朝予以还击，保卫了领土安全和上国地位——夏继续对宋称臣，宋给夏经济上的好处，称为“岁赐”。“契丹渝盟，增以岁币”说的是仁宗在位期间宋辽关系的调整。真宗朝，宋辽签订“澶渊之盟”，成为平等邻邦，宋给辽一定的经济补偿，称为“岁币”。仁宗朝宋夏开战之后，辽国趁机勒索，宋朝不得已增加了“岁币”数额。在宋夏和宋辽关系中，宋朝国家付出了“岁币”与“岁赐”。这种付出，在当时人的观念中，是皇帝的割舍——华夏天子纡尊降贵，与北方蛮族称兄道弟，又自愿损失财物，为百姓换得了和平的生产生活环境。
檀渊之盟
政权缺乏扩张性，较少开疆拓土，且有以财物换和平的“劣迹”，这是一些人不喜欢宋朝的原因。但这样想的人，大概很少会把自己代入“可怜无定河边骨”或者“春闺梦里”的未亡人角色，对个体生命缺乏真正的尊重与爱惜。相反，仁宗君臣是爱惜人命的，他们对战争的破坏性有着深刻认识。作为皇帝，仁宗宁屈己以爱人，正如孔子所云，“如其仁，如其仁”。
▍宽容纳谏，造就了一批能够独立思考的官员
仁宗朝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批评纠错机制，其基础在于仁宗对制度的尊重，对批评的开放与接纳，其核心是专司批评的谏官和言事御史。欧阳修主张，士人做官，“不得为宰相，必为谏官；谏官虽卑，与宰相等”。谏官“与宰相等”的基础，是二者皆系天下之事，任天下之责。这样的环境造就了真正优秀的官员，使其能够独立思考，敢于“对事负责”。
庆历七年（1047），河北爆发了带有邪教背景的军卒王则叛乱，平叛之后，各地“大索妖党”，气氛高度紧张。有人告发蔡州有妖人聚集，仁宗派出宦官特使前往，要发兵捉拿。知州吴育反对：“这不过是老百姓以佛教的名义聚众敛财罢了，派个衙役去召一声就来了，派兵只会引发恐慌。”果然，衙役一传信，人就都来了；押到京城一审，皆无辜良民；诬告的人遭到了惩处。仁宗随即下诏，一定要防止打击邪教的扩大化。在这样紧张的情形之下，吴育还能说实话，宦官使者也肯听，中央有关部门也能公平审理裁断，若不是有“对事负责”的精神，如何能做到？
嘉祐六年（1061），苏轼、苏辙兄弟参加“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的考试。苏辙跑题，严厉批评仁宗好色荒淫，指责宰相对皇帝不加约束，三司使推波助澜。初考官要以“技术性”错误——跑题否决他；覆考官司马光、范镇则主张录取；被骂的三司使蔡襄表示惭愧，认为骂得对。最终，仁宗发话：“求直言而以直弃之，天下其谓我何？”苏辙被录取了！其实，苏辙的批评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公平——仁宗的后宫生活并不像苏辙想象的那样。即便如此，让一个年轻人表达他对国家命运的思考与担忧，又于国何损？
仁宗一直在接受着臣僚对他后宫生活的监督和批评。比如，他废郭皇后时，台谏官全体抗议；他破格提拔张贵妃的伯父，又遭到台谏官的一致反对，包拯甚至“音吐激愤，唾溅帝面”。倘若我们相信整个国家是一个互相影响的有机整体，那么，唯有“对事负责”，才是“对上”有利的。这样的道理，是仁宗朝上下皆知并能共同践行的。
▍仁宗治下，出现了星光璀璨的官僚群体
范仲淹自为小官便不畏权势，积极抨击弊政，虽屡遭贬谪而其心不改，“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当国家遭遇外敌，又能奋其武干，整军御侮，保卫国家安全；后为参知政事，主持改革，直击官僚特权，努力提振政府效率；改革失败，出守外州，亦能振其行政长材，改善地方面貌；真正做到了“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以天下为己任。范仲淹的改革同道富弼守青州时，黄河决口，三十万河北灾民涌入山东，富弼盘点一路之人员、粮食、物资、空置房舍、山林湖泊，事先准备调度，分散安置灾民，使其有房住、有饭吃、有活干，妥善越冬，顺利返乡，写下了人类救灾史上的壮丽诗篇。晏殊、韩琦、富弼、包拯、文彦博、杜衍、欧阳修……他们是诗人、文学家，更是有格局、有理想、有担当、有能力的政治家兼行政官员。
欧阳修这样总结“好官”的标准：“凡治人者，不问吏材能否，施设何如，但民称便，即是良吏。”政绩、声誉从来不是欧阳修的追求目标，“宽简而不扰”才是。欧阳修掌政一方，“所至民便，既去民思”。他的政府看上去清闲散淡，甚至“官府阒然如僧舍”，但“事不废弛”。毋庸讳言，在帝制政治下，这样的“好官”能够成批产生，必须归功于皇帝的爱民、大度、仁厚。
仁宗对批评是大度包容的，仁宗朝的优秀官员也是有格局的、大度的。当国家需要时，他们可以放下私人恩怨，站到更高的位置上审时度势。人们通常会举范仲淹的例子，笔者想举的例子却是范仲淹曾经的政敌和政坛前辈吕夷简。吕夷简在刘太后摄政时期就已经官至宰相，深得刘太后和仁宗信任，范仲淹贬睦州、贬饶州，均与吕夷简有关。宋夏战争爆发后，吕夷简复任宰相，范仲淹出守延安，因为擅自与西夏人通信，有人建议“仲淹可斩”，吕夷简却为范仲淹辩护。不念旧恶，为国惜才，在仁宗朝成长起来的高级官员中，这样的宰相并不罕见。欧阳修“一札荐三相”，一封报告推荐三个人才，三人后来皆官至宰相。这三个人，有曾经的政敌之子——吕夷简之子公著，有曾经攻击过自己的人——司马光，还有与之学术观点相左的后辈——王安石。怎样才能人才辈出？在上位的人一定要宽容大度，要能从国家的角度看问题。
宋朝人说，“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这“官家”，仁宗的确做得好。在仁宗朝，我们看到了“不那么强势的、尊重制度与传统的皇帝，有责任感、有担当的知识分子官僚群，包容异见、接纳批评的政治风气与政治制度”，这些因素当中蕴含着走出朝代更替的可能性。笔者在《大宋之变》中这样写道：“作为个人，仁宗的生命之中充满了无奈。首先，作为人子，他自从剪断了脐带就被从母亲身边抱走……从未享受过亲生母亲的爱抚——这是他的终生之憾。其次，作为丈夫，仁宗的感情生活并不如意……最后，作为父亲……真正陪伴在仁宗生命中的，其实只有一个女儿。……这位可怜的公主也只活了短短的三十三岁。”
但即便如此，仁宗一生仍然在努力“求仁”，做一个理想的儒家皇帝。庆历五年（1045），在即位23年、亲政13年之后，仁宗将生母李宸妃的神主奉入了太庙。然而就在两年之后，他又主动提出将生母神主迁出太庙。这一入一出之间，我们看到了仁宗内心的挣扎和他最终对秩序的皈依。仁宗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无子，在极度不甘中，他收养了后来的英宗。仁宗内心的拒绝导致了英宗的心理扭曲，英宗的失范又导致了神宗“大有为”的决心——宋朝政治由此发生转折。
仁宗朝也不是完美的，让我们继续阅读《宋史·仁宗本纪·赞》的第二段：“（仁宗）在位四十二年之间，吏治若媮惰，而任事蔑残刻之人；刑法似纵弛，而决狱多平允之士。国未尝无弊倖，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体；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君臣上下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子孙一矫其所为，驯致于乱。”
这是一种并不纯净整齐的中庸的美好，它包含了人性的复杂。罗曼·罗兰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识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认识历史亦如此，幼稚的读者才会期望看到完美的古人或者时代。“黄金时代”的确曾经存在，但那其中同样问题丛生，只是那时代的人们拥有直面问题的勇气和努力解决问题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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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的作品，绝不会出自平庸者之手。赵冬梅老师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斯坦福大学客座副教授，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堪称宋代历史研究领域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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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历史系主任张帆教授说：“论当代历史学者，功底扎实而又贴近公众的，赵冬梅老师当之无愧。历史在赵老师的声音中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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