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为那个时代的经济学家说句公道话

八十年代：

为那个时代的经济学家说句公道话

文：柳红  编：荞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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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1980年代全面启动的改革，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思想各个领域，涉及社会各个阶层，涉及城市和乡村。其中的经济改革是改革的中心，最具有冲击力、张力和渗透力，无时不在，无所不在。

经过30多年，今天到了需要认真记载1980年代经济改革的时候了，更确切地说，我想把第一个10年的历史刻度划在1979年至1989年。

究竟应该站在哪里看待1980年代的经济改革？《八十年代》从经济学家群体的思想探索出发，以那个时代的一些典型事件为线索，呈现1980年代的时代风貌，试图为人们了解、理解、认知和研究早期经济改革，提供一个窗口，或者叫一条路径。

▲柳红

▌知道要改革，却不知怎么改、改成什么样子

经过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告别“革命”，开始“改革”。

在“改革”还处于是口号，是方向，是一种新理想的时候，它已经满足了民众厌倦“革命”的普遍情绪，迅速深入人心。

从此，在中国没有任何一个词像“改革”那样——中国和世界甚至处于离开“改革”的概念，就不足以描述和解释中国的地步。

但是，时至今日，人们对“改革”的内涵莫衷一是。人们很难定义中国的“改革”。所以，中国“改革”从来，也不可能被设计出来。

1980年代的真实情况是这样的：经济改革启动之时，并没有足够的时间准备和组织改革，没有现成的理论和思想指导改革，不清楚目标，不清楚过程，对走向和风险都没有办法估计。

知道要改革，却不知道怎么改，更不知道要改成什么样子；知道改革如同过河，却不知道彼岸有多远；知道可能要摸着石头过河，却并不清楚石头在哪里，有多少石头。所以，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历史自发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说，这是被动的改革，是仓促的改革。

经济学家群体的特殊性在于，他们的知识背景、专业训练、信息资源，使得他们能够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认识到中国的贫穷，中国不仅与发达国家，即使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都是急剧扩大。

1949年以后在中国建立的计划经济，公有制和封闭经济难以为继。不仅如此，经济学家，可以提出中国选择的参照系，哪怕是模糊和幼稚的。《访日归来》一文，记述的就是邓力群、马洪等人在改革早期的认识。

▌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

经济体制、结构、运行，三者高度依存，不可分解，牵一发而动全身。中国是一个质量超重的经济体，一旦经济改革启动，很快在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形成巨大惯性。在这样的历史场景下，经济学家群体性登场。

1980年代，中国经济学家至少有如下基本功能：

1、证明经济改革的合法化：

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在不改变政治制度、不触动既定法律体系和不挑战意识形态的前提下开始的。

这样，经济学家最重要的初始任务就是证明发展商品经济不意味着否定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经济学家要用传统意识形态理论和概念解释改革实践，论证在计划和市场之间存在一个桥梁。

2、探讨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政策：

例如农村改革、金融改革、价格改革。

3、推动建立开放经济：

今天，中国需要开放是妇孺皆知的常识。在30年多前，需要有识之士，包括经济学家呼吁和论说中国为什么要开放，开放什么，怎样开放。

中国人从接受需要外国的资本、技术，进而需要学习外国的管理、企业制度，直到接受中国必须和世界市场接轨，走外向型经济，直到自觉参加WTO，其过程谈何容易，这是和经济学家的贡献分不开的。

4、论证中国经济模式转换和发展战略：

在1980年代，产业政策、技术政策和经济发展战略，一度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当年的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主持的“21世纪中国研究”，代表了那个时代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研究的最高水平。

5、进行宏观经济分析、预测，提出政策建议：

诸如经济运行是否正常，如何看待通货膨胀，如何处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关系。

6、重大项目的可行性论证：

例如上海宝钢论证，山西重化学工业基地论证。

7、普及经济学、企业管理学的大学教育和职业教育：

例如，1980年前后的开讲西方经济学，蒋一苇创建旨在改善工业企业管理的刊授大学。

事实上，在1980年代经济改革的方方面面，经济学家都是不可缺失的一个群体。

▌时代的选择：八十年代的经济学家

1980年代的中国经济学家，就整体来说，没有多少人有很高的职位，更没有利益集团背景，如同其他公职人员和学者，收入普遍低下。

他们主要分布在学术部门、高等院校、传统的政府部门，以及新建立的改革政策制定和咨询部门。

但是，他们对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决策的影响力之“大”之“深”，是今天的经济学家难以“超越”的，也是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的。

那时，计划时代的决策体系已经打破，新的决策体制尚未形成。传统的政府系统，包括中央政府的经济职能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都难以适应急剧发生的经济体制改革。

所以，1980年代的经济改革决策，要实现创造性和避免重大失误，需要突破中央政府的“条条”和地方政府的“块块”约束。

当时的高层决策，不得不更倚重1980年代建立的新机构、舆论系统、民众的创举和呼声。

那个时候的经济学家，具有提出改革理论和说法的能力，成为制定改革政策新机构的主力军；熟悉人民和基层，直接接触农村和工厂，直接面对民众和实际经济问题，发现和反映民众的创举和呼声，总结社会基层改革经验：

例如，小岗村的家庭承包制、各地的“倒爷”、先富裕起来的“万元户”，都是发生在社会基层的民众的实际行动，把它们转化成经济改革的语言、逻辑和政策建议。

经济学家甚至可以走向街头和民众对话，与媒体建立广泛联系。

他们在实现改革决策过程的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增加改革决策透明度方面，扮演了不可替代的“历史角色”。

当然，1980年代的经济学家能够对决策产生那么重大的影响，与他们中间的一些代表人物的资格、学识和所处的位置有极大关系。

例如薛暮桥、杜润生、马洪，作为代表人物，他们事实上是经济改革决策集体中的重要甚至是主要的成员。

中国经济学家在1980年代能够参与和影响决策，是时代使然。那个时代的领导者对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强烈需求，甚至是重要的历史原因。

▌经济改革无法脱离决策集团的“大刀阔斧”

古今中外的改革，不论成功和失败的，都有一个中坚决策集团，他们自觉、超前、有意识地指引、领导和推进历史改变。

在1980年代，中国出现了改革的决策集团，邓小平、胡耀邦和赵紫阳是这个集团的重要成员，他们集拓荒者、设计者、决策者、领导者和实践者于一身。

在历史上，1980年代，是国家领导人与经济学家的关系最为特殊的时期。他们学习、兼听、吸收、融会贯通、加以创新，转化成对于中国经济的判断力；

他们适时地为经济学家提供参与改革决策的窗口和平台，赏识青年人，重视他们的思想；他们具有理解复杂经济系统，判断经济走向，推动经济发展和改革的能力；

他们具有整体看待中国经济，理解世界经济趋势的素质，以及兼顾短期、中期和长期经济问题的眼光；

他们懂得意识形态，回避意识形态，超越意识形态，为推进改革不断清除意识形态障碍。

今天来看，中国1980年代的经济改革，之所以在很短时间内全面铺开，进展深入，形成不可逆转的格局，是决定于这样的改革决策集团的。

▌经济学家成为改革思潮的主导，经济学成为显学

1980年代经济改革的思想，兼收并蓄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以及东欧国家的批判计划经济和改革理论。

中国经济学家在那个时代所提供的经济理论，似乎是混杂的和混合的，创新成份很低，学术价值有限，不仅没有产生东欧国家诸如兰格、布鲁斯、科尔奈那样自成体系的系统改革经济理论家，甚至没有形成中国经济学界自身的经济理论派别。

但是，需要为那时的经济学家说句公道话。

中国在1950—1970年代，精神贫乏，教育倒退，经济学领域自难避免。此外，理论从来是滞后的。

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是一种稳定的经济形态，而不是急速变化的经济形态。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超越了经济学家的思维范围——身在其中，距离太近。

绝大部分中国经济学家，虽然基础训练先天不足，但是具有顽强的学习能力。1980年代伊始，中国经济学家立刻走出去，海外经济学家立刻被请进来。

1980年代的中国经济学界，有着强烈的宫廷化、奏折化、实用化特征。但是，1980年代的中国经济学家确实幸运，应被羡慕：

他们此时此刻学习，此时此刻就有用武之地；他们形成影响，他们改变历史。经济学家如此重要，可能在1930年代出现过，在世界各国历史上也不多见。

经济学家作为一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和学者，常常以个人，或主导一种思潮来参与和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这种群体性的、大规模的、全方位的参与和影响，实在是中国经济改革中的一个独特现象。

于是，在中国，经济学成为显学；经济学家最引人注意；经济学教育成为热门；经济学概念平民化、普及化。

今天，中国经济学界有了越来越多训练有素的经济学者，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学院派”。他们中的一些人，对1980年代的经济学家很不以为然，却也有失浅薄和偏颇。

▌1980年代的改革，孕育中国后来多种走向的基因

中国在21世纪的演变的各种可能性，都可以从1980年代的改革中找到原因，发现征兆。人们常说的历史视野，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英国哲学家柯林武德提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即历史是历史学家思想的反映。其实，历史是记忆的载体，记忆永远是一种表达。我既不是历史学家，也并非经济学家，但是，《八十年代》对于历史的裁剪和记载，也是我思想的显现。

在文学领域，有所谓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根据现代主义的说法，人是彻底隔离的、孤独的、苦闷的和自我毁灭的。但是，现代主义还是主张要对历史进行解释，认为历史传统和个人记忆是解释历史的两个因素。

后现代主义则认为人是碎片，历史是碎片化过程，历史不可解释，不过是各种文本和档案的集合。

面对历史，我所倾向的是现代主义的：虽然历史的过程是碎片，历史事实不可能被穷尽，历史事实和历史资料之间存在重大偏差和时间差距，但是，人们需要历史，历史需要历史，现在需要历史。

历史就是要尽可能地还原和拼凑碎片，而碎片和记忆本质上是一回事，人是记忆的主体，尽管记忆存在选择和偏差。

《八十年代》就是选择1980年代的经济学家群体，依据文本和非文本的档案，依据可以采集的个人记忆，将碎片化的历史重现拼凑起来，提供一长串曾经在那个时代发挥过作用的人的名单。

先是一个一个故事，再将故事串联在一起，把历史贯通，为读者提供一个可以延伸的线索和可以展开的画面。

历史的登堂入室，总是要有门径的，希望这本书，可以给所有关心那个时代的人，和关心那个时代对后来影响的人一个门径。

八十年代作为一个极其独特的历史时期，对它的重要性评价也许还需要更长时间，甚至两三代人才会得以全面评估。

至今在中国，依然存在着一种无形的，但是确实作用着的1980年代能量。某种历史的能量不会因为时间流逝而丧失，反而会积聚和裂变，就如同某些宇宙能量一样。

1980年代的影响是如此深刻和深远，其遗产是如此沉重和丰厚。

然而，人们对80年代的改革历史却仅仅只停留在抽象的了解，尤其是对那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件，对于成就这些大事件背后的人物并不了解，甚至十分模糊。

而经济改革是1980年代的主要领域，经济学家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随着改革方向逐渐稳定、力度降低，他们的命运和思想发展很不相同，一些人去世了，一些人沉寂了，一些人发达了；一些人进了“主流”，一些人被“边缘”，一些人承受生活和政治重压。

他们的功过、是非、荣辱都未盖棺论定。正是如此，对于他们生命中的80年代，无疑都是值得我们每个人回忆和珍视的：

《八十年代》一书以经济学家为对象，以人物为线索予以呈现，可以让人们认识到这些有理想、有奋斗的精彩人物，看到他们的昨天，了解中国早期改革，对中国的改革道路不仅有总体认识，更增添具体感受和鲜活体验。

作者通过采访亲历者和见证者，阅读历史文献，尽可能拼凑一个接近历史真实的图象，把被时间掩盖的史实重新发掘出来；把被历史忽略的相关人物给予应有的位置；把不清晰的历史线条，让它清晰起来。

可以说作者是一点一滴地去接近人物、阅读文献、调查研究，然后尽量以普通读者接受的方式叙述出来。真实性与体验性俱佳。

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八十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回望八十年代，深切感受那一代经济学人的忘我情怀与珍贵使命。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还可在规格中一并选购“中国经济改革”三书，含独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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