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戈：他人的历史小说是小说，高阳的历史小说是历史
倾囊都识酒人狂，煮字犹堪抵稻粱，
还似屯田柳三变，家家井水说高阳。
——周弃子
高阳以历史小说驰名于世。与其他同行相比，他有一大显著的特征：他人是以历史写小说，高阳则是以小说写历史；他人可称为小说家，高阳则是不折不扣的史家。江湖传言：“金庸的武侠小说是小说，古龙的武侠小说是武侠。”模仿此句式，可以断言：他人的历史小说是小说，高阳的历史小说是历史。这里的差别，在于一个境界：他人是将历史文学化、虚幻化、神话化，高阳则扮演历史侦探的角色，祈望勘察历史隐秘的真相，只是不同于那些正经的历史学家，他以更加世俗化、更具可读性的叙事史之形式，将历史的真相展示出来，但他的治史态度比谁都正经。
所以高阳写史，尤其是清史系列，完全可以作信史来读。诚如一位朋友所言，《慈禧全传》六大卷十大本，几乎每一字都有其来历。某些争议的地方，他总是选取最为可信的一种讲法而置入小说的叙事。再以一些史学论著——如《明朝的皇帝》《清朝的皇帝》《明末四公子》《清末四公子》《柏台故事》《同光大老》《宫闱搜秘》等——为例，高阳的史料工夫之娴熟，识见之精辟，史格之高雅，都不是寻常史学家所能及。我印象至深的是他论“雍正夺嫡”一案，层层搜寻，级级探进，不放过蛛丝马迹，让后人读来，疑似侦探小说（窃以为一流的历史考据家都是作侦探的好料子）——曾经有人问我：你所读的最好的侦探小说是哪一本？那时尚未接触高阳的著作，便回答：孟森先生的董小宛考，以及考龚自珍之死的丁香花案。如今，则要加上高阳的这一则考据。
但高阳亦有高阳的尴尬。龚鹏程介绍其在台湾的遭遇：“文学批评界不重视他，只把他看成是一位通俗文类（历史小说）的作家，厕身位置于琼瑶、三毛、南宫博、章君彀、卧龙生之间，绝少讨论他的作品。数十部小说，投水激石，尚且可生波澜；文学评论界对此，却仿佛未见一般。至于他的文史考证，学界也很少注意。一般总认为他是写小说的人，驰骋想象而已，未必定具考证本领。何况他又未在上庠任教，故无徒众传习发扬其说，所以他批驳叶嘉莹等人之说，独树畸见，从风者亦甚少。从整个大环境来说，他所抱持的文化理想、历史观，以及对时代的建议，更是与世凿枘。时代的巨轮，正朝着他所期期以为不可的方向，不断前进。”
这种尴尬，多少是因他的“负气任情”之个性使然，反过来，令他“负气任情”的现实亦推进他的个性走入极端的死胡同。尽管著作等身，但老杜的名诗“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却在他身上不幸应验。他一生坎坷寂寞，爱情不顺，财运不盛，知音既少，知交亦复寥寥，一再被警告酗酒伤身，却不能戒，抑或不肯戒，怕是借酒消愁的缘故。江湖曾赞许：“有村镇处有金庸，有井水处有高阳。”金庸先生的作品，确实遭逢与他类似的尴尬，但金庸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办《明报》的查良镛，查氏的一生何其顺畅。而高阳，与他的本名许晏骈所代表的那个人，并无什么人格分裂。如果说金庸有两面，那么高阳只有一面。高阳就是许晏骈，许晏骈就是高阳。如斯而已。
以上内容摘自羽戈作品《酒罢问君三语》之《高阳》一文。高阳先生的《慈禧全传》，堪称一部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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