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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多的康熙,也无法让民众走出愚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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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多的康熙
也无法让民众走出愚昧
文:先知老郭  编:大宛

英国学者李约瑟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曾正式提出过一个问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围绕这个问题,近100年来的哲学家、史学家爆发了激烈的争论。令人遗憾的是,受“身在此山中”所限,我们很难跳出“身份”的桎梏,不是“怒其不争”,就是“哀其不幸”:

“悲哀”于长期闭关锁国,导致西方科学进入中国太晚;“愤怒”于清朝统治者目光短浅,错过了一次次奋起直追的机会。

然而,不论是西方科学进入中国的时间,还是清朝皇帝对科学的接触和了解程度(特别是以往很少注意到的康雍乾三代),其实都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比如康熙皇帝,就连当时西方的科学界都对他的科学素养有所耳闻、甚至颇为赞赏。

甚至可以说,康熙堪称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绝无仅有的一位“科技皇帝”。


康熙,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科技皇帝

评价一个皇帝无非是两个面向——即空前、绝后。他是否能成为前代帝王的集大成者,他是否有后世帝王难以企及的特质与追求。而从这两个面向来看,说康熙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帝王,毫不为过。

◎空前的文治武功

在位61年的康熙,可以说在各个领域,都几乎达到了一个传统帝王能做到的极致,论武功——

· 少年时期,就以雷霆手腕,铲除权臣鳌拜一党;

· 紧接着平定三藩之乱。通过澎湖海战,收台湾,彻底结束明清易代的种种余波;

· 挫败沙俄入侵,第一次以近代主权国家之间的条约形式确立东北的领土边界;

· 三征葛尔丹,主持“多伦会盟”,根治喀尔喀内乱,平定蒙古;

论文治——

· 他轻徭薄赋,迅速稳固清朝入主中原尚未完全平定的局面;

· 改革税法,定下“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国策;

· 开博学鸿儒科,收拢朝野遗贤的人心。创建了南书房制度,加强皇权;

· 亲临曲阜拜谒孔庙,兴礼教,明道统;

· 组织编辑、出版一系列大型图书《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全唐诗》……

在康熙之前,中国历史上少有哪个皇帝能够有如此大的掌控力——同时成为中原、草原、高原三大文明的共主,能够汲取的国家力量难以想象。

▲康熙戎装图

◎绝后的中西视野

绝后,显露的是一个皇帝的最高特质——之前的帝王没有人能够做到这样;在他身后,哪怕有他作为范例,也再无人能够超越。

康熙的“绝后”,则在于他的视野:他被西方人称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科学的皇帝”(李约瑟语)。他长年不间断地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让他拥有横跨中西的视野。


很难想象一个皇帝对陌生的知识,能够这样如饥似渴——

康熙扫清鳌拜之后,就开始把养心殿专门设立成了学习自然科学的学堂。每天由传教士南怀仁讲授数学、几何,每天学习时间不低于两个小时。除了完成传统的中国学问,其他的业余时间差不多都分给了数学。

▲南怀仁像

此外,康熙还聘请西方传教士讲授天文、地理、生物、解剖、医药等。据说,他光听过的有关天文学的书就有100多本。

他命传教士巴多明翻译了西方解剖学著作,命名为《钦定格体全录》。他还设置了类似实验室的设施,时常驾临实验室观察制药作业。

一个传教士在写给路易十四的报告中说:“康熙带着极大的兴趣学习西方科学,每天都要花几个小时同我们在一起,白天和晚上还要用更多的时间自学。”

更重要的是,康熙对西方科学,绝不是蜻蜓点水式地了解,而是怀着兴趣,系统化地学习:

康熙皇帝精通几何原理,一看到某个定理相关的图形,就能立刻想到对应的定律和证明过程。他甚至自己写了一篇科研论文《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论》。他还能够从史书的天文学部分里找出一些错误;在知道了数学跟音乐有密切的关系,又专门学习西洋乐器,可以演奏4首曲目。

德国启蒙思想家莱布尼茨说:“他以其广博的知识和先见之明远远地超过所有汉人和满人,仿佛在埃及金字塔上又添加了一层欧洲的塔楼。”

▲几何原本 译本,上有康熙御批


▌再多的康熙,也无法让民众走出愚昧

历史上,一个英明而强有力的帝王,他的一个喜好、一个选择,往往就能够左右一个国家的选择。彼得大帝对欧洲的钦慕,让俄罗斯走向了工业化道路。日本的明治天皇,建立起天皇的权威后,以明治维新改变了日本。

那么,空前绝后的康熙,以他个人的英明决断、对西方科技的浓厚兴趣,怎么会看不到科技对于国家发展的强大潜力?

关于推广西方科技,康熙也并非什么都没有做,也并不是没有以此影响到中国——

治疗疟疾的特效西药金鸡纳霜(奎宁),挽救了皇帝和大臣的性命。但是,这并没有促进西方医学的推广和研究——西药被视为宫廷圣药,牢牢掌握在皇帝手中,作为笼络人心的工具。

康熙引进西方的天文知识,让历法更加精准。甚至使用新的天文仪器建造了顶尖的观象台。但是,天文历法的知识,仍然是不能为外人道的禁区——因为对天象的解释权,涉及到统治的合法性,绝不容他人染指。

康熙晚年按照法国科学院的模式,成立了算学馆,观测星空、画地图、翻译书籍、编写音乐。但是,康熙离世后,算学馆已然沦为权力斗争的工具。

如此种种,科学终究未能在中国开花结果。仿佛中国一次次在科学的门口徘徊,又一次次转身离去,就这样与科学失之交臂,令人无比遗憾……

康熙并非没有意识到科学的好处,对于未来西方的强大,康熙其实是有所预测的,他曾说过:“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仅仅一百多年,鸦片战争爆发,这句话就得到了验证。

既然如此,康熙为什么没有想到在全国推广科技,以此改变中国的面貌?

究其根本原因在于:科学并不仅仅是一个结果,他自有其诞生的文化土壤——“科学精神”才是科学得以诞生的核心。

科学精神,正在于对待自然和真理的态度——对宇宙自然的追问,对真理的追寻和捍卫。如吴国盛老师所说:“如果追究起来,自然、科学、理性、真理都是一个意思。”


科学精神的意义,从自然一词,便可见端倪。我们今天常说自然是被希腊人发明的、发现的。自然,就是自己按照自己的逻辑运作,这个自然的领域就是科学的领域。这与中国人常讲的自然其实不是一个意思,中国没有希腊意义上的自然概念,因为中国的天地人三才之间是相感相通的:人间的伟人如果足够伟大的话可以改变天象。

科学精神,只有极为特殊的文化土壤才能培育。在诸多人类文明中,许多文明都发展出了高水平的技术,但是,只有古希腊诞生出了科学精神,并且直到最近几百年的机缘聚合之下,才得以复兴,并生根发展。


技术很容易大规模传播和扩展,但是科学,却需要一个文化中允许这样一群人的存在,他们不关心脚下,只是仰望星空,有一颗对自然充满好奇的心,一颗纯粹寻求真理的心。

正是因为没有这样的文化土壤,我们对科学的认识,从一接触甚至直到现在仍然面临种种误区——

◎科学是本质的发现,不是技术的发明

科学常常与技术混为一谈,科学在很长时间里被等同于西方的“船坚炮利”。然而,科学只关心对自然和真理的发现,并不关心是否能有现实的应用。而技术的出现,也不必然与科学相关。就如我们古代的“四大发明”,本与科学无涉。

科学与技术产生密切关联,甚至科学成为技术发展的动力,是19世纪以后的现代社会才出现的事情。所谓先进的航海技术和枪炮,不过是科学的应用和副产品。

◎科学是超功利的“仰望星空”,不是“学以致用”的学问

科学必须是超功利的、无用的。在科学精神的发源地希腊,人们认为,只有无用的知识才能做到为自己而存在,才能叫做科学,因为任何有用者,必然在“用”之中把自己消磨掉。

但是,“学以致用”的实用主义,才是文化中的主流:学而优则仕,学习的目的可以是崇高的为国为民;也可以是升官发财。一般文化的土壤中,很难理解超功利的知识追求。

◎科学是环环相扣的层层追问,不是随用随补的粘贴复制

我们看待科技,看到的都只是自己所缺的那部分。近代以来对科学的强调,追求的也都是效率、是立竿见影,缺什么就学什么。少有人意识到,西方的科学,是数百年来对真理不断追寻、层层累积的结果。真正的科学必须要追根溯源,从根本上学起。

当时人们对西方科技的态度,在这段话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天文历算,为王朝定鼎制历之所需;西洋铳炮军器,为护卫百年之国祚之所需;钟表器物,则为圣躬赏玩之所需。”

这种文化的土壤,盛产为天地立心的大儒,盛产擅打机锋的高僧,盛产浪漫情怀的诗人,但难以生长出拥有“科学精神”的科学家。


文化的土壤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种种现实(政治、经济)的承载,更是一个朝代的合法性的根源。

在一个缺乏科学精神土壤的社会,即使是有再多英明神武如康熙一般的皇帝,也无法让民众真正走出愚昧;即使再多的技术发明——火药造纸、天文仪器,也推动不了社会和科学的进展。而文化土壤的改变,往往非亡国灭种的千年大变局不可。


▌未来中国的最大挑战,是对待自然和真理的态度

今天,尽管中国的科技土壤已经大大改善了,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依然没有跳出“科”、“技”不分的怪圈——

· 讲科学,很容易变成科技,而讲科技的时候,指的是技术;

· 科学被当作强国富民的工具;

· 科学被看作提高生产力的不二法门;

……

梁启超曾在一次演讲中提到三个关键的问题:“其一,把科学看得太低了、太粗了。其二,把科学看得太呆了、太窄了。其三,把科学看得太势利了、太俗了。”
 
看得太低,就把原本密不可分的人文与科学分开了,把前者视为“道”,后者斥为“术”。看的太窄,就只关注科学研究所产生结果的价值,而不知道科学本身的价值。看的太势利,就把原本与人人相关的科学,看成了只有相关人士才需要学习、了解的。

科技的误区,从来没有消除,只是在百年间不断地强调中反复撕扯。科学精神的培育从来都不容易——技术落后,只要有榜样、有路标,就能追赶上来;先进的技术手段,尽可以直接“拿来”。

但是,科学精神,却与每个人、每个家庭息息相关——它是当下时代清醒地生活、面对未知变化,拥抱现代文明必不可少的基本素养。

科学精神只能从个人开始,从坚持真理的追寻、拓展自然的好奇开始,耐心培育,小心呵护——给孩子从小种下好奇的种子;在家庭中培育求真的氛围;面对公共话题和社会事件,坚持理性独立的思考……

然而,这对于任何一个社会,哪怕是在21世纪的今天,都是极不容易的事情。正如饶毅所说:“对待真理和自然的态度,才是中国未来最大的挑战。”


当下,重新理解科学,已成当务之急。我们亟需一套正本清源之作,帮助我们进一步认清科学精神,让个人从根本上远离时代的盲目与无知;进一步唤醒对自然的好奇和对真理的追寻之心,让个人走向理性与强大。

《剑桥科学史》,就是这样一套书架上必不可少的“科学经典”。它是一套科学精神入手,破解科学谬误、形塑科学土壤的典藏版世界科学通史:

◎从科学精神入手,回应“李约瑟之问”的百年争论

本文开篇李约瑟之问的本质,表面上关乎的是对科学的理解和认知;实际上,关乎的是对人类文明演变、对现代文明常识的理解和认知。

科学精神是从古希腊理性与自由的土壤中诞生,科学精神的历史,可以看做是理性和自由在人类文明演变中的历史。重新审视科学和科学精神,正是遭遇西方科学数百年后,我们仍亟需补上的一堂现代文明必修课。

◎走出种种科学误区,看清未来走向的醒脑之作

对科学的认识之所以会走进种种误区,是因为,我们从未完整地看清科学在文明中的全貌。这套《剑桥科学史》还原的,正是科学最真实、最完整的样子——书中不仅理清了科学与技术、与信仰之间的关系,更在每一章节中,完美结合了科学理论与人文思考,堪称一套全面厘清对科学的种种误解的“醒脑之作”。

这套集权威、思想与工艺于一身的《剑桥科学史》,是当下全球唯一一套科学史通史,更是一套致敬科学精神的“哲学经典”和寄托了卓越标准的“艺术经典”,其价值与典藏地位无可取代。搞清科学精神的来龙去脉,是守护科学精神的关键。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购买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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