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民性的两端，洞悉中国社会剧变
从国民性的两端
洞悉中国社会剧变
文：何怀宏 编：荞麦
今天我先谈一下国民性。我认为有两种国民性。一种是中国人的国民性是什么，这是描述性的。还有一种，当然跟这个有关，也是中国人经常论述的，即希望达到的新国家的国民性，比较典型的像梁启超的《新民说》。
那么描述国民性，我列举了五点：勤劳、节俭、忍耐、随和、实际（实用），最后一点最重要。
▌传统的国民性
我们首先谈传统的国民性，就是事实的、反省的、描述的，甚至是批判的，和世界其他民族比较而言，这个应该是在近代中国谈的最多的。
1、勤劳。好像最近有一个评比，说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勤劳的民族，这可能是中国人当仁不让的。但是也可能过劳，甚至有时候会被批评为“经济动物”。
我记得前些年有个法国女总理批评日本人像经济动物，说礼拜天也不休息，从早忙到晚，而像巴黎全部到海边、到外地去了，很多商店也都关门了。
2、节俭、节省。这不仅仅是单纯的节俭，包括置业、购房，甚至中国大妈买黄金，她也不是去奢侈浪费乱挥霍，而是作为一种投资，或者说是置业的意思。到了国外，华人置业的意识、产权的意识、产业的意识是相当强烈的。
所以中国人走遍世界，到处落地、生根、开花，只要有一点缝隙，有一点有利可谋的地方，都会发现中国人在那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做事。
3、忍耐。中国人坚韧顽强，尤其是为了生存非常忍耐，会想方设法活下去，不那么敏感、脆弱。美国打一场越战，回去好多老兵都精神出问题，中国人可能不那么在乎，不那么脆弱。
当然也可能是对生命看得不那么重，但是确实很顽强，很坚韧。比如看莫言的小说，你发现他们非常艰难，但是也非常坚韧地活着，无论是好活赖活，要活下去。
中国人活命也很不容易，但是活了几千年。当然，缺点可能就是有点麻木不仁、顺从、不勇敢，甚至被批评为奴性、奴才。
4、随和。其实大多数人还是比较随和，比较中道。当然不是像西方那种同时扩展到两个极端甚至多个极端的中道。
相对而言，中国人，尤其传统中国人，比较温和、妥协，也比较宽容、宽厚，不走极端，但也可能就是说不够维护自己的尊严，或者做事不认真，就像过去有一篇文章说差不多先生，差不多就好了。
不止我们家，包括朋友家，经常碰到差不多先生送货来，稍微认真一点他可能就送对了，但是就差一点。
还有就是像散漫，不够关注公共事务，明哲保身，得过且过，也许跟这个又有一些关系，好处是包容，甚至宽容，也能同化，但是坏处是有点像糨糊，甚至像柏杨所说的酱缸，不是很在乎是非，不那么坚持原则。
5、实际。这是最重要的。中国不像西方或者伊斯兰、俄罗斯，甚至日本，它有一个比较超越的崇拜的对象，中国文化是人文的文化，人间的、现世的文化，不管是老百姓还是传统的上层君子、士大夫，更注重人间、现世，很实际。
由此也许我们就可以下一个初步判断，就是中华民族其实是最适合于现代化的民族，当然更确切的说，是最适合于后发现代化的民族。
它不一定是首创，比如说经济，在全球市场方面，应该说是后发，但我们现在走的最快，后发第一，山寨第一。
我觉得中国崛起的秘密，很多人讨论中国模式，从这里找原因、那里找原因，其实还应该从国民性找原因。
国民性的原因当然不是唯一的，但中国近几十年经济突飞猛进的一个奥秘就在这里，来自我们的国民性；而且如果展望未来的话，我们可以说现代化将越来越打上中国的印记。
当然这可能让很多西方人很担心，因为中国的印记就是很实际、很实用，现在也可能被批评为很经济，很动物，就是很经济动物。
所以，中国的国民性在我看来并不是那么糟糕的，我们现在还在得它的所赐。它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但最怕的是什么呢？
就是在这一百多年，可能我们有些好的东西消失了，而新的好东西却没有产生。你就比如说中西，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孩子一会儿在美国待，一会儿在中国待，但这个朋友最后很苦恼地说，他的孩子没把两方面的优点学到，却把两方面的缺点集于一身了：
不像中国孩子那么勤快、刻苦，但是像美国孩子一样坚持他的权利，绝不放弃，绝不尊重父母的权威。你看中国这一百多年，我们很多东西丢掉了，比如亲情、同情、随和、忍耐，甚至勤劳、节俭，我们这些年也变得相当奢侈、铺张，像暴发户一样。
而像新的东西，比如我们现在就经常讲为什么这个社会上的暴戾之气那么浓厚，因为一点小事在公共汽车上就会把人给打死，为什么？
▌现代国家的国民性
接下来我谈谈现代国家或者说新国家的国民性。这是目标性的。我这里讲五条：
1、独立。用胡适的话说就是健全的个人主义，当然，健全的个人主义隐含着对制度的要求，制度、伦理和社会理想也要落实到个人，不光是个人要自信、自立、自强、自尊，也要争取制度来保证每个人的自信、自立、自尊、自强。
2、合群。为什么中国人一盘散沙？梁启超和孙中山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其实这个和独立有关系，不独立往往也不合群，独立和合群应该是同时要有的。这个合群，包括政治社会的合群，也包括社会组织的合群，乃至平时的合作精神。
我觉得首先还是要有一定的国家思想，不一定是国家主义，这是梁启超和严复都经常讲到的，反对浪漫的无政府主义。
当然，这里的合群不是从众，不是抱团，不是站边，不是拉帮结派，强调的是一种协作精神、合作态度，是一种共存，乃至共赢。
3、权利意识。这实际上是对自由的热爱。我们以前说中华民族勤劳勇敢，酷爱自由，但我觉得这不是我们已经拥有的品行，而是需要遵循的品行。
就是说，你要去争取自由，维护自由，珍惜自由；但同时也包含着边界的意识，就是同时你也要尊重别人的同等权利，也就是宽容。
4、公德心。这个和权利相对。我们过去说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治国”“平天下”是对士大夫而言的，一般老百姓就是“修身”“齐家”，对“治国”“平天下”是不关心的的。
但在一个平等社会，一个走向平等的社会，哪怕是观念平等的社会，大家还是都应该要有一种公德心，关心公共领域的事务。这是需要培养的，就像孟德斯鸠所说的，共和体制最重要的就是德性，指的就是公德心。
5、责任感。这是我在《新纲常》里所说的，具体就是私德对个人、对家庭、对朋友的责任，对社会的责任，对国家的责任，乃至对天下的责任，对众生的责任，对地球家园的责任，这是最广义的。
以上五点就是我所说的作为现代国家希望达到的国民性。就像我前面所说的，其实中国人很适应现代化，至少在经济上已经证明了，那能不能证明自己也适合政治上的现代化呢？
这的确比适应市场经济要困难，但看来也是可行的，其实也已经有证明，所以这是一个需要努力的方向。
对中国国民性的讨论历经百年，时至今日，我们甚至才予以它正面回应，与经典的国民性批判话语不同，何怀宏老师拒绝将触目惊心的失范和败德现象归于中国人的国民性糟糕，而是强调制度的重要性。
为了寻求长治久安之道，我们需要探寻和构建一种从制度正义到个人义务的全面“共和之德”，既充分利用中国历史文化中深厚的道德资源，又充分考虑现代世界的发展。
《良心论》则更是打通西方现代伦理学与中国传统思想资源，并致力于将中国传统的良知观念转向构建现代个人伦理学体系，立论新颖，视角独特，不啻为我国伦理学研究的一次开创性探索与尝试。本书甚至被誉为梁启超《新民说》之后，“现代中国伦理学里程碑式的著作”，出版即引起轰动，并获首届正则思想学术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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