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惨世界》作者维克多·雨果曾言之凿凿的表示:信仰是人们所必须的,什么也不信的人不会幸福。现代人听到这句话往往不以为然,认为它过时了。然而,即便在19世纪,人们也对这种“警示箴言”视而不见。当时,西方人刚刚享受了工业革命带来的巨大成果,这种前所未有的成就膨胀了人心,人们相信“上帝真的死了”,而自己无所不能,并渴望充分理解人类社会的本性、动力,并彻底运用到文化实践之中。于是在思想领域,他们试图用人的思想取代“宗教启示”;在制度领域,他们希望建立一个完美的乌托邦代替虚幻的“上帝之城”;在艺术领域,他们更颠覆了“服务上帝”的传统,开始了彻彻底底的自我表达。这些势不可挡的行动在19世纪轰轰作响。人们几乎毫不保留的相信能实现预设好的目标。直到,这些崇高的信念、伟大的实践彻底演化为20世纪两场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以及轰轰烈烈却以失败告终的“理想国”革命,艺术也从一种“自由之魂”化身为“附庸风雅”的名利场........然而,人们虽然在20世纪的苦难中失去了“进步”的信念,但并没有真正吸取教训——曾经因为信仰缺失而产生的的问题,不但没有被消解,反而愈加严重。到了21世纪,人们不单只是无视雨果关于信仰的预言,让“悲惨世界”一再在世界上重演,就连“信仰本身”,也遭遇了严重曲解。具体来说,绝大多数现代人都对“信仰“存在着以下三类误解。通常,人们认为西方国家能在工业革命后迅速崛起、领先世界,离不开科学、思想两大核心要素,而它们都在摆脱了宗教的钳制后,才突飞猛进。西方人也常说,以前哲学是神学的“婢女”,现在神学只配给科学“提鞋”。然而,这些话之所以耳熟能详,正是源于人们误解了信仰、尤其是信仰与科学、思想之间的关系。关于科学跟宗教的关系,最流行的观点莫过于,宗教是黑暗的,而科学正是冲破了中世纪腐朽的教会统治而迎来黎明。然而,事实上,近代科学恰恰孕育于教会的摇篮之中。即便是以反宗教闻名的启蒙运动,其理性也主要来自中世纪的经院哲学。 ▲ 理性的本质在于否定和怀疑,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一定程度上把人从绝对信仰的领域引到怀疑、研究和认识的领域在科学史权威著作《剑桥科学史》中,就为科学和宗教的关系梳理出一条清晰的线索:基督教为近代科学的出现和兴起提供了强大的支持和背景:它的普遍秩序概念为机械自然观提供了前提,更为后来将人“放在理解世界的中心”提供了基础。可以说,没有宗教,就没有后来的科学。然而,这并不表示,科学蓬勃发展后,便可以取代宗教,它们虽然都追求“真理”,但轨迹和发展方向截然不同: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已见的”,它在有限的时间、空间内,以更偏重于知识与理论的方式研究具象的事实。宗教的研究对象是“不可见的”,它在无限的时间、空间中,以更侧重生命和经验等方式探究心灵、及抽象精神。总之,科学与宗教领域互异,互为补充。无论是借助科学的力量消灭宗教,或以宗教为名义否定科学,都会酿成灾难。
比如,科学对“人”的研究是客观的,把“人”看作一具标本来分析、解剖,测验这“人”的一切。但宗教理解人,是将把“人”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通过人格、品性、思想、习惯等生命的总和,来评判他的价值。因而,如果科学取代了宗教,人就会如康德所预见的那样:不再是目的,而成为一个个可以量化、甚至可以随意更换的工具。
现实中,常有人将思想视为通向真理的唯一道路。他们认为,曾经,宗教为一切提供解释,这严重阻碍了人们自由思想的权利,尤其是对世界的诞生、对人生困惑提出专属于自己的答案。然而,这种观念的背后,不仅神化了思想,更曲解了信仰。思想与信仰并不冲突。人类思想探索的,是关于人生、社会、世界,宇宙所有深刻而本质的问题。但正如波普尔所说,它的前提必须“可被证伪”,正因为可被证伪,它虽然为人生提供答案,却无法赋予人某种“确定性”,现实生活中,人往往因为“不确定”而痛苦;而信仰为人生提供的,首先并不是一个需要顶礼膜拜的答案。它不排斥人通过思想获得答案,而是致力于通过建构“某种超验的解释”让人获得存在的意义,在“俗世“过的踏实和幸福。比如,19世纪,人类思想界最伟大的先行者们提出了“虚无主义哲学”——世界是荒诞的,人生并无意义。然而,这种无意义虽然给了人生“崇高的悲剧性”,却让人生本质变成了“痛苦”,宣称“人杀死了上帝”的尼采就因思想的苦刑饱受煎熬,最终精神崩溃。而信仰,同样为人生求索意义,人“充分享受当下每一天”就是意义,每一天都有坚强的信心、与纯洁伟大的爱心就是意义。哲学也许能给人生一个检索过的答案,但唯有信仰能让人即便深处绝境,也保有对永恒的盼望。因而,信仰与哲学不但不该相互敌对,反而应该相互助益。然而,现实中,它们常常彼此视而不见、甚至有意被割裂。市场上,关于西方世界的哲学思想类书籍,要么完全摒弃宗教而谈思想,要么只是零星提到宗教作为论点或点缀,甚至将其视为某种“思想的反面教材”,真正站在信仰层面审视西方思想史的,唯有这套《基督教与西方思想》。这套书虽然叫《基督教的西方思想》,但绝非是本“宗教学作品”。正如本书副标题“哲学家、思想与思潮的历史”所言,这是一套作者站在基督信仰层面,撰写的“西方哲学思想史”。书中,涉及了从古希腊时代至今,所有先在的观念,世界观与范式的诸种变化,更重点关注西方历史上基督教与众多哲学思想间的互动和交融。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言:哲学本身一直受到哲学之外的问题的影响,而基督教也绝非始一存在,便永恒不变”。如果说,作为一位虔诚的信仰者,不能不意识到很多神学问题的哲学角度,那么,作为一位热爱思考的现代人,不了解宗教的前因后果。同样很难理解今天面临的具体问题。正是哲学与信仰的相辅相成,才共同塑造了现代世界。
有人说,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进步史,现代社会是文明程度最高的社会:它不仅包括发达的科技,健全的民主、法制,就连公民生活幸福度也较高。因而,有没有信仰对现代人来说,即不重要,也不必要。
然而,这种观点背后,依然存在着对概念的混淆和信仰的误解。民主、法制的健全虽然是文明社会的标志,然而,这两个名词的概念不仅界定起来很困难,更具有现实层面的多义性。比如,一个“人治”的国度,可以通过宣传手段,让大众相信他们是法治国家。同时,民众的幸福感也是可以被制造出来的。当年纳粹当政时,绝大部分人就以激情统御理性,活在一种“盲目亢奋的幸福”中。在“自由主义之父”洛克看来,一个文明社会不仅应该是法治社会,还要保证贯彻法律的具体方式是保护私产、捍卫自由等手段,法律存在的来源不是某些个人或集团专断的意志,而是基于信仰的契约精神。因此,不是文明社会不需要信仰,而是信仰本身包含在文明社会之中。然而,现实中一些国人,很容易陷入“一味捍卫法律”的狂热,而忽视法律背后的精神。在“西方文明研究专家”赵林看来,国人对信仰的忽视往往存在两个维度:从1840年起,国人被迫开启了学习西方的传统:从学习先进技术到尝试学习先进制度、再到意识到“基于理性而来的科学和制度才是发达的关键”,这导致国人特别强调理性。然而,赵林在“现代文明三书”中的《走向理性》一书中特别强调,很多国人的理性依然是实用理性,适用于经世致用、建功立业及处理人际关系,而非源于古希腊哲学的思辨理性。只有同时具备思辨理性和实用理性,才算真正拥有理性。同样在“现代文明通识三书”的《告别洪荒》中,赵林提到,西方文明真正独特之处,不仅在于承袭了希腊文明的理性精神,更彻底融入了基督教的契约精神和奋斗精神。无论是西方文明的历史传统,还是西方社会现代转型带来的“国富民强”,都与基督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弥补了理性无法解释的道德从何而来的问题,接纳并保守了古典文明的优秀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创生了现代的伦理精神、法制观念和民主制度。在“现代文明通识三书”中,我们不仅可以了解现代文明的始末,更能同赵林老师一样,带着浓厚的问题意识,认识到很多不认识信仰、却假借信仰之名的“创举”,不但在西方,在整个世界同样以匮乏和苦难收场。▌误解三:艺术让人尽情展示自我,而信仰让人失去自我曾有人用日本“国宝级艺术家”草间弥生一句话,解释艺术与信仰的区别。他说:草间弥生认为,如果没有艺术,她早已选择自杀。这说明,她在艺术中找到了自己,这是她在信仰中绝对得不到的。因为假如她真的信仰上帝,她根本没有权力自杀。
这个解释,乍一听很有道理,仔细研究后,却经不起推敲:一个笃信神的人,之所以不主动终结自己的生命,不是因为没有“自我”,而是因为他们已经从信仰中获得了新生。很少有人能通过艺术实现自我,甚至,绝大多数人反在其中迷失了自我,比如当下流行的部分后现代艺术就正是如此。当下流行的的后现代艺术有个突出特点:不再映射现实,更以追问永恒为耻。它的宣言是消解一切意义,让人类尽情追求“自我”。
▲ 追求自我的后现代艺术
不过,自我从来不是随随便便就被“追到”的。歌德说:所有事物终究都要溯本追源。尼采也说,先打量自己,再纠正自己。卡夫卡更表示,当我尝试找寻自我时,一切都在粉碎我。假如一个人从不思考,他的所有“自我”一定都是“他我”。换句话说,审视自我绝不像照镜子那样简单,它既是哲学层面的终极问题,又需要不断寻找、探索、尝试、甚至历经磨难。佛陀本是一个王子,却为了找寻自我,抛下权位苦修,悟道后,更入世弘法45年。每年有三个月、每天有三次,他都要进入冥想与修行,在他所创的“八正道”中,力求“回归自我”。其实,任何人要展示自我,虽然不必如佛陀一般先“彻底认识自我”,但必须了解“什么塑造了我、又怎么塑造了我”,而越是回归源头,越是不局限于仅从理性层面切入,越能超越当今观念泛滥、语言泛滥的表象,认清自我存在的本质。因此,信仰最直观的表达是艺术,艺术最高的境界是信仰。而这本《神圣艺术》正是在美的层面,将人带回到了信仰的起始时刻。数千年来,基督教以其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和心灵感召力,征服了一代代、一批批最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思想家和科学家,对世界的哲学、文学和艺术等文化各个方面有着巨大而深刻的影响,而这套《神圣艺术》再现的,正是基督教2000年的恢宏历程。可以说,这套书不仅仅给人美的享受,更让人理解基督教是如何奠基了现代文明,并一点点渗透于西方人的精神生活和心理意识之中,最后辐射世界,逐渐演化成现代人“自我”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信仰的“认知悖论”:没有失去自我,反而拓宽了自我艺术史大家贡布里希说,艺术的发展史正是观念的变革史。如果说西方后现代艺术的颠覆性已经偏离了观念本质,那么,它的前辈们,见证的也正是这个本质:现代艺术,通过“上帝死后”人类社会的道德沦丧,呈现生命永恒的不安;古典艺术,则通过慈悲的希望和虔诚的敬畏,让人感受到“上帝存在”带来的美和善。二者同样跟信仰相关,但前者因信仰缺失而混乱匮乏,后者则因保有信仰而充实饱满。更重要的是,这些对信仰的态度不仅表现在艺术作品之中,更影响了艺术家们的“生命状态”。现代艺术大师罗斯科擅长以色块建构人类的精神世界,他一生致力于批判流行主义、物质主义对艺术的腐坏,但他无法找到内心的安宁,常年陷入患病、沮丧、忧郁、酗酒及思想的折磨,最后在绝望中结束了生命;而与他同样被称“艺术宠儿”的米开朗基罗,一生致力于展示上帝为他创造的无限可能,他同样历经磨难,被生活洗礼,受制于艺术的牺牲精神,却从未对人生绝望。正如他在诗中写道:“十字架上彰显神圣之爱拥抱我的灵魂,没有任何绘画或雕刻能再安慰我的心了。”
因而,信仰从不意味着匍匐,恰恰鼓励人活出自我、甚至“超越”人必然走向死亡的永恒悲剧。而这本《圣经的艺术》,正是通过艺术展示了圣经故事中信仰对人心无与伦比的力量——基督徒品鉴本书,是一次朝圣之旅;对基督教知之甚少的人,也能从规模宏大、内容完整的作品中,理解信仰的真谛、智慧的源头。 ▌破除信仰的迷雾,我们需要的绝不仅仅只是“正视”信仰有人说,人类社会最宝贵的精神价值,其实就是真,善,美。人们在对哲学的求索中追求真,在对社会的批判中追求善,在艺术的表达中追求美。然而,无论是好的思想、好的社会还是好的艺术,背后都离不开信仰。没有信仰,思想容易脱离了限制,直接操控人心;社会容易因良善的愿望,走向癫狂,艺术更容易在名利场的腐蚀下,彻底消亡。因而,我们需要的,绝不仅仅是纠正对信仰的偏见,而是需要重新认识信仰,甚至以信仰的角度重新理解、审视我们生活。为此,先知书店特别推荐这套“认识信仰,致敬真善美”书单,从《基督教与西方思想》中体验“真”、在“现代文明通识三书”中认识善;在《神圣艺术》、《圣经的艺术》中体验美。其中,“现代文明通识三书”为独家签名,全网难得;《圣经的艺术》更为全网独家,售罄即绝版。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购买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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