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笛：“江湖”中人名声虽然不好，却是街头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皇城坝。长卷风情画《老成都》局部

本文摘自《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王笛 著，李德英 谢继华 邓丽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文章标题为编者所拟。

在民国成都的街头上，活跃着更为复杂的群体——“江湖”或“跑江湖”，他们算命、变魔术、卖膏药、演杂技、操武打等。在传统的成都，下层社会通常被划分成所谓的“七十二行”，他们又分属“十六门”。那些在成都街头和其他公共场所表演的流浪武师和艺人们便被称作“跑江湖”，被外国人称为“令人惊骇的人”（startlers）或“居无定所者”(itinerants)。他们的表演经常是使人目瞪口呆的，如吞刀、飞镖，甚至用利器伤身等。这些人也经常与“三教九流”混在一起。他们中多数来自外地，一般聚集在新南门附近的“扯谎坝”和皇城边的“皇城坝”——这些类似于北京天桥的地区。其中也有一些本地艺人，由于其谋生方式的相似，他们也被归类为“江湖”中人。成都市民认为这些游民是不可信的，许多民间流传的欺诈故事都与他们有关。

 “小人国之人物”

从各种记载中我们发现，有充分的理由说明“江湖”们的名声的确不好，他们被认为以蒙骗为生。“根据裴焕章的记载，他们的惯用手法是“假装邪术”“诡秘法”“包取功名”等。例如，在诡秘法里，那些江湖先生在显眼的公共场所贴一张黄纸，上面写着他们无所不能的本事。如果有人显示出好奇，他就会凑上前去，以三寸不烂之舌向人鼓吹他的神奇超力，如“驱妖除魔”“呼风唤雨”等。如果那人看来像个学生，便投其所好，告诉他不久将获取功名，不但仕途一帆风顺，而且子孙满堂，财源茂盛。再如一个经常在扯谎坝表演的术士，挂一张幌子，上标明传授法术及其价格，声称他有“三十六大变”和“七十二小变”的本事，可以把皮带变成蛇、鞋子变成兔子、树叶变成鱼。他最受欢迎的法术是用纸币或硬币来“生钱”。他将感兴趣的人带到一家僻静的茶馆，等钱到手之后，就告诉受骗的人怎样用鸡血或类似的东西来供奉钱币四十九天，就会生出更多的钱。只要这类人物在街头出现，人们便会迅速围上来观看。当然，大多数人无非是看热闹而已，不过一些人偶尔也付钱给他们，虽然人们不一定相信他们的把戏，但无疑从他们的表演中得到了娱乐。

如果说“跑江湖”在公开场所摆摊进行欺诈活动，那么一些在当地叫作“水线”的骗子则在街头闲逛寻找机会。一次，一个裁缝看到一个布贩路过，招呼他进了店铺。当裁缝在查看布的质量时，一位顾客进来说他想买块布做件外套。裁缝就告诉那顾客需要多少布料，那人称要把布拿到街对面的家里，让家里人品评一下。裁缝和布贩都以为顾客就住在附近，但两小时后那人还无踪影，他们才发现那人根本不住在那里，人早已渺如黄雀，不知去向。布贩指责裁缝是那人的同伙，但实际上裁缝根本不认识那个人。一些骗子则经常两人联手行骗，例如“风门”通常有一个女帮手，并且许多场合都是夫妻一齐上阵。他们最常用的办法之一是去绸店买一段丝绸，然后那人与他的女同伙到那店铺要求调换。店主拒绝换货，声称丝绸出售时是好的。在随之发生的争执中，那个人悄悄从他的口袋里拿出一块破瓷碗片，乘人不注意时，刮破自己的脸，然后指责店主伤害他。这样，店主不得不支付一笔费用给这对男女以避免麻烦。

在文学作品和口头传奇里都能找到许多这样的故事，这固然说明江湖的名声不佳，但地方精英热衷于收集此类逸闻，也显示出他们对江湖人士的偏见，从而使江湖的社会形象更蒙上一层阴影。因为江湖中骗子甚多，再加上精英操纵的话语霸权，“江湖”经常成为“骗子”的同义语，以至于现代汉语中“江湖骗子”成为一个固定用词。我们应该看到，江湖巧妙地利用街头资源谋生，也给人们带来了丰富多彩的街头生活，表现了他们同市民的相互依靠和冲突的关系。

并非所有的“跑江湖”都进行欺骗，例如许多被叫作“江湖郎中”的民间中医是真有医术。在成都，医生被分为“摆摊”“跑街”“坐轿”（或“官医”）三种类型。前两类郎中经常为穷人看病，有时甚至提供免费诊断。老百姓的小病微恙，许多中草药贩就能告之用什么药。成都是中国西部药材集散地，许多人通过做这种生意得以谋生并可以发财。一些小药贩被叫作“卖狗皮膏药的”，他们将一块黑色的药膏贴在患者的痛处或伤处。这些卖药人不断地吹嘘治疗的效力，虽然他们能吸引不少顾客，但由于经常夸大其词而名声不佳，乃至在今天的汉语中，经常称那些自吹自擂的人为“卖狗皮膏药的”。在街头，端公的表演也很有吸引力，很多居民相信巫医能治愈疾病，他们的街头演示会招来很多人围观。端公最常使用的方法是“观仙”“画蛋”“走阴”等。“当一个端公施法时，他会一手舞动一束燃烧的符纸，一手摇一根圆杖，在一排点燃的蜡烛、水碗和长香前大声念咒，他们奇特的服装、工具、手势和语言都会引起观众的好奇心。

“端公禳鬼图”。20世纪20年代成都民俗画家俞子丹画

算命先生也是在公共场所受欢迎的江湖人物，是街头生活和街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几乎可以在每条街上和每家茶馆里看到他们。算命先生试图把现实与未来连接在一起，使人们相信他们有超自然能力，能预卜人们的命运。他们中大多数是男性，但也有一些是女性，称作“卦婆”，而且多是盲人。算命先生虽然经常在街角和街沿上摆摊，或聚集在城门洞下面，但许多人也在街头徘徊以寻找顾客。流行的算命方法包括玩牌、画卦和拆字，算命先生还帮人选择黄道吉日。阴阳先生在成都也总是顾客盈门，因为“成都人惑于风水者百分之九十九”，他们在人们进行筑宅、修灶、安床、动土等活动时，会去测风水。但他们更热衷于为丧葬选坟址，即用罗盘选择最佳墓址，他们的服务适应了从精英到普通百姓各阶层的需要。

算命先生

当地文人和画家经常在文学和绘画作品里面描绘这类人物，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他们在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作用。由不同作者写的两首竹枝词描述了19世纪早期的算命先生胡海山，一位说胡海山是成都最著名的算命先生之一：“胡海山原测字清，赵飞鹏算命果精。两人声价无人比，冷淡江西刘汉平。”而另一位则把他描述成一个有丰富社会经验的人，他教人道德和怎样为人处事：“测字导人胡海山，世情烂熟笑言欢。痛规钱铺南昌老，苦劝乡农莫到官。”此类的赞赏是很难得的，因为精英们通常批评江湖术士，认为他们不过是愚弄人民而已。成都民间艺术家俞子丹画了一幅20世纪20年代算命者的画，他的朋友徐维理为画配有说明。在画里，一位看上去像绅士的男性身着一件旧长袍，手持一本书。他坐在一个小祭坛的旁边，祭坛里面燃着香，旁边放有两只黄铜做的烛台，点着蜡烛，每个烛台的外形都像古汉字中的寿字，代表“长寿”。两只烛台后的中间立着一块小牌，上面写着“圣谕”。碑的右边写着“孝弟(悌）忠信”的道德规范，左侧则昭示“礼义廉耻”的行为准则。这样我们可以看到，算命虽然存在于大众文化之中，但也促进了正统思想意识在民间的传播，提供了一个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相互作用的佳例。

算命先生

算命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并且反映了许多社会、文化、宗教、哲学和宇宙观各方面的认识。正如司马富所指出的：“算命涉及从皇帝到农民的中国社会的各个层次。”如果说历史是显示过去，算命则预测未来。事实上，算命“反映了不同的社会观念和世界形成的不同方式”。算命是自然界和人类之间的一种“文化联络”。他们满足了人们基本的精神需求，去解释看来难以捉摸、毫无规律的自然现象，他们似乎在人与超自然力量之间扮演着中介的角色，有时则把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连接起来。由于受到社会改良者的攻击和行政当局的限制，加之科学知识普及的影响，占卜算命逐渐走向衰落。

现存的文献大多经由精英之手，这些文献都把重点放在了江湖人士的道德缺陷上，却忽略了他们独特的生活方式及其对大众文化的贡献。实际上，这些人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存在着复杂的互相依存的关系，成为街头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长久以来，我们已经习惯了宏大叙事，几乎不了解微观史，以至于只会从国家、民族等大视角去看问题，似乎只要集体强大，个体付出怎样的牺牲都是可以接受的。而事实上，微观史才可以帮助我们去关注到占社会大多数的普通人，也只有如此，才能对政治和日常生活有更深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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