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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幕后 | 必须做好的最后三项工作

2016-11-20 杨坚 岳麓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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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读



本文原载于1982年第9期《湖南出版工作》,现收录于《杨坚编辑文存》。


本文作者杨坚先生曾历任《湖南文化报》、《湖南群众艺术》、湖南人民出版社编辑,岳麓书社编审等职。整理出版了两部巨大的湖南地方古籍:《郭嵩焘日记》和《船山全书》。


《杨坚编辑文存》收录了杨坚先生在几十年编辑生涯中所写的编校后记及部分图书编辑幕后故事。




  “齐、清、定”体会点滴  


“齐、清、定”是印刷厂向出版社编辑部门提出的合理要求。他们的工作开始于我们结束的地方,所以三字要求以“齐”为首。其实就编辑人员看来,一部书稿的案头工作不如说要以“定”为重。所以,我的体会也谈此独多。


开宗明义,起例发凡


即将出版的影印本《王船山手迹》,收解放以来新发现的船山手迹十一种,书末还有一个附录,把这些手迹用铅字排印,以便读者对照阅读。这个附录的准备曾经费过一些周折。



王船山的著作大部分过去已经流传,或手抄,或木刻,或铅印。如今影印的这十一种手迹,其中也有一半以上是已经有手抄本、木刻本或铅印本的。但拿手迹的文字和这些本子的文字相对照,却发现了不同。特别是,手迹的文字有脱漏、有笔误,而这些本子的文字倒是完善的。显然是经过了补正,至于如何补正则各本也未尽一致。那么,这个附录的文字应以何为准呢?是从手迹,还是从已发表的本子?如果从已发表的本子,则各本互异,又从谁呢?如果说择善而从,究竟哪一种是最善的呢?不言而喻,这就需要有细致的考究。



由此可见,对这个附录可以有两种要求。一种是仅仅把手迹逐字誉抄,排成铅字,使附录的文字和手迹的文字完全一致;一种是要对手迹进行校勘整理工作,这样,附录的文字将和手迹的文字不尽相同。那么,是哪一种要求更合适、更恰当呢?由于没有首先明确这一点,曾经一度造成了附录文字的混乱。


不论对于什么书稿,在能够顺利地进行编辑加工以前,总要不同程度地做些定宗旨、订章程的事。否则,以后的工作就会茫无目标,漫无章法,随心所欲,信笔改来,于是书稿中前后参差、互相矛盾的情况就会不断地发生。


《郭嵩焘日记》卷首有十条凡例,其中规定了对这部日记编辑的要求和在校点工作中可能遇到的二十多种情况的具体处理方法。虽然日记出版后还有缺点,但它的这个开宗明义、发凡起例的做法是不错的。这是实现“齐、清、定”特别是“定”的前提。



关于是正文字的问题


《郭嵩焘日记》的定稿工作有些麻烦,原因之一是日记中有许多误字,必须加以说明,否则读者将大惑不解。例如有一天郭氏记述他与曾国藩辩论事情,有这样的几句:

胸中无所不有,前与我辨论,特故作狡狯耳,乃此老之谲也。

 

“死”字下面的着重号是现在加的。这个“死”字是怎么一回事呢?从全文,特别是从末尾“乃此老之谲也”一句看,它实在应该是个“老”字,它是作者一时的笔误。但是,日记是历史文献,既然作者这样写了,我们已无权擅改,只好照样印出,而另用方括弧注明正字,成为:“此死〔老〕胸中无所不有……”用这个方法,来补作者之失,并以祛读者之疑。



可是,也很有一些处所,虽然明知作者有误,那方括弧却不容易加。例如郭氏在伦敦时,有一天的日记记着横跨泰晤士河的许多大桥的情况。他写道:

东第一桥曰伦敦大桥。桥金维良模街,桥波老孚扫甫华克。

 

着重号也是此刻加的。金维良模街和波老孚扫甫华克是两个地名。两地都在桥北是可以的,但文章却没有这样奇怪的做法,显然这里又有了问题。从文气和文法看,两地当是一在桥北,一在桥南。因此必须查它一查,解决这个问题。可是到哪里去查呢?省图书馆和省出版局都没有一张比例尺稍大的英国地图,更不用说伦敦地图了。外文书店也没有这种地图卖。另外问了一些单位,也没有。这个问题最后是从一张直接由英国寄来的伦敦详图才获得解决的,其中的一个“北”字的确应该是“南”字,真所谓“定”一字之正误,乞万里之丹方了。



标点符号也足以困人


在书籍的总字数中,有一部分是标点符号的占格数。如果将古籍加以标点,则其中文字和标点符号占格数之比,大致为六比一左右。例如《王船山全集》没有标点时的字数如为六百万,则标点后将为七百万左右。白话文的句子要长些,标点符号占格数也会相应地少些,但总也占着一定的比例。因此,要做到书稿的“定”和“清”,是不能忽视标点符号的“定”和“清”的。


可是有时,要确定一个标点符号实在也很为难。我在最近发稿的《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三集中就碰到一件这样的事情。有篇文章在谈到北宋一位大文献学家宋敏求(字次道,官至龙图阁直学士)时,引用一段旧闻说:

宋次道龙图云:校书如扫尘,随扫随有,其家藏书皆校三五遍者。世之蓄书,以宋为善本。居春明坊昭陵时,士大夫喜读书者多居其侧,以便于借置故也。

 

这一段话读起来似很顺畅,可是其中有一个不大好解的结。引者在“居春明坊昭陵时”这一句的坊、昭二字之间,先点了一个逗号,后将它改为句号,后又涂去,后又重点。这样翻覆几次,把这一处稿面弄得邋遢,看也看不清。原来,究竟这个地方是要点呢?还是不要点?如果要点,是用逗号吗?还是用句号?他感到困难,一时决不下。这种困惑就在稿面上反映了出来。


再看下面这个例子:

秃发氏始居廉川,后取凉州、洪池、岭南、广武、西平、东都、湟河、浇河五郡,是为南凉。

 

明明写着秃发氏取五郡,怎么又点出八个来了呢?因此大概必须在上面勾掉三个顿号。但要勾得不错,也不是随便可以办到的。


所以标点符号也很重要,有时必须通过研究、查考,才能弄得正确。在这里同样也要:先“定”,后“清”。



末了还应该通读一遍


书稿怎样才算“定”了呢?我想,当编辑将全书加工完毕,特别是消灭了其中的差错、解决了其中疑难问题之后,再将全书通读一遍,觉得已经理达辞举、文从字顺了,至少在自己的水平上认为已不存在悬而未决的问题了,那么,这部书稿在这位编辑手中就算“定”了。


末了这一遍通读是很重要的:它是检查的手段、补救的良机、通过综观引发创见的触媒,可以发觉曾经被忽略了的一句、一字、一个标点符号的微疵,也可以对原来认为已很完善的前言,进行修改或增添一些重要的思想。类似这样的问题的解决,都很有赖于最后一遍的通读。


然而人情常慎于图始而忽于持终。恩格斯有次对劳拉·拉法格说:“开头和末尾通常是薄弱的环节,因为开头你工作还没入门,末尾你已经有点疲倦了……”人们常常因感到生疏和困难而在开头特别努力,又常常因看见大功将成而在末尾自然地松劲。这最后一遍的通读,实在是做好“齐、清、定”所不可缺少的。


【完】


《杨坚编辑文存》


细读《杨坚编辑文存》,从而从这部遗著中,去观察、了解在现代中国出版界的基层中,出现的这样一个求真务实、敬业自律、淡泊名利、矢志不渝地献身于出版事业、学术事业的典型形象。

如今,面对着浊流滚滚、铜臭熏天、浅薄浮躁、庸俗低俗的思想学术文化界,人们看到并了解了像杨坚同志这样罕见的具有典型性质的正面形象,不知能不能启发人们进一步去思考一些早就该深入思考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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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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