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课：《湘绮楼日记》的姿态与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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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近代日记文献叙录、整理与研究”（18ZDA259）阶段性成果，发表于《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56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注释根据排版需要有所调整，引用请以该刊为准。

作者魏珞宁，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内容摘要

日课是研究《湘绮楼日记》之日记性质的重要线索。在王闿运践履日课的五十多年中，日课从原本单纯的读书活动分化出阅读、抄写、校对、教学等多种形式。随着日常活动与周身遭际的转变，王闿运的日课从以修养自身为主的抄写转变为教学指向的批改课卷等内容，并逐渐在日记中淡去踪迹。对于王闿运而言，日课兼具道德和学术两个层面的约束作用。在王闿运的设计中，日课也寄寓着个人修道和公共教学的二元理想。

关键词

日课；

《湘绮楼日记》；

王闿运

在近代的湘学史建构中，王闿运是“湘中称名士无双，海内号胜流第一”的“儒宗”（李肖聃《湘绮学略·附旧作〈湘绮遗书跋〉》，《李肖聃集》，岳麓书社，2008年，第91、94页）。他一生著述甚富，横通四部，所撰《湘绮楼日记》名列晚清四大日记，记录时间前后跨越近五十年，内容丰赡，允为近代文史研究宝库。不过，正因《湘绮楼日记》地负海涵，反而更易“乱花渐欲迷人眼”。使用《湘绮楼日记》，有“读其日记，乃知王氏于经学”（张舜徽《清人笔记条辨》卷九，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32页）这样以日记为笔记撰著来探究经学的路径，也有注目于其中气象史料这样另辟蹊径的开掘方法（萧凌波、方修琦、张学珍《〈湘绮楼日记〉记录的湖南长沙1877—1878年寒冬》，《古地理学报》2006年第2期）。诸如此类的种种研究视角，呈现的都是《湘绮楼日记》某个特定剖面。这固然也是日记使用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并未真正指向《湘绮楼日记》本身。换言之，“日记”的性质在一定程度上被遮蔽，显现的仅是某种史料聚合物，即“将日记做为单纯的、零碎的史料来印证”（张剑《中国近代日记文献研究的现状与未来》，《国学学刊》2018年第4期）。在这种意义上，《湘绮楼日记》的本体研究仍有尚可发明之处。

△ 《湘绮楼日记》（全五册）

岳麓书社出版

王闿运“不喜制举之业”（王代功《湘绮府君年谱》，《湖南人物年谱》，第四册，岳麓书社，2013年，第483页），因此无意仕进，“以贫就食四方” （沃丘仲子《近代名人小传》，中国书店，1988年，第3页），一生奔波馆幕，独特观念和颠沛经历在《湘绮楼日记》中展现为复杂琐碎的日常记录。但在曼衍的私人书写背后，王闿运漫长的日记写作又不无始终执守的标准。张舜徽概括这一特点甚为详明：“所记人事往还酬应之事为多，亦逐日录其日课。如钞书、倍书，几无间断，数十年如一日。”（《清人笔记条辨》卷九，第332页）王闿运每日忠实记录的读、钞等活动，确实是《湘绮楼日记》撰述中的一条明线，这条伏脉千里的线索究竟如何生长，又在王闿运的生命历程中起到何种作用，尚有待深究。

一、日课的定型与分化

宋明理学传统下用于修养自身道德的日谱、功过格等文献，其思想史意义已经颇受关注（参见王汎森《日谱与明末清初思想家———以颜李学派为主的讨论》，《晚明清初思想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17-186页），但在更广泛材料中的类似程式却仍欠发覆。即便如曾国藩日记这样“近代文史研究中早已被反复利用的‘过熟’材料”，“其作为一种‘读书功程’的特殊属性尚有待揭示”【陆胤《从“自讼”到“自适”———曾国藩的读书功程与诗文声调之学的内化》，《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湘绮楼日记》同样如此。尤其当原本不无刻意的功利主义形式被打散化入更加杂错的私人书写中，相近形态的背后却未必意味着类等的文献性质。这种日谱、日课与“读书功程”文献的起源《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本身旨在“以制度与规划减缓读书的速度，在慢读书中方能涵泳”，从而对抗“科举的‘速化’之弊”【徐雁平《〈读书分年日程〉与救“科举时文之弊”》，《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王闿运的日课却不能直接套用这一理论框架。

《湘绮楼日记》最初数年的记录中，王闿运尚未具备明确的“日课”意识，只是单纯记录每日读书活动。同治八年（1869）正月他开始阅读《汉书》等正典，正月十八日“点《汉书》二卷，凡廿六卷皆点毕”（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岳麓书社版，下同），二十一日开始“读《后汉书》二卷”。此后基本每日都有记载，二十八日“阅《汉书》三卷……不及《前书》精密”，可知所述也是《后汉书》，夜又“翻《后汉书》四卷”，次日就改为“阅《三国志·魏本纪》二本”。在《三国志》的阅读中，王闿运使用的记述单位随时变换，正月三十日就是“读《三国志》一卷”。同时，王闿运记录读书活动的用词较为多变，除“点”“读”“阅”“翻”之外，还有“览《汉书》三卷”的表述。尽管用词的别异未必代表读书方法分化，可能仅是“日读一卷，加以评点，有可论者复别记之”（《湘绮府君年谱》，《湖南人物年谱》，第498页）的体现。《湘绮楼日记》出现确定的“日课”概念之前，这种记述现象更具生气，一旦使用规定形式去记述每日功程，呈现在日记中的读书活动就转为固化，被分门别类嵌套入“课”的框架中。同时，王闿运还有诸如“钞《庄子》一叶”“重阅《晋书·帝纪》两卷，作五赞”“钞《穀梁》三叶”“背《离骚》，论屈原述游仙”等多种读书活动，本身已经预示着固定的“日课”框架势必将继续分化。

同治十一年左右，王闿运居衡“专事撰述，无出游之意”（《湘绮府君年谱》，《湖南人物年谱》，第500页），不再汲汲奔走，日记中读书相关内容尤多，《湘绮楼日记》的日课形式也在此时正式确立。同治十一年正月十七日记载：

早起定日课：辰课读，午修志，酉读史、讲经，亥钞书、课女、教妾读书以为常。

自此《湘绮楼日记》出现“斋中读书，皆能如课”“书课如额”的说法，在此王闿运自己的读书、钞书、修志以及教授妾女等一系列活动被统称为“书课”。这段时间内，由于王闿运闲居在家，投注大量精力在撰述著作之上，“日课”也成为一种他时刻留意和调适的活动，其具体内容和要求得到不断补改：

笺《诗》四叶、检《春秋》四年（至僖十八年）、作《志·传》一篇，此后定日课如此，不如程当补之，有过无不及也。两儿夜倍经各二本、赋三叶，三女亦皆有程。

日课的“功程”被进一步明确，具体内容和完成要求都被纳入规定，甚至从“课读稍晚，至申未毕”这类记载可见，时间和课业也被精确对应。

综观贯穿王闿运一生的日课，在他早期闲居生涯里就已形成基本框架。在王闿运受邀执掌书院后，日课的具体更动仍然在这些线索的延长线上。光绪六年的日记中，已经实际成为日课形式的“校”被正式以文字记录确定下来：

篆《尔雅》一叶、钞《唐书》一叶、改《军志》、校《南史》，均初起手，未限多少，明当以一卷为率。

从“校课如额”“讲校如程”这些记述看，校勘工作和讲课教学一样都成为王闿运后期日课的主要内容，尽管相比钞撰工作，他本人更不喜欢这些所谓的“课业”，“无一可取，令人闷闷，终日不抬头，为此无益”这样的抱怨并不罕见。日课的另一种转型与此类似，随着儿女成长，王闿运投入家庭教育的精力逐渐增加。在这一层面上，日课的有限公共性在《湘绮楼日记》中愈发显露。他以“钞写”为“撰著”的写作特点又延长到“教授”这一目的，日课的线索得以不断丰富，如光绪六年记载：

钞《尔雅》二叶，补钞数叶，粗成一本，以授茙女。计廿年来两钞《尔雅》，皆为他人竟其业，未尝自钞一过也。

正面点出钞课“为人作嫁”的一面。同年六月，他还“为滋女钞律诗一叶”，此后又增添“钞唐律”的日课，但实际上王闿运“夜选李（白）律诗，殊无一篇入格者”。这种实际钞写与个人喜好之间的龃龉，无疑更突显日课的有限公共性，每日的功程不仅为了修养自身学问道德，更出于教育他人的考虑。

尽管“校”和“教”开始只是日课的延展形式，但很快它们就喧宾夺主，在《湘绮楼日记》的记录中占据不可忽视的地位。光绪十七年三月六日王闿运“看《士相见礼》，乃悟《论语》‘大人’之训”，读《礼》有悟，于是十三日“借《论语》，复钞三叶”，此后则日以“钞《论语》，校《管子》”并“课诵如额”为日课。校对和教学成为“正课”，而钞撰则退隐幕后，具体表现在抄撰更具随意性，例如“偶听懿读至‘庶子不禫杖’，因考丧服”这样兴之所至的举动。《论语》的钞写也是如此，五月十九日“钞《论语》”后便失载，直至六月五日“久不钞书，复写一叶”，从“《论语》特书接舆，盖其名重”来看应是复钞《论语》。此后断续钞写，至六月十六日“钞《论语》一暴十寒，居然欲毕，计功本不过三月可成，今以六月成之，犹为得计，较胜不作者也”。“较胜不作”可谓后期王闿运对待钞撰日课的常规心态。王闿运原本投注到抄撰日课上的精力和时间，大部分转移到“课诵”：“改朝课，但写字，讲诵皆于正午后卧听之。”钞撰在此后多被称为“字课”，主要在上午完成，一天中剩下的绝大部分时间被用于“听讲诵”。非但如此，王闿运在此后更长期旷课，每日多以批改课卷和读书为事，直至十月廿二日“忆文小坡《广韵》未毕，取‘五质’，日写一叶，将以廿日了之，自今夜始”，重新开始“钞《韵》一叶”的日课。不过这已是强弩之末，之后《湘绮楼日记》还出现“始理丛残书籍，日理一箧，以为日课”这样以整理书籍为日课的说法，可知随着日课分化，旧的形式逐渐退位，而新的形式凭借外界因素占据王闿运的主要精力，此即下节将要论述的王闿运日课调适机制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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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湘绮楼日记》目录、前言

二、调适机制的活跃和隐没

日课的具体内容不会在确定后固定不变，《湘绮楼日记》可见多次调整：

嫌课太少，改定钞《志》、作《志》各四百余字，钞《记》一叶，看《方略》二十卷。

课如额，改停看《方略》，增钞二叶。

以明日当还城，加钞六叶，《祭统篇》及《援贵州篇》，钞《江西后篇》，皆成。

加课至七叶，钞四撰三，俱如额。

比日试钞《考工记》，殊不成课，今始仍复旧程。

这其中既有因为临时行程导致的加课，以达成“不如程当补之”的目标。还包括对自己高要求而“加课”，以及尝试某种课业发现不适合后的调整。这种积极的自我调适机制在王闿运壮年之时非常活跃，他此时未耽俗事，能时刻检视是否胜任日课额度。

但当王闿运再次走出衡阳山城，重新投身馆课，日课调整就更受身外事务影响。如光绪七年八月十八日以前，他每日“钞《周官》一叶”，十八日得知其子王仲章（丰儿）死讯而中断日课，至廿五日“欲讲中一以上祔礼，一握笔则思仲章，心仲仲而辍。钞《周官》半叶”，廿六日“诸女始稍点读，己亦欲解《春秋》表”，之后日校《春秋》诸表，原先的《周官》钞课被搁置。直到十一月廿二日在归湘途中始“钞《丧服》一叶”，则已从《周礼》转向《仪礼》，显然意在纪念“自其十七岁后即能启予，尽传我学”的亡子，可知日课随身事而变的特点。这一转变随后被沿袭，光绪八年正月十六日后有“钞《礼经》一叶”的日课。这种转向并非孤立，光绪十六年二月王闿运点《元史》并作《史赞》，但自自二月十一日“补《史赞》”后再无相关记录，似已完成，因此二月十二日有“清书，看小说，休息一日”语，二月十三日“竟日闲游。随手看书”，十七、十八日均“检《元史》”，应为收尾工作。至廿六日则已转为“还写《韵》”，此后每日“检《韵》一日”“钞《韵》”“写《韵》竟日”“闲居写《韵》”，至闰月八日“写《韵》毕，尚无部分，论音琐碎，殊不易简，姑置之”，这部分工作此前未见提及，参考《湘绮府君年谱》此年“闰月检《广韵》”（《湘绮府君年谱》，《湖南人物年谱》，第532页）的记载，应为光绪十五年九月廿日“小坡所集吴陵云、段玉裁注及自注者，欲余加笺古韵，余无韵书，当先作，乃可定部分”工作的后继。

前文曾述及《湘绮楼日记》中原本规整的日课记录逐渐发生结构性转变，修养自身的钞读日课渐少，教育及相关的撰述课业渐增，如光绪十三年“注《尔雅·释草》廿馀条”“注《尔雅》”，旨在“为滋校《尔雅》《说文》所无字”，实质是提供女儿教学的读本。其他时间则专注于“课读”“还家课读”“为滋女讲《说文序》”等教学活动，或者有一些非计划性的日课活动，如九月二日“午坐无事，自钞七律诗”，至九日“钞历年律诗毕，得五十余首”。这种转变既是因为王闿运忙于督课，所谓“写字数幅，久废弛不事，但督课未暇耳，殊非惜分阴之义”，也有内在因素影响，与王闿运觉知老境将至密切相关。这年十一月后他受托作《湘潭县志》，感慨“回思日试万言时，才欲钝矣，文虽渐老，不若昔之涌泉也”，更慨叹“岁尽无事，人客寂寥，今年似异常年，欲还文债，亦无心想”。从中可见身体衰弱和家事缠烦是王闿运叹老的两大动因。王闿运对此亦有自觉：

自入伏来，日课遂停，常时酷热犹伏案，今年凉健，乃更游谈，负此时光，稍欲振之。味秋画《忆别图》来，开幅题诗一行辄错谬，废然自叹，甚矣吾衰，更裂去，怏怏不乐。

酷暑令他常年受苦，“老不恬澹，尤弊烦暑”之外“加以蚊蚋”，乃有“殆平生之最苦矣”的悲慨，难得的凉爽天气却倍感老去衰疲。当他不得不以这种老态承担教育事业、批改课卷时，发出“改课文六篇，仞字三百，腰驼背涨矣”“看官课卷卅本，已觉竭蹶。两孙课读甚劳，非娱老事也”的哀叹也在情理之中。

身边的繁冗杂事同样让王闿运极为疲惫。例如光绪七年六月廿四日房屋装修中“匠人皆不识其制，累说不明，习惯难悟如此”。廿六日“杜生恐空馆，且谋代者”，令他感叹于“一小馆动有议论”，紧接的一段读书心得不无指桑骂槐之嫌：“《元史·本纪》竟无一事，虽赏金一两亦记之。宋濂等真盗臣也，然犹不免死。知盗固难媚耳。”廿九日在“讲《鉴》”后突然对“儿妇性强很”大倒苦水近两百字。七月四日，王闿运终于下定决心“焚荡分居”，即便分居，他仍不免遭遇“家人俱不暇给”“待仆从无至者”“房妪嘈杂闲言”“厨中无执爨者”等窘况。这种处境下，王闿运即便自思振作，诸如“废事已一月矣，重定工课”“而钞书课废，始补三叶”“钞《经》三叶，渐复壮课”的记录不时可见，但频繁的自思振作也从反面证明荒旷的频率不低，因此终究是“日课甚勤，犹未能奋迅”。日课从计划严整转变为断续振作，造成随意性增强，如“《尔雅》未注者已毕，草草未遑收拾，且重注《草木》”“偶翻廿年日记，有感碑志之作，取严辑校张集蔡文，将勒一书”这样兴之所至的读书活动更可寻见。撰作是如此，校课和读课也不例外，如光绪三十二年八月廿三日“检类书，试校一本，亦有可乐”，因此“校《类聚》”，至十二月廿八日，“《类聚》校讫”。即便对子女教课，他也抱持一种“日受一卷，殊不能解，贤于摸牌耳”的态度。

明白这一点，王闿运在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开始更理《墨子》注本的工作断续延伸至次年六月才完成，就不难理解。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廿九日他“看《墨子》，程孙钞有注本，嫌其未晰，欲更理之”，于是每日“钞《墨子》”数叶，至次年正月十八日始“钞《墨子》上篇成”，但此后仍然时断时续，廿七日“钞《墨子》一叶”后就长期旷课，态度确实如其自言“颇不踊跃”。直到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十六日才拾起旧课，“重钞《墨子》经说”，虽然之后日钞数叶，但在《日记》中王闿运却表示《墨子》“皆论语，无意义，特少其程，乃不生厌”，可谓是为完成任务而完成任务，这一项艰苦工作到六月廿二日才完成，“《墨子》钞成，小改就序”。

总的来看，晚年王闿运在身体尚健和世务平淡之时，还有修养自身的活动，如民国二年正月九日“颇欲食，食而不健啖，勉写条幅数纸”、十四日“今日写字题图，竟日无招寻，最为闲静”，均为显例。不过这些是否还可称“日课”，恐怕值得怀疑。原本拥有自我调适机制的王闿运日课，在俗务尘事和年老体衰双重侵犯下，逐渐在文字记录中扭曲和湮没。失去日课的董督，晚年王闿运的形象成为一位“摸牌不问事，每至亥时啜粥乃罢”的衰翁，也就在意料之中。

三、学术与道德的双重检视

当日课的调适机制隐没，不再通过日课实现自我约束的王闿运益发颓唐，这本身就体现出日课的修养之用。在《湘绮楼日记》呈露的王闿运生平中，日课被非日常打断并非罕见之事，在此之后王闿运的反省和责思，最能证成日课在学术和道德上的双重检视作用。即使在王闿运的盛年，日课的积极调整和被动中断仍是并存的现象，如光绪四年八月十三日记载：“考两儿功课多荒，因自计亦废日殊甚，仍定日钞三纸。未半叶，客来又罢。”对儿女功课荒忽、未能如他期望那般成才的感喟在王闿运晚年中俯拾皆是，即使如他这样颇具毅力恒心的人，人际交往和日常事务同样会使他被迫暂时放松日课。早在同治十一年他因受托修撰《衡阳志》时就已有类似觉悟：

子泌来，言王、夏二生未为发愤读书。余因言课当有常，无常课者，虽忘寝食无益也。今年余为《志》书所牵，而精神散漫，欲读经史，似乎旷功，欲力钞撰，又颇厌怠，孟氏所谓舍田芸人之病，诚有味乎其言之欤。

王闿运极为重视“课当有常”的必要性，事实上他是以读书抄撰为日常，而当日常为琐事打破，才会发出这样的抱怨。《湘绮楼日记》还有一段时间不见日课文字后“始理常课”的表述，“常”的退隐与再现无疑是一种道德化的表述。在“常”与“非常”的二元对立下，经世俗务和个人修养在此因为精神有限处于冲突境地。对王闿运而言，交游广阔的现实和学求淹通的期许当然会产生矛盾。但这里引述《孟子·尽心下》“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于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轻”之语，再结合“欲力钞撰，又颇厌怠”的表述，他对“无常课”的思考就不仅限于日常被打断的抱怨，而具有道德检视的意味，指向自我修身不足的弊端。

类似自省在《湘绮楼日记》中不乏其例。有反思荒废原因的，如“以酬对稍繁，四日未看唐文矣”。也有感喟荒废时间之久的，如“余前已实过矣，再翻之，似是前数月所见，乃知废课之久”，这是读刘禹锡文章后，在归纳内容时惊觉曾经读过，道德自省从学术清点行为中自然生发。当然常见的还是直接表述，如“早起蚊散，乃得稍作书，废事半月矣”。这种表述尤其明显的一种做法，是通过检点一段时间内完成的钞写叶数，直观地展现日课被耽误的程度：

钞《诗·风》毕，计八卷二百卅六叶，自二月七日起凡百廿四日，以每日二叶通计之，当二百四十八叶，少十二叶。

钞诗三叶，《周颂》甫毕。计一月得十五叶，常课犹不及半。

钞《唐书》半叶，唐律一叶，校《南史》三卷，连日唯此功多。今年似不及往岁精果，以烦杂故也。

由于日课的数量被事先规定，应钞和实钞的数量自然很容易得到对比，“常”的意味在此重新出现。如果说日课调适机制对于盛年王闿运来说有助于督促学问精进，那么随着他精力衰减，这种建立在“常”与“非常”上的调适机制就让他的荒忽岁月显得尤为难看。当然，王闿运也会在检理日课中试图自我辩解，引文中的“以烦杂故”就是极为方便的借口。但这种指向世俗的辩解同时会更加具有道德省察的意味：“正十日未钞经矣，非但暑闷，亦以来日方长，不欲速了笺注之事，与尼父加年学《易》，圣凡之异也。”虽然“来日方长”，使得与撰著挂钩的日课不急于一时完成。但对比孔子的老而弥坚，这位生时父亲曾梦“天开文运”神榜、又自喻为改制素王的学者，无疑显得更为窘迫，以至于这些原本颇具玄奇色彩的传说都带上几分讽刺。不过必须指出，这种反思凸显的仍是纯粹的道德感，当日渐老态的王闿运处境益艰，原本颇具神圣意味的学术与道德双重反思就逐步被世俗记录遮蔽。

王闿运并非没有这种身在尘俗的自觉。早在光绪十五年他就喟叹：

晦若借诗稿去。忘携行卷，大为荒忽。春寒恻恻，课读多暇，复有似于石门，乃知十馀年匆匆非心之累。

此时他北游天津，受李鸿章招待，宾于吴楚公馆，反倒难得有闲暇之趣。两相对比之下，能让他更直白地感知“十馀年匆匆非心之累”。不过，即便他保持“闭户即无关”的态度，也不意味着真的能从世事缠裹中脱离出来。有时虽然日记中并未明确写出有何事务，但也不代表王闿运能像壮年一样每日“如额”完成日课，例如光绪十八年闰月三日记载：“看日记，数日不书，似于荒怠，实则日理字书，无暇他及也。”纯粹的道德和学术检视也无法应对无孔不入的琐细日常，平静无奇的生活事态也会在不声不响间消磨日课的董督和省思作用。

因此，日课的学术与道德双重检视实际指向的是同一个目标，即维护日常生活的重复性【物质文明的重复性构成日常生活的基本特征和结构，以及背后主体的互动和对抗，以刘永华梳理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的《物：多重面向、日常性与生命史》（收入氏著《时间与主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一文最有见地，这一思考路径显然对认识“日课”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很具启发性】。只不过在王闿运的实际践履中，他的遭际和期许被割裂为两种迥别的重复性。他试图通过日课的检视功能建立起一种稳定的生活结构，每日的钞撰、课读和著述这种疏落的重复活动下，可以理想地承载其他必要的生活事务。只不过日常中无数琐屑事项已经将这种理想结构冲刷得不堪一击，遑论更为繁冗实际的事务降临之时。前文不惜笔墨地梳理《湘绮楼日记》看似抽象而乏味的日课记录，正因为它们实际在不断地经历延续、中断和重组。在漫长的五十年中，日课发挥学术和道德的双重检视这一表层功用，实质是日常生活中丰富的行为、态度和环境在时刻试图侵入和吞噬王闿运塑造自我的过程。尤其是这种对抗事实上并不总是拥有面目清晰的对手，像针对“督课未暇”而“久废弛不事”发出的“殊非惜分阴之义”的感叹，以及因为“看课卷，无一可取”而觉得“为此无益，可笑也”这种能对症下药的有的放矢并不多见，更频繁的是“积压事多，始看课文”这样含混的认知和表达。换言之，社会生活和理想期许这两种并轨日常的区别，王闿运实际并未自觉清醒地感知到【在结构社会学理论中，这种自觉可以对应为“行动者表现出的对行动的反思性监控”（安东尼·吉登斯著，李康、李猛译《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43页），“惯例”作为日常社会活动的基本要素，正是通过将其与“有待引发的无意识成分”分隔开来而体现。王闿运的生活日常与《湘绮楼日记》固然也可以视为一种二元对立的结构，但并不能简单类等，不过吉登斯结构化理论中的这些思考无疑有助于深入理解王闿运焦虑的由来】。对于他而言，日课的目的还在于使得学有恒常，“又不可疲其神智”，达到“每日必有用心之处”的“惜寸阴”（王闿运《王志》卷一，《湘绮楼诗文集》，第二册，岳麓书社，2008年，第31页）效果。所以虽然他在晚年重检日记时会有“看早年日记，尽征逐游宴事也，虽有日课，荒旷时多”的反省，但此时他的日课已经完全陷入不规律乃至绝迹的境地，基本失去学术和道德检视的作用。在这种意义上，无论是调适机制还是双重检视，本身就构成一种悖论，原义旨在自身修养的两种目的，实际却有赖于作者对自身处境的省觉。当这种觉悟并不足以支撑起与生活的对抗时，仅剩的“日课”形式也就自然随着调适机制和检视功能逐渐湮灭。

四、修道与公学的二元理想

前文已经论及《湘绮楼日记》中日课的调适机制与双重检视作用，日课的实际运行固然重要，不过王闿运规定这样一种修身形式究竟有何用意，是否与宋明理学传统下的“日谱”“功过格”可以等同，还需要进一步追问。《湘绮楼日记》中日课指向的目标，在壮年时清晰地呈现为“学道”。

王闿运曾标榜“盖余学道而好作绮语”，自称“已能去怒惧恶欲矣，而未忘哀乐，亦缘文词为障”，此时他甚至未届不惑，这恐怕还是他“高自标置”【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外一种：明代文学）》，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77页】之语。同治十年他入京适逢会试之期，由于“不欲示异”（《湘绮府君年谱》，《湖南人物年谱》，第500页）而参加，结果自然不第。尽管他自谓“余来本不为试事，而勉赴试期”，似乎得第与否都不应萦怀，却依然因为“今银钱在南，浮寄京师，必当坐困，徇人之害如此”，而“一经小试，辄已怫然”。这也难怪他自嘲“余前自谓能无怒欲，未涉世之谈耳”，但王闿运在日记中还要尽力挽回一些颜面：“除情根，信非易易，况又沉酣于哀乐乎。”似乎还是因为学道有所欠缺，“未忘哀乐”以至于连“已能去怒惧恶欲”的结果都持守不住。除了这种消极情绪，积极情绪影响之下的王闿运也会意识到“学道”的不足，这一年冬十月他舟行归湘途中曾如此感怀：

余水行七十五日，饱于烟波，留此佳境，为他日卧游之图画，且以见尘虑之未消矣。爱缘所牵，如蚕自缚，则何贵于学道哉。

饱览佳景，转思这种情绪实际是“尘虑之未消”，不无矫情自饰之嫌，但“爱缘所牵”，又使他不能不有“何贵于学道”的感叹。这种自我缘饰产生的前后矛盾不只“学道”，也多次出现在《湘绮楼日记》其他地方。例如同治十一年王闿运因为“石门山居凉雨令人心神俱爽”而“作三律题壁上，以志终隐之愿”，实际在之后生涯中这一隐居的美好愿望基本没有得到实现。还如他曾因湘潭童生闹事，虽然“不怒近十年矣，颇有攘臂下车之意”，实则日记中怒箠爱妾莫六云，试图“严乃可治家”“振厉以庄莅之”这样冲动的记载并不少见。

这种口不应心的“学道”随着《湘绮楼日记》文字的推移变得更为成熟，到光绪九年他记载：

房妪晨诟，告半山令遣之，大有难色，且出怨言，禁之不止，携纨避楼上，不觉盛怒，既而自笑，何轻发於鼷鼠。看船山悼亡诗又不觉大笑，彼何其不打自招也。故知颦笑从容，未易合法，况云道乎。

面对颇不合意的生活现实，王闿运不再只是自我标榜，转而能宽慰和解，“学道”之事和人之常情的“颦笑从容”都有龃龉。情性与学道的矛盾，不仅在王闿运清醒的日常生活中存在，也同样盘踞在他的梦境里。光绪九年四月入蜀水路中，王闿运就曾梦及与修养身心相关的内容，如：

晨梦从新梯登一小楼，初以为无人，既升，见烛跋犹然，柱香始烬。一仙女携小儿寐帐中，薄被微遮，色肤红瘦，退立未敢惊之。俄而女觉似言：“君溺于情媚，当退转矣，妾来与君调坎兑，正情性耳，无他事也。”悚然而寤。五十之年，见笑趾离。智灯岂能烧障耶？

梦中也有趾离之神提点他“溺于情媚”，王闿运显然困惑于他这一“学道”之人为何碍于情障。两天后他又记录道：

薄暮雨大作，潇潇至子夜。明灯钞书八叶，字甚草率。又闻同舟人言，昨宵有呓语者，意似斥我，而不敢明言。余生平警寐，今反昏浊如此，可惧也。每日修心，不知何以至此，岂为学无验，抑道真有魔耶？唯学易笏山自责而已，明当发愤。

王闿运自警昏浊，试图加强自我修养的功夫，这与他认为“学道”贵乎“由其空言，知其实用”（王闿运《庄子注序》，《湘绮楼诗文集·文集》卷第三，第一册，第65页）显然是一致的。从王闿运反复检阅日记得出的感悟来看：

看前三年日记，今日所与接谈者皆已半死，唯钞书如恒时，所谓读书延年与？光景常新，非文词无寄。西域浮屠真不求行乐者，乃欲不立文字何也？

时移世易，光景常新，唯有钞书的日课恒久如常，王闿运将“延年”的希望寄托在“立文字”之上。而连接似为空言的“文字”和“实用”的，自然就是每日规定功程的“日课”。

王闿运在重读过去日记中对既往生活常有反思，如“今观比日日记，信多思耶，宜省之”，很能佐证上文所论。与其“空言”“多思”，不如躬身践履，所谓“家不必精论，但以身率，在起居饮食之间”，这无疑是他与宋儒针锋相对的一种表现（参见舒习龙《日记视域下王闿运的宋学观与宋史评论》，《求索》2022年第1期）。强调“身率”而非“精论”，是观察日课与王闿运自身学术联结的重要出发点。即便是在谈论较为玄虚的“读书之要”时，王闿运在指出“学贵有本”“是以务研一经，以穷其奥”后，接着就强调“限年卒业，立之程课”。他将古今学术分为“儒林”“文苑”“道学”三途，“文苑”之中又有“工词赋者谓之才人”，这一寻常被认为不过是挥洒雕虫之技的群体，也被王闿运定义为掌握“山川形势，家国盛衰，政俗污隆，物产丰匮”等信息，“无空疏之作”的一种学术。因此，当王闿运主持书院，躬行教育事业时，就将自己“日有记，月有课，暇则习礼”的读书方式推广开来，“教诸生以读《十三经注疏》《二十四史》及《文选》之法”（《现代中国文学史》，第59页），“日课”就从日记的一种程式延伸出来，成为正式的治学主张。在他初次主持尊经书院后，相当郑重地在光绪五年的日记中记录给自己所定的日课：

定日课。于辰初朝食，申初夕食，戌初点心，子初即寝。日看唐文三本，钞《诗》经二叶。俟十九起学后行之，先行饭课。

这里日课的精确程度，显然是前文曾述及的诸多其他时期日课都无法比拟的。当然，日课这种形式并非王闿运首创，在清代早已成为常见的教育形式（参见李成晴《日课一文：中国传统教育中的日程写作》，《现代大学教育》2021年第1期），但王闿运的教育实践中，日课制度下学堂的运行却与官课发生冲突，这就足以证成其独特性。这次冲突的表因在于王闿运“今年议不作经文”，而官课限经文五道，因此他“牌示禁院生应课”，以致众人议论纷纷，这一风波最后以王闿运让步为终结。从这一点看，王闿运的教育理想与他本人治学特点紧密相关，他在之后受邀讲学思贤讲舍之时，也曾纵论他心目中创立学堂的举措：

入坐言校经堂事，以余欲招老辈学成者为可骇，云李生元度、杨生彝珍必不肯来。余言此传者之陋也。见一书院则以为入院者必学生，吾何取乎李、杨而生之？李、杨自可直呼名，又何畏乎李、杨而生之？世俗之见不化，学问之事不成。

显然他的主张让他人觉得并不现实，其后他甚至主张邀请郭嵩焘、张之洞等人“至讲舍游愒”，他也知道这么做“非财不能聚人，经费必岁二万金乃可”，现在只能“姑小试可耳”。除了这种兼综他本人广阔交游与狂放性格的主张之外，他主持书院还受到幕僚生涯的影响：

余前年颇能令院中清寂，自丰儿来，诸生情益亲，而时哗笑，声闻于外，此湖南院派也，念禁之伤苛，回步而还。昔曾涤公治军，愀然如秋，有愁苦之容。胡文忠军熙熙如春，上下欢欣而少礼纪。两军皆兴盛有功，诸军则不能然。愁则溃，欢则慢，余庶几其胡群耳。

曾国藩和胡林翼治军的不同风格也被他用于比拟治理书院的方式。

上述公学理想与王闿运本人学术的共通之处尚且停留在“主张”的层面，真正同构的还是日课钞撰与教学需求的紧密结合。前文已经论及王闿运会通过日课钞撰应付儿女教育需求，主持书院期间也是如此，可略举数例：

书局南北史写毕，始写《辽史》，夜校四页。

始钞《春秋》经，将刻之，写《隐公》一篇。

院中又议刻八代诗及唐诗选本，检七律一种自钞之，得三叶。

不论是钞、校、选都被王闿运用于满足教育需求，这几乎成为他晚年的一种常态。在这种层面上，私人日课不仅被作为一种实现公学理想的举措，自身的学术践履也延展并参与教育活动的运行。“日课”不只停留于《湘绮楼日记》的字里行间，仅作为一种修身方式在王闿运生涯的角落里断续出现，而是从幕后来到台前，不断进入他生平的主要活动中，乃至成为一种具有普适性的理想。还可以作为参考的是前文曾述及的检理书籍的日课，这一形式在《湘绮楼日记》中较少作为王闿运自己实践的日课被正式记录，但却在他主持书院期间屡有提及。“惜书”本就是尊经书院的章程，书院对“所储之书”的借阅有严格规定（参见张之洞《四川省城尊经书院记》，《中国书院学规集成·四川篇》，中西书局，2011年，第三卷，第1490页），王闿运也经常“与监院诸生上阁理书”“清理院阁所藏杂书，寻检竟日”。从这点看，王闿运晚年将检理书籍作为日课形式，反倒应该说是主持书院的生活经历造成的影响。

五、结语

“日课”作为王闿运一生中断续坚持的一种读书学习活动，在《湘绮楼日记》近五十年的记录中堪称一条串联前后的明线。这一显眼的书写程式，对于《湘绮楼日记》这种实际具备有限公共性的文本【刘雅萌《〈杨度日记〉与〈湘绮楼日记〉对读研究》（收入《清代文学研究集刊》第6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一文有论及杨度阅读、抄写《湘绮楼日记》。实际上，王闿运的日记还对家人开放，如“夜作家书，寄日记”（《湘绮楼日记》，第729页）等记载。】来说，在督促自我的同时也兼具向他人展示的意义。因此，将“日课”视为《湘绮楼日记》的一种重要姿态，并不为过。这种姿态生发于王闿运的具体读书活动，并从最初的含混言之，发展到后期分化出明确的“钞课”“校课”“课读”“字课”等名目。历时来看，王闿运的日课从一开始就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他不是通过日课这种外物试图固定化自己的修养活动，而是根据自身需求不断调适日课的具体要求。在这种意义上，王闿运的日课和宋明理学传统下的修身日课就处于鸿沟两侧，根本性质就是悖反的，这种悖反在更深层面上当然也有他本人反宋学的因素。

而王闿运日课的这种调适机制，看似始终积极促进日课形式的进学功能，但同时其内质的脆弱又无法掩盖。纷杂的社会事务和纯粹的课业期许对于王闿运有限的时间来说是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那么为何必然是日课让步于日常而非倒转？恐怕不能简单以物质生活压倒精神生活来解释。前文将日课视为王闿运《湘绮楼日记》的一种姿态，正是希望揭明其所具有的表演性，这种表演的正常进行需要人性化自我和社会化自我的表达一致（［美］欧文·戈夫曼著，冯钢译《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5页）。这种一致实际可能被任何细微的失误所摧毁，而在重复的日常生活中，这种摧毁又是如此平易而绵延。正如前文所论因重复而实现结构化的日常生活中，王闿运期望的作为“常”的日课实际总被“非常”的事务打断，以至于在实际生活中，“常”与“非常”的地位不得不与他期望的完全相反。老境的颓唐与不顺，不过是这种日常生活最清晰的样态。

因此，尽管王闿运在断续的记录中赋予日课以道德和学术的双重检视功能，也难抵抗日常生活无孔不入的权力作用。在此，并非某种明确的政治力量在试图施加“日常统治”（参见侯旭东《什么是日常统治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第216-223页），本文借用这一概念，是希望阐明《湘绮楼日记》中日课究竟为何逐渐汩没。相比于某个明确目标，面貌模糊的日常生活对个体的压迫和控制显得远为细致和纠缠。从这个角度审视王闿运日课形式被庸常生活慢慢吞噬的过程，会让《湘绮楼日记》这一庞杂的史料群呈现出一些有机性。

但是，不管日课的检视功能是如何名不符实，它在被赋予意义的同时就指向特定的目标，这同样是研究王闿运的日课所不能忽视的。在这一层面，《湘绮楼日记》中的日课就显示出二元成分：一方面是生发自读书活动，天然具有学术意义；另一方面又和宋明理学的修身日课貌合神离，但难免沾染一些共性。因此，《湘绮楼日记》中的日课一方面服务于王闿运的“学道”理想，在他高自标置的文字表述中多少发挥着一点功用。随着他从石门山居走向更广阔的书院教学，日课转而服务于更费精力的公学理想。王闿运不但将自身日课的内容和形式投射到书院教育的措施中，更使得自己的日课服务于教学需求，并在一定程度上又让教育经历反哺日课的形式。虽说日课简而言之只是某种每日重复的作业，似乎脱离思想史的背景，阐释起来有些乏善可陈，但得益于《湘绮楼日记》丰富细致的个人书写，日课这种简单的知识活动就拥有深度开掘和综合论述的可能，梳理和论析《湘绮楼日记》中日课的兴起与隐没，实际也是清理王闿运的生命细部。

名  家  推  荐

日记上起清同治八年，下讫民国五年，其时间跨度之大，在此一时期同类著作中为数甚少，而且这正是中国社会剧烈变动时期。王闿运以其特有的身份与学识，记录这将近半个世纪的社会变化，这对于了解和研究清末民初这一特殊时期的文化、学术及历史、政治，都很有文献资料价值。

——傅璇琮

是编起一八六九年（同治八年己巳），迄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丙辰）。中间偶有缺脱，然前后近五十年，亦略举矣。所记人事往还酬应之事为多，亦逐日录其日课，如抄书、倍书，几无间断，数十年如一日。讲学湘、蜀，得士称盛。其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之勤劬，皆可于日记中见之。

                                            ——张舜徽

我喜欢的是王闿运的《湘绮楼日记》，因为作者居然把他在旅途中闯进尼庵里去看尼姑的事也记了进去，这部日记就不同凡响了。

                                            ——施蛰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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