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靖远的青春岁月 （王小玲）

有声朗读

我在靖远的青春岁月

作者：王小玲

   插队一年七个月后，八松公社来了靖远煤矿招工的人员。他是一个近四十岁的很和蔼宽厚的老工人，我问这位李师傅：“那里有电灯吗？”“有！”“那里有自来水吗”“有！”我脱口而出：“我去”！李师傅不由分说地同意招我，他叫我“小王”，那卷舌的“王”的靖远方言让人感觉亲切极了。说老实话，究竟去不去靖远煤矿，我的思想斗争很激烈——去了煤矿，一辈子成了“煤黑子”；不去煤矿，我家已落户到靖远乡下，回兰州总要住在同学家里，再辗转颠簸去靖远东升，这样的日子何时是个头？我拿不定主意，写信与大哥、二哥商量。我天天盼望哥哥们的来信。我们八队离公社很近，走十分钟就到。那天邮递员的车子放在公社的一间房里，我翻窗户进去拿到了大哥的电报，“安心去靖矿！”几个大字使我下定决心，去靖远煤矿！既可照顾家里，又能当工人，于是，十八岁的我被招到靖远煤矿。

   一九七0年八月十九日，我和孔芳玫、张守莘等十几位下乡插队知青坐着大卡车，风尘仆仆，从康乐县八松公社到了靖远煤矿。一路上的心情有些忐忑不安，不知什么样的生活在等待我们？

    山路蜿蜒，道路颠簸。卡车到了宝积山矿坑口的反斜井前，一条大标语映入眼帘：“活着干，死了算！”这白纸黑字的标语令人触目惊心。后来才知这是当时煤矿上流行的政治口号。

    矿上的生活条件比我想象的好多了，年轻人很多，很多人是插队知青。

电线杆上右边是我

 我当了一名维修电工，上过十四米的电线杆

   我们办了十天学习班，然后就是分工种。我爷爷是地主成分，我父亲是职员。我从小就跟随父亲在兰州长大,但当时硬将爷爷的成分强加给我，是不可能分到好工种的。最初，我被分到给井下工人发矿灯的充电房。这个工作没什么技术。第二天就要宣布工种了，有一个靖远东升公社的老工人来找我，他听招工的人说，招来了一个家在东升公社的知青，他来认老乡，他问我想干什么工作？我说：“我才十八岁，想干技术工种。”第二天宣布工种，我被分为电工。别人都很羡慕，我也有些奇怪，在我生命的转折点上，这位老工人的这一举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走上了崇尚技术的道路。

    九月一日，我去电工组报到。电工组位于变电所旁边的一个坑洼地，光线较暗。地上摆满了井下防爆开关、风机、电话、电动机等，空气中弥漫着机油、变压器油的味道。电工组约有二十八人左右，五个师傅，二十几个徒弟，其中有六个是女徒弟。人们的衣着十分破旧，裤子膝盖上是长长的大补丁。师兄们脸上沾着黑黑的煤灰。

    我被分去干通讯， 第一天上班时，詹师傅带着徒弟们去练习爬电杆。我是詹师傅唯一的女徒弟，也和男徒弟一样踩着脚扣在电杆上上上下下，反复地练，有一种巾帼不让须眉的自尊和好强，也觉得上电杆好玩。

我们是维修电工，平日工作不太忙。师傅们都不怎么爱说话，徒弟之间也交谈不多，记得有一个兰州的学徒，我竟没听见他说过一句话，但这个学徒的技术很好。这是一个崇尚“沉默是金”的工作环境，大家的内心世界隐藏在沉默寡言里。空闲时，我就看电工技术书，当时自己的记忆力很好，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在靖远煤矿我干了四年电工。上过十四米的电线杆，下过一千多米深的矿井。修过放炮器、电话机、电煤钻、防爆开关、电动机、车床电器、安过探照灯。曾被挂在十四米高的钢丝绳上挂通讯电缆。当时我坐在上电杆的木头踏板上，踏板的绳子上绑着个滑轮，我全身的重量在滑轮上，滑轮在十四米高的钢丝绳上滑动，下面是围观的人们。曾听见人们议论：“给我双份的工资，我也不干这个！”当时提倡“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提倡“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女同志也能办得到”。十八岁的我总觉得自己身轻如燕，不怕上高爬低，不觉得有多苦，有多累。我曾不用脚扣，身躯呈三角形，徒手登上山顶八米高的工字杆。现在想起来有些后怕，但当时是无所畏惧的。我父母不知我在矿上从事这样危险的工作，如果知道，他们一定会天天担惊受怕。

    矿山女电工少，一般不经常下井。除非人手不够时，女工才下井。我总共下过三十几次井。我们一般不去采煤的掌子面，只去运输大巷。巷宽七米左右，有防爆日光灯照明。井下有一种很难闻的炮烟味。当我们在一千多米深的井下向上爬台阶时，井口的一缕亮光照进巷道，我们穿着齐膝的大雨靴，头顶矿灯，喘着粗气，心中总涌出一句阿尔巴尼亚电影中的台词：“外面阳光明媚，人们享受着春天的自由，可是你呢？ ……”

 我想的最多的事是我要学技术

   电工组只有一位五级电工，河南人，名叫张明亮。他不像工人，倒象一位高级知识分子——衣着整洁，面目清秀,说话和气。他的工作室在电工组最里面的套间里。工作室里有很多二极管、三极管、电容器、电阻等电子元件。张师傅擅长电动机定子下线和无线电。他带的徒弟不多。有一天，矿长的女儿赵某对张师傅说：“张师傅，我爸让我跟你当徒弟。”从此，赵某成了张的徒弟。我十分羡慕这些徒弟，认为张明亮最有技术。有一次，张师傅在赵某的手心里画了一个电动机的接线图，我羡慕死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明白了“师傅引进门，修行在个人”，技术要靠自己学。我父亲从兰州给我邮寄了《电力排灌站电工讲义》、《电工手册》等书籍。我每天六点起床，上班之前，总坐在小板凳上，以床为桌，学习电工知识，作了厚厚的笔记。然后，才去上班。

   工作时，我干的比较多的是修放炮机。我小心翼翼地拆开放炮机，用万用表检查电池、线路、元件和毫秒开关。慢慢地，再难修的放炮机我也能修好。另外我还修井下电话机。闲暇时，我把电话机拆开，画出实际接线图，然后依照油迹斑斑的实物接线图把电话机重新安装一遍。再把手摇皮包机也拆开重新安装。我把修好的井下电话机摆放得整整齐齐，在上面写上“好”字，等井下需要电话时，从反斜井的矿车上运到井下去，每日乐此不疲。

   我还和女电工小路子用井下防爆灯的铁芯绕了一个小变压器，是根据《电工手册》设计的，小变压器通电后基本正常，我们很高兴。我与一个小电工利用休息时间安装了一个四管收音机，当听到收音机里传来声响时，激动极了，曾写出歪诗庆贺。

   我很勤快，一刻也不愿闲着，抽空就去给其他师傅帮忙，帮他们修井下防爆开关。

   干通讯的苏师傅是三级电工，个子不高，眼睛不大，鼻子挺高，人很文气。他来自北京的医院。苏师傅说我：“小王什么也不想。”我知道苏师傅说的是什么。心想：“我还小，我不能在矿上找对象。”其实我想的最多的事是我要学技术。

最有技术含量的工作是 给电动机定子下线

   当电工时，我最热爱的工作是给电动机定子下线，我认为那是最有技术含量的工作。

   后来我的师傅换成了李天保，他是靖远本地人，当时大概四十多岁。中等个子，体型较瘦，不苟言笑。跟他下井时，他走得很快，我们有时简直跟不上，他很严肃，哪怕你在身后跌成个泥猴，也不会轻易回头看你一眼。他文化程度虽不高，但技术过硬。冬天，他总是披着很破旧的棉衣，肩膀一头高一头低。大拇指的指甲留得很长，这指甲是用来拧小螺丝的。李师傅靠本事吃饭，对于那些阿谀奉承的人深恶痛绝，曾听见他怒斥一个给领导家里送瓜的办事员：“还背着去了！你不嫌吃力吗？”办事员一时下不了台，尴尬无比。他经常强调各个级别的技术工人有应知应会标准，这在那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是很可贵的。李师傅最大的优点是放手让学徒自己钻研。有一天，他让我和另一女电工小路子学绕电动机绕组。他说：“你们就拿这台电动机学手吧！做不好没关系！”这电机是同心式的，二十四槽，两极。我和小路子兴奋地把旧绕组拆下，测出底部绝缘纸的尺寸，尺寸精确到半个毫米。根据《电工手册》设计出木制模板的尺寸，交给木厂去加工。然后依照线圈的匝数绕制出线圈。我和小路子面对面坐在电动机定子两侧，将线一根一根地用竹板划入定子槽，尽力避免损坏了电线的漆皮而引起短路或接地。电机旁是瓦数很大的工作台灯。我们每天早出晚归，兴致勃勃地干，小路子笑着说：“台灯把我们的头发要烤成烫发头了！”

   线下完了，关键是接头。接错了，电机要么不转，要么会烧毁。前面的一切工作会前功尽弃。李师傅的办法是接完头后，在定子中放一个小铁球。若接法正确，小铁球会在磁场内快速旋转;若接得不对，小铁球则吸在一个地方嗡嗡作响。我们接好线头，推上电源，小铁球轻松自如地在定子中旋转，我和小路子心花怒放，相拥大笑——我们成功了！

   后来有一位三级电工下完线后不会接头，我这个学徒工独立完成了三十六槽四极电机的接头工作，排长寇师傅在会上当众表扬了我，我觉得十分快乐！当时技术工人追求的荣耀是：别人不会，你会;别人处理不了，你可以处理。

 星期天在井下吃炸酱面及值夜班偷看电影

   记得有一个星期天，井下要改建变电所，需要加班把电缆运到井下去。所有电工出动，大家头顶头盔，脚穿雨靴，一字排开，每人七米，将电缆扛在肩上，运送电缆下井。我们在井下呆了八个小时。且不说井下那难闻的炮烟味，只觉得肚子胀得难受。食堂送来了炸酱面，顾不上洗手也没处洗手，端起来就吃。面如浆糊一般，顾不得了，吃饱就行。然后把碗递给下一个人，碗不洗，继续盛饭，筷子不够，把别人用过的筷子翻过来就吃……

   严冬季节，星期天的一个夜晚。我们几个学徒在坑口电工组值班。大操场上放映朝鲜电影《卖花姑娘》，我们实在太想看了，忘记了值班电工的职责，悄悄把电工组的门锁上去看电影。我们挤着站在别人的长条凳上，站着看。电影很感人，联想起我家文革的遭遇，母亲目前在东升公社受苦，粮食不够吃，粮站发放红薯片代替粮食，我的泪水在默默地流淌，泪水滴湿了口罩，口罩冻住了，硬邦邦地挂在脸上。忽听到薛连长压低嗓门的呼喊声：“王小玲！王小玲！”薛连长，河南人，四十多岁，一头白发，面色白里透红。他对徒工好，从来不摆架子。有时与我们打羽毛球，跳起来接球的动作很矫健。薛连长在人群中寻找我们。他要找我们回去值班，又怕外人知道我们离岗，对机电连影响不好，于是，哭得泪汪汪的我们又去电工组值班了。

左边是我

 我想上大学，暗暗开始了高考复习

    一九七三年，我电工排的一位女电工李惠芬被推荐上了大学，专业是采煤。她经常在工作裤膝盖上的补丁上演算数学题。她接到了入学通知书，这个东北的泼辣姑娘忘情地一把抱住我说：“啊！我太幸福了！”我的表情有些发木，我为她祝福，但同时也为自己的未来发愁——一个二十一岁的女孩子，又上电杆又下井的，这样的日子何时是个头？我的未来在哪里？

   这个女电工去外地上大学了。我暗暗开始了高考的复习。在乡下的炕桌上，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我演算数学题。母亲很支持我，她一人干家务活，舍不得浪费我的时间。当时我想，有朝一日我考上大学，一定要好好报答母亲。

   一九七四年夏天，我到矿上的宣教科问询推荐上大学之事，对方说：“不要女的”，我的大学梦从此破灭。               

   一九七四年下半年，甘肃省出现了一个新政策，即重工业的女性可调往轻工系统。我们矿区的女工们人人都想调回兰州。此地条件差——一年四季没有春夏秋冬，没有花红柳绿，没有鸟语花香；没有女澡堂，没有垃圾箱。厕所附近垃圾遍地，男女厕所的隔墙经常被坏人掏出一个洞，非常恐怖，女工夜晚不敢一人上厕所。女工的个人问题不好解决。矿上经常出事故，女工们都不愿在矿区找对象，尽管矿区优秀的小伙子很多。

   一九七五年元月，二十三岁的我调入了兰州第一毛纺厂。一九七七年十二月，我参加了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被录取到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我当了老师，总算找到了自己喜爱的职业。

   回顾自己在靖远的青春岁月，我感恩李师傅等那些关心我鼓励我积极向上的人们，是他们在我人生的关键时期，促我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崇尚知识，热爱学习，不怕艰难，顽强拼搏。有这样的人生经历垫底，什么样的困难也挡不住我，面对人生，我将风雨兼程！

                                       二0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作者简介：

王小玲，女，1952年生，甘肃师范大学附属中学67届初中毕业生，1968年11月去甘肃省康乐县八松公社插队落户。1970年招工甘肃靖远煤矿。现在是兰州城市学院退休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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