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自公众号:上海农场知青网
扁担与诗朗诵
作者:陈党耀
不管城里还是农村,做过体力劳动的人都知道,工具趁手最要紧,有一件好家(沪语读ga)生,劳动时吃力程度肯定低些。在农村,一根扁担的好糗(qiu),决定了体能消耗的高低。我1972年底到奉贤星火农场六连务农,第一天背着被头铺盖与几个新兵到食堂一角临时安顿下来,几天后被分配在七人一间的集体寝室,那里除了杂乱无章的蚊帐衣物、双层铁床外,最醒目的就是立在墙角的一根根扁担。
随即,我与扁担结下了不解之缘。挑稻挑麦挑油菜、挑猪榭挑大粪,最艰苦的要算开河围垦挑河泥,没几天肩膀全磨破了,血粘着衬衣钻心痛。(现在敲下这行字绝非矫情)大概自第二年起,我的双肩慢慢就老菜皮了,还隆起了肉垫,那肉疙瘩状若荷包蛋,左肩的稍厚些,这两块僵肉直到回上海几年后才慢慢消褪。我所在的星火农场六连连长老谢是土生土长的奉贤老农,俗语俚语一套一套的,什么“三日扁担百日肩”“看人挑担不吃力,自上肩胛嘴巴歪”,什么“早起跑到日头晏(晚),方知百步无轻担”“上磨肩胛,下磨脚底”……面对懒散的调皮鬼,老谢还自创顺口溜揶揄“早饭吃过浑身难过,中饭吃过半日混过,夜饭吃过生龙活虎。”当时哪有微信啊网络的,却也只有半天功夫就传遍全连队。浑身难过大都是指农场一年四季离不开扁担,风里来雨里去。历经岁月磨练,农友都能切身感受挑担的酸甜苦辣来。
老职工的扁担大都是竹制的,也有柳桉、刺槐木等,这些油光锃亮黄中带黑的扁担结实而柔韧,有的还刀刻或用油漆涂着“某某排某某人”,两头似圆箭镞能勾住粪桶或箩筐的绳子。尤其是女生的竹扁担坚韧而富有弹性,既禁得起份量又不太费力,挑起来晃悠悠的。看她们一手扶扁担,另一手前后摆动快步向前,前后箩筐上下一颠一颠,好似舞蹈《担鲜藕》,很有镜头感。而担子上了我的肩,立刻龇牙咧嘴了。挑担虽是力气活,但多挑找到了窍门就省力。老职工们挑担姿态自如,步伐稳健,大步走,大甩手,表情自如。扁担上挂的绳子长短也恰当,长则登高爬坡不便,短又不能将担子悠悠荡起来。
最初我怕的就是挑担。一担上肩,蹙眉苦脸,硬着头皮,咬紧牙关,早挑到夜,骨头散架,收工回来,一挪一跷,肩上火辣,脚底磨泡。老职工对我说,看看你用的啥扁担,石骨铁硬,还不会换肩。是啊,我的扁担厚得简直是杠棒啦,挑起来直挺挺的,付出的能量起码比弯扁担多出一小半,而且我还死盯着左肩挑,右肩扁担根本放不上去。几天下来,肩膀痛得夜里睡不好觉。后来经过数月磨炼,渐渐地我也不惧挑担子了,百十来斤也不在话下。我学会挑担换肩也是逼出来的。那时看老职工边走边换肩,左手轻扶扁担前端,左肩轻轻向后一甩,扁担顺势移位,右手配合拨顺扁担,扁担就自然地从左肩移到右肩,然后继续前行。如此反复,走上一里路也不用停歇!这些动作要在边挑边走中完成,说易做难。起初换肩,经常一不小心扁担从肩膀上滑下来。一季农忙结束,我终于学会了换肩,练就了一付“铁肩膀”(这名词是从当年农场广播站学来的)。
农场最忙的要数“三抢”“三秋”了,白天黑夜连着干,经常离不开扁担。记忆犹新的是挑麦子,一担麦沉甸甸的,少说有百把斤。从大田挑到打谷场,近的上百米,远的一二里地。重也罢了,这麦芒还刺人,手臂脚髁被刺得奇痒,眼睛也睁不开,还得硬撑往前走。
每年五月和八月,一年两度的插秧开始了。此时女知青辛劳无比,终日奔波于稻田中拔秧插秧,而男知青则大多运送秧苗。稻田里波光粼粼,绿意盎然,田埂上荷担嗨嗨,气喘如牛,场面颇有质地感。鲁迅先生对诗歌起源有过精辟的见解:古代人干体力活时,为统一行动,会发出“杭育杭育”节奏声,这首先发声的就是第一个文学家,而将此写下来的就是第一个作家,他们可以称为“杭育杭育派”。多么富有诗意的“杭育杭育”啊,鲁迅真是看人挑担不吃力,挑担人是否看鲁迅作品也很有文学感?
俗话说“百步无轻担”,再说你想轻担也不好意思呀,人家女生都屁股一扭一扭地顺势勇往直前。不过十七八岁的新兵哪能和老职工比啊,没走几步我就想“撂挑子”,可是没门,前后十几担夹击着我,这就是老职工开工前讲的,帮侬套上“牛轭头”(犁地时套在牛頚肩上的木架子),逼得我没了脾气。第一次挑长路是来到农场三年后的事了。那时我被临时抽调到连部当一天挑夫,十几个人到十几里外的钱桥人民公社去挑鱼苗。如今只记得带队的副连长姓沈,也是当地贫下中农出身,外号“老隔泥”。一路上大家挑着空桶不知不觉就到了农村生产队鱼塘边。
看见别人都装满一桶带水鱼苗,我也不甘示弱。“老隔泥”看看我的身板讲,路长了,少装点吧,于是在其默许下我也就大半桶。果然,没走多远就觉得脚下越来越沉重,肩膀也开始疼起来,我把担子从右肩换到左肩,再从左肩换到右肩,脚步也越走越慢,渐渐地落到最后。“老隔泥”讲“一里轻,二里重,三里四里挑不动”。我强打精神,使劲挺起腰杆,尽量跟上大家,直到看见六连鱼塘才如释重负。这是我少有的几次“马拉松”式挑担,挑一担痛三天,这记“轭头”套得结棍。前年又到黄山旅游,看到一群挑夫“杭育杭育”地挑着担子,沿着崎岖不平的山路逐级而上,手里还另持一根木棍,用于休息时支撑担子,以保持落担起担时的体能,这一下子勾起了我不可名状的思绪。问之,答曰挑一担约150斤上下,费时大半天,报酬200元。这就很好理解为什么山上的食品等比山下要贵好多好多了。(当年我围垦开河挑一整天最低报酬0.6元)
力气是逼出来的。刚到农场我体重不满90斤,是手不能提肩不能挑没有多少知识的知识青年。五六年后我已是130斤有一点知识的庄稼汉了。第一次挑大粪,我肩胛痛得也不顾粪臭了。老职工从粪船里舀起几勺粪装满两桶,我扁担一横就上肩,踏着跳板沿斜坡上岸。扁担直直地压在我的肩上像座小山,我举步艰难,歪歪扭扭,好容易到达目的地,粪洒一路,也溅到身上脸上。还是老职工有经验,他顺手摘下几片大树叶盖在上面,粪水就稳稳当当了。第三年我终于有了一根得心应手的木扁担,两头翘,韧性强,挑上一百多斤也不会断。那年冬季,这根扁担陪伴我来到了围垦工地,成了我的吃饭家生。但是好家生容易被人盯牢,没几天早晨起来就不见踪影了。我只能再去“顺”别人的戆扁担,恶性循环啊。后来,连队决定工具集中管理,还专门造了一排简易房作仓库,调派一对也是知青的双胞胎姐弟管工具。由此利弊各显,集体寝室是干净了,但“自有自便当”的好处没了;有好工具的人觉得就此被“共产”了。早晨,几路排长各自扯着喉咙大声吼:“楼上的女生、楼下的男生听好了,今朝拿箩筐扁担……”酷暑的午后,这种催命的集结号绝对是侵扰美梦“不得到辽西”的噪音。于是,从寝室到仓库一溜人马如过江之鲫,纷纷拿着塑料圆牌子排队借工具。去得晚的只能将就用戆扁担了。幸好仓库隔壁有间木工间,有人请小木匠把厚扁担刨得薄一点。当然,小木匠们也是领受领导旨意的,能够恰当地拿捏好厚薄这个度。辩证地说,挑担的苦与乐是相辅相成的。夏收秋收季节,从庄稼地里挑着一担粮食,一路晃悠悠,虽然汗流浃背,却心怀一种旁人无法体会的丰收的成就感——尽管工资少得不够温饱,却能尽情释放体内可怜的肾上腺素和多巴胺,用扁担这一最原始的工具将一垛垛东西从这一端挑到那一端。人们常说“生活的重担压在肩上”。如今,我回城近四十年了,可挑担的经历一直难以忘怀。我常想,人生犹如挑担,养家糊口,轻担重担都要挑起来。也许正因为挑担的人比不挑担的人走得快,所以生活也好,工作也罢,适当有点压力比轻飘飘要好,压力可变动力。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免不了身受压力,没有压力的人生很难说是完整的。借用一句老话“吃得菜根,百事可为”,也可作“挑得重担,百事可为”。多年风里雨里泥里水里,有了这等艰难磨练,其他工作在我眼里就不算啥苦差事了。大约文革结束后,星火农场有家场办工厂解散,其中两个男生被遣散到我所在的六连三排。一个叫王建敏的白面书生和我一样也是72届,虽然他已是名副其实的老职工,但挑担绝对是新手,来了不久就上围垦工地。刚开始挑担,王建敏吃力而笨拙的样子——双手抱着像杠棒般的扁担,生怕扁担从肩上滑下来,远看像朝天的加农炮炮筒,连走路都彳亍前行,更不要说挑担换肩了。细细想来,当年最苦最累的活儿莫过于挑河泥了。天寒地冻,上万名男女知青绵延数公里。老职工用河锹挖河泥装进箩筐,我和王建敏及一众女生挑着箩筐沿着河坡奋力向上。高高的坡顶北风怒号,沿斜坡开出的烂泥台阶宽不盈尺,几步一踏便塌陷,肩负重担步步趔趄滑上去,奋力排除地心引力。起初有人滑到在地还能引来一阵苦笑,后来摔跤的多了,大家便习以为常,就像看正常走路一般。临近中午,汗水流光力气用尽,直觉得心慌气短抬脚无力,恨不得一屁股倒在脚下的沙泥里不再起来。我亲耳听见两个新来的女生窃窃私语:“侬看,我肩胛上的棉毛衫搭牢了”,“我也搭牢了”。不用猜,搭牢棉毛衫的不是汗,应该是血。而此时的王建敏更是与众不同,他已经成了“夜壶脸”(大花脸),全身上下也挂满了泥浆。大概是他太想捉牢扁担而扁担太不听其使唤了,经常脱手滑入泥淖中,同事取笑他握的不是扁担而是泥鳅。看到老职工挑了一天大都山青水绿,他是既恼又恨。出征前的豪情满怀荡然无存,对我有关“扁担优劣论”的提醒置若罔闻而悔之晚矣。当然,不太会挑担一点不妨碍他在连队文艺汇演上的激情澎湃,也不妨碍他日后成为一个名记者。逢年过节前,六连总要召开全连大会,支部书记传达批林批孔、揭批四人帮等文件精神,连长老谢布置今冬明春农业生产,然后由各排文艺节目汇演。自打王建敏来了之后,他的诗朗诵就成为保留节目。如今,他朗诵的内容我全都忘了,但其朗诵的风格难以磨灭。王建敏一上台,无论朗诵什么,一开场总是声情并茂地吼上一声“啊……”,中间换行也插上几个“啊”,朗诵结束再来一声中气十足回味悠长的“啊”。期间夸张地抑扬顿挫令人捧腹,以至于以后每次文艺汇演,只要报幕:下一个节目——诗朗诵,底下就“啊”声一片,哄堂大笑。好脾气的王建敏不气也不恼,索性笑眯眯地上台,近乎小丑式地不慌不忙地“啊……”了起来,一直朗诵到气势磅礴的结尾,完全没有围垦工地上挑担时的窘相和恼羞成怒。台下有的女生听得笑出了眼泪,这种热烈气氛一扫知青们平日劳累的颓唐相。汇演后好几天,王建敏在食堂打饭到老虎灶泡水,一路上不断碰到以“啊……”打招呼的农友。有人建议他抒发一下关于开河挑担的情怀,他不置可否,也许扁担正是他心灵深处的痛并难以开掘诗境吧。奇思妙想、格格不入、特立独行是王建敏的个性。他从不与人聊家长里短鸡零狗碎的话题,拿着廿几块月薪却开口闭口民族命运国际风云,最异想天开并被人讲“捏鼻头做梦”的是:他说要是我们哪天不用粮票布票豆制品票,直接用钞票就好了。(仅仅十多年就梦想成真了)若干年后,很长一段时间,每天清晨,我打开收音机,总能听到990上广新闻台的“记者王建敏报道……”,彼时那张抱着“泥鳅”举步维艰的脸就会浮现在眼前。后来,都是同行的我俩交流得知,上世纪80年代初,他顶替回沪搞商业,80年代中期圆了记者梦。回来我百度了“记者王建敏”,屏幕显示他先后在多家媒体任记者和部门负责人。他以擅写短新闻而闻名,曾被共青团中央评为“全国十佳”记者,与中央领导一起面对面开过座谈会。(这样的人在上海十几家农场不能说绝无仅有,至少凤毛麟角)他从事新闻工作几十年,累计有近百件作品获中国广播电视新闻作品一等奖和省市级好新闻、好作品奖,是多产优质的新闻人。他还出版了6本新闻专著,其中《分享走过的路》被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列为新闻写作推荐读物。
想当初,我也是嘲笑他不会挑担的那群人之一,惭愧。而今信然——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此话不虚也,物品放错地方就是废物,人也是。王建敏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混到今天有这些成就都是扁担“压”出来的。面对这一高调的“啊”式感慨,我从心底里认同,只是嘴上打趣道,如果文革没有结束,我俩不还得和扁担相伴到退休、终老于星火农场吗?能压出个鸟来?
作者简历
陈党耀,出生于上海的50后,17岁到奉贤星火农场当了九年知青。文革后考入复旦大学分校,毕业后分配到宝钢。1997年获聘新闻系列高级职称,退休后喜读书健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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