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重磅抛出的“中国方案”, 点出中美最意外的一条共存路径?
地缘政治与全球治理的缘起、扩散与创新
文｜康晓
来源｜东北亚论坛
▲ 图源：互联网
1 地缘政治与全球治理必然冲突吗？
全球治理的概念正式诞生于 1992 年全球治理委员会的成立之时，目的是应对日益增多的全球性挑战。但也有学者指出全球治理作为一种现象出现于 20 世纪初期。比如美国学者约翰·柯顿就认为，自 1919 年以来全球治理经历了四个主要阶段：开始于 1919 年的国际联盟阶段、开始于 1944~1945 年的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体系阶段、开始于 1975 年的七国集团阶段和开始于 1999 年的二十国集团阶段。
本文同意上述观点，认为全球治理作为一种现象在其概念诞生之前就已经出现，由于国际联盟具有较为完善的国际组织形态，所以应该将其诞生作为全球治理出现的起点。但也正因为如此，伴随美国参议院拒绝国联，日本、德国和意大利退出国联，并纷纷在各自所在区域加速地缘政治布局，最终引发大战，地缘政治与全球治理看似必然冲突。
美国著名政治地理学家、美国地理学家协会前主席索尔·伯纳德·科恩（Saul Bernard Cohen）将地缘政治学定义为在以地理环境与视角为一端和以政治过程为另一端的这两者之间的互动分析。由此定义出发，地缘政治是依托地理环境的政治行为的互动，并不必然包含冲突的成分，但由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启的先例，使得“修昔底德陷阱”和地缘政治成为国际关系冲突的同义词。然而，在全球治理概念正式诞生的 1992 年，北美自贸协定作为西方世界一项重要区域合作成果已经诞生，1993 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正式生效，另一重要区域合作成果欧盟宣告诞生。在此半个多世纪前，欧洲一体化、东南亚国家联盟等区域组织也与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全球治理机制共存已久，阿查亚等人由此认为区域主义是二战结束以来全球安全与经济架构中始终如一的特征。
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如果将区域合作和不同地缘属性的大国竞争视为一种依托于自然地理环境的政治过程，即地缘政治活动，那么全球治理与区域治理以及大国竞争历史的发展轨迹表明，二者实际是并行不悖的关系。逆全球化背景下的地缘政治回归，是否一定对全球治理构成挑战？本文希望在重构全球治理概念的基础上，对于依托地缘政治的大国竞争与全球治理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
本文研究的起点是约翰·柯顿关于全球治理阶段的划分，即国际联盟可以被看作全球治理的起点。全球治理概念的核心在于两点，跨国威胁和应对跨国威胁的机构。这构成了全球治理的两个层面，即客观的威胁与主观的应对。在客观威胁层面，实际上跨国威胁并非冷战后才出现，中世纪的黑死病就类似于冷战后的全球传染病给全欧洲带来了生死攸关的威胁。跨国传教组织对于不同宗教信仰国家政权的威胁也古已有之。所以，在坚持全球史视角的历史学家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个人类网络形成的历史，全球化的历程伴随其中。虽然有过倒退，但仍然出现了一些替代竞争的机构，比如国际电信协会、万国邮政联盟，其中最 重要的就是国际联盟，虽然在维护和平方面最终失败，但在改善劳工条件、促进世界健康、打击奴隶贸易等方面具有极其宝贵的价值，所以虽然世界经济的崩溃使 1914 年之前几十年的全球化势头出现倒退，但并没有完全中止。因此，全球治理客观层面要素的出现要远早于冷战结束之时，而国际联盟的价值就在于，是主权国家第一次主动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国际机构，负责应对涉及全人类利益的重大议题。从这个角度思考，将国际联盟作为全球治理的起点具有合理性。
对全球治理发展历程划分阶段的具体指标是不同时期的国际结构形态和相互依赖程度。具体来看，由于国际结构的变化是一种质的变化，所以容易区分不同结构的差别，因此其基本维度可以分为固定结构和转型结构。所谓固定结构，就是特定时期国际结构呈现的固定状态，是单极、两极还是多极。1919年至今，实际上国际结构基本只呈现了两种固定结构，即冷战时期的美苏两极结构和冷战结束后十年的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的单极结构。从 1919-1945 年，以及 2001-2023 年，国际体系基本呈现的是转型结构，即没有固定的结构形态。
比较而言，相互依赖更多是一种量的改变。本文初步将其分为低度的相互依赖和高度的相互依赖。考虑到冷战结束对于全球化进程的推动以及国家间相互依赖程度的强化具有标志性意义，所以将低度与高度相互依赖的分界点放在冷战结束时。具体来看，高度和低度相互依赖的区别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二者在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上量的巨大差异以及质的不同。比如国际贸易总量在 1938 年到 1995 年间增长了 174.6 倍，20 世纪 80 年代平均每年对外直接投资额为 770 亿美元，到 1995 年已达 3180 亿美元。但是，由于 20 世纪初期还存在殖民地经济，所以宗主国对外投资更多是单向资本输出，而非复合相互依赖，因为殖民地没有对宗主国的反制权力。冷战时期虽然复合相互依赖已经出现，但受制于两极结构无法真正遍及全球，所以程度并不高。而冷战结束后，全球产业链的长度和宽度都大幅延伸和扩展，加上殖民地经济的瓦解，很多发展中国 家都开始工业化进程，在全球产业链中获得了优势，对发达工业国产生了相互依赖的权力，而发达国家之间则通过各种自贸区和投资协定将彼此经济紧密捆绑在一起。世界贸易组织将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一同纳入全球贸易治理的框架，更大幅提升了世界市场的相互依赖度。
第二，科技竞争带来的产业链高度相互依赖。二战结束前大国之间低度相互依赖的一大特点是基于对殖民地的统治，所以为获得殖民地而发动战争的收益要大于放弃相互依赖的成本。冷战时期虽然大批殖民地成为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大国竞争由争夺殖民地转向科技产业，但仍然处于萌芽阶段，比如微软、戴尔、思科、苹果几家今日的顶尖高科技公司分别在 1975 年、1984 年和 1976 年才成立，冷战结束后这些高科技企业和新兴的互联网产业才进入高速发展期，科技产业也成为大国竞争的新领域。全球化并未改变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间竞争的本 质，只是使竞争形式从获取领土转向争夺科技产业链的上游地位。其结果是，全球产业链重塑了全球治理，产业政策超越地缘政治成为大国竞争的核心。其中科技产业又成为产业竞争的核心，围绕庞大的科技产业链，各国在人才培养、技术研发、产品设计、商品制造、市场准入和开发等领域的竞争和联系都更加紧密，退出这种竞争与合作的成本也相应大幅上升，大国因为竞争发生战争的概率也相应下降。
第三，相互依赖不局限于经济领域。冷战结束后的高度相互依赖与冷战结束前的低度相互依赖比较，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各国必须面对更加多样和严峻的全球性挑战。尽管某些挑战在冷战结束前已经出现，比如二战前的欧洲难民潮、1929 年的大萧条、冷战时的核恐怖平衡等，但冷战结束后更加集中，并且由于非国家行为体的出现使其破坏程度和治理难度都大幅上升，所以使国家间放弃合作单方面应对的成本更高。
第四，不断增强的核相互依赖关系。冷战结束后虽然核国家之间不再保持核恐怖平衡状态，但核武器的相互制约作用依然存在。核战争带来的毁灭性灾难使核国家之间在生存问题上产生了高度相互依赖。所以虽然拥有核武器是基于安全困境下的自主逻辑，但一旦多国拥有核武器，则各国便进入到社会化的状态，即处于同一个安全共同体之下，大家必须共同遵守核武器的安全规范。冷战结束后，恐怖组织作为非国家行为体获取核武器导致的核扩散问题增强了这种核相互依赖。所有传统和非传统的核威胁使冷战后的核相互依赖关系得到大幅度提升。
1919年国际联盟的建立提升了国家间关系的整体性，这种整体性正是国际联盟具有全球治理属性的重要标志。但是，1919年到1945年也是全球治理的缘起阶段，并且受到国际结构转型的影响，所以表现出较强的脆弱性。
这一时期的国际结构特征是英国从19世纪单一结构的霸权地位逐渐滑落，但美国的能力和孤立主义主导的外交哲学都使其还未能成为新的霸权国，所以导致国际经济体系缺乏稳定。同时，这一时期德国、日本、苏联等新兴强国崛起，国际结构进入从单一结构向新的固定结构过渡的转型阶段。尽管这一时期主要国家间关系也呈现相互依赖的特征，比如1938年世界贸易量超过1913年大约13%，但扩大的世界贸易体系在先发国家和新兴国家之间的收益分配并不均匀，而且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间贸易出现大幅下降。英国和德国的出口量下降了五分之二，法国出口量下降了五分之一，而美国的出口量则增加了五分之一，但在1929年至1936~1938年间也缩减过四分之一。德国在1923年对英国出口额占其总出口额的比例为10.43%，从英国进口额占其总进口额的21.11%，到1939年即德国对英国空袭的前一年，这两个比例分别下降到4.03%和3.48%。可见此阶段主要国家间的经济相互依赖并不稳定，属于低程度的相互依赖。更重要的是，此阶段的相互依赖是以一部分地区仍处在殖民地状态为代价的，从殖民地获取资源、市场和人力的经济形态是资本主义国家间相互依赖的基础。所以，资本主义国家从殖民地获得的收益要大于降低与主要贸易伙伴相互依赖程度的代价，因此愿意以放弃相互依赖的代价发动能够获得殖民地的战争，国际联盟对于人类利益的整体性追求也逐渐让位于地缘政治。
全球治理的第二阶段为冷战时期，此阶段相互依赖的程度虽然相较于大战以前有所提升，但与冷战结束后相比仍然较低。但此阶段的国际结构发生了变化，美国和苏联形成两极结构。这种固定的结构形态决定了冷战时期的全球治理属于布尔式的，表现出一种权力型全球治理体系的特征。全球治理的最终目的在于应对全球性挑战，避免国际社会动荡，维持世界秩序。传统全球治理理论认为，应当主要依靠国际机制和非国家行为体实现这些目的。然而，全球性挑战种类很多，冷战时期类似于全球核战争的问题本质上是大国间的政治分歧，无法仅依靠专家组成的国际机制应对，因此必须引入权力变量，这正是布尔式全球治理的要义，即通过大国间的权力协调维持彼此均势，达到维护世界秩序和国际社会稳定，避免新的世界大战，特别是全球核战争风险的目的。
英国学派代表人物赫德利·布尔对世界秩序研究作出了杰出贡献，其理论的鲜明特征是强调权力在维持国际秩序中的作用，这种权力的表现形式包括大国、外交甚至战争等，其中大国的作用最能体现布尔式全球治理的特点。第一，布尔式全球治理的存在时间主要是冷战时期。因为冷战是美苏两极结构下的大国竞争时期，所以全球性挑战主要不是社会经济问题，而是大国分歧导致的新的全球性战争威胁。第二，布尔式全球治理的主体是大国，从而使国际关系简单化，有利于全球性挑战的应对。第三，大国协调的手段充分体现了权力属性。第四，布尔式全球治理是秩序导向的，体现出大国对于稳定国际秩序的偏好，而稳定的国际秩序无疑有利于全人类利益，这也是全球治理的基本要义，只是这种秩序是大国主导制定的。在这种全球治理模式下，大国权力的运行方式和大国间的权力关系，都决定了国际秩序的稳定程度和全球性挑战的应对程度。总之，布尔式全球治理虽然不同于将国际机制作为中心的传统全球治理理论，而是以大国为中心，但依然保持了全球治理的本质，能够有效应对冷战时期的地缘政治风险滑向全球性战争威胁。
以险些滑向全球核战争的古巴导弹危机为例，危机之所以能较为迅速解决，根本原因是美苏领导人享有发动核战的绝对权威，这一特殊责任深刻影响了他们最终做出和平解决危机的决策。类似还有美苏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对于缓和全球范围的核恐怖威胁也具有积极意义。美苏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虽然难度更大，但依然在经过6年半300多轮谈判后坚持下来，并达成协议。谈判反映出美苏希望向世界传递的信号，即两个超级大国能够通过谈判而不是对抗方式解决分歧。冷战史家也认为，美苏军控谈判能够开始并持续，本身就已经是一项非常重大和持久的成就。
布尔式全球治理的权力色彩在冷战结束后的全球治理发展第三阶段更加彰显，因为美国在此阶段成为唯一超级大国，使国际结构呈现“一超多强”的固定形态。但在相互依赖的程度方面，冷战结束释放了巨大全球化能量，极大提升了国家间相互依赖程度，但也使一国国内危机容易迅速蔓延到他国并危及全球。所以全球性挑战的集中爆发需要全球治理更新换代，而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也适时做出回应。但也正因为如此，其新自由主义的国家哲学也成为这一时期全球治理的主导观念，各种新旧国际机制则成为其治理世界的主要工具。因此，此阶段的全球治理是一种比较典型的科拉斯纳式的形态，即大国利用权力领导国际机制进行治理。斯蒂芬·科拉斯纳是现实主义国际机制论的代表人物，认为国际机制的发展受到利益、权力和规范的驱动，其中权力决定了国际机制的公共产品供给，并在机制中维护霸权国的利益、价值和规范，基于此，科拉斯纳式全球治理是指霸权国凭借远远超过其他行为体的权力优势，通过主导国际机制进行的全球治理。其特征包括：
第一，霸权地位是基本前提。虽然和布尔式全球治理一样，科拉斯纳式全球治理也强调权力的作用，但前者的基本前提是至少有两个突出的权力中心，并且彼此间形成均势，所以大国权力之间更多是协调关系。而后者的特点是霸权国权力远远超过其他行为体，因此大国协调减少，霸权国主导增多，由此可以将霸权国自身意志植入全球治理。
第二，霸权国通过国际机制领导全球治理，而非直接治理。布尔式全球治理强调大国直接通过协调、外交，甚至战争应对全球性挑战。而科拉斯纳本身是国际机制的支持者，所以科拉斯纳式全球治理也更强调国际机制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霸权国不是直接参与治理，而是通过将自身价值观、规范理念、制度设计、议程设置植入国际机制，由此为世界制定规则。因此，科拉斯纳式全球治理表现出霸权国不仅容易将国际公共物品“私物化”，也容易将国别经验公共化的特征。
第三，科拉斯纳式全球治理使国际社会的机制化程度大幅提升，从而减少了由于大国冲突导致的全球性挑战，经济社会和环境领域的全球性挑战则成为主要治理对象。布尔式全球治理的对象主要是冷战时期大国冲突导致的全球性战争风险，科拉斯纳式全球治理则将大国关系通过规则锁定在国际机制中。由于其他大国难以挑战和修正霸权国主导的规则体系，所以只能融入其中，由此降低了大国间以及大国与霸权国因为分歧导致的冲突。所以在科拉斯纳式全球治理下，大国间发生战争的全球性挑战显著降低，而经济社会和环境领域的全球性挑战则成为主要治理对象。因为这些挑战无法通过战争手段应对，更多需要各领域专家的专业知识，因此霸权国领导的各种国际机制便能发挥更大作用。但由于机制的规则由霸权国制定，因此虽然国际机制强调专业性、科学性和客观性，但其治理标准和治理结果往往有利于霸权国利益。
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例，作为美国在二战结束时主导建立的传统国际机制，其治理国际金融问题的主要方式是有条件贷款，希望从宏观和微观层面改造贷款国经济。冷战结束后这些条件在微观领域有增无减，且呈现出从原则性规定向具体措施变化的倾向。此外，这些贷款条件中“市场导向”的措施也骤然增加，包括传统的推行私有化和支持私营部门，以及新出现的减少对投资与贸易的干预，开放金融部门等。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与其他多边金融机构合作，将发展中国家是否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谈妥政策调整规划，并获得其备用安排作为取得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的先决条件，这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为国际贷款的资格审定者，拥有了推广“华盛顿共识”的绝对主导权，其结果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影响下奉行过度开放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最后导致严重经济危机。
冷战后十年的全球治理发展阶段是新自由主义全球治理观扩散的“黄金时期”。但是，各种全球性挑战无法得到有效解决的事实也证明，单一国家的价值观和治理模式无法治理所有全球性挑战，需要多元价值观和模式的补充。因此，进入21世纪后国际格局转型带来的多元价值观碰撞，使全球治理开启了改革与创新的新阶段。
2001年，高盛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将他主持的一份报告题目定为《打造更好的世界经济之砖》，金砖国家的概念正式出现。此后，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成为21世纪以来国际结构转型最显著的特征。同时，进入21世纪后各种全球性挑战日益严峻，为携手应对这些共同威胁，各国相互依赖程度不断提高。
在国际结构转型和相互依赖程度的持续提升背景下，此阶段全球治理表现出崭新特点。一方面受国际结构转型影响，新兴经济体崛起对美国霸权地位构成挑战，大国关系从冷战结束后十年的相对稳定，逐渐回归到类似于20世纪初期的地缘政治摩擦状态，给全球治理带来重大挑战。但另一方面，由于全球经济联系进一步加深和全球性挑战引发的相互依赖程度持续上升，大国间地缘政治摩擦并未彻底瓦解全球治理体系，相反，大国之间在高度相互依赖的制约下不断创造出新的全球治理方案。其中，中国崛起是21世纪以来国际结构转型最为显著的特征，不仅与全球经济相互深度嵌套，而且在一些重要全球性挑战治理中都是关键国家。这一方面加剧了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的地缘政治警惕。但另一方面也迫使双方不得不在诸多全球性挑战上加强合作，并在此过程中创新全球治理方案。
2001年上任的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在竞选时就把中国列为竞争对手，然而“9·11”事件却使中美逐渐在全球恐怖主义治理方面开展了创新性合作。虽然中美在恐怖主义治理的判定标准和手段等方面有差异，但两国始终能克服分歧保持较有成效的合作。在两国元首推动下，中美建立反恐怖主义磋商机制和中美金融反恐工作组，美国联邦调查局在北京设立办事处，并为中国反恐人员进行培训。反恐合作因此成为布什政府任期内中美新的利益汇合点，并开拓出反武器扩散、反毒、反走私、反腐败和反非法移民等其他相关领域合作，使两国关系逐渐具有全球意义，促进了全球恐怖主义治理。
2009年执政的奥巴马政府提出重返亚太政策，中国在此阶段也先后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并牵头建立亚投行，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摩擦日渐激烈。但在全球治理层面，中美却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合作。先是在2009年共同推动《哥本哈根协定》达成，然后从2013年到2016年每年发布一份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引领《巴黎协定》达成和生效，使全球气候治理达到新高度。由此说明，虽然此阶段国际结构转型引发的大国地缘政治摩擦日渐激烈，但并没有导致全球治理瓦解。相反，由于气候变化导致的全球威胁和低碳经济带来的巨大收益，各方被这种高度相互依赖关系捆绑在一起。结构转型表现出的权力博弈在另一方面反而成为全球治理改革的动力，因为有更多国家贡献自己的治理经验，在交流互鉴与碰撞中最终走向融合，创造出符合各方共识的全新治理方案。
2017年执政的特朗普政府以及2021年执政的拜登政府在“美国第一”和“美国必须再次领导世界”的目标引领下，使全球地缘政治关系的紧张程度骤然升级，其中重点是延缓中国发展速度，削弱中国的全球影响力。“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的‘质变’，即从合作与竞争并重的两手，转成了以遏制为主的‘失重’状态。”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的地缘政治摩擦无疑对全球治理体系带来了冲击。但另一方面，中美始终就经贸摩擦保持高级别磋商，两国元首也多次会晤或通话，就妥善处理双边矛盾保持沟通，这使中美经贸摩擦表现出有起有伏的动态平衡状态，总体上是在缓慢向前发展。虽然美国一再利用关税和限制核心技术出口制约中国，但由于中国已经深深嵌套进全球产业链，特别是科技产业链之中，所以对中国贸易和高科技产业的限制同样也是对美国及其他国家相关产业供应商的限制。著名国际商业咨询公司麦肯锡在2019年的一份报告《中国与世界：关系变迁的动力》中深入分析了中国与世界经济相互依赖的程度，报告指出世界与中国的综合依存度指数由2000年的0.4上升到2017年的1.2。在消费领域，全球经济几乎所有部门都与中国发生了联系。在报告考察的20类制造业产品中，中国对其中17个类型的消费份额超过了20%，这意味着寻求增长资源的公司无法忽视中国市场的发展。同时，中国的科技产业也已经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美国信息技术领域公司14%的收入来源于中国。可见，产业链的高度依赖关系使中美双方及其他具有高科技产业优势的国家都必须认真权衡留在其中的收益和退出的成本。因此，“中美经贸摩擦在不断交锋和妥协中打打谈谈的局面将会是一种新常态，不仅不会彻底颠覆已有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反而可能会为其改革提供动力，是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演进的重要力量。”
在这种大国地缘政治竞争加剧但相互依赖程度大幅加深的背景下，全球治理一方面变成了大国竞争的新领域。比如美国拜登政府全球治理战略调整的原因之一就是大国竞争成为全球战略环境的首要特征。其中，“围绕对国际制度议程设置、成员构成、规则设定的干预和控制，展开了以多边制度为平台和工具的对华竞争。”但另一方面，全球治理方案的竞争却没有阻滞具体议题全球治理的进展，相反还在不断创新治理思维和机制。比如2016年在中国杭州举办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中国作为东道主提出的绿色金融倡议被写入最后峰会宣言。在此基础上，2021年中国与各国共同制定二十国集团可持续金融路线图，为引导国际市场资金支持、应对气候变化提供重要指引。截至2022年10月，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与伦敦金融城共同发起的“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已获数十家境内外主要金融机构签署，为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和地区的绿色转型注入新的动力。2021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在中国昆明召开，大会发布《昆明宣言》，体现了各方采取行动应对生物多样性挑战、共同构筑地球生命共同体的政治决心，对制定和实施“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发挥引领作用，为后续的磋商和谈判规划方向，提供基础和政治指引。
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2022年于埃及沙姆沙伊赫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7次缔约方大会首次将“损失与损害”作为大会主题，虽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发生严重分歧，但大会依然建立了损失与损害基金，体现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分歧之上的基本共识，这体现出全球气候治理机制虽然处于危机之中，但依然没有丧失机制创新的动力。即使是已经陷入瘫痪的世界贸易组织，也依然存在机制创新的可能。作为最重要的全球贸易治理机制，WTO不可或缺，这是国际社会的基本共识。只是目前的WTO制度安排已经无法适应全球贸易发展的现实，所以才需要改革。未来WTO可能不复存在，但其基本原则仍会保留，然后形成一套更能满足各方最大公约数的新的全球贸易治理机制。这非常类似于《京都议定书》，当时围绕后京都时代全球减排协定的谈判也是矛盾重重，甚至有不少谈判方认为应该废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另起炉灶，但各方还是在坚持《公约》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达成了《巴黎协定》以取代已经到期的《京都议定书》。
由此再次证明，地缘政治回归并没有完全阻滞全球治理的改革与创新，因为“全球治理的价值虽然体现在全球治理的各个层次和各个领域之中，但更体现为超越个体价值之上的全球价值，或者说是人类的共同价值。”在寻求这一共同价值的激励下，地缘政治竞争反而会激发全球治理的创新活力，表现为一种太极式全球治理的新类型。
中国哲学的太极思想主要体现在《易传》中。《易传》将太极视为宇宙根本，以太极统阴阳。张岱年先生概括为“一阴一阳，对立而迭运，乃变化之常则。”宋代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写道：“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结合今日常见的太极图，可以将这一哲学智慧概括为，第一，阴阳虽对立，但互为根本，所以黑白两种完全相反的颜色能够共处一个太极球里，无法分离，但又不会破裂。第二，阴阳不仅黑中有白，白中有黑，二者虽泾渭分明，但又保持平衡，万物和谐。而且阴阳会相互转化，不断发展创新，这是事物的常态和规律。基于此，太极式全球治理是指，在地缘政治竞争中，会出现多元甚至完全对立的治理模式，如同阴阳黑白一样泾渭分明，但由于高度相互依赖关系，这些治理模式又不得不共存共生，交流融合，最后反而会孕育出新的全球治理模式。
太极式全球治理的特点可以进一步概括为，第一，承认国际社会不止一种治理模式，不同治理模式间的差异甚至对立是客观存在的。这源于太极式全球治理的文明观是多样而非一元的，所以植根于文明多样性的治理模式也必然是多样的。第二，多样的治理模式间是共存共生关系。虽然多样的治理模式会有差异甚至对立，但并非必然冲突和替代，而是在高度相互依赖关系中首先能够共存（coexistence），既可能互不联系，但能够共同生存，不会相互替代。其次共生（symbiosis），即在共同生存的前提下发生联系，通过交流互鉴让彼此吸收对方要素，不断融合，最后无法分离，更不会因为差异导致冲突，最后彻底“脱钩”。第三，太极式全球治理是动态而非静止的。正因为承认不同治理模式间的差异和共生，所以正如太极思想“一阴一阳，对立而迭运”，太极式全球治理会在不同治理模式的相互融合过程中创造出新的治理模式，使治理模式不断变化向前。因此，所谓全球治理的危机，在太极式全球治理的语境下只是传统治理模式失效和不同治理模式间交流融合的过程，期间会有竞争、摩擦和碰撞，但也预示着全新治理模式的诞生。第四，不同治理模式交流互鉴的方式是多元的。不同于布尔式全球治理主要依靠权力和科拉斯纳式全球治理主要依靠国际机制，太极式全球治理的模式创新既可通过大国间的直接协调对话，也可通过国际机制自身改革创新促进不同治理模式间的交流互鉴。前者可以使国家之间直接分享各自国内治理的成功经验，后者可以通过传统国际机制吸收新的治理经验或者建立新的机制促进治理模式创新。如果将三种全球治理类型进行比较，可见表1。
太极式全球治理在逆全球化下表现得尤为明显。逆全球化政策无法改变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各种全球性挑战日益严峻的客观现实，此二者已大幅提升各行为体间相互依赖程度。正如约瑟夫·奈所言：“即便地缘政治竞争将会大大遏制经济全球化，全世界仍将通过生态全球化保持高度的相互依存性。新冠疫情和气候变化遵循生物学和物理学规律，而不是政治规律。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单枪匹马解决这些问题。推动全球化的主要是减少距离重要性的技术变革。这一点不会改变。全球化并未结束。只不过它可能不再是我们想要的那种全球化。”因此，以全球治理方式在各种行为体之间分工协作，统筹应对各种挑战是人类社会的必由之路。换言之，问题不是是否需要全球治理，而是需要怎样的全球治理。所谓的全球治理危机只是冷战结束后美国作为霸权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治理的危机。要度过这一危机，必须引入美国以外的智慧对这一全球治理模式进行补充和完善，而地缘政治回归恰好提供了机遇。
地缘政治回归的根本原因是新兴经济体崛起带来的国际结构转型，所以新兴经济体希望全球治理体系能更充分体现其实力地位。这就使美国以外的各种治理模式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尽管短期内会呈现较为混乱的局面，但全球治理的改革与创新本身就是一个各方不断讨价还价、利益平衡、相互妥协的过程。这一过程中，应充分促进各国国家治理成功经验的交流互鉴，正如太极中阴阳共生一样。国家治理是全球治理的基础，传统全球治理类型下很多价值与机制都缘起于发达国家治理经验。同样，当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陷入危机时，发展中国家治理经验也有助于推进全球治理变革。比如世界银行对中国发展项目贷款经验的吸收，还有中国在自身发展中对基础设施投资的重视，为全球发展治理提供了经验。人类社会的极其复杂性使任何全球治理方案的产生都不会一蹴而就，所以“各种方案只有经过碰撞和磨合的阶段才能最终达成最大公约数。形成全球治理体系建设共识是共性与个性长期互动的进程，各方的意见和权益有重合也有不同，需要多方协调和妥协，但需要有底线，即坚决维护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正当权益。”
在国家治理经验交流互鉴中，领导型国家经验交流格外重要，因为全球治理作为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关系现象，离不开大国领导。中美作为世界前两位的经济体，都有成功的国家治理经验，因此两国交流互鉴对于全球治理创新最为关键。比如，中国是共产党一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充分发挥了政党+政府在引领国家发展中的优势，通过科学的顶层设计和规划，坚定的政治决心和强力的执行手段，将各种发展理念落实到中国发展实践中，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路径。其中包括维持稳定的政治局势和民族团结，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有规划的市场经济，改革与开放同步推进，举国体制进行科研攻关等，实现了人类历史最大规模的脱贫和小康。美国成功的国家治理经验包括，充分发挥自由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最大限度激发企业家精神，在市场机制下让资本与技术充分结合，打造了以硅谷为核心的高科技产业，给予社会力量足够空间，减少政府干预，充分发挥民间首创精神等等。应当说，中国国家治理代表的国家逻辑和美国国家治理代表的市场逻辑都是全球治理中不可缺少的手段。“人们需要对现有全球治理中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加以检视和反思，更好发挥国家与市场作用，发挥两者之间的协同效应。”如果中美两国能够相互借鉴治理经验，并在国际层面相互融合，就有可能创新出一种兼有国家规划和市场机制的全球治理新机制，提升全球治理的包容性和效率。
5 结语
地缘政治与全球治理并不必然发生冲突。全球治理并非存在于真空中，而是被嵌套进国际体系里，所以会受到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的制约，在国际结构和相互依赖两个变量四个维度的合力作用下不断发展。逆全球化背景下的地缘政治回归启示我们，主权国家依旧是国际社会的主体。但经济全球化和各种全球性挑战在客观上带来的国家间高度相互依赖关系也启示我们，主权国家无法离开全球治理各自为政。国家的多样性决定了全球治理的多样性。全球治理本质上就是不同国家治理观念的交流与融合，所以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结构转型导致的地缘政治竞争不仅给全球治理带来了危机，也带来了更多创新可能。因为结构转型就意味着更多国家国内治理的成功，也就有可能为全球治理贡献智慧。就像1929年大危机孕育出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一样，大危机可能也意味着治理方案的大创新。本文将这种在地缘政治回归背景下的全球治理定义为太极式全球治理，这种基于中国哲学层面的解读是对缘起于西方的全球治理概念的补充而非替代，希望能对当前混乱中的全球治理提供一种新的研究思路。
*文章原刊于《东北亚论坛》，限于篇幅，有所删节。
SWIFT金融霸权, 点燃一场中俄欧罕见抱团的“支付战争”
美越关系连升两级, 比肩中国? 一文透视越南外交的深层内情
近期一系列缓和信号, 预示美国对华接触派又抬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