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战略产业“大洗牌”, 果真预示一场猛烈脱钩？
1 全球贸易重构
（点击图片跳转全文）文｜Jeongmin Seong, et al.来源｜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近年来，全球贸易格局的重构长期占据着新闻头条。2023年，墨西哥超越中国，一举成为美国最大的商品贸易伙伴。中美贸易额下降是表面现象，实则蕴含更深层的全球贸易结构转型。在全球地缘政治的剧烈动荡下的新贸易格局究竟会走向何种形态？
本报告认为，全球贸易重构很可能发生在高度集中的几种商品的价值链上。总体而言，仅有8%的全球贸易发生地缘政治立场接近的经济体之间，而40%的集中性商品贸易，更是由极少数立场显著不同的国家（如中美、俄欧）把控。未来，一些关键矿物和生产设备的贸易情况可能会迎来重组，主要经济体会寻求分散化的供应渠道，但仅因地缘政治原因而“脱钩断链”的困难较大。事实上，很多集中供应品的替代供应商在地缘立场相去甚远；换言之，某些相互依存的经贸领域正是立场不同的国家之间维系关系的“底线”，无论买卖的都是交易的重要筹码。
自2017年以来，中、德、英、美都在加强与地缘政治立场接近经济体的贸易合作。与此同时，美国、东盟、巴西和印度等国也在跨越地缘政治立场差异，与更多经济体开展贸易。然而，“近岸外包”似乎并不成立，而中国的核心地位依然难被取代：在中美贸易中，“备受期待”的越南更多是一个中转站，而墨西哥争夺的更多是日本和东南亚的订单；在中欧贸易中，中国在电子产品和交通工具领域的份额更是明显上升。一些“中间阵营”国家或将获得新发展机遇：过去两年，非洲和印度接收的投资增幅最大，而中国和俄罗斯的规模则分别下降了约70%和98%。
本报告预测2035年全球贸易的两种重构路径及其潜在影响。（1）全球贸易会分裂成若干“阵营”，地缘政治立场接近的经济体会抱团；（2）贸易将更加多元，并且不受地缘政治视角的影响。对于“东西方阵营”而言，最终结果将是二者的权衡：前者可能会降低地缘政治风险，但会增加贸易集中度，并带来巨大的宏观经济成本；后者可能会对风险抵御力，为各种合作伙伴提供机会，但就需要与不同政治立场的贸易伙伴维持关系。然而，无论何种情况，缺乏体量和竞争力的“中间阵营”发展中国家若不能持续获得投资，都无法自动“取代中国”获得订单，进入更高价值链。
（点击图片跳转全文）文｜Thijs Van de Graaf et al.来源｜Energy Research & Social Science
氢能经常被誉为“终极环保能源”，它的应用范围几乎遍及所有经济部门，并且理论上可以实现零碳零污染。氢能因为面临成本和技术两大难题，一直未能成为清洁能源的主流，然而，在能源转型的确定性未来中，发展氢能已经成为共识。二十余个国家纷纷出台氢能战略和路线图，其中，日本、韩国、中国均属于起步较早的国家。在氢能产业爆发式增长的前夜，有必要对氢能发展的价值链构建方向以及氢贸易的地缘政治影响作出全面分析。
首先，本文结合了对目前主流制氢技术的分析，总结了建设氢能价值链所需要面对的五个抉择：制氢技术、储运方式、应用范围、制氢地点、用氢地点。其中，前三个抉择主要涉及技术方面，后两个抉择则涉及地缘政治维度。不同的抉择会塑造不同的氢能价值链，而每条价值链又会产生各自的赢家与输家。于是，氢能价值链的路线之争将成为各利益相关方的斗争焦点。其次，跨境海上氢贸易可能从根本上重划全球能源贸易的地理格局，创造新的能源出口国类别，并重塑地缘政治关系和国家联盟。如果大规模氢贸易出现，就会出现新的国家间依赖关系；如果氢能发展的路径给化石燃料生产商提供了生存机会，那么能源转型的利益与行为体格局将发生变化；各国间的技术与地缘经济竞争也可能愈演愈烈。
2022年，中国颁布《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明确了氢能作为国家未来能源体系重要组成部位的地位。在电解槽生产这个可再生能源电解水制备绿氢的关键环节上，中国仍然具备广阔的降本增效空间。这也让西方开始担忧中国将复刻光伏产业和电动汽车产业的成功。未来，氢能源有可能成为像石油一样搅动地缘格局的商品。
3 电动汽车供应链
文｜Chad P. Bown
来源｜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电动汽车与欧盟的绿色能源转型息息相关，因此近年来欧盟已经多次就相关问题“高调宣布”，自2022年至今面对美国《通胀削减法案》（IRA）等歧视性政策时反应更加强烈，甚至险些引发一场之间的跨大西洋贸易争端。本文通过分析《通胀削减法案》（IRA）对跨大西洋电动汽车产业链的影响，试图揭示了美欧在相关领域的核心利益诉求和理念冲突，并指出IRA可能是双方政经关系的重要分水岭。
美国IRA提出了一系列歧视性措施，希望通过单边补贴的形式打造一个电动汽车（含电池）全产业链，不仅能实现国内政治平衡和经济转型，还要在国际上抢占更大出口份额。IRA提供每辆车总计最高12000美元的补贴，已经对全球电动车厂商产生了巨大吸引力。但是，全额补贴要求车辆不仅必须在北美组装，而且其电池（及原材料）的关键输入源必须来自可信的贸易伙伴。法案颁布后，欧洲利益受损可能最为严重，其反对也最为强烈。美国的“豪放补贴”刚好与欧盟的“高额征税”背道而驰：在消费者和制造商层面，IRA可能导致欧洲绿色能源的相对成本上升，并且限制欧盟产品的出口空间。在俄乌冲突等不稳定局势的背景下，美国的“釜底抽薪”进一步加速了欧洲企业的外迁，正在动摇欧洲的工业基础。在政治上，面对庞大的电动汽车产业利益，欧盟如果任由美国掀起一波补贴浪潮，具备不同财政基础的成员国将直接分化并恶性竞争，最终可能导致其分崩离析。
当前由于IRA法案在具体实施上的灵活空间，以及美国国内市场的强劲电动车需求，欧盟已经通过谈判等手段博得了相对更优的市场地位，并且能够通过IRA中45W款的“商用车租赁”的形式继续享受补贴。然而，鉴于IRA基本理念与欧盟模式的根本冲突，欧洲对IRA的整体担忧尚未解决，协调美国和欧盟的绿色转型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依然存在。
4 海上风电
文｜Étienne Beeker
来源｜Institut Français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10月，大量媒体介绍欧盟正考虑启动对中国风力涡轮机开展反补贴调查，这是欧盟对中国电动车采取行动之后，再度盯上中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行业。近期，欧盟又正式出台了《欧洲风电行动计划》，目标在2030年前安装超过500GW的风能，并实现可再生能源占总能源42.5%的目标。为何欧洲似乎在“一夜之间”盯上风电领域？中国风电产业又为何成为欧盟的打压对象？
本文指出，海上风电是实现绿色能源转型的关键产业，也曾是欧洲发展迅猛的领域。然而，与发展初期的“大跃进”相比，当前欧洲海上风电项目的建设速度已经减缓，甚至几乎停滞不前。在2023年夏天，大量欧美风电项目被叫停或关闭，似乎标志着一场“大危机”的来临。随着风电项目的生命周期成本（LCOE）逐步攀升，部分项目涨幅可达40%，风电的比较优势似乎在下降。具体而言，资金成本上升是造成行业危机的首要因素。其次，从原材料到组件，再到建设、安装和运营等各环节的价格上升，也让欧洲的风电供应商难以维系。各企业经营困难，导致投资人信心下降，或将增加风电企业的融资成本。
本文认为，欧洲风电企业的无序竞争，以及政府的监管框架缺位是导致这一现状的重要原因。首先，在早期的政府的定价招标中，风电开发商为压价而挤压欧洲供应商空间，导致上下游的抗风险能力差。其次，缺乏统一的行业标准，各大企业不断造更大的风电涡轮机，但风叶、机舱、电缆、船舶、港口、人才等配套都未能跟上，规模优势无法体现。相比之下，中国企业在多个环节上都具备明显的成本优势，并且具有更强的组织成立，在此期间快速崛起，或将率先推出统一标准。因此作者建议，欧洲各国政府必须认清现实，及时牵头规范行业，避免风电无止境的竞争。
5 核能工业
随着新一轮巴以冲突升级，短期内原油价格再次震荡上行，对于主要工业国家而言，2020年以来高企的能源价格已经对工业生产构成了严峻挑战，其中，激进脱碳的欧洲所受到的冲击尤为典型。危机之下，核能作为一种重要的清洁能源，此前虽遭遇多国公众和政府的质疑，在全球范围内出现广泛的复兴趋势。
本文指出，核能对于能源转型的重要性不容忽视。核能复兴的迹象，包括公众对核能的支持力度有所提升；多个国家宣布延长现有反应堆的运营时间，或推翻了此前关闭核电站的决策；新建核反应堆的规划和项目被密集推出。此外，核能领域的创新速度惊人。除了第三代大型核反应堆日渐成熟，全球有超过70种小型反应堆概念正在研发中，其中一些已投产使用。与蓬勃的需求相伴的是核工业格局的快速变化。核工业中，原材料的核心在铀燃料供给，其中俄罗斯和法国是最重要的浓缩铀供给国，短期内供需格局难以逆转。在技术和融资方面，俄罗斯企业正在逐步被挤出欧洲市场，而美国技术和模式正在迅速填补空白。除了美俄欧等核能技术和产业成熟的国家，中国、印度、日韩均出现了核能复兴的明显迹象：中国则通过自主研发迅速跻身新兴核能大国之列。印度政府制定了成为全球核电第二大国的雄心勃勃的核能计划，日韩则放弃了退出核能的目标，并具有出口的潜力。
本报告从欧洲角度出发，认为核能复兴是欧洲的重大历史机遇，或能制止其衰落进程。首先，核能将提供比其他“新能源”更持续稳定的电力基础，帮助欧洲维持其岌岌可危的工业基础。此外，欧洲在核能领域具备一定比较优势，尚可与美俄等大国进行平等竞争。欧洲若放任美国随意抢占欧洲市场，将进一步被战略边缘化，甚至沦为二流国家。
6 无人机工业
文｜Léo PÉRIA-PEIGNÉ
来源｜Institut Français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进入新世纪以来，以无人机为代表的轻型武器成为战场上实行不对称打击的重要工具。除了中、美、以等传统无人机出口国，土耳其、伊朗等国家的无人机产业也正在崛起，正在国际市场中占领越来越大的份额。本文以土耳其无人机代表产品“旗手”为线索，梳理了土耳其五十年“自力更生”战略下的国防工业发展历程，并揭示了其近年来如何以军用无人机产业为抓手，在欧亚非地区显著拓展其外交影响力。
土耳其无人机出口的快速增长始于2020年。其参加的几场冲突均以胜利收场，战场上的突出表现为其出口谈判增添了重要筹码，也刺激许多国家主动寻求采购其无人机。然而，通过对性能的客观分析表示，土耳其的拳头产品“旗手”无人机仅仅是一款战术级无人机，尚不具备颠覆战场的能力。事实上，各国采购土耳其无人机并不只关注其产品，更看重的是其实战经验，希望通过采购无人机来深化防务合作，获取先进的作战理念与方式。土耳其无人机产业的“异军突起”，代表了五十年国防工业“自力更生”战略的成果。在上世纪90年代后，无人作战模式出现，土耳其高层更是看到了“弯道超车”的希望。在土耳其大力发展本土军工体系的过程中，拜卡公司发展起来，并敏锐地在国际军售的“中低端市场”中找到创新机会，让具备察打一体功能的“旗手”战术无人机填补了市场空白。通过总统带货、浮夸宣传等多种推广方式，土耳其无人机被迅速打造为“全球爆款”。
虽然“旗手”无人机的整体技术和性能并不突出，但该产品却为土耳其带来了重要的战略意义：一方面，基于“旗手”的自主研发和创新经验，土耳其能够进一步开发后续的高性能无人机项目；另一方面，主打性价比的“旗手”占据了非常独特市场定位，正在配合土耳其的外交战略，在非洲和中亚等地区的争取新的伙伴，并帮助其稳固在欧洲和北非地区的战略谈判地位。
根据工信部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包括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及手持订单量均连续14年位居世界第一，“中国成为全球唯一三大指标实现全面增长的国家”。此前，韩国船企接单量在2018年到2020年连续三年位居全球第一，2021年起被中国反超。回顾历史，面对欧美百年前对造船业的统治地位，而日本、韩国和中国为何能依次实现后来者居上？如今，中国又能否打破东亚三国的竞争格局，最终成为“唯一的优胜者”？
本文通过深入剖析过去60年里日本、韩国及中国造船业的发展历程，归纳总结该领域的发展和转型规律，解释为何产业领导地位从欧洲到东亚转移。作者首先回顾了韩国造船业竞争力的五个发展阶段，介绍其从低端到高端的“成功”转型历程。上世纪70年代前，韩国缺乏发达的公路系统，因此国内水上运输是货运的重要途径，这为其造船业起步奠定了基础。随着韩国工业化并加入全球贸易进程，造船业也顺势发展，成为支持韩国出口经济的关键因素。此后，通过稳定的质量交付能力获得持续订单，韩国实现了规模经济，并加强创新研发转向更高技术和利润的领域，再反哺配套的工业劳动力、技术和基础设施体系，最终成为当前的全球造船领导者。反观日本，则未能实现进入高价值、高利润的创新细分领域，因此迅速被韩国反超。中国造船业凭借巨大的规模经济优势，在21世纪以更快速度崛起，并与韩国在规模上势均力敌，有可能在造船业又一次“终结竞争”。
本文认为，在“后战争”的全球化世界中，造船企业必须在商业造船市场取得成功。然而，随着全球地缘政治和贸易链路的变化，东亚的造船业竞争尚难定论。一方面，美国印太战略将海洋安全提到新高度，日韩作为战略盟友具有重大产业价值，有望获得更大、更多订单，甚至在军用领域取得巨大突破；另一方面，中国也积极通过一带一路、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组织等平台，尝试以庞大体量引领新的国际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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