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 学车记
华应龙
去年年底，我报了名去学车。
之所以一直没学，一是因为首都北京也是“首堵”，车忒多；二是因为我家离学校特近，步行只要三分钟，觉得没必要。直到“奔五”了，突然觉得别总是青灯黄卷，周末、假期应该到青山绿水间休闲休闲，享受享受大自然的情趣。再者，回老家时，也可以和已经拿了驾本的儿子交替开车，不累也温馨。这样，我就开始学车了。
2010年元旦三天假，我没做别的，全用来学交规了。交规考试，“97分”，一次通过。
一放寒假，我就上了车。驾校给我安排了一位长我几岁的赵师傅。“扳灯挂挡松手刹，慢抬离合把油加。”赵师傅脱口而出。直觉告诉我他相当有经验。
练桩。场地上六根标志杆构成了两个车库。可能是赵师傅考虑到我年龄偏大，他的指导特别到位、有层次。经过反复练习，步骤我已经熟记在心了——“前进，当前右杆出现在右侧车窗小三角，方向向右打死，车出右车库，车正停下，方向回正，倒车，前右杆与后中杆成一线，方向向右打死……”
上路。方向盘该打多少度？赵师傅不停地帮我左一把、右一把、再一把……“你方向感真差！”这是赵师傅对我的评价。
没错，练桩时，方向盘不是左打死就是右打死，要么是回半圈，可在打死和半圈之间，我确实没有感觉。
我承认自己方向感差，于是，在连续拐弯路段，想多多尝试，车左一晃、右一让，赵师傅不断地踩制动，在制动之前总是伸手帮我调整一下方向。在直行路段，我也不停地转动着方向盘，尝试着转多大度数就不行了。赵师傅有些不满地说：“方向正了，就别老动！”
我向赵师傅说明了我的想法，请求让我自己试，不要再帮我找方向了，只要口头提示一下，实在不行就踩制动。赵师傅很友善，答应了。
在练习侧方停车、直角拐弯等项目时，赵师傅不动手帮我了，不过总是担心我出错，会提前提醒我该怎么做，让我不用回忆和思考。
……
考试那天，桩考，我一次通过；接着考内路，依次是“侧方停车、坡路起步、起伏路、直角拐弯”等四项。侧方停车时，我打错了方向，电脑立马自动报告：“您已越线，考试成绩不合格，请把车开回起点。”
“考官，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我明知故问，考官爱莫能助地摇摇头。
我一脸苦笑，沮丧地下了车。春节前拿不到驾驶本了。
我怎么会打错方向呢？
我只是机械地记住了方向向左打死，还是向右打死，到现在都没弄清楚为什么要向左打死或向右打死。
这是因为：赵师傅是位责任心强、不偷懒的师傅，他在教我学车时，没让我犯过错，也没给我一次犯错的机会，犯错是知道“为什么该如此”最好的方式！
我继续想，赵师傅为什么不是动手，就是动嘴，怎么也不肯偷懒呢？
首先，赵师傅是位好心的师傅，当他知道我是教师，只能假期学车后，他也想帮我早日拿到驾驶本。其次，赵师傅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他谙熟驾驶之道，想把他的本领和经验直接传授给我，让我少走弯路。
在小学，我是教师，知道有时该“偷懒”，但并没有太深的体会；在驾校，我成了学生，甚至是一名差生，切身体会了教师“好心没好报”的状况。
为什么赵师傅不偷懒，我也很想学，却没能有个好的结果呢？电视剧《潜伏》中的经典台词可能是很好的回答：“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技能是没法告诉的，经验也是不可以手把手地教的。最好是在学生主动学，犯错后再点醒，学生才会彻底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才不会再犯错。有些错误总是要犯的，犯得越早，损失就越小。如果练习时，赵师傅不提示，让我错过，可能考试时就不会错了。
教练做得好不好，要看它的结果，而不是看有多勤劳。
我们的教学是否也是这样：不许学生尝试，不让学生自主，总是不断地掣肘，不容学生犯错……最后给学生一个“学习能力差”的评价？
在新课程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课堂上，我们总是能够看到孟郊的《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游子是那一群身不由己的学生，慈母便是那位勤劳一生的教师。那条线我觉得似乎是一根绳子，它让我想起那个“为何团团转？皆因绳未断”的禅学故事。我们往往习惯了在新授前先要复习，在学生探究前先要铺垫，在学生操作前先要示范，在学生解题前总要先帮助审题，在容易犯错的地方总要先打预防针……离开了教师，我们的学生常常手足无措、一筹莫展。
学习本来是充满了探险的精神之旅。可是，慈母的“好心”遮蔽了游子头顶的蓝天，慈母的“好意”束缚了游子前进的脚步，游子被“育”成了总也不会自由飞翔和主动觅食的“待哺”的幼雏。这的的确确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课堂上教师的投入与实际的产出是大大地不对称。
我们早知道有“娘勤儿女懒”的古训，但我们唯恐对不住自己那份“教”的职责。
开车，毕竟只是一种技能，不太需要创造力，只要培养出合格的司机就行了。但是，如果我们教育人不肯积极地“偷懒”，那一定是个灾难！因为我们需要培养的是创新性人才。
我认同。那么，这样的结果该责怪谁呢？不能责怪教师，只能责怪教师太勤快。陶行知先生在《教育与科学方法》一文中曾经指出：“现在的教育有两种：（一）如一个新学生坐在洋车上，叫车夫拉着拼命跑几十里路，结果自然是学生逸、车夫苦，但让学生自己再回来恐怕还是不能；（二）如一去不坐车，不认识路就问警察，自然是辛苦一点儿，但走到回来时，包管还能回来的。”
看来，要做一个优秀的教师要学会“偷懒”，怎么“偷懒”呢？
从心底里要相信“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从心底里相信学习本来像呼吸一样的自然，学生是天生的学习者，“善学者，师逸而功倍，又从而庸之。”（《学记》）相信“给学生一片天空，精彩用一生回味！”
不好为人师，手要懒，口要懒：不到山穷水尽，别动手帮；不到理屈辞穷，别动嘴讲。多创造机会，多给足时间，让学生自己去思考，探究，发现，感悟，概括和总结。
“偷懒”不是敷衍工作，而是为了更高效地工作，是对工作的一种近乎虔诚的热衷，因此，眼不能懒，耳不能懒，脑不能懒。就像弗赖登塔尔提醒的那样：“不要干扰打断学生，你们能够做的就是耐心观察、倾听，再耐心观察、倾听。”如此“偷懒”，需要教师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需要教师预测可能会发生什么故事以及思考如何应对。“勇敢地退，是为了适时地进。”（李烈语）
教师表面上的“懒”，为内在的“勤”提供了可能：观察哪些学生具有哪方面的才能，思考什么时候该为哪些学生提供展示的舞台，观察哪些学生可能需要怎样的帮助，思考可以为他们创造哪些条件，概括学生探究过程中主要存在的问题是哪几个，分析学生出错的可能原因，推敲点拨时的策略和方法……
“懒”要有度：如果车要压上路牙了，不提醒，那不是错；如果车要撞墙了，不踩下制动，那是失职。“偷懒”是一种高超的技能，是一种至高的境界，是一种绝妙的艺术。
平庸的人往往不是懒得动手脚，而是不爱动脑筋。“偷懒”常常是人类社会得以前进的动力。教师是课堂的组织者、引导者，要思考，要判断，要决策，要创造，就需要“偷懒”。著名教育家夸美纽斯在《大教学论》中写下了他的理想：“找出一种教育方法，使教师因此可以少教，但是学生可以多学；使学校因此可以少些喧嚣、厌恶和无益的劳苦，独具闲暇、快乐及坚实的脚步。”我以为，积极地“偷懒”有助于我们找出这样的教育方法。
正月十二，我再次去考内路。因为有上次教训，我特别注意车的方向。100分，终于通过。
继而，可以学习外路驾驶了。教练换了，是一位虎背熊腰的教练，看上去年龄和我差不多。新教练真是一位“偷懒”的教练，事先不告诉我走什么路线，应该怎样开车，我操作错了之后，也不提醒我要注意什么。他是在等我错了之后，虎头虎脸地叱责我：“还加油门，不及格了！”“又错了！”“你动不动脑子？！”“不许问！”“怎么还问？！”“你不知道啊！”
我的遭遇简直可以用“动辄得咎”来形容。开始，我真接受不了，心里想：“你怎么能用这样的态度对待学员呢？我都明白了，还用来学吗？教练，教练，你该教着我练，教练怎么变成裁判了呢？”
看着他脸红脖子粗，我也觉得很对不住他，苦笑着说：“哈哈哈，师傅，对不起，我真不会，不是故意惹您生气的。”教练的态度好了一点。后来，他叱责我，我就“哈哈哈，对不起！”。有一次，我正“哈哈”，教练沉着脸说：“你还笑！”
我仍旧“哈哈哈”。当我下车的时候，新教练态度好多了，比较和气地说：“回去要好好想想。”回家的路上，我的心情很是不爽，真想打电话请驾校帮我重换一位教练。
……
正月十九下午，参加外路考试。车内不再是冷冰冰的电脑考官，而是一位很英俊的交警考官。我双手递上身份证，考官看过之后，示意我开车。车行驶了几十米，考官说：“我们同龄，你比我大3个月。”我心里一暖，考官是在帮我做心理放松呢。
80分，一次通过。“我也拿到驾驶本了。”我开心地笑了。
真心感激这一段珍贵的学车经历，它让我站在学生的角度，乃至一个学困生的角度，真切地体悟到：做教师不能像赵师傅那样包办代替，勤劳有余；也不能像外路师傅那样偷懒过度，只做裁判。
做教师应该做个会偷懒的优秀教师。
本文首发于2010年第10期《人民教育》
修改于2019年2月18日北京圆方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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