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 | 对俄罗斯年轻人生活和思想状态的调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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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莫斯科卡内基中心俄罗斯内政项目负责人安德烈·科列斯尼科夫和列瓦达中心主任杰尼斯·沃尔科夫共同撰文，根据对俄罗斯年轻一代（18-35岁）的民调数据，对他们的思想、生活状态以及他们可能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的改变进行了深入分析。现将该文编译如下，供参考。鉴于文章篇幅较长，分两次发表。文章观点不代表欧亚新观察工作室立场。

以前，俄罗斯的年轻人是对当局最忠诚的群体之一，但自2018年开始，情况开始发生变化。这反映了当时俄罗斯公众舆论的更广泛转变，因为各个年龄段的选民都对实际收入下降、经济衰退和延迟退休感到失望。如今，年轻一代对当局的批评比其他任何群体都要多。

因此，具有民主思想的俄罗斯人将变革的希望寄托在新一代身上。但是，期待新一代迎来现代化又有多合理呢？谁将赢得这场争取年轻人的战争：是国家还是纯民间社团？今天的年轻人会不会被迫适应外部环境，又成为失望的一代？

为了解俄罗斯年轻人的想法和愿望，我们在三个城市建立了六个焦点调查小组：三个城市分别为莫斯科（人口1270万）、雅罗斯拉夫尔（约60万人）和布良斯克（40万人）。我们在每个城市都调查了两组人：“稍年轻”的年轻人（18到25岁）和“较年长”的年轻人（30到35岁）。

如此不同

民调结果证实，俄罗斯年轻人的想法与老一辈人非常不同。他们过着更健康的生活，更积极地利用数字技术，更少看电视。他们不那么狭隘，对世界和新信息更加开放。例如，他们更能接受LGBTQ人群，他们有着更亲西方的态度，也比老一辈人更熟悉西方流行文化。他们并不积极支持政府，最近，他们也表达了更多的抗议情绪。对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阿列克谢·纳瓦利内的态度可以被视为“激进思维”的标尺，对他行为的认可程度在最年轻的一代中是最高的。

2021年1-2月，年轻人尤其是非常年轻的“愤怒都市人”，积极参与了支持纳瓦利内的抗议活动。所谓“儿童抗议者”很大程度上是政府制造的神话。事实上，抗议者在年龄、性别、职业和收入水平上存在很大差异，而且几乎没有未成年人。然而，为了证明打击抗议活动的规模和严厉性，当局广泛使用了“儿童被卷入犯罪活动”的说法。这一策略暴露了政权的担忧，即它有可能失去整整一代人，这些人将成长为一个心怀不满的公民群体，他们了解自己的权利，并准备捍卫这些权利。

然而，年轻人在政治上也并非都支持左派或者自由派/右派反对者。年轻人对纳瓦利内的支持率可能高于老一辈，但许多年轻人对纳瓦利内漠不关心，或支持现政权。

在研究代沟时，我们得到了意想不到的结果。我们焦点小组的受访者不出所料地认为他们父母和祖父母的观点已经过时，在日常事务中尤其如此。也有人提到老一辈人“政治落后”，他们“专注于电视，捍卫普京所做的一切”。当然，老一辈人也并不同质，一些受访者称他们的父母比他们有更强烈的民主观点，更强烈地排斥苏联和俄罗斯当前的政治现实。

矛盾的是，对于一些（尽管很少）年轻人来说，这会在几代人之间引发意料之外的分歧。年长一代和年轻一代似乎转换了位置：年轻人试图说服他们的长辈，后者不知道他们在苏联政权下生活是多么幸运，不必找工作，不必担心被解雇或不能按时领到工资，也不用花很多钱度假（因为有工会赞助的“度假福利”）。俄罗斯年轻人的这种情绪与其说是因为对市场现实的排斥，不如说是因为生活条件日益复杂导致的总体疲劳。此外，布良斯克“较年长”小组受访者的上述感受最强烈。相比之下，布良斯克较年轻组比莫斯科和雅罗斯拉夫尔的同龄人有更多的民主观点。

生活与工作

各个组别的大多数受访者都认为，俄罗斯的经济生活中有一些活跃的焦点，但一般说来，这些焦点位于大城市，而且通常是在大公司。

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俄罗斯年轻人希望自己创业，但大部分只是做做“创业梦”。焦点小组的讨论表明，当政府是市场的最主要参与者，也是最大的雇主时，许多年轻人还不敢冒险创业。相反，他们更愿意为别人工作，不是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而是因为那些创业的人情况更糟糕。新冠疫情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在此期间，小企业主面临着最大的挑战，这可能巩固了他们的上述观点。

但这并不总是意味着令人垂涎的是在政府机构和国家资助组织工作。有一个明显的趋势是，大公司（无论是私营还是国有）的工作被认为是最理想的。受访者认为，与政府机构的职位相比，这些工作意味着更少的繁文缛节和更高的薪水，且不用担心企业能否生存。

克里姆林宫正在努力讨好年轻人，为他们提供所谓的“职业电梯”，并邀请加入由政府控制的假“民间团体”，以取代真正的公民社团。然而，我们的研究表明，大多数年轻人没有利用这些“好处”，甚至没有意识到它们。焦点小组的参与者都没有提到总统和州政府的“职业电梯”。

就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而言，即使是较年轻的受访者也非常务实：“我想有一份福利优厚的在公共部门的工作，一个对所有人和一切负责的老板。我甚至不想考虑自己的业务”；“国有企业的情况更简单：有横向和纵向流动的选择，而且更轻松，因为风险更小。”当然，也有一些人更喜欢独立和自己创业的想法，尽管他们中没有人有过个人创业的实际经验。有更多社会经验的30岁年轻人说：“我甚至不考虑自己做生意。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自己创业破产的可能性为99.9%。”

而那些较年长的年轻人，即30岁以上、有家庭义务和债务的人则“想要还清贷款、还清抵押、然后再次贷款，再次还清”；他们“尽力不让事情变得一团糟，尽力做好手上的工作，实际上也没有其他工作可以做。最好还是坚持现在的工作。”许多受访者希望改变，但不希望在当前体制下改变。

对生活条件的消极评估，引发了人们对向国外移民的认同：大多数受访者没有表现出过于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20岁的人认为“大多数拥有理想和技能的人不会留在俄罗斯，他们会搬到其他国家”；“在国外，有更多的机会和职业可以让人成长和学习。我们国家可能有一些好的大学和工作，但很难挤进去，因为已被别人占满了，或者你需要花钱才行。”一位30岁的受访者说：“从这里往西走，越远越好。”

与此同时，许多参与者认为移居西方是一种冒险：“我认为（在俄罗斯工作）的好处之一是，你出生在这里，已经有了一定的舒适区。可以规划自己的生活；也有亲戚可以帮助你。”总的来说，虽然对移居国外学习或工作的俄罗斯人的看法从“他们运气好”转变为“不爱国，不过这是他们的选择”，但总体对西方职业机会的印象是正面的。尽管政府做出了种种宣传和努力，但人们仍有一种固定的看法，即欧洲和西方其他地区的人民生活得更好，社会保护也更多。定量调查也证实了年轻人对西方的积极态度。

数字鸿沟

许多针对年轻一代的研究强调了不同年龄段的俄罗斯人获取信息的源头。例如，2021春季由列瓦达中心（在俄罗斯被认定为外国代理公司）进行的调查显示，把电视当作主要新闻来源的年轻人，只有55岁以上人的一半；而把网络当作主要来源的年轻人，则是后者的两倍。以前，30岁到35岁的俄罗斯人处在媒体消费的中间位置（使用互联网很方便，但仍在看电视）；如今，“较年轻”年轻人和“较年长”的年轻人之间几乎没有区别。

所有受访者几乎一致将俄罗斯电视台描述为“国家和政府的喉舌”、“播放他们希望我们看到的”和“当局需要的”。他们肯定，电视“有很多审查”，“隐藏了很多”，是“疯人院”、“堕落”和“僵尸化”的。他们说，“如果你想听到不同的东西，就去上网”，“在搜索框中查找新闻”，因为互联网是“俄罗斯人的声音”；你可以在互联网上找到“他们不会在电视上播放”的新闻。

年轻一代拒绝电视而支持互联网，并将电视新闻贴上宣传标签，这似乎意味着他们对通过官方渠道传播的信息持更大的怀疑态度。然而，焦点小组揭示了一个更微妙的画面。年轻人对信息的获取方式极其混乱：包括Yandex新闻、各种YouTube频道和虚拟博客，以及TikTok甚至Instagram上的新闻片段。通常，他们会看大量碎片化的东西，因此年轻人得到的信息在数量和质量上存在很大差异。

受访者已经学会了比较不同来源的信息，但他们只是偶尔使用这些技巧，当他们真正对某个新闻故事感兴趣时。年轻人可能会收听和收看自由的尤里·达德（一个受欢迎的YouTube主）或鲁斯兰·乌萨切夫（一个从俄罗斯移民过来的vlog主播）的节目，但也会看民粹主义电视脱口秀主持人弗拉基米尔·索洛维耶夫（Vladimir Soloviev）的节目，他极力捍卫官方观点。他们可能会从未经审查的来源获取新闻，比如Dozhd（Dozhd已被认定为“外国代理”，并正逐渐从电视频道转变为在线和基于YouTube），但也可以从国家通讯社RIANovosti在线获取新闻。一些人仍然阅读商业报纸《公报》（Vedomosti）（或者至少告诉焦点小组主持人，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了解情况），却没有注意到2020年该报编辑委员会已被解散，仍然出于习惯将该报列为“独立媒体”。因此，现在说年轻人在网上信息消费方面很老练还为时过早。

此外，并不是所有受访的年轻人都彻底扔掉了电视机。他们经常在厨房里把电视“当作背景噪音”开着，留“半只耳朵”听，也许是“早上，在准备上班的时候”，只有在“重要的事情”出现时才开始注意。换句话说，一些年轻人仍然通过国家电视频道获取新闻资讯，只有少数受访者会主动避免国家灌输。

还有一些罕见的顺从主义者：经常看国家电视台、为公共部门工作、全心全意忠于政府的年轻人。如果说他们也有点不想看电视了，也纯粹是因为“互联网更方便”，更容易在网上找到有趣的东西，不用等待晚间新闻，但不是为了抗议“国家宣传”或寻找更高质量的信息来源。

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看到的是年轻人从观看严格监管的电视节目到不受监管且随意的网络信息的“无意识”转变。尽管从国家宣传的缝隙中获得了一些自由，并有可能在网上获得免费和替代信息，但并非所有年轻人都能找到、理解和处理这些信息。严格地说，除了一些例外，大多数年轻人都无法从信息流中挑出任何真正有意义的东西。

另一方面，随着使用网络人数的增加，当局对俄语互联网的某些组成部分也施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往往是他们并不直接控制，尤其是来自国外的部分。近几个月来，我们看到俄罗斯电信监管机构降低了Twitter的带宽网速，并与苹果和谷歌就屏蔽阿列克谢·纳瓦利内团队的智能投票APP达成协议（后来，Telegram也屏蔽了这些应用程序）。与此同时，当局一直在系统地清除俄罗斯互联网上提供不同观点和批评政权的网络媒体。一些受欢迎的独立网络媒体被认定为外国代理人，这迫使其中一些媒体关门大吉。其中包括VTimes、OpenMedia和MBKMedia。做在线新闻调查的Proekt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组织”并被关闭。对媒体从业者的刑事和民事诉讼仍在继续，其中包括记者（如学生杂志Doxa的编辑伊万·戈卢诺夫和伊万·萨夫罗诺夫、）和“批判性”博主。

调查显示，这些动态正在为俄罗斯年轻人的极端保守情绪创造环境，公众对斯大林纪念碑的看法就是明证（见图1）。对苏联统治者的怀旧情绪似乎在各个年龄段都有上升，但18岁至24岁的俄罗斯人的怀旧情绪升级最为强烈——从2005年2月的11%上升到2021年的50%。这一趋势一方面与他们对生活的日益不满相关，另一方面，年轻人缺乏历史知识，但对政权历史问题却日益关注，表明年轻人没有稳定的道德基准。

有影响力的政治家

多年以来，直到2018年年中，25岁至30岁的年轻人对俄罗斯当局支持率最高，与老年人相当。然而，在过去的两三年里，俄罗斯社会的总体心态发生了很大变化。政府机构的支持率平均下降了20%；对未来的悲观情绪有所增加；参与抗议活动的意愿也在增加。年轻人一直站在这些转变的最前沿：他们的情绪变化最大，他们对政府的失望比老一辈人表现得更强烈。上述俄罗斯年轻人在网上和社交网络上的迁移，肯定起了重要作用。

目前20至30岁的俄罗斯人是对政权批评最激烈的社会群体之一。他们的抗议情绪相对较高，他们对俄罗斯其他地区和海外抗议者表示担忧，对年轻的反对派政客的表示支持，比如对来自萨拉托夫的俄共成员尼古拉·邦达连科，对著名反对派政治家阿列克谢·纳瓦尔尼，以及对哈巴罗夫斯克前州长谢尔盖·富尔加尔（代表俄罗斯自民党）。在焦点小组中，年轻受访者描述了年轻人与政府之间的持续疏远：“我们对他们不感兴趣，他们也对我们不感兴趣。”俄罗斯当局和现有政党并不代表年轻人的利益，“他们代表老年人的利益。”

与此同时，普京总统仍然是年轻人中最受欢迎的政治家，尽管他们对普京的支持度大约只有老辈人的一半。至于纳瓦利内，年轻人对他的认可度是老辈人的三倍，但也只有四分之一的年轻人认可他的行为，而超过一半的人不认可他的行为（见图2和图3）。

但是，并非所有希望看到变革的年轻人都愿意批评政府、支持体制外的反对派。很多人认为纳瓦利内过于激进。在2021年9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俄罗斯新兴的政治党派“新人党”（号称代表了俄罗斯人的思想立场，并且可能被克里姆林宫批准）获得了超过进入国家杜马要求的5%门槛的选票，而这些选票中，相当一部分便来自于这些人。一些年轻人支持政府官员——从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和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等重量级人物，到新一代俄罗斯政治家，如外交部女发言人扎哈罗娃，雅库茨克前市长萨达纳·阿夫克森蒂耶娃和一些技术官僚。然而，对现政权的支持者在我们的焦点小组中占少数，大多数受访者对其持怀疑态度。（未完，待续）

原文题目：Will a New Generation of Russians Modernize Their Country?

原文出处：https://carnegiemoscow.org/commentary/86355

翻译：王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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