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列斯尼科夫：“纳瓦利内事件”后俄民众政治恐惧情绪明显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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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莫斯科卡内基中心俄罗斯内政项目主任、资深研究员安德烈·科列斯尼科夫在中心网站刊文，对纳瓦利内事件之后俄罗斯国内社会情绪的变化进行了分析。他指出，自2021年3月以来，俄罗斯民众对当局高压政策和世界大战的恐惧值均达到峰值。而这种恐惧之下的顺从，不代表尊重，更不容乐观。现将该文翻译如下，供参考，文章观点不代表欧亚新观察工作室立场。

反对派人士阿列克谢·纳瓦利内去年返回俄罗斯并被捕，国内随之而来的高压政策使俄罗斯人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民调数据显示，2021年3月俄罗斯民众对当局大规模镇压的恐惧和不安程度达到了199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对世界大战的恐惧指标也达到峰值。

焦虑的冬天

即使与养老金改革的2018年（这一年所有政治恐惧指标一致增长）相比，这些指标的跃升也非常明显。当年，当局错误地将普京竞选总统的高得票率当成任意作为的绿灯，并开始提高退休年龄。

由于不成文的社会契约（当局不触及社会福利，民众不干涉精英事务）破裂，俄罗斯当局和掌权者的评分都有所下降，从那时起，国家元首的支持率就从几年前的80%跌落到60+%左右，并长期在这一狭窄范围内波动。

害怕大规模镇压的俄罗斯民众比例达到了 40%，恐惧当局肆意作为的比例大约是50%，对于世界大战的恐惧则接近60%。如果说人们对军事恐惧的指标自2018年以来基本保持不变，那么围绕纳瓦利内相关的事件则明显加剧了人们对当局镇压和肆意作为的担忧。2021年12月的新民意调查显示政治恐惧指标略有下降，但仍处于同等水平。

与此同时，另一个指标——对政治体制收紧的恐惧则并未出现明显波动。或许对于俄罗斯民众而言这只是某种抽象概念，而压制政策与肆意作为，则可以亲眼看到，也可以亲身体验。

俄罗斯人的观念和情绪是有惰性的：对世界大战的恐惧从三年半之前前所未有的62%到2021年3月降到了56%，而俄罗斯与西方和乌克兰之间对抗的加剧，本来应该导致恐惧情绪的上升。

在这个问题上，指标的变化趋势及其在高水平上的稳定远比小波动更说明问题。重要的是，自2018年以来，对世界大战的恐惧一直是俄罗斯人焦虑的第二大原因——“围绕旗帜集会”的动员产生了副作用，战争对人们而言变得非常可怕。

顺从与挫折

很容易看出，在克里米亚共识的“麻醉效应”期间，政治恐惧处于休眠状态，但始终没有消失，并在养老金改革之后急剧抬头。

在经济繁荣或大规模“爱国”动员期间，政治焦虑往往处于较低水平。而当这两个因素都没有时，恐惧就会被唤醒并成为社会的底色。它可能不会直接对事件做出直接反应，但反映了长期的情绪和期望。民众对镇压和肆意作为的预期，就其心理学性质而言，类似于某种稳定或者不断增长的通胀预期。

然而，恐惧并不会导致抗议情绪：事实上，如果恐惧充满内心，民众还会跑出去抗议吗？抗议的愿望长期以来一直是“声明性”的，即将潜在的、无声的不满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例如，在2021年议会选举中以抗议投票的形式支持俄共。

有趣的是，对社会经济的恐惧是平和的，也是最常见的。这种“一切都很糟糕，但可能更糟，好吧，现在没什么特别的”的心理状态并不意味着强烈的情绪和反应。对经济和社会领域的不满是相当迟钝和平和的。

就政治而言，公众可以说处于“既定的服从”——因为没有什么是可以改变的。恐惧情绪在增长，但无可逃避，只能适应并习惯它们。这种焦虑与恐惧并不是通过抗议来修复的，而是通过悲观的不满或消极适应，甚至更大程度的顺从和挫败感来修复的，包括将新出现的怒火转移到那些激怒当局的胆大包天的人物身上，即政治反对派和公民活动家身上。

社会模仿成为对当局产生恐惧后的反应，因此，政治操控者直觉地或有意识地利用民众的这些焦虑。结果正如列夫·古德科夫（Лев Гудков）所写，“政治人质的挫败感和对独立人格的系统性压制，并没有变成对施暴方的愤慨，相反，变成了对抗议者的怒火，或对反对派的怒火，并导致讨厌参与政治的想法。而且这些表现可能被视为是个人失败的症状。”

与此同时，被从上面强加的想法中也出现了疏离——人们不准备为政府的行为和国家发生的事件承担道德责任。

纳瓦利内与当局：脆弱的平衡

自从镇压群众抗议活动给俄罗斯民众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纳瓦利内因被捕而变得不那么显眼之后，人们对他的态度并没有剧烈改变。纳瓦利内的信任度一直在2%到3%之间（相比之下，久加诺夫的支持率为4%，请不要与俄共的支持率混淆，那是一种表达不满的工具）。

纳瓦利内被捕后，人们对其活动的认可度逐渐下降（从1月份的19%下降到6月份的14%），可能是由于对其活动的失望。但最新数据显示，现在还不能得出明确的结论，即在输给普京后，纳瓦利内已经失去了信任和认可，并且不再被关注。更重要的是，假如他有自己的政党，该党很可能会突破5%的支持门槛，并可能在所有政党中获得最高支持——甚至与“统一俄罗斯”党比肩（支持率分别达到30%和25%）。

简言之，俄罗斯人的恐惧既有利于政权，也有损于政权。另一方面，所有关于当局政策的情绪都是负面的。有时因为反对派挑战现有制度而让政权变得更加强硬，但害怕并不意味着尊重，有时是一种顺从性的“支持”，但这种“支持”是不可持续的，也是极其不容乐观的。所以，根据现在造成的所有负面影响，压制趋势并未在社会舆论中为政府赢得声誉。

原文题目：Стабилизация страхов. Как изменилось отношение общества к власти за год после ареста Навального

原文出处：https://carnegie.ru/commentary/86205

翻译：王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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