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塔诺瓦娅：俄罗斯“国家寡头”与强力部门之间的裂痕加剧（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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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政权的未来——其稳定性、持久性和演变——不仅成为了俄罗斯社会的一个问题，也是世界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答案需要从社会和政治情绪（抗议水平）、真正反对派的积极性和可能性、当局的支持率，以及政权的掌控能力等几个方面进行研究。此外，宏观经济形势和外部环境也是重要因素，维持政权的稳定性和持久性离不开这些资源。
但在上述因素之外还有一个不太明显的转变因素，这就是精英内部的分裂。它有可能模糊对国家发展的共识。今天，一些重要的迹象表明，在总统仲裁职能减弱背景下，俄罗斯政府周边集团之间的分歧不仅出现了，而且加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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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的不平衡和精英内部的分裂国家寡头的脆弱性和不断增长的风险
对三大精英类型的分析得出结论，俄罗斯权力体系中正在形成的不平衡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加剧。普京“商业朋友”目前的实际影响力与他们在系统内的客观地位不符。换言之，这一群体的唯一重要资源是他们直接接触总统，决定他们目前的地位和能力。
普京周围的这一“商业”群体完全依赖于权力体系保持现状。同时，在政治制度逐渐老化、总统仲裁职能减弱的情况下，“商业朋友”被剥夺了合法的地位，更不用说不可避免的权力越界了。只要看看俄罗斯200位最富有的人的名单就可以看出：“普京朋友”在那里的份额是如此之小，关于他们在国家经济中的金融和经济主导地位，实在是没什么可说的。
由于以下进程，普京商界的长期政治风险正在稳步上升。
首先，普京的仲裁职能正在逐渐模糊，这与总统的日常生活普遍疏远形成了叠加效应。由于新冠大流行，普京基本处于物理隔绝状态，他的盟友无法接近。他倾向于将冲突问题的解决权下放到较低的层次，对内部冲突的解决失去了兴趣。
如果我们看看最近的事件，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俄罗斯石油公司负责人谢钦表示，他希望通过北溪-2管道获得天然气出口机会。总统将这个问题推给了政府，到目前为止，这个问题已经无疾而终被淹没在政府内部讨论中。现在，谢钦忽然对基因学产生了兴趣，当总统对俄罗斯石油公司的优先事项越来越不感兴趣时，基因学或许可以为他建立一座新的、连接到普京沟通桥梁。
其次，这是第一个过程的直接结果，系统在运行，技术官僚在政治化。普京在构建和调试该系统后，减少了例行公事，期待该系统在半自动模式下运行。这意味着将责任转移到较低级别官员身上。
但事实证明，有影响力的参与者还没有准备好承担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的责任。口碑不佳的“普京朋友”和同事们更喜欢处在正式职责之外，这导致越来越多的匿名管理者，官方机构内部出现了很多容易被替换的技术官僚。
这反过来又导致了系统的“去普京化”，因为常规的公共决策机制在没有“一号人物”的情况下开始运作。技术官僚的政治化也在继续：他们承担的责任迫使他们作出具有政治意义的决定，这一点从总理米舒斯京办公室的独家角色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米舒斯京于2020年初以技术官员的身份就任总理，此后成为国家机器的中央玩家。米舒斯京成为重要一个人物，不仅在国家领导层方面相对成功，而且对普京来说也很舒服。这种政治化一方面是总统有意识地授权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增加了那些以前看似很容易被取代的技术官僚的政治份量。
“政治技术官僚”开始发挥关键作用，推进自己雄心勃勃的项目，并进行自己的游戏。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引导了这一趋势，他在莫斯科取代联邦数字化项目实现了“数字化城市”；克里姆林宫第一副主任基里延科负责监督针对俄共的前所未有的竞选活动；第一副总理别洛乌索夫以其令人震惊的商业理念“厚颜无耻地”推进了矿业和冶金业务。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加上议员的高度反应，他们正在根据宪法改革的结果创造性地开始立法修正案：这里的一切都不是上面严格规定的。
近年来被削弱的国家权力体系，其权力中心被排除在正式结构之外，开始逐渐走上自己的路。当然，到目前为止，这一切对当局制度没有任何危险，并在允许的范围内运作。但这些活动的开端，经验的积累，以及官方控制手段的实现，使得一支由执行者和仆从者组成的军队逐渐表现出过度的热情和扩张，其中政治上的不够狂热的人士被边缘化。
第三，这是当今最明显的风险因素，安全部门正在迅速扩大其政治影响力，提高其在权力体系中的地位。今天，总统圈子中的“强力部门”人士，由于离普京更近，其影响力正在迅速扩大，将圈子中另一股力量“商业部门”人士（包括前述的“管理者”、“承包者”和“服务者”）甩在后面。
后者小心翼翼地看着国家权力从普京的直接操控下旁落，总统的“手动控制”被人遗忘，落入调查人员、安全官员、联邦通信及信息技术和大众传播监督局（Роскомнадзор）官员和俄罗斯联邦内政部打击极端主义总局等强力部门官员手中。
普京政权最初是建立在权力机构的基础上的，这一直是精英内部的问题。回想世纪初，专家们讨论了“圣彼得堡自由主义者”和“圣彼得堡契卡主义者”之间的冲突。然而，当时的圣彼得堡契卡主义者纯粹是工具性质，在意识形态上被边缘化，在主动性方面远远落后于其他许多势力集团。今天的情况是，强力部门精英却开始主导和支配整个民间部门的日常规则。
这种情况也影响到普京“商业”圈子的生活和工作领域。比如科学和教育领域（例如，管理与外国人的接触），信息技术（国内软件采购监管）、进口替代、还包括互联网功能和信息内容的控制。
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季姆琴科试图在法庭上为“苏玛”集团（Группа «Сумма»，该集团被俄安全部门捣毁）的穆罕默德·马戈梅多夫担保，但未获成功。法院不仅让他等了将近四个小时，而且明确拒绝了他提出的减轻对马戈梅多夫处罚的请求。此事非常清楚地表明谁才是老大。
因此，现在两部分精英的矛盾冲突在扩大，一部分是安全部门的人，他们将自己与国家联系起来，专注于“国家安全”问题。另一部分是商业领域的人，更愿意为自己创造一个舒适的发展和扩张环境，希望更多的外部开放和内部回旋余地。
今天，国家在许多方面处于“四面楚歌的堡垒”中，自由发展的空间急剧缩小，强力部门渗透到科学、教育等领域，影响到技术、信息化和数字化、软件和设备，更不用说与外部的接触了。
在这种背景下，普京本人也受到了时代精神的影响。他的“反自由主义”（让我们回顾一下《金融时报》采访中关于过时的自由主义的名言）正在演变成更深刻、更广泛的东西。普京也在尖锐地谈论资本主义。在2021年11月的最后一次瓦尔代论坛上，他宣称资本主义的现代模式作为一个经济体系已经穷尽，并以中国为例指出，这是一个市场机构运作方式不同的国家。
国家和企业优先事项之间的实质性差异正在逐渐形成，前者迅速增加了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存在，将政治或国家利益置于资本利益之上。同时，包括国家企业在内的大型企业在政治形势和权力需求方面，处于从属地位。
安全部门大大扩大了对公民决策进程的参与，他们对国家未来的看法可能与普京的商界寡头们截然不同，包括分配利益的原则和优先事项，评估威胁等。甚至普京的许多同僚，如科瓦尔丘克是坚定的保守派和反西方分子，也不能起决定作用。分歧并不是意识形态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主要问题是谁掌握权力，谁决定优先事项，谁最终来权衡国家安全与自由发展之间的矛盾。
换言之，对普京的国家寡头们而言，保护主义和保守主义阶层的扩大和加强正逐渐成为一个问题。在普京政权建立的最初阶段，安全部门影响力的增长甚至有助于将系统自由主义者推向边缘。但现在，安全部门的爱国主义情绪，他们保护自己不受外部影响并控制一切的愿望，转而成为国家寡头的对头，特别是警卫和安全部队相结合以后。
所有这些都叠加在权力之巅一些有趣的进程上。普京认为，他将权力下放，并将该系统转入半自动模式（与往年口碑不佳的“手动控制”不同），他只剩下战略规划。但在没有健全的政治体制的情况下，这个系统开始不稳定，甚至崩溃。（例如，在引入强制的联邦二维码问题上，当局的波动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在这种不平衡的情况下，代际因素加剧了控制的主体性：与普京的友谊无法继承，总统的助手地位也无法继承。
对于普京圈子的“商业亲信”而言，将影响力和地位资源合法化，将其转变为自给自足的形式并代代相传，减少对政治气候或独裁者特殊位置依赖的问题变得越来越尖锐。普京的这些亲信非常明白：无论你把孩子置于现任政府的什么地方，无论他们的父亲与普京的关系多么温暖和信任，没有任何权力继任者会给这些年轻的继承人提供保证。
此外，今天正在逐渐形成一种“国家崇拜”，这意味着权力利益绝对高于私人或公司利益。这使得普京的国家寡头变得更加依赖，尤其是依赖那些负责国家安全的人。
所有这些威胁都是因为普京的仲裁职能衰落，技术官僚的政治化和安全部门的扩张，使普京的国家寡头在中期处于弱势地位，并迫使他们寻求适应战略。事实上，任务在于将“个人接触普京”这一资源，转化为“个人较少依赖他”的资产，这将为政治生存提供更多的保障。这里有三种互补机制。
第一种机制是将个人资源转换为行政资源。这意味着更积极地影响人事政策，特别是在强力部门。多年来，普京几个特别亲密的伙伴在那里占据主导地位：帕特鲁舍夫（安全会议秘书、联邦安全局前局长），博尔特尼科夫（联邦安全局局长）、纳雷什金（联邦对外情报局局长，前国家杜马主席）、巴斯特里金（调查委员会主席）。
然而，时间并不站在他们一边，他们将逐渐被年轻一代所取代，年轻一代不像老一代那么封闭，因此更容易受到不同利益集团的影响。例如，最近被提升为联邦安全局第一副局长的科罗廖夫，他被认为与罗滕贝格和科瓦尔丘克的关系都很密切。
总的来说，强力部门人事的技术官僚化既带来机会，也带来风险。一方面，国家寡头获得了更多的机会来增加他们的代理人，可以影响政治路线和主导意识形态，深入政府决策体系。另一方面，实现这些机会的愿望大大加强了与其他影响集团的竞争。普京倾向于将权力下放给专业人士，这意味着个人接触总统的机会将逐渐减少，因此，必须找到其他方法来影响决策，绕过“缺位”的普京。
第二种机制是将有利地位转化为金融和经济资产。今天，这条道路已成为最成功和最有前途的策略之一，尽管它是兑现政治利润的较不安全策略。罗滕贝格兄弟走上了这条道路：他们低买高卖“启蒙”出版社（把20亿变成1080亿）和“Стройгазмонтаж”建筑公司（80 亿变成760亿）。
这种机制可以使大量金融资源合法化，然后可以将其投资于政治上不那么脆弱的资产。谢钦成功地大幅减少了国家在俄罗斯石油公司的份额，他的行为方式大致相同。在这种情况下，值得关注的是，对于谢钦来说，吸引外国投资者进入公司并与他们进行有效互动的机会尤为重要。
第三个机制是转化为政治资源。直到最近，对党派的投资主要与司空见惯的企业利益游说有关。包括系统反对派在内的俄罗斯议员，很容易找到来自能源、冶金、制药、农工联合企业等的捐助者。然而，从2020年开始，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现象，即现有政党的“私有化”，或为政治目的而不是企业目的组建新政党。
例如，普里戈津对祖国党在科米共和国和圣彼得堡的地区分支机构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新人党在2021年9月的国家杜马选举中获得了足够的选票，形成了自己的小派系。
媒体对克里姆林宫为什么需要操弄新的政治党派有很多猜测。包括希望在统俄党的支持受到侵蚀的情况下提供安全保障，以及内政负责人希望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扩大自己的回旋余地，比如执政党受到不听话的成员（如维亚切斯拉夫·沃洛金、安德烈·图尔恰克、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的影响时。但很少有人明白科瓦尔丘克为什么需要这个新人党（《水母》一书中详细描述了商人参与党派创建的事情）。
一位接近新人党的消息人士说，这个故事的背景比单纯的选举利益更为复杂。这反映了一个新趋势的出现：科瓦尔丘克或切梅佐夫等人对强力部门扩张的担忧与日俱增。这部分精英不想把俄罗斯变成另一个白俄罗斯，他们想遏制不断加剧的高压趋势。
消息人士指出，理想的情况是，俄罗斯重返2007年，当时普京的慕尼黑讲话已经发表，与西方对抗的趋势已经显现，但国内发展的机遇仍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新人党的出现是对抗强力部门高压钳制的一种尝试。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像科瓦尔丘克或切梅佐夫这样的人突然成为自由主义者，他们仍然是保守派和反西方派，但权力的激进主义趋势成为他们面临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俄罗斯所有期望繁荣的精英们都希望目前的政治制度尽可能“长久稳定”，并在保留和扩大精英自身能力的情况下实现再生产和社会繁荣。
但普京圈子中代表强力机构和代表商业界的人士，对确保这种“稳定”的方式有不同的看法。前者依靠其对平民生活领域的严格控制，而后者则认为这不是一种好的方式，而是一种新的、额外的风险，导致未来不稳定。
今天，俄罗斯权力精英内部发生了一场尖锐但仍然潜伏的冲突，这场冲突的结果决定了普京圈子中有影响力的精英的命运。在下一步该怎么办的问题上出现了尖锐的分歧。谁将占上风——政治上强大和经济上有影响力的国家寡头，还是一批专注于国家安全和控制的安全和技术官僚？
进一步选择空间正在变小。事实上，是走能带来发展机会的中央集权的国家企业之路，还是走强力部门不断壮大并控制一切之路？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寡头们遏制强力部门扩张趋势的能力。
鉴于国内反自由主义言论的主导地位，毫无疑问，对抗主要将沿着为国家而非为资本而战的路线进行，这使得对抗总体上是沿着保守路线进行，这几乎没有争议。发展的机遇已经被缩小到不再具有吸引力的地步——国家概念已经渗透到私有和商业的所有领域。如今看来已经不可避免的与西方长期且日益尖锐的对抗，将把越来越多的俄罗斯精英驱赶到政治上已经成熟的强力部门的屋檐之下。
原文题目：Раскол среди своих. Как ужесточение режима в России сталкивает госолигархов и силовиков
原文出处：
https://carnegie.ru/2022/02/07/ru-pub-86379
翻译：王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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