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彦霖｜高凤翰《甘谷图》及其题跋——兼论康乾时期齐鲁文人书画交游

美术杂志社

2024-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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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美术

Ancient Art

高凤翰《甘谷图》及其题跋

——兼论康乾时期齐鲁文人书画交游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生，齐鲁师范学院美术学院副教授｜李彦霖

摘要：《甘谷图》通景屏是济南市博物馆收藏的一幅重要的清代绘画作品，作者高凤翰为清代康、雍、乾时期著名画家、书法家、金石篆刻家，同时也是扬州画派的代表人物。此画尺幅巨大，是高凤翰为亲家王延格祝寿所绘，画面上有7位书画家的题咏，对于了解清代康乾时期的艺术创作及艺术家交流活动有很大的文献价值。对《甘谷图》及其题跋等相关问题，目前学界关注不多，此画蕴藏的信息弥补了相关著述的缺失，有必要对其进行系统的梳理与研究。

高凤翰（1683—1749）是清代康、雍、乾时期著名画家、书法家、金石篆刻家，字西园，号南村，晚年自号南阜老人，山东胶州人，为“扬州八怪”之一。早年乡试屡试不中，直至雍正五年（1727）以生员举孝友端方，考列一等，出仕安徽，任歙县丞，后被诬陷入狱罢官。乾隆二年（1737）右手病痹，毅然改用左手书画篆刻。作品古朴雄浑，拙中生巧，更富奇趣。

高凤翰在清代画史上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国朝画征录》《桐阴论画》等诸多文献有记载，但对其关注尚不及郑燮、金农等扬州画派画家，仍有继续深入研究的空间。高凤翰绘画能工善写，取材广泛，涵盖了花鸟、山水、人物各个门类，同时书法、篆刻、诗文俱佳，被誉为“诗书画印”四绝。高凤翰所绘《甘谷图》通景屏（图1），可视为清代花鸟画中的经典之作，此画尺幅大、题跋多、信息丰富，对研究高凤翰与安丘张氏家族的交游往来，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值得深入挖掘研究。今将题跋所涉及人物和信息略加梳理，以期对相关研究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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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高凤翰《甘谷图》中国画

101cm×600cm 1724年济南市博物馆

一、题跋及相关人物信息

《甘谷图》现藏山东济南市博物馆，作于清雍正二年（1724），纸本设色，每幅纵101厘米、横50厘米，整堂共12幅，合装一卷，横长600厘米。此图是高凤翰为王延格（青霞）祝寿所作，画幅巨大，气势恢宏，描绘了河南甘谷的壮美风景，画面自右向左展开，由平坦的谷口逐渐延伸至山崖瀑布，崖壁上、谷底间，甘菊丛生，设色淡雅、笔墨遒劲，画风兼具北宋之雄浑、元人之静逸。画面上有张谦宜、张在辛、张在戊、张在乙、张扶舆、张重舆、高凤翰7人题咏，总计961字，钤印32方。

上堂乃张在辛隶书题跋《甘谷记》一段，略云（图2）：

南阳郦县有甘谷，谷水甘美，上有大菊，落水，从山流下，得其滋液，谷中人饮其水者，上寿百二三十，中寿百馀岁，下寿犹七八十。

图2 张在辛题跋

张在辛在自注中言，该文出自《风俗通》，但笔者通检应劭《风俗通义》，未见此文。又查找多种古代文献，发现关于甘谷之菊的记载，最早见于晋人葛洪《抱朴子·内篇》。取校张在辛所书，内容大同小异，张在辛大概是误记出处了。菊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长寿的寓意，古文献中多有记载，高凤翰为祝寿而特意选择描绘甘谷之菊，寄托了诸多美好的祈愿，融诗情画意于笔墨之中。

此画是高凤翰传世之作中罕见的花鸟通景屏，目前学界对《甘谷图》及其题跋等相关问题关注不多，其创作过程有几点值得关注。首先，高凤翰的花鸟画以册页小品和常规尺寸居多，如此大尺幅的作品十分稀少，他完成这幅巨作之后，又邀请诸多文人加以题跋，这类作品在其画作中亦不多见；其次，此画的受赠者王延格以画菊而著称，和高凤翰同被誉为“画中十哲”，高凤翰选择菊花作品题赠王延格，也很有意趣。

首先可梳理一下画中题跋者的人物关系。《甘谷图》卷首张在戊题跋（图3）云：

此图高西园兄画时，年四十三，家稚松兄（张谦宜）作诗，年七十六，家兄卯君（张在辛）书记，年七十五，家弟亶安（张在乙）写诗，年五十一，余跋其后年五十八。两侄亦有题咏，扶舆（张扶舆）年三十八，重舆（张重舆）年三十五，共计三百七十有六年，即以此数为青霞（王延格）先生祝。乙巳正月九日安丘张在戊题。书完曹露繁适至，读画叫绝。

图3 张在戊题跋

从这段记载可知，画上题咏者除高凤翰本人外还有6人，所言都意在为王延格祝寿。关于王延格，画史文献和地方史志记载极少，根据笔者查阅所得，《清画传辑佚三种·读画辑略》中对其有一段记录：“王延格字青霞，山东诸城人，伟躯优力，多巧思，善山水花卉，尤长于摹古。”宋和修在《高凤翰研究》中称，王延格为临沂人，其他相关论述仅提及他为山东人，笔者认为王延格并非临沂人，应为现青岛黄岛区人。

之所以称王延格为临沂人，因高凤翰曾在《山中岁暮图》题跋中记载：“辛丑游琅琊，还留余姻家王青霞处，直至祀灶后始归。”同时朱文震在《画中十哲歌》提及“青霞琅琊大道王”，由此可知王延格为琅琊人。“琅琊”在历史上曾是山东省临沂市、青岛市、诸城市等多个地域的称呼，如今琅琊已成为临沂的别称，因此容易被误认为是临沂人。

通过对高凤翰诗文集进行研析，显然高凤翰从未踏足到临沂，但“琅琊”一词却频繁出现，《初登琅琊台见海》诗中有“琅琊山上琅琊台，台下沧溟万里开”之句，还有《琅琊台看日出》《看日琅琊台怀古》等诗中都有提及。此外高凤翰所绘《琅琊秦碑图》（图4）落款书“琅琊台看秦碑一首”，秦碑是著名的秦代琅琊刻石，位于今山东青岛市黄岛区琅琊镇，又根据《青州府志》诸城县沿革记载，诸城在秦代为琅琊郡，汉代为琅琊国，清代为青州府诸城县。综上所述，高凤翰所谓“琅琊”，位于山东省原诸城县境内，现并入青岛市黄岛区，所以《清画传辑佚三种》记载王延格为山东诸城人最为准确。

图4 高凤翰《琅琊秦碑图》纸本水墨

47.4cm×28.1cm 1734年四川省博物馆

高凤翰为何会创作巨幅画菊作品为王延格祝寿，并邀请诸多同道为其题跋？高凤翰本人在画中题记“岁在甲辰祀灶日，高凤翰画并题，为青霞老弟亲家屏供”，此外在其诗作《岁暮山中赠王青霞姻弟》中称王延格为“姻弟”，可知高凤翰与王延格除了是画友之外，更是亲家的关系，高凤翰《归云集》手稿残本《岁暮寄怀王青霞亲家山中》一诗自注云：“余次女适其第三儿，新寡。”由此可知，二者是儿女再婚之姻亲。同时《清画传辑佚三种》记载，王延格“为作盘山图，分之则二十四幅，各自成章，合之则一大轴，天衣无缝”，又云“所绘百种菊花谱虽染粉点色，取法于草衣道人，而冷艳淡逸之致，别有运用之妙”，由此可见，王延格最擅画巨幅通景之屏，而且尤擅画菊，高凤翰作《甘谷图》通景屏其一是为迎合王延格的作画喜好，其二是为亲家祝寿才会博采众长邀请诸位亲友为此画题咏。

画中题跋者年龄最长为张谦宜，字稚松，号山农，清代著名经学家、方志学家。张谦宜为高凤翰表兄，高凤翰在文集中载：“张谦宜，吾从舅石闾先生第三子。”他参与了高凤翰家族《胶西高氏世德录》的编撰。

值得注意的是，张在戊在卷首题记中称张谦宜为“家稚松兄”，张谦宜与安丘张家同为张姓，尽管没有见到相关文献记载二者的亲戚关系，但笔者在张谦宜诗文中找到线索，《七月廿六日至渠丘赠卯君弟》诗中有一段自述：“一别吾宗二十年，重来把臂各凄然。时弟托以先人墓表”，由此可明确，二者确有同宗血缘，但是何亲缘有待继续考证。

张谦宜在此画中题诗也最多，其中一句“王君能听我，屏画森开张。岁岁篘春酒，韦家互传觞”，此外他曾作诗《招西园表弟青霞亲家坐新屋剧谈饭后始别因赠》，从这两处记载来看，他和王延格也有较为频繁的往来。画中其他题咏者，张在乙隶书题七言一首：“高君寄我琅邪诗，如见扶桑射影时。写得菊泉能益寿，黄花万点照须眉。”（图5）张扶舆行书题七言一首：“高人雅意恋青霞，遥指十洲便是家。自有菊潭能益寿，不须海畔种桃花。”（图6）可见画中7人彼此都相知相惜，同王延格也都有所交集，因此合作绘制如此重要的作品相赠，既表达了对亲家、友人的尊敬，又饱含甘谷之菊延年益寿的美意，更是齐鲁文人和书画同道相互切磋技艺、交流思想的媒介。

图5 张在乙题跋

图6 张扶舆题跋

二、高凤翰与张在辛家族的交游

张在辛在《甘谷图》题跋中云：

余年四百四十五甲子矣，闭户静居，谢绝一切。新正五日，有扣门者，则高西园遣使投以画屏，悬泉鸣涧，清芬袭人，乃南阳甘谷图也，用寿王青霞长兄，属余题记，且篆其首。两弟见之，欣然有作，儿辈亦各吟咏，余复为此，未觉其赘。老眼模糊，不能细写，命儿敬舆代书，聊当一觞。

此题跋记述张氏在闭门谢客之时依旧接见高凤翰来使，并携兄弟子侄共为此画题咏，可见张在辛与高凤翰的交情非同寻常。张在辛，字卯君，号柏庭，又号子舆，山东安丘人，隶书学郑簠，印法得周亮工真传，是清初齐鲁印派的代表人物。安丘自古名人辈出，张家就是在当地有一定影响力的名门望族之一，明末便有声文坛，“嗣伦万历壬子举人，继伦天启丁卯贡士，绪伦崇祯辛未进士，兄弟三人同以文章名于时，齐鲁号曰三张”。张在辛父张贞，字起元，张继伦之子，博雅好古，工金石篆刻，尤工于古诗文，与王士禛为莫逆之交，“工古文词，名噪海内”。张在辛少承家学，深得人文润泽，与其弟在戊、在乙皆以古文词见长，著有《琐言》《隐厚堂诗集》等作品传世。

据文献记载统计，高凤翰与张氏一门的交游多达十余次，尤其是与张在辛，自清康熙五十年（1711）始，近乎每年一次，甚至经常到张家久住。雍正六年（1728），高凤翰南下安徽就职后，两人再未相见，仅有书信往来，互抒胸臆。高凤翰与张在辛关系如此密切，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一是有相同的家学渊源和处世态度。张在辛家学深厚，上文已做详述，自幼随父北游燕赵，南游吴越，结交天下名士，交流篆刻、绘画之法。高凤翰之父高曰恭，康熙三十八年（1699）举人，先后做过诸城、淄川教谕，善诗歌、文辞、书法，画艺精到。高凤翰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随父出行淄川，有机会与当时名士如李尧臣、高之㶠、张元、刘肇昌等人交游，花晨月夕，樽酒论文，得其指授，受益匪浅。张在辛与高凤翰都出身文人之家，又喜交游，广交同道，自然有相识的机遇。

二是有相似的科举遭际。张在辛为康熙二十五年（1686）拔贡，授观城教谕不就，后屡试不中，遂厌官场。高凤翰乡试自康熙四十一年（1702）始，亦屡试不中，直至雍正五年（1727）以生员举孝友端方，考列一等，方始出仕安徽。二者科举之路都颇为坎坷，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慨，在两人的书信往来中常谈及科举之事。高凤翰每次往返济南府参加乡试，安丘为必经之路，这为二人的交游提供了地理上的便利。

三是张家浓厚的文学氛围和丰富的典籍收藏，吸引高凤翰多次拜访并流连张宅。张在辛家族历代喜好收藏书、画、印，家有藏书楼“宝墨楼”，储书万卷。张在辛在《烬馀志略》中自言“崇祯辛未（1631），先叔祖成进士，自此家渐裕，书渐多，先叔祖既登仕籍，所至惟求书史，蓄积日富，构一楼庋之，颜曰宝墨楼，好事者呼为书楼。张家传至先君，承三公之业，亦无他好，惟市图籍”。其父张贞《杞田集》中也有一篇《宝墨楼书目序》，记录了张在辛家藏的渊源。高凤翰于康熙五十年（1711）到济南参加乡试落第，返回胶州途中，初次到访安丘张家，在参观了“宝墨楼”藏书后，叹为观止，并应张在辛邀请，读书于私人书房“春岑阁”，与张家兄弟书画酬唱月余始返里。高凤翰客居张家，得见大量金石、书画珍品，让他在学识与眼界上收获颇丰，其书画、篆刻，受益良多。

四是对印和砚有共同嗜好。高凤翰平生爱石嗜砚，自记“汇辑汉印约五千方，自制印及所收近代名印与朋侪投赠者亦数千方”，《国朝画征录》又载其“嗜砚，收藏至千余”，并择其精品165方，亲手雕刻，著成《砚史》一书，浓缩了高凤翰一生藏砚、制砚、铭砚的艺术成就，堪称诗书画印的完美结合，故而流芳百世。张在辛在《辑砚琐言》中自述：“余生平有砚癖，石可为砚者，砚之，即不可为砚，而貌之似砚者，亦充砚以供清玩。”又云：“三友砚，篠园砚赠南邨，分其半贻卯君，三人之情同季昆。”在两人的交游往来中，张在辛与高凤翰在藏砚方面志趣相投，并分享藏品。

以上种种因缘，让二人结下了深厚友情，即便张在辛长高凤翰32岁，二人却一直以兄弟相称。张在辛曾在《喜高西园至》一诗中写道：“病里时时忆季昆，君来好与我招魂。”高凤翰也曾作《病起赠张卯君昆仲》：“经秋伏枕淹孤客，几度关心到草堂。”文人之间的惺惺相惜之情，溢于言表。

三、康乾时期齐鲁文人的交游形式

除张在辛一门之外，高凤翰与张谦宜、王延格等人都有密切的交集，通过观察他们频繁的交游往来，可约略窥见清代康乾时期齐鲁文人学者间的多种交游形式。

其一，寄赠作品与作诗题跋。清人秦祖永在《桐阴论画》中将高凤翰绘画列为“神品”第一人，张在辛虽也善作画，但他和他的兄弟们更精于书法篆刻，因此经常在交游的过程中相互寄赠作品，各取所长。康熙五十年（1711），张在乙曾为高凤翰治印来换其画作，此后张在辛又为其削刻芙蓉石30方，高凤翰先后为张氏兄弟绘《竹石图》《花卉册页》《雨中海棠图轴》等多幅作品，并在诗中说：“肯把寒山一片石，换我剡溪五尺藤。”

康熙五十九年（1720），高凤翰在安丘张家度过春节，除夕张在辛为其作《南村草堂图》以解思乡之愁，同时高凤翰再乞张在辛作《杞城别墅图》，后将两画合为一卷，以取画中联居，永为友好之意，张谦宜也曾作诗《柬高西园求画扇》索画。

除绘画和治印之外，《甘谷图》题跋中人物颇负诗名，在交游的过程中经常为彼此写诗，并邀请为画作题诗助兴。张在辛作有《高西园契友久居济南余不得从》《高西园相寄聊当小札》《有怀高西园久客历下》《与高西园对饮》等，张谦宜作有《雪中贻西园表弟》《有怀高西园》《雪晴忆西园》等。在题画诗方面，张在辛曾让高氏为其《行云送怀图》题诗，又有《为高西园作三里河图并题》《题画芭蕉为张山农作》《题张卯君望洋图》等题画诗文，记录了彼此之间的赋诗题跋往来。张在戊在《甘谷图》题跋中最后一句记载“书完曹露繁适至，读画叫绝”。高凤翰到安丘访友，除了张家外，曹氏家族也是常往之处，每至必为曹氏兄弟作画作诗。

其二，互相学习借鉴。在交通与信息交换都受限的时代，交游活动变得更有学术价值。清初印坛兴盛，“篆刻一端，突过以往的各时代”，山东印坛尤其是以张贞父子为代表的印人，形成了独具风格的齐鲁印派，颇具影响力。高凤翰在吸纳众家之长的过程中，最认可的是张在辛的篆刻艺术。张在辛不但为高凤翰治印多方，并向其传授篆印之法，张在乙也曾为其镌印。张在戊则出其家藏汉碑数十种，与高凤翰一起赏析探讨。

这种互学互鉴的交游活动，对高凤翰的篆刻发展影响深远。在到访张家之前，高凤翰以藏印为主，自己篆刻仅是偶然为之。受张在辛的影响和启发之后，他开始钻研和主攻篆刻，由于天赋高，用功勤，终至大成。而且，高凤翰高超的篆刻技艺，对其画艺的提高也有很大的帮助，黄宾虹认为他的画作是“金石家之画”，是很到位的赞美。除了印学之外，交游对画学和诗学等领域都影响极广，齐鲁文人在书画、诗文领域都取得不凡的成就，交游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生活实践是艺术创作最主要的源泉，在交游中共同游览山水，也是文人学者不可或缺的内容。雍正二年（1724），高凤翰与王延格等人同游琅琊台，出游后作诗与作画多幅。《甘谷图》落款中亦云“昨从琅琊回，海山挟奇气”。高凤翰的诗文集中，这方面的作品比比皆是。

综上所述，通过对《甘谷图》通景屏题跋的研究，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清代齐鲁文人的交游行迹与交游信息，此过程不但是寄赠唱和、宴集娱乐、游览山水等，学习交流、同道述情亦是其主要目的。高凤翰在《甘谷图》题跋中呈现的内容，只是清代学者交游的一个缩影，清初的齐鲁画坛虽尚未形成一定规模，但正是有高凤翰、张在辛这样的学者在不断的交游过程中，互相切磋，学习互鉴，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才为地域文化营造了良好的学术氛围，让齐鲁画坛、文坛得以在这种良好的学术氛围中很好地继承与发展，反之也促使交流的方式更加多元化。

结语

高凤翰在《甘谷图》最后的题跋中云：“画家无小品，文家无小笔。只争落笔前，眼界与胸次”（图7）。高凤翰在一生的交游过程中历练、总结了艺术的真谛，眼界与格局才是艺术家创作的灵魂，交游不但丰富了文人学者的艺术思想和精神世界，也为文坛、画坛、印坛都留下了宝贵的资料，相对于著述和地方史志而言，既能反映作者的思想与活动轨迹，又可看作著述文献的重要补充。

图7 高凤翰题跋

如上所论之外，地域文化研究也无法脱离共时性的横向比较。高凤翰作为“扬州八怪”中唯一的北方人，其诗文和作品中的序跋酬唱、游记感怀，呈现出他广泛的交游圈，他在南下安徽等地任职、寄居扬州卖画期间，都在不同的地域与当地文化发生联系，这些还需要进一步钩稽梳理资料，以便更生动、更真实地还原历史关系及相关人物在特定历史时期的风貌。（注释从略详参纸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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