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令伟刘晓雨｜“文雅传统”与“中国风”背景下的波士顿画派研究

Original 《美术》美术杂志社

2024-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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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美术

Foreign Art

“文雅传统”与“中国风”背景下的波士顿画派研究

四川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张令伟

四川大学艺术学院硕士生｜刘晓雨

摘要：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波士顿画派是美国艺术史上的重要画派之一，其代表性画家同时也是美国印象派的先驱，对美国现代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结合图像分析和文化研究的方法，以塔贝尔、德坎普、帕克斯顿作品中的“中国风”元素为线索，重返波士顿画派的历史语境，分析“中国风”元素的来源及其对艺术风格的塑造，进而勾勒出以波士顿画派为代表的美国早期现代艺术如何在“文雅传统”的影响下，将中国乃至整个东方的视觉元素融入作品，从而反映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特有的文化杂糅与艺术交流现象。

波士顿画派（Boston School）是活跃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美国艺术家群体，以印象派风格和古典绘画传统而著称。波士顿画派的代表人物包括埃德蒙·查尔斯·塔贝尔（Edmund Charles Tarbell，1862—1938）、约瑟夫·德坎普（Joseph DeCamp，1858—1923）、约翰·辛格·萨金特（John Singer Sargent，1856—1925）、弗兰克·韦斯顿·本森（Frank Weston Benson，1862—1951）和威廉·麦格雷戈·帕克斯顿（William McGregor Paxton，1869—1941）等，这些艺术家都曾在巴黎朱利安学院接受训练，后来又在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学院（School of the 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任教，因此又被称作“波士顿学院派”。通过研究波士顿画派代表人物的作品，本文认为“文雅传统”对波士顿画派的风格塑造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体现在对“中国风”的吸收和融合方面。这些作品经常描绘优雅奢华的室内场景、身穿中国服饰的女性以及具有东方情调的家居物品。从表面上看，这些元素反映了美国上流社会对“中国风”的迷恋，但深入研究作品背后的艺术观念及社会背景便能发现，拥有学院派身份的波士顿画派艺术家们深受“文雅传统”的影响，他们通过带有“中国风”的画面语言，坚守理想主义的道德标准和高雅品位，进而创造了不同于欧洲印象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审美范式。

一、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流行于美国的“文雅传统”

波士顿画派诞生于复杂的历史语境，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的美国社会正被一系列重大变革所重塑。“美国的发展经历了从认同自我的欧洲化（殖民化）、塑造自我的美国化（民族化）到表现自我的国际化（世界化）历程”。美国早期文化的发展受到欧洲文化的显著影响。独立战争期间，美国与法国之间的交流得到加强，为美国社会吸收欧洲的深厚文化底蕴铺平了道路。此外，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跨越大西洋的贸易活动使大量欧洲艺术品流入美国，进一步促进了文化的全球流动。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美国社会形成了对欧洲文化的广泛崇拜，这种倾向融入社会主流，影响了美国的教育系统、艺术机构和文化政策。此外，19世纪末期美国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导致大规模的人口迁移，社会结构愈发多元，民粹主义、进步主义、新政等思想变革共同定义了一个充满动荡和转型的时代，进而在学术界引发了关于民族身份和文化融合的讨论。

在此背景下，部分学者开始反思这种变革带来的文化和政治影响。西班牙哲学家乔治·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提出了“文雅传统”（genteel tradition）这一概念，以此批判美国知识分子对欧洲传统的过分依赖。桑塔亚纳对“文雅”一词的运用充满讽刺意味，他将“文雅”与理想主义的价值观相连，用来描述那些遵循旧有欧洲传统、重视繁文缛节的美国上层精英群体。尽管文雅传统作为批判的对象被创造出来，但这种对理想主义价值观的坚守，同样在美国文化的发展中产生了积极意义。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和文化评论家保罗·福塞尔（Paul Fussell）提出，随着美国工业化的迅速推进以及消费文化的兴起，大量同质化产品涌入市场，新的大众文化引发的过度消费和低俗品位正在侵蚀中上层阶级的价值观，而文雅传统正是对这一现象的回应。文雅传统倡导高尚精致的文化价值，显示出对经典品位的渴望。在其影响下，19世纪末的美国上流社会曾掀起一股文化风尚，尤其表现为女性群体对艺术品、古董和家庭室内装饰的高度重视。“南北战争后，一些精英女性开始痴迷于收藏中国古董，因为这样可以更好地将自己与辉煌的历史联系起来”。稀有昂贵的收藏被视为教养、学识和财富的象征，反映了个人的高雅品位和文化深度。精英阶层用艺术品和古董将自己塑造成文化遗产的拯救者，同时在一些日常社交场合通过展示藏品彰显自身的身份地位，与其他收藏家建立联系。这种文雅传统引发的风尚作为延续文化理想的方式，深刻塑造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美国文学和艺术。

二、波士顿画派作品中的“中国风”元素

“中国风”（chinoiserie）是中西方交流过程中的重要文化现象，自13世纪晚期出现于欧洲。尽管“中国风”与“文雅传统”并无直接关联，然而它被视为一种体现异国情调和阶级品位的文化符号受到欧洲上流社会的青睐，成为影响美国早期殖民地文化的欧洲传统，因此可以被视作文雅传统的重要表征。在文雅传统的影响下，波士顿画派的艺术家将大量中国风元素运用到绘画中，尤其体现在人物服饰和室内装饰两个方面。

（一）服饰风尚

精美的中式服装在历史上曾被呈献给欧洲王室和贵族，象征着地位和奢华。自19世纪中期开始，随着部分沿海和内陆城市成为通商口岸，大量中国服饰传入欧洲和美国，出现在拍卖行、古董店和百货商店等场所。这一转变意味着中式服装不再仅仅是皇室贵族专有的奢侈品，而是成为更广泛的消费群体触手可及的商品。随着从贵族到中产阶级，从知识分子到社交名流等社会各阶层人士接触到中式服装，它的文化价值也随之发生改变。

在波士顿画派的作品中，中国传统服饰不仅是一种点缀画面的视觉元素，还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艺术家将中式长袍作为文化和艺术的交汇点，利用其独特的异国情调传递新的绘画风格和审美观念。埃德蒙·查尔斯·塔贝尔便是通过中国意象捍卫文雅传统的波士顿画派先驱，从他描绘日常家庭生活的绘画中，可以看到大量身着中国传统服饰的优雅女性。例如作品《接龙》（Solitaire，图1）表现了画家的女儿玛丽和她的母亲坐在房间里玩纸牌游戏的场景，光线透过窗户照亮了玛丽的脸颊和右肩，令她身上的红色氅衣格外显眼。这件氅衣具有典型的清代样式，领口、袖端和衣襟带有精致的绣花包边。

另一位波士顿画派领军人物约瑟夫·德坎普的绘画同样以优雅女性肖像和日常生活场景而备受追捧。例如在《皮尔逊小姐的红金肖像》（Portrait in Red and Gold of Miss Pearson）中，一位年轻女子身穿的红色刺绣氅衣成为画面上的关键元素。画家对金色如意云肩和袖口的反光处理，生动细腻地表现了奢华面料和精致做工。类似的服饰还出现在《红色和服》（The Red Kimono，图2）中，人物服装上的白色如意刺绣云肩、大襟、右衽和挽袖无疑是中式氅衣的典型特征。画家以“和服”为作品命名，显然是对清代氅衣的误认，这种误解恰好印证了当下学者关于中国风作为一种“文化想象”的共识：就中国风而言，欧洲艺术家和设计师借鉴了中国艺术和文化，但不一定了解其历史和文化意义。

图1 埃德蒙·查尔斯·塔贝尔《接龙》

布上油画 76.2cm×61cm 1927年

图2 约瑟夫·德坎普《红色和服》布上油画

122.6cm×102.2cm 1908年库莫尔艺术和花园博物馆

在当时的美国社会，中式氅衣以其独特的廓形、精致的刺绣和奢华的面料受到富贵阶层的青睐，成为别致时装、茶会礼服和居家长袍的主要选择之一。在越来越多的现代女性投身社会公共活动的背景下，波士顿画派画家将身穿中国服饰的优雅女性融入生活场景，正是对当时美国文雅传统的回应。美国历史学家爱丽丝·莫尔斯（Alice Morse）谈道，“女性，作为母亲和妻子，一直被看作国家精神、道德和文化的主要来源。整个家庭和族群的结构都依赖于她们的纯洁和自我克制的奉献：社会生活的魅力就建立在她们的优雅之上，其理想奠定了美国文明的最终方向”。从这一点看来，波士顿画派塑造的现代美国女性形象是高度理想化和传统的，而中国风元素的出场也恰好印证了他们想要借由异国情调来巩固的阶级品位和生活方式。

（二）室内装饰和收藏

除了体现在人物着装上的中国风之外，美国精英群体的室内装饰与收藏同样是波士顿画派作品中常见的中国元素。在文雅传统的影响下，富裕人士开始更加珍视从遥远东方舶来的瓷器、漆器、屏风、雕塑等物件。19世纪举办的世界博览会，特别是1876年的费城美国独立百年博览会和1893年的哥伦比亚世界博览会，使许多美国人第一次接触到中国商品，助推了中国风的广泛流行。这些珍贵的中式物件迎合了美国上流社会对新奇事物和优雅品位的渴望，它们不仅象征着18世纪之后中国风在欧洲大陆之外的延续，同样体现了美国社会对时代变迁和新兴消费文化的回应。

在室内装饰风格方面，美国作家和设计师埃尔西·德·沃尔夫（EIsie de Wolfe）在1913年的《好品位的房子》（The House in Good Taste）一书中有这样的描述：“有些墙纸图案装饰性很强，不仅诱人，而且引人注目。中国图案的墙纸尤其迷人。”可见中式风格的墙面装饰是20世纪初期美国室内设计的趋势之一。这一点从塔贝尔的代表作《C夫人的肖像》（Portrait of Mrs. C）中可以窥见。画面上，一位身着飘逸白色长袍的女士优雅地倚靠在椅子上，若有所思地凝视前方，身后是巨大的东方绘画装饰。塔贝尔巧妙地运用自然光线，赋予整体色调一种柔和的韵味，将主体人物与作为背景的东方绘画融为一体。《C夫人的肖像》描绘的室内装饰风格回应了当时美国上流社会对“理想家园”的追求。“理想家园”被视为日常生活和社交活动的理想场所，优雅的家居氛围旨在反映居住者的品位和价值观，而中国风元素在室内装饰中的运用，不仅美化了生活空间，更直接传达了精英阶层的文化修养和社会优越感。

自19世纪开始，中国瓷器在美国城市家庭中的接受度极高，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古董收藏类型之一，人们会专门定制橱柜对整套瓷器进行保存和展示，这套瓷器也成为家庭代代相传的传家宝。这种对瓷器的收藏和观赏同样反映在波士顿画派艺术家的作品中，例如德坎普的《蓝色茶杯》（The Blue Cup，图3）便是一件以东方瓷器为主题的画作。画家描绘了一名女仆双手握着一只青花薄胎蛋壳瓷杯，正迎着光源聚精会神地欣赏，眼神充满惊奇，身旁的圆桌上还摆放着另外一只瓷杯和一些青花瓷瓶。德坎普以精湛的笔法和光影驾驭能力，将杯子的通透质感和青色花纹刻画得十分真实，人物和静物的互动仿佛打开了一个叙事空间，使观者可以通过自由联想将空间不断重组。《蓝色茶杯》不仅彰显了德坎普的个人品位，也捕捉到美国精英阶层的文化理想。正如洛克伍德（J. Samaine Lockwood）指出，瓷器收藏热潮源自“一种历史意识强烈的精英努力，旨在将国家的价值观植根于神圣的过去，从而为战后的美国提供稳定性”。

图3 约瑟夫·德坎普《蓝色茶杯》布上油画

126.7cm×104.5cm 1910年波士顿美术博物馆

随着中国风在美国上层社会的兴起，中式屏风的装饰和艺术价值同样得到认可。屏风是中国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常用木、纸、丝绸等材料制成，装饰有人物、山水、花鸟等精美图案。20世纪初期美国上层群体对异国情调和奢华家居装饰的渴望推动了中式屏风的流行，屏风被视作“文雅家庭”的象征符号。波士顿画派艺术家威廉·麦格雷戈·帕克斯顿就曾经将屏风融入绘画，例如《茶叶》（Tea Leaves，图4）和《新项链》（The New Necklace，图5）等作品中都出现了中式屏风，它们构成女性人物日常活动的背景，与墙壁上的西洋画、柜子上的陶瓷仕女等各种东西方元素叠加在一起，通过画家的艺术化整合达到某种奇妙的平衡，共同营造了西方与东方文化邂逅的浪漫想象。

图4 威廉·麦格雷戈·帕克斯顿《茶叶》布上油画

91.6cm×71.9cm 1909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图5 威廉·麦格雷戈·帕克斯顿《新项链》

布上油画 91.8cm×73cm 1910年

三、波士顿画派对中国风的“挪用”与“再造”

中国风在波士顿画派作品中的投射体现了艺术如何跨越时间、空间和语言的差异服务于艺术家的创造性演绎。另外，中国风虽然作为重塑精英群体文化品位的途径流行于美国，但也因为文化挪用和异化而饱受争议。英国哲学家詹姆斯·杨（James O. Young）将“文化挪用”定义为“某个文化中的成员使用源自其他文化的事物的行为”。文化挪用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往往与身份认同和身份建构紧密相关，挪用者在挪用时总是有意无意地进行一种想象性的重构。

文雅传统推崇的上层社会优雅形象为挪用者提供了一种理想范本。在此背景下，文化挪用不仅是对另一种文化元素的简单模仿，更是对自我身份的深层次再造。这种基于文化挪用的身份重建，似乎成为一种社会认同的关键途径。通过对其他文化进行挪用，挪用者试图将自己融入特定的文化共同体中，以获得某种社会认同或文化资本。这种现象并非偶然，它与现代社会对“猎奇”“物以稀为贵”“异域情调”的兴趣有着不可忽视的联系。换句话说，文化挪用不仅仅是一种文化实践，更与身份、认同、地位和权力等一系列复杂的社会语义场相互交织。波士顿画派正是通过对中国风的挪用标榜某种“高级”品位，以此强化精英阶层的权力结构。

这种文化挪用现象大量出现在波士顿画派的作品中，例如塔贝尔的《静物与东方雕像》（Still Life with Oriental Statue）描绘了青花瓷花瓶和中式瓷像组成的静物小景。瓷像作为画面的视觉焦点，在绘画技法上借鉴了布歇（Francois Boucher）对中国器物的细节刻画，真实再现了陶瓷的光泽质感。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件雕塑在人物造型和服饰上呈现出中国造像风格，但面部五官却带有典型的西方特征。从这件雕塑可以看到当时的工匠并未追求完美复制，而是将其融入本土化元素，以符合自身语境下的文化建构方式。

类似的中国雕像还出现在塔贝尔的《埃德蒙·塔贝尔夫人》（Mrs.Edmund C.Tarbell，图6）中，该作品描绘了画家妻子埃米琳·萨瑟·塔贝尔的画像，她穿着黑色长裙，坐姿端庄，身后桌面上摆放着一件瓷质人物雕像。这件雕像与《静物与东方雕像》中的雕像在整体风格和造型上十分相似，似乎源自同一个摆件。然而，在人物头部的处理上，后者却与前景的塔贝尔夫人极其相似，画面人物和雕像都笼罩在右后方照射过来的柔和光线中，显得安宁而圣洁，以此隐喻塔贝尔夫人的高贵气质。画家显然针对性地选取中国元素进行创作，然后重新赋予画面一种洛可可式的整体氛围，这种氛围和意境并非原物所有，而是经过挪用形成的一种针对特殊文化语境的再造。

图6 埃德蒙·查尔斯·塔贝尔《埃德蒙·塔贝尔夫人》

布上油画 114.7cm×97cm 1933年

史密森尼美国艺术博物馆

事实上，文化挪用和再造现象频繁出现在与中国风有关的各个领域。17世纪以来，只有为数不多的中国风作品直接还原了从中国进口的商品，更多器物对纹样、器形和工艺进行了选择性接受。“中国丝绸上的植物、花卉、龙凤鸟类等图案，通常在传播中与中东和西亚的图案融合后出现在西方绘画上，或者再次与欧洲装饰图案相融合，成为一种更易被欧洲人接受的、在传承和发展中更具活力的装饰纹样”。“欧洲化”的中国装饰纹样曾出现在大量的欧洲艺术中。例如代尔夫特的陶艺师们深受中国瓷器影响，但并未直接临摹从中国进口的瓷器图案，而是采用了17世纪荷兰已经颇为盛行的经过变异的中国风图案；英国最著名的漆面家具制造商吉尔斯·格伦迪（Giles Grendey）的中国风漆器在装饰设计上大多使用雕刻图案的朱红漆面，而漆器的造型则采用纯粹的英国式样；1821年完工的布莱顿皇家行宫的内部装饰借鉴了乔治王子收藏的中国画，而行宫的外观建筑则直接采用印度风格。概言之，流行于西方的中国风是西方艺术家和工匠对中国元素进行挪用和再创作的结果，以此迎合欧美人的使用需求和审美风尚。

值得注意的是，有关中国风的文化挪用不仅塑造了他者眼中的理想化中国形象，同样也为本土艺术的发展注入活力。波士顿画派在将中国元素融入绘画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一种彰显文雅传统的美国印象派风格。尽管在表现技法上与席卷欧洲的印象派颇为相似，都注重光线色彩的主观运用和现代主义的“松散”风格，然而波士顿画派在绘画主题上却更关注上流社会的家庭生活场景，并通过中国风格的室内装饰和人物服饰固化精英群体的身份象征，区别于欧洲印象派侧重的现代生活场景和户外写生。这些差异不仅体现了地域文化的差别，也反映了艺术家对印象主义核心原则的不同诠释。因此，波士顿画派可以被视作欧洲印象派在美国的本土化实践，尤其体现了美国学院派画家在文雅传统影响下的传统道德使命和文化责任感。波士顿画派与中国风的相遇是美国现代艺术史上的关键时刻，在塑造20世纪初的美国艺术和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说19世纪前期以温斯洛·霍默（Winslow Homer）为代表的美国本土风格可以概括为从现实主义到印象主义的过渡，那么波士顿画派的绘画风格则是一种从印象主义向古典主义传统的回溯。正是波士顿画派对文雅传统的坚守，使得美国本土现实主义绘画成为与表现主义、立体主义和超现代主义等新艺术流派分庭抗礼的另一股重要潮流。

结语

东西方艺术相互激发，相互启迪，形成视觉审美上的对话。尽管波士顿画派把“中国风”作为塑造文化身份的一种手段，不可避免地带有文化挪用的后殖民色彩，但是“文化上的彻底收编从不存在。相反，文化杂糅才是文化碰撞的常态。而这个杂糅的世界又是以彼此融合却不融化、对立却又对话的姿态存在的”。从波士顿画派的创作中，人们能够窥见全球化进程中文化碰撞与交融的路径。如果以文化交流和互相理解的框架进行阐释，而非局限于权力和知识的模式，那么关于中国风的挪用就有可能从它的西方话语中脱离出来，成为促进跨文化交流和生产的积极动力。正如当今“文化中国”强调“从文化的立场，不是从政治和经济的立场来了解中华民族所共同组成的一个文化世界，它有全球性，不是一个狭隘的地域观念”。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同一个丰富的宝库等待着激活和创新。我们不应仅仅停留在自身文化语境下的探索与挖掘上，还应在跨文化的交流中，反思中华文化与其他文化的相互渗透，并在此过程中建立中华民族自身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与此同时，思考如何在不同文化的交融、碰撞、协商中，维护中国文化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以此应对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差异与混杂。（注释从略详参纸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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