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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与怀念】周有光：引导一代青年的思想家胡愈之
今年（1996）是胡愈老诞辰100周年。这100年间，中国历史充满着变乱和苦难。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青年们面对国家危亡而心情愤激。可是，中国往何处去？青年们在思想上找不到出路，万分苦闷。愈老是引导当时青年们走出思想苦闷的一位影响极大的思想家。我是当时受到愈老启发的青年之一。 那时候，愈老在《东方杂志》《世界知识》等刊物上发表一系列关于世界时事评论的文章，使当时的青年们知道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他高瞻远瞩，从世界看中国，不是从中国看中国，指出中国在当时世界中的地位和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青年们原来也知道一些世界情况，但是知识是零碎的，认识是模糊的，不能联系实际看到大局的动向。愈老的文章有如一服清醒剂，唤醒了青年们，把他们的零碎知识联系起来，成为综合观察、了解社会的基础。青年们从此恍然大悟，初次看到了自己的立脚点和奋斗目标。 30年代初期，我和同辈青年们读到了愈老的《莫斯科印象记》。这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可是它的影响之大，无与伦比。读过这本小册子的青年们都受到了电一般的感染，在可望而不可及的社会主义理想中，看到了具体的现实。当时作为社会主义革命中心的莫斯科，在愈老的笔下，放射出了希望的曙光。这本小册子在许多新思想读物中独放异彩，使一代青年产生强烈的心向往之的情绪。 当时，许多青年自学“世界语”（“爱斯不难读”）。我也是热心自学的一个。世界语原来是和平主义的语言技能。读了愈老的《莫斯科印象记》才知道，它还是革命的武器。当时苏联提倡世界语，愈老就是利用世界语在莫斯科进行活动的。许多人自学世界语，是受了愈老《莫斯科印象记》的影响。后来，苏联放弃了世界语，可是愈老在“文化大革命”之后仍旧提倡世界语。愈老认为，世界语作为一种国际辅助语，有多方面的作用，不因为英语的流行而失去意义。 1935年，上海文化界自动推行“手头字”。发起人有蔡元培、郭沫若、陶行知、巴金、老舍、叶籁士、愈老等20多人，而愈老是积极分子。“缘起”说：“我们日常有许多便当的字，手头上大家都这么写，可是书本上并不这么印，识一个字须得认两种以上的形体，何等不便。”当时有《论语》《太白》《世界知识》《译文》等十多种刊物自动使用300个“手头字”。这些刊物，有的是愈老所主持，有的是愈老所赞助。 愈老曾经提倡“写别字”，有人批评他走极端。其实，“写别字”对初学文字的人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初学文字的人实际是依靠“写别字”才能写信、写条子的。“写别字”就是“同音假借”。“同音假借”的结果是产生“音节文字”。日本的“假名”就是这样产生的，它使日文青出于蓝。20年代，山西和陕西某些钱庄，在总店和分店之间的通信中，用“同音假借”书写本地土话，成为保密的通信方法，自己人一看便知，外地人难于看懂。这是“同音假借”的一种实际应用。80年代张毕来设计一套“直音汉字”，这就是同音假借的“音节汉字”，对统一“直音”用字和统一音译外国人名地名有实际作用。 在“五四”白话文运动之后，愈老等在30年代又提倡“大众语”运动。“大众语”运动，在消极方面是反对当时的“文言复兴”，在积极方面是提高白话文的水平。当时有一批国粹主义者再次提倡“尊孔读经”，这引起新文化运动者的反击。同时，白话文本身出现了不健康现象，变成半文半白的“语录体”或者“新文言”，不符合文体口语化的要求，违背了文学革命的宗旨。什么是“大众语”呢？陈望道说：大众语是“大众说得出、听得懂、写得顺手、看得明白”的书面语；愈老说：大众语是“代表大众意识的语言”。前者说明大众语的正确形式，后者说明大众语的正确内容。“大众语”运动把“五四”白话文运动推向新高潮。 1955年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愈老担任副主任，领导具体工作。作为1955年举行全国文字改革会议的前奏，愈老开始大规模试行“汉字横排”，便利在汉字中书写阿拉伯数字和数学公式。在《光明日报》试行成功以后，第二年推广到全国的报纸、杂志、教科书和一般书籍。愈老在《光明日报》上写社论说：“习惯是可以改变的。”这句话是多么重要，“五四”以来提倡的汉字横排，到此基本实现。 1956年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是在愈老的具体领导下进行的。这个方案简化了515个汉字和54个偏旁。愈老对这些简化字和偏旁一个个作了仔细的推敲。1964年类推成为“简化字总表”，使三分之一的通用汉字得到简化。愈老认为，汉字简化是汉字的前进运动，是大众的需要，尤其是小学生的需要。作为现代汉字的法定规范，40年来已经在12亿人民中广泛通用，并由联合国正式采用。它使汉字向便学便用前进了一小步。 在1958年公布《汉语拼音方案》之前，拼音究竟作为辅助工具还是作为辅助文字，在政策上还没有确定。方案公布时才确定是辅助工具而不是辅助文字。愈老对拼音的作用有全面的和长远的看法。他认为，拼音对中国的现代化有深远的作用，是当时三项文改工作（简化、推普、拼音）中的主要工作。在拼音草案发表之后，愈老叫我负责编辑《汉语拼音词汇》，不仅作为拼写“字”的规范，更重要的是作为拼写“词”的规范。愈老请当时在上海养病的有名学者傅东华用通信方法帮我收集词条。这是愈老重视处于困境的傅东华的才华，同时重视《汉语拼音词汇》的意义。这件事成为“文化大革命”中批判愈老的一个题目，但是我认为愈老这样做符合中国传统道德，有利于发展文化，是正确的，值得饮佩。 在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之后，愈老给1979年高等院校文改教材协作会议送去书面发言。他说：“在西方，冲破中世纪的暗时代，首先是从文字改革开始的，这就是打破教会僧院所垄断的旧文字，创造和群众口头语相结合的民族新文字。这才产生了启蒙运动，产生了资本主义的产业革命。在中国，不可能有例外。”这句话有深刻的含意。它指出了语文发展跟社会发展的关系。这个历史发展的观点，是愈老许多创造性的重要见解之一，值得历史学者和语文学者加以研究。 愈老的高深学问几乎全部是自学得来。他的自学能力之强，悟性之高，透视之深，使人惊异，是青年们的楷模！1955年全国文改会议之后，文改会要把我从上海调来，我说我对语言学是外行，调来改行不适合。愈老说：这是全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我于是服从调遣，终于改行。愈老常常在晚上来我家讨论文改问题和文化问题。我能在愈老的领导下工作，得到他的思想启发和人格感染，是莫大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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