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昌淦：说儒

原载《群言》1991年10期

 
近一个时期，海内外学术界讨论儒家和儒学，颇为热烈。我对这一问题，有一些看法，略述管见，以就教各方学者。 

定义难定

 据悉，讨论的问题之一是给儒家下定义。不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私意以为，定义不好定，因而不必“下”。 古文献的解释就不一致。《说文解字》谓，儒是“术士之称”。西汉有“儒术”一词。或谓儒是优柔，“懦弱畏事”（《荀子·修身篇》注）。推崇的如《周礼·大宰》说：以道得民曰儒，注谓“儒亦有道德之称”。或云：“通天地人曰儒。”（扬雄《法言·君子》）汉代以后，凡宗孔子之道，通称为儒。然而，自称尊奉孔子，实际上歪曲、违背孔子之道的后世所谓儒家，大有人在，特别是假道学先生。名实既不相符，定义也就难定。

孔子

 从孔子以后两千几百年里，自称为儒，或被称为儒的多不胜举。但他们的政治主张、生平抱负以及行为等都不尽相同，或有很大差别，甚至尖锐对立。所以，对历代诸儒，要作历史的具体考察，不可一概而论。 

历代儒家诸形相

 孔子曾教导门人子夏，要“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可见当时的儒已有君子和小人之分，二者在人品上是有很大差别的。 孟子虽继承孔子之道，但有扬弃，有发展，有差异。 《韩非子·显学篇》说：自孔子之后，儒分为八，其中有子张、子思、孟氏与孙氏（即荀子）之儒，取舍不同。 荀子认为，儒有大儒、小儒、雅儒、俗儒、偷儒、贱儒之分。他推崇周公、孔子为大儒，实亦自命为大儒；讥孟子不知法后王而欺世求衣食，是俗儒；斥子张、子游、子夏为贱儒（《儒效》《非十二子》等篇）。荀子和孟子在性恶与性善，法后王与法先王上是对立的，至于重仁义，尚贤使能，为臣从道不从君等主张，又有共同之处。 

孟子

法家韩非认为，工文学而主张行仁义者为儒，用之则乱法，应严禁和取缔。 秦汉以后，儒家有很大变化。 秦始皇及二世采纳韩非的学说，四次兴起思想言论大狱，前后屠杀儒生一千几百人。有些儒生，如孔子裔孙孔甲等，愤而参加反秦起义战争，多半牺牲了。几次死难的儒生中，有不少是精英，或直言不讳、批评专制暴政，或勇于参加反抗战争，这是儒家诸形相的一种类型。

幸存下来的儒士，或屈服于专制淫威，或为谋衣食，不惜面谀，说违心之言，依违两可。颇有名气的叔孙通可为代表。他原系秦博士，以面谀二世得逃虎口，投奔项羽，继又降附刘邦。刘邦不喜他穿儒服，便改短装。后又率领一批儒生，为汉高祖设计并演习“朝仪”，得到赞赏，官拜“太常”，得赐金，诸弟子儒生皆封为郎。这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帮闲”。 董仲舒是赫赫有名的汉儒。他也曾委婉地劝说汉武帝，要救䘏贫民，限制富豪，废除奴隶制，任德教不任刑，兴太学，重孔子六艺之科，等等。这些可算是继承孔子的遗教。但他在贤良对策中，却顺着皇上的意旨，说汉兴是受上天“符命”，并大讲灾异之变，又肉麻地阿谀汉武帝“爱民好士”、“至德”、“尽美”云云。这些又不符合孔子为人之道，与荀子学说更大相径庭。刘向、刘歆父子称颂董仲舒可比伊尹、吕望等圣人；而《汉书》本传赞则说他还不如子游、子夏。荀子讥评子游、子夏为贱儒，据此，则董仲舒连贱儒都不如了。王夫之斥责他“称天称鬼以疑天下”，对后世士风影响很坏。

董仲舒

 自董仲舒始，儒学渗入了符命、谶纬、灾异谴告等阴阳家之说。 东汉章帝召集诸儒，在白虎观讨论经典，大讲符命、谶纬之说，作为钦定经学，儒学神学化至此达到顶峰。 但这只是两汉儒学的一个流派。 西汉初期，博士官形同虚设。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兴办太学，设置五经博士，教授生徒，计《尚书》《周易》《诗》《礼记》《春秋》五科共12人。后有增加，王莽时至30人。博士所带弟子即太学生，初定额50名，后增至3000人，东汉后期曾达3万余人。博士弟子应试，能通一经以上，即可补官。这是当时儒士儒生们的主要出路。此外，通过贡举，如举贤良方正、明经、孝廉以及特别征召等出而做官的，也大都是儒士。汉代儒家有很大发展，人数之多，远超过前代，在中央和地方行政机构以及教育、学术领域，都占据重要地位。 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由于汉家天子或当权者的供养、支持和选拔，但其目的则在于控制和利用。一些儒士，如董仲舒、贾达、丁鸿等，为求富贵，便附会符命、图谶之说。不少儒士不讲图谶，只记诵经典，讲解章句，重在训诂，有所区別，属于另一流派，但他们也是为王朝培养官吏。 也有一些精英，如贾谊批评秦亡天下由于不施仁义，劝汉文帝采取保护小农政策。桓谭反对谶纬说，几遭杀身之祸。桓帝、灵帝时，一群太学生不怕坐牢杀头，敢于反抗腐朽黑暗的政治势力，议论朝政，品评公卿，发扬了正气。他们继承了先秦儒家的优良传统。
 魏晋崇尚玄学，南北朝佛教流行，儒学一度衰微，到唐代始受重视。 唐太宗命颜师古考定五经，又命孔颖达等编写《五经正义》，作为审定教材，颁行天下。科举考试有明经科，但没有独尊儒术，对待学术和宗教，采取兼容并蓄政策。唐太宗也重视佛教，并大力提倡，唐高宗和玄宗则极力尊崇道教，追号老子李耳为太上玄元皇帝，孔子只追谥为文宣王，比老子低一级。因提倡文学，科举考试，进士比明经更受重视。不过，儒学仍占重要地位。儒家辈出，思想学说不尽相同。韩愈自称直接继承孔孟道统，其实是发挥董仲舒的性三品说与天命论，同柳宗元等相对立。与韩愈关系密切的李翱在《复性书》中，又渗入了禅宗思想，为宋代理学的先声。 宋代儒家情况很复杂。理学家只是儒家的一个派别。程颢、程颐也自称直接继承孔孟。朱熹和二程论理气关系，略有不同，他们都舍弃了张载民胞平等说。朱熹和陆九渊又有客观与主观唯心论之争。程朱和明代的王阳明都强调，要“灭人欲”以“存天理”。所谓天理主要指维护君臣之间的主奴关系。 

朱熹

《宋史》既有道学传，又有儒林传。后者所列，既有邵伯温、陆九渊和朱熹弟子蔡元定等，又有与朱熹对立的叶适、陈亮，以及著名的经学家、史学家。二传之外，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是儒家的改革派，司马光是反变法的保守派，文天祥等是爱国派。 自北宋哲宗至南宋宁宗，程朱理学在政治上常遭压抑。到理宗淳祐元年（1241），贾似道当权，程朱从祀孔庙，王安石被逐出孔门，理学成为钦定哲学。达官朝士大多为朱熹的徒子徒孙，都是“不才愦愦”不通世务之流。南宋也随之衰亡了。 明成祖命朝臣辑录两宋理学家的陈词滥调，题为《性理大全书》；又辑程朱关于《论语》《孟子》《诗》《易》等注解及传，称为《四书大全》和《易传》等，颁行全国，作为钦定教材及科举取士的依据。程朱理学成为封建皇帝施行思想文化专制统治的工具。这引起青年学子的极大不满。王阳明因此提倡“心学”，以图补救，很受欢迎，风靡一时，但遭到当权者的压制。清康熙皇帝再度推崇程朱，不许批评反对。这是理学两派的对立和斗争。 17世纪后半叶，几位大儒，如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朱舜水、颜元、李塨等，对理学展开了严正而尖锐的批判（详见拙文《明末清初进步学者对理学的批判》）。（一）谴责宋明理学家空谈心性，以致误国。认为北宋亡于金，南宋亡于元，明亡于清，理学罪责难逃。斥王阳明学派是“小人无忌惮之儒，害风俗”，导致亡国；讥朱熹徒子徒孙是贱儒。（二）驳斥各派理学家宣扬的“存天理、灭人欲”谬论，说这违背了孔孟学说的主旨。（三）批评程颢的“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理论，斥之为“小儒”的反对孟子圣人之言的妄说。（四）批评程朱宣讲的理学，毒害青年学子，有如砒霜，完全违背孔子的教育方针。

顾炎武

 孔子、孟子所提倡的是：重道义，轻富贵。做官是为了行道。道不行，若无道之国，无道之君，或君不以礼相待，则宁甘贫贱，不做官，不事君，实即无所谓忠君。君有过，当强谏，屡谏不听，亦当弃官而去。若虐民太甚的暴君，可以推翻，也可以杀。这是君道观。为政之道，重在保民，使小农能养活父母妻子，免于饥饿死亡；进而使其富足，并受教育。要取信于民，要得民心，要满足人民的物欲。民意即天意的体现。为士要讲求立身处世之道，做到上无愧于天，下无愧于人，贫贱不移志，威武不能屈等等。这才是孔孟之道的要旨。 黄宗羲等儒学大师承袭了孔孟学说的精华，加以发扬，针对当时社会政治的实际问题，既批判了理学，又提出一系列进步的改革主张，如：（一）反对“家天下”，反对君主专制，提倡民主和分权，批判忠君论，认为出而做官，是为了济世，是为天下，为万民，不是为君王服役。（二）主张均田，至少也要限制地主占有过多田产，并减少地租。（三）改革教育，按照孔子六艺之科，提倡务实，既重经学和文史，也重视理工科和军事学。（四）讲求孔孟提倡的立身处世之道，坚持正义和真理，历忧患死生，不动摇，不屈服（王夫之等），不要“媚世”（顾炎武语），阿谀权贵。

儒学的现实意义

 这是近年来海内外讨论儒学中的另一问题，甚至提出它和现代化的关系。我认为，不应笼统地提儒家和儒学。综上所述，自孔子以后两千几百年里，有这么多变化，有这么大不同，要鉴别异同，才有比较，才能决定取舍，才谈得上有无批判继承的价值。首先要谨防假冒，揭穿理学家既歪曲孔孟学说的主旨，又自称直接继承孔孟道统的自欺欺人之谈。对待其他进步学说，也应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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