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与怀念】一个诗人的天职，一位画家的使命——追忆丰子恺先生

原载《群言》2015年10期

丰子恺（1898年11月9日—1975年9月15日）

在我很小的时候，家中有一幅黑白小画，木框框起来，放在床头作装饰。黑白小画上题字“阿宝赤膊”，署名“TK”。那时候我并不知道画的作者是谁，只是觉得这画很特别，简约洗练。《阿宝赤膊》既是毛笔所作，却又少了些国画的韵味；画笔的线条既有西方速写的技法，却又是用墨汁而非炭笔作成。这样不中不西的画作我是头一次见到。后来，我知道“TK”是子恺英文的缩写字母。

《阿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

丰子恺的画特别，甚至他的画风成就了一个专门的名词——子恺漫画。丰子恺不是国粹派的拥护者，也不是西化派的扛旗人，中国画看“心”，西洋画重“眼”。前者笔情墨趣，后者讽刺滑稽。而他选择了中间地带，不偏不倚，恰到好处。张僧繇画龙时在龙眼处的妙笔一点成就一段佳话，因这一点让画有了魂儿。丰子恺的画也常有这妙笔一点，与用画笔点睛不同的是，他的画常用诗点睛：门廊处，竹帘卷起，桌上摆着茶壶和三盏茶杯，远处一弯新月悬在半空。这是画里所有的形态，丰子恺就在这幅急就而成的小画旁题了一句小诗：“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中国画的情趣呼之欲出。如此一来，子恺漫画不仅有西洋画重形的态度，也有了中国画写意的精神。这种小画一直伴随着丰子恺的一生，他画出了自己人生的辛苦与坎坷，也画出了他高尚的人格。

丰子恺的画也是有生命的，有人说这样的画在他以前没有人画过，在他以后也没有人画过。当年，丰子恺的画很便宜，许多小商小贩都会用他的画做自家店里的装饰。他的画流传很广，就连不识字的人也能读懂画中的深意。几十年过去了，仍旧可以看到这些小画点缀着许多城市的街头。艺术的生命力关乎日常，丰子恺一生都在践行着艺术的启蒙与普及的志向，甚至可以说，在那些战火纷飞的日子，他的画有了审美拯救的形而上意义。丰子恺的画率真、儒雅、恬静、幽默，也有着那个时代的悲悯与辛苦。他画战时沦陷区的老师在树下教孩子写“中华万岁”；画母亲背着背篓里的孩子逃难；《战时的狗》中骨瘦的黄狗叼着一只滴血的脚做食物；封锁线后的小楼旁仍旧杨柳依依，春燕环绕，只是画旁题字：“燕归人未归”。寥寥数笔，背后却是说不尽的故事。有人问丰子恺，绘画到底有什么用？他答：“纯正的绘画一定是无用的，有用的不是纯正的绘画。”有生命力的绘画不在乎技法的高超，在乎作画人与赏画人的情感，若失了情感，再明艳的画也是无用的。

1937年丰子恺在缘缘堂作画
“漫画”一词本就是由日本舶来，丰子恺早年留学日本，受到了日本画家竹久梦二小毛笔画的启发。偶然的机会，丰子恺翻到一本竹久梦二的画册，一幅题名classmate的画作吸引了他。一位妇人坐在黄包车里，穿衣打扮俨然日本上流阶层的样子。就在黄包车转弯处，与街道旁的另一个妇人擦身而过，这位妇人蓬头垢面，身后还背着一个孩子，与贵妇眼神相遇的瞬间显得窘迫而局促。就是这样一幅画让丰子恺觉察到了世间的不平，两个女子多年前是同学，也许是因为嫁人的缘故，中年的境遇竟有如此大的差别。丰子恺曾评价竹久梦二：“其构图是西洋的，画趣是东洋的；其形体是西洋的，其笔法是东洋的。自来综合东西洋画法，无如梦二先生之调和者。他还有一点更大的特色，是画中诗趣的丰富。”此后，在丰子恺的画作中便有了这样一种集形的美感与诗的意味于一身的毛笔小画。
2013年8月间，我拿着一张地图，到了上海陕西南路，一个叫做长乐邨的居民小院儿。小院儿里挂着晾衣杆，种花种草，琐碎又日常。因为带着对画家的景仰，在我心里这个普通的上海民居是不平常的，因为丰子恺曾在这里生活过，这也是他最后离开这个世界的地方。丰子恺的旧居没有武康路巴金旧居那样气派，也没有大陆新村鲁迅旧居那样严肃，小楼在市井，是一幢西班牙风格的建筑，但它实在不够显眼，若不是院门口竖着一个牌子做标注，实在不容易寻见。我想这样的气质正是丰子恺画的气质，他是一位世界级的艺术大师，却又是一位最民间的艺术大师。正如他给这间小楼取的名字一样，丰子恺说在这个三面都是玻璃的阳台上可以看到日月星转，于是取名“日月楼”。他还题写了“星河界里星河转，日月楼中日月长”的对联挂在墙上。诗意的“日月楼”背后也有令人心酸的故事。“文革”期间，一家人挤在小室中，丰子恺提出把这不大的阳台当做自己的书房兼卧室，靠墙一角放着一张一米五左右的床铺，在他的后半生，他都是蜷缩在这张小床上休息的。也就是在这见方的“日月楼”中，丰子恺完成了大量漫画。朱自清说，丰子恺的漫画像一首首带核儿的小诗，看到他画的人就像吃橄榄似的，老嚼着味儿。
丰子恺的画风一生未变，许多人模仿他的画，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珍爱他的画。“最喜小中能见大，还求弦外有余音”，这是丰子恺对自己画的期待与实践。正如当年他在日本街头翻到的竹久梦二的小画，仅仅是两个身份迥异的妇人擦身而过的场景就透露出了社会的怪相与人世的悲凉。《只有一个烟囱有烟》是丰子恺画于1948年的一幅小画，画面被一排排矮屋充满，没有一个人，只有一只在石板街上觅食的瘦骨嶙峋的狗，连排的矮屋中只有一户的烟囱里冒着烟。画面并不复杂，却弦外有音。丰子恺没有画饥民的惨相，那唯一冒着烟的烟囱就是饥饿最好的明证。《乱世做人羡狗猫》《卖儿郎》《却羡蜗牛自有家》《洋房四面是茅棚》，一幅幅画作透着他深刻的悲悯与同情，成为一首首无声的诗。然而，丰子恺的画不单记述苦难，其中也不乏幽默与童趣。丰子恺画儿子穿了爸爸的衣服，也画孩子用蒲扇当马骑；他画女儿百无聊赖地仰靠在躺椅上消夏，也画孩子在花盆里种下花苗；他画兼母的父，也画慈祥的母。对“家”的记录一直是丰子恺画笔的重心。“家”是他自己的小家，也是民族的大家。在丰子恺译夏目漱石《旅宿》中有这样一段话，“无法迁出的世界如果有难处，那么必须使难处的地方或多或少地变得宽裕，使得白驹过隙的生命在白驹过隙的期间好好地度送。于是乎产生诗人的天职，于是乎赋予画家的使命”。艺术“人生化”，人生“艺术化”。生活不易，丰子恺却用他达观的态度看到苦难中存有的温情。他的画作没有一幅不在表现日常，而他的人生也履行着一个艺术家的使命。
时代的悲哀出现在丰子恺的方寸画幅中。一个有着家国情怀的人，是很难躲进小楼成一统的。在抗战的年月里，丰子恺会把自己的孩子聚集在身边，为他们诵读鲁迅先生的小说，他常常动情地流泪，孩子们也会流泪。早在1937年，丰子恺就有了漫画鲁迅小说的想法，他说他要给鲁迅先生的话装上一个麦克风，让他的声音可以扩大，让老人孩童、纤夫走卒，让那些不识字的人也可以读鲁迅的小说。丰子恺画好了54幅漫画《阿Q正传》，准备付印时，日军轰炸了印刷厂，连同这54幅画都炸毁了。1938年，丰子恺重画《阿Q正传》，没有想到的是，这次的画稿又一次毁于战火。直至1939年，第三次重画的《阿Q正传》终于刊印出版。丰子恺在出版序言中写道：“将来的中国将不复产生阿Q和产生阿Q的环境。”从1939年到1949年，在这十年的时间，《漫画阿Q正传》刊印了15版。经过许多年的沉积，画译鲁迅小说成为丰子恺给新时代的献礼。《阿Q正传》《风波》《故乡》《孔乙己》《药》《社戏》《明天》这些小说都成了丰子恺的漫画题材。所以有人说，鲁迅的文章里有丰子恺的画，丰子恺的画里有鲁迅的精神。丰子恺真的给鲁迅先生的声音装上了麦克风，他也给一个时代的历史装上了麦克风，让许多后辈可以真真正正地感受到那时的声音，经典的艺术作品可以跨越时代和地理的界限。

丰子恺曾做“三层楼”的比喻，他说，“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一个三层楼”。绝大多数人拥有一颗世俗的心，少数人拥有艺术的心，而真正拥有宗教的心的人又是少数中的少数。丰子恺说自己的老师李叔同是一步步走到了第三层，而他自己却始终停在第二层，虽如此，他也努力扶着楼梯，尽最大的力气往第三层爬，望望楼上的风景。孔子说“绘事后素”，意思是在描绘后还可以彰显事物的本色。丰子恺的绘画基础是人生的第一层楼，洋车夫、卖花女、职员、警察、学生这些最普通的人是子恺漫画中的主角，但他并不仅是简单描摹日常的生活，他在自己的《教师日记》中写道：“我教艺术科，主张不求直接效果，而注重间接效果，不求学生能作直接有用之画，但求涵养其爱美之心，能用作画一般的心来处理生活，对付人世。”丰子恺用一颗艺术的心看到周遭的一切，也教导学生如此，艺术是可以普及大众的，子恺漫画从来不是曲高和寡的博物馆藏品，他的画联接着人生的一层与二层。有人说丰子恺的画难登大雅之堂，缺乏画艺。好友朱光潜评价丰子恺说，“子恺从顶至踵是一个艺术家，他的胸襟，他的言动笑貌，全都是艺术的。他作品有一点与时下一般画家不同的，就在他有至性深情的流露”。这种“至性深情”在画家离世40年后，人们依旧铭记。

《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

当年我造访丰子恺旧居时，看到在接待处有一本读者留言本。诸多读者中有来自内地的、香港的、台湾的，甚至还有来自海外的。他们来到这幢不起眼的小楼，只为追忆这位大师，为了看他的画，听他的故事。两年过去，我仍旧清晰地记得那个夏天的上午，登上木质的楼梯，带着一颗敬虔的心，和来自四面八方的读者一样，用心聆听画家来自那个时代的声音，绵延又笃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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