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府路到太平胡同 ——民盟总部迁移记

庆祝中国民主同盟成立79周年

79年前的今天，中国民主同盟在重庆特园成立，随后的15年里，重庆、南京、香港、北京，先后成为民盟总部所在地。有成立之初的艰辛，有特殊时期所遭受的压迫，民盟始终坚守初心，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作出重要贡献。

今天，让我们共同回首民盟总部四易其址的15年，铭记历史，积蓄向未来前行的力量！

“本同盟总部暂设首都所在地，遇必要时得由中执会决定迁移之。”这是民盟《组织规程》中关于总部设址的规定。依据这一规定，在1941—1956年的15年里，民盟总部从重庆到北京，四易其址。迁移之旅虽曲折坎坷，但坚毅执着。民盟在时代的流变中，不断调整自身，逐步完成了组织的蝶变。

民盟总部在重庆

自1941年成立起，民盟总部就在重庆，然而其具体地址在哪里呢？

1945年年初，民盟重庆支部曾进行选举，共设两个选区，一个在信义街，另一个在特园，说明这两地与民盟关系十分密切。先说信义街39号。这里是青年党党部，也是左舜生的住所。民盟成立之初，左舜生是日常事务的总揽者，民盟的很多活动都在其寓所开展。

再说特园。它居于民盟内部各党各派主要活动地的“扇钉”枢纽，人员往来十分便利。这里常聚八方来客，是张澜莅渝住地，特园主人鲜英后来也担任民盟中委。因此，民盟成立、改组以及“一大”等重要会议都在这里进行，毛泽东三次在此会见张澜，有人说特园是民盟“没有挂牌的总部”。

特园

此外，还有民盟酝酿地重庆新村、第三党党部半山新村、职教社办事处张家花园以及救国会办公地马鞍山等，但这些都不算固定的民盟总部所在地。事实上，民盟成立之初，总部组织尚不完善，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人员及经费，多是部随人移、人随事转。直到1946年政协会议召开前夕，民盟总部才有了固定的办公场所。

陪都国民政府所在地迤南有一条半环抱状的路，叫国府路。政协会议期间，国府路300号是民盟代表团的办事处。办事处毗邻荷兰大使馆，房子独立在花草曲径中，走廊上有几根粗而圆的柱子。办事处设有秘书处和顾问室，除了周新民等工作人员在此常住外，会议期间，黄炎培等代表也临时住于此处，这里终日人影杂沓，是民盟实际活动的中心。办事处从设立到迁离重庆，不过半年时间，但民盟总算有了一个独立的办公场所。为力促政协会议成功举办，民盟代表及工作人员在这里向社会发出征求民意的函件数百封，招待中共及民盟代表团顾问，与中共代表深夜长谈。会议之后，他们又多次在此招待中外记者，发表时局主张，坚持政协路线。此外，民盟总部机关报《民主报》报址也一直在此。

国府路300号民盟总部外景

民盟设立总部，能理顺与内部各党派分部的关系，民盟昆明支部等地方组织建立后，又领导起地方分部的盟务。1945年10月民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民主同盟组织规程》完善了组织架构。总部机构包括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会，常委会下设14个处会，另因工作需要可设专门委员会；地方组织包括总支部、省及特别市设支部、县级普通市设分部及区分部三级。随后召开的民盟一届一中全会，决议在全国设置西南、西北、东南、南方、东北、华北及海外七个总支部。1946年4月28日，民盟第七次中常会在国府路300号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盟内党派关系、规范地方组织等六个文件。至此，民盟总部成为一个集中领导、能够理顺上下和协调内外的中央领导机构，为民盟组织后来的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5月8日，梁漱溟离开重庆，赴南京总部领导盟务。次日，张澜致函周新民，对结束重庆总部事务作了指示。在重庆的四年里，民盟由联盟性质的松散组织起步，在坚持“抗日、民主、团结”中蓄积力量，在奔走“民主统一、和平建国”中发展壮大，逐步成为组织健全的政党。

民盟总部在南京

抗战胜利，还都南京，各方自然满怀欣喜和希望。

1946年5月，民盟中委李文宜由重庆飞赴南京，到民盟总部一看，却对其状况“很不满意”。据她的回忆文章，总部机关分设蓝家庄和高门楼两处，周围都有特务监视。蓝家庄的房屋，楼上可供来京的中委居住，楼下一间卧室住着罗隆基，另有一间会议室。而总部秘书处、组织部和宣传部则设在高门楼，因为空间局促，辛志超甚至住在厨房里。

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迁返南京后，民盟总部也迁往南京。图为民盟总部在蓝家庄15号（左）和高门楼（右）的办公处。

办公条件差，工作开展也很困难。国民党背离政协路线，不仅和谈无诚意，还非法召集国民大会，对民盟的压迫也不断加强。虽然如此，民盟总部各部处人员依然坚守阵地，处理盟务。比如秘书处，除了赴昆明调查“李闻血案”外，还以总部秘书处名义，就浙鄂等地有人冒充民盟行骗一事发布紧急启事，向各级民盟组织发布关于广泛宣传总部决定及张澜主席指示、坚决反对召开“国大”的紧急通告，致函参加“国大”的民社党党籍盟员要求其退盟。

虽然总部机关设在南京，但多数民盟领导人在上海，很多重要活动也在上海开展。从总部的政治活动看，“国大”可算作分界线，之前工作重心在南京，后来转移至上海。这种变化，完全是基于民盟坚持政协路线的立场。

1947年1月6日至10日，民盟一届二中全会在上海愚园路联安坊11号章伯钧寓所召开。会议通过了十项重要决议案，确定了“简化总部，侧重地方”的组织工作路线，还对总部机构作了调整。

3月，国共和谈彻底破裂，中共代表团撤离时，将南京、上海、重庆等地的遗留财产委托民盟代管。其后，上海马思南路的周公馆成为民盟商讨时局、开展活动的重要场所，南京总部也由蓝家庄15号迁至梅园新村30号，办公条件大为改善。据叶笃义回忆，为表庆祝，总部还大宴国际友人。然而，之后时局不断恶化，国民党当局对民盟更残酷的压迫接踵而至。

6月初，在上海、成都、重庆等多地的大逮捕中，上百名盟员被捕，原定的全国代表大会也无法如期召开。7月4日，国民政府发布“戡乱总动员令”。10月7日，民盟中常委杜斌丞遭枪杀；23日起，南京民盟总部被特务包围和监视，上海马思南路民盟办事处有警察前去查视，永嘉路集益里张澜寓所也被军警特务包围；27日，当局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黄炎培代表民盟赴南京交涉。11月5日，民盟在集益里召开中常委扩大会议，迫于形势，决定宣布民盟自行解散。次日，以主席张澜的名义发表解散公告。

民盟宣布解散后，新华社赓即发表时评《蒋介石解散民盟》，寄望民盟“走向较之过去更为光明的道路”。几日后，黄炎培在《国讯》发表《我与民盟》，沉痛表示：“民盟已矣，自我发之，自我收之，知我罪我，其唯春秋。”稍晚，罗隆基和张澜先后住进虹桥疗养院。沈钧儒、章伯钧、周新民则先后秘密离开上海。

民盟总部在香港

告罗士打道，是香港湾仔一条“洋泾浜”街道名。告罗士打道50号是一栋四层楼房，这里曾是川人所办的和成银行办事处。刘文辉、龙云给民盟的捐款多由该行办理，张澜上海集益里寓所也为该行宿舍。1946年元旦，民盟南方总支在香港成立，办公地点就设在银行办事处，总支机关刊物《光明报》社址在二楼；同年2月，民盟港九支部成立，也在此办公。

民盟总部被迫解散后，香港特殊的政治环境和民盟此前在港已建的组织，为恢复总部、接续盟务提供了基础和保障。沈钧儒、章伯钧等抵达香港，与原在港的民盟中委会合后，在中共的帮助下，以在港中执委的名义开展活动，筹备一届三中全会。筹备组分盟务、政策、总务三个小组，负责组织讨论民盟的路线和政策、起草政治报告、筹集会议经费等工作。

1948年1月5日至18日，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在和成银行办事处三楼召开。会议决定恢复民盟总部，公开宣告与中共密切合作。会议对总部领导机构作了调整和充实，由沈钧儒、章伯钧以中常委名义领导全盟工作，通过中央联席会议决定重要事务。

和成银行办事处

民盟香港总部具有临时性和过渡性，机构不算健全，在港时间也不长，却在非常时期发挥了特殊作用。民盟总部多次召开联席会议商讨盟务，还招待各民主党派人士共商时局，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声明。组织委员会共在港举行会议33次，开展了建立制度、整饬盟纪、执行组织路线、规范地方组织等工作。总部宣传委员会则制定宣传大纲，通过接管南方总支《光明报》，恢复了总部机关刊物。

5月6日，民盟与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及无党派人士联名向国内外发表通电，响应中共“五一”口号；14日，民盟发表《响应中共“五一”号召致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报馆暨全国同胞书》。此后，民盟与各民主党派以香港为中心，在中共的帮助下，开展了新政协运动。

9月13日，沈钧儒和章伯钧秘密启程，离开香港赴东北解放区。29日，民盟总部公推沈钧儒、章伯钧代表全盟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

1949年1月21日，民盟总部发表《我们对和平的态度》声明，响应毛泽东提出的八项和平主张。3月6日，民盟总部致函张澜，“临时工作委员会业于本月五日正式宣告成立”，“经公决香港联席会议应自即日起停止一切活动”。

民盟总部在北京

“中国民主同盟总部现已由新政协筹备会指拨本市东厂胡同内太平胡同一号公产作为部址，一俟房屋修竣，即全部迁往办公。” 这是1949年8月20日《人民日报》关于民盟总部选址的报道。太平胡同一号，位于东厂北巷北口路西，原是清末藏书家文良的私宅。民国初年宅院归属交通部，抗战胜利后为国民党将领陈诚的公馆。1949年，此院作为公产由新政协筹备会划拨为民盟总部。几度迁移，屡遭磨折，民盟终于有了专属的固定办公场所。

1949年夏，民盟总部在北平太平胡同1号设立办公处，即现在民盟中央机关所在地——北京东厂胡同北巷1号。

民盟总部迁往北平之初，以临时工作委员会为领导机构，推定中常委沈钧儒、章伯钧二人为该委员会主持人。临工委初设秘书处，办理一切日常工作，后增设政治委员会及盟务委员会等机构。

中国历史即将开启新纪元，民盟在为协商建国大业积极奔走的同时，继续加强自身建设。1949年6月16日，民盟机关报《光明日报》在北平创刊；7月15日，举行首次民盟殉难先烈纪念会；新政协会议之后，又抓紧筹备一届四中全会。11月19日，总部召开会议，欢迎各地来京参加四中全会的代表，新中国成立后民盟的首次中全会即将拉开帷幕。

12月5日至20日，民盟一届四中全会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宣言、政治报告、盟章等文件，决定接受共同纲领并停止民盟纲领，增选了中央委员、选举了候补中央委员。27日，一届五中全会选举了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央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秘书长及总部各处会主任副主任，宣告总部临工委结束。

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盟章，保留了原中央机构的基本框架，也作了一些调整。比如，中央常务委员会为加强政治领导，设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下设处会由十六个调整为九个；在大行政区设立总支部，代表中央领导盟务。虽然盟章不再将中央机构称为“总部机构”，但民盟总部依然作为领导机关发挥作用，并在后来一段时间的文件、报告及报道中普遍使用。

新中国成立后，总部领导全盟为实现共同纲领提出的目标而奋斗，以文教为重点在政权建设和国家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并不断加强自身改造。随着制度的完善、场所的固定以及人员的集中，总部机构运行规范化程度大大提升，总部机关逐步实现了人员的专职化和处会机构的部门化，分散流动办公的状况得到根本改变。

1953年5月27日到6月8日，民盟召开一届七中全会扩大会议。会议决定调整总部机构，撤销中央政治局，撤销财务、海外、联络、工商四个委员会，增设学习、监察两个委员会。1956年2月9日至20日，民盟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会议通过了修订后的《中国民主同盟章程》，将各级组织的名称一律改称为中央、地方各级委员会，并将区分部改为支部，“民盟总部”从此不再作为中央领导机构的名称。

时光荏苒，世事沧桑。数十年后，要重回历史现场绝非容易之事，但关于民盟总部的往事依然流淌在历史的字里行间。民盟总部的迁移图就是一部民盟先辈的“长征史”：为了民族道义、家国情怀和民主理想，他们从危难里出发，在困厄中坚守，于压迫下抗争，克时艰，担风雨，一步一步走向光明。

本文将于《群言》2020年第5期刊登，敬请关注！

更多精彩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