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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读 · 南大 | 约翰·索尔:我们要抱团?

小南时光 2022-06-07


加拿大学者约翰·拉尔斯顿·索尔《无意识的文明》一书的关键词是“法团主义”,依照其自己的定义,法团主义是某种“社会的运行结构,在其中,作为团体成员的个体的存在公然凌驾于一切之上”。我们不妨对此略作剖析。


法团主义既源于个人主义的社会结构,又在外在形式上有别于他。我们知道,西方社会曾经历过一段长时期的“个人至上”的社会结构,所谓“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便充分反映出,在社会与个人的对立关系中,后者占据上风。然而随着福利国家的来临,社会愈发承担起更多的管理职能,个人至上在实践中才逐步被消解,但是其观念仍旧被保留下来。这也成为法团主义暗中调动以及赖以生存的意识形态力量。


在意识的、公开的层面,个人被摆在金字塔的顶端;而在无意识的、隐蔽的层面,对“个人是什么”的回答却被法团主义利用起来。法团主义告诉人们,你这个人是女性,有女性的权利;你这个人是某某村人,咱们是血缘同胞;又或者更为直接的,咱们都在同一个圈子里,咱们有共同的利益。就这样,个人在实践中抱团取暖,在观念上自认为团体的成员,最后进一步地沿着个人至上的法则推导出,咱们这一类人是至上的。言及于此,索尔悄然提出令人骇然的事实,纳粹对犹太的屠杀,莫不也建立在这样的身份认同之上。


社会与个人是否对立?

本书是索尔1995年讲座稿的文字版,他在2005年为此作序。书中所批判的内容反映出西方民主制度的危机,而书中所据以批判的立场更反映出西方民主意识形态可建设性资源的衰竭。因为索尔所寄予厚望的,是古典人道主义那种对整个社会负责而非对其小团体忠诚的个人形象。索尔没有反思将社会与个人对立起来的古典模型是否必然就是合理的,他更无法理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每个人的自由”探索道路的初心。我们有必要对其抱以审慎和批判的态度。


我们不妨摘录其序言以观一二。


  【书摘】  


法团主义如何证明自身?


它鼓励一个形式大于内容的社会。一个管理重于领导的社会。一个私利得到奖赏而伦理道德被边缘化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决策成了一个狭隘的线性过程的组成部分,有违更广泛、更包容乃至横向的思维和行动方式。


智库—从大学到专家的世界—之三棱镜日益造就了我们社会内部的一种机能不良的知识和政治过程。我们不能以一种明智的方式在智库间进行沟通。在一个淹没在沟通方式中的世界里,我们却无法沟通。部分的总和要小于我们所认为的总体。


足以令人好奇的是,这种沟通上的无能却强化了我们的这样一种假设:法团主义是现代社会不可避免必须借之以运行的方式。我们认为,人们不能轻易改变的事情就一定是必然之事。专业化和职业化被说成是负责任的决策声音,因为它们似乎是唯一值得尊敬的声音。同样,它们代表了对公民智慧和公民在设定社会方向中的作用这两者的指责。


个体公民还剩下什么可担当的角色?执拗的沉默和悲观的民粹主义者的愤怒。简明扼要地说,当今日益兴盛的反智主义是封闭的知识精英主义的直接产物。民粹主义是法团主义而非民主政体的产物。


那么,什么是法团主义?它是一个社会的运行结构,在其中,作为团体成员的个体的存在公然凌驾于一切之上。个体的职业及其与特殊团体共享的利益要优先于其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公民对社会的参与。于是,他的参与受到一种新型的阶层体系的限制。


因为在所有的阶层体系中,关于你的位置的定义会自动缩窄你的责任。最显而易见的限制是,我们被劝说放弃以公民的身份全身心介入的念头。从许多方面来看,这都是种令人快慰的免责。投身其中的公民要冒当众受辱的风险,要有一副厚脸皮,必须倾听别人的长篇大论,必须学习如何使自己的信念和事业迎合他人的信念和事业。这之后的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公民参与会吞食你的时间。


至于忠诚的法团主义者,他们则会有更多的自由时间留给工作、家庭和休闲活动。时常被误会为个人主义的自我放任是对那些放弃公民参与的人的奖赏。在积极履行公民权利的地方,我们被鼓励去接受法团主义所带来的较少麻烦的报偿。这是消费社会的嗜好,在这个社会中,对团体的忠诚得到激赏,而大声发表意见则是种使自己边缘化的方式。


我在讲稿中写道,我们生活在一个法团主义的社会中,民主政体是其软装饰。直至现在,西方民主政体的正式结构似乎已渐渐丢失越来越多的公民认同。我们从普遍而持续的投票率缩水之中可以看出这一点。当然,这种情况是可以扭转的。我相信情况将会如此—只要那些投身于类似的公民工作(如非政府组织)的人也致力于寻求正式的公共权力,这样的公共权力对于染指各种事实上的权力杠杆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而这种权力杠杆可以使你参与到对世界的改变中去。


更令人担忧的是民粹主义的兴起,或我时常所说的虚伪的民粹主义的兴起。为什么是虚伪的?因为我们如此深陷于一种民粹主义的复兴之中,以致少有人将之鉴定为一种深刻的反民主运动。“虚伪的”这个词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了民粹主义者的愤怒那令人生疑的自恃。为什么说民粹主义的复兴有可能是反民主的?它与20世纪30年代的原因相同。这种民粹主义涉及对权力的持续愤怒。这里的权力是我们无法将自身投射于其中的他者。


公民越来越被异化,以致看不到自己,未把自己想象为一个可发挥作用的公民,看不到或不尊重那些投身于公民权利中的人。在不发怒时,这种人显得麻木不仁。陷于异化逻辑中的个体可能既是法团主义权力结构的组成部分,对其特殊团体忠诚不渝,同时又对整体结构怒不可遏。其他新的因素是,当代民粹主义者可以轻而易举地成为高级主管、网络公司的百万富翁企业家、高级经理人或传统的被异化的蓝领工人。事实上,当代被异化的民粹主义者既有可能属于精英阶层,也有可能属于社会中最穷困或受教育程度最低的那部分人。


这种双重的人格体系所带来的安慰使民粹主义者不可能将自己看作民主政体的潜在敌人。法团主义与民粹主义的这种结合,导致了一个由勤勤恳恳的职业无意识构成的几乎不容置疑的层面。


不过,参与类似的公共运动—主要是非政府组织—的40岁以下的人的惊人数量是种信号,表明人们越来越不接受法团主义的陷阱。我们可以争辩说,参与公共生活的年轻人的比例从未如此之高。


不幸的是,非政府组织本身并未摆脱法团主义的诱惑。更多的情况是,它们被建构为它们所反对的事物的影子。这是它们的弱点。


非政府组织成员的优势在于,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就可脱离其在法团主义结构之外的相对疏离的位置,进入主流的、民主的公众生活。他们可以将自己对公众利益的思考一并带进来。这是我们的民主复兴的最大希望所在,也是我们与深深破坏了由有意识的、负责任的、介入的公民所构成之现实的法团主义体系进行对峙的最大希望所在。



  延伸阅读  


《无意识的文明》

The Unconscious Civilization

[加拿大]约翰·拉尔斯顿·索尔 著

John Ralston Saul

邵文实 译

ISBN 978-7-305-22094-4

南京大学出版社


著者 约翰·拉尔斯顿·索尔(John Ralston Saul)

加拿大作家、政治哲学家、公共知识分子、加拿大公民协会(the Institute for Canadian Citizenship)联合创始人兼联合主席。1947年出生于渥太华,1972年获得伦敦国王学院博士,2009—2015年担任国际笔会(PEN International)主席。曾获加拿大总督文学奖,加拿大勋章、法国艺术与文字勋章等荣誉和奖项。出版作品覆盖小说、政治、哲学等领域,被翻译成25种语言,在36个国家出版。另著有《全球化崩溃》《均衡论》《天堂食客》等十余部作品。


译者 邵文实

南京大学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现为东南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曾任英国约克大学访问学者,在美国田纳西大学孔子学院任教三年。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和英语翻译工作。已出版包括《赢者之师》《流氓的归来》《乌克兰拖拉机简史》《英国农民工小像》《远方之镜》《李安哲学》《媒体城市》等在内的译著30余部。


目录

前言 十年以来

第一章 大倒退

第二章 从宣传到语言

第三章 从法团主义到民主政体

第四章 从管理者和投机商到增长

第五章 从意识形态到均衡状态

致谢

注释


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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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南时光主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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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 马飞羽

文编 | 叶

指导 | 逸

南京大学出版社南大悦读项目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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