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新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传统文化元素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传统文化元素

内容提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包含着非常丰富的传统文化元素。这既表现在他的系列重要论述不仅引用了包括儒家、道家、法家等在内的主要理论学派代表人物的观点，还引用了像《诗经》、《左传》、许慎、白居易、苏轼和范仲淹的文论诗赋等众多形式的古代文学作品，以及包括毛泽东、沈从文、邹立颖等在内的许多现当代文学作品，也表现在这种融汇古今的理论阐述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深化或“中国化”了我们对于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理论与政策意涵的既有认知，尤其是就其对生态文明的自然观、经济观和社会观的阐述而言，但总的说来，传统文化元素更多是润饰与丰富了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及其建设阐述的话语语境或言说风格，而很难说构成了一个独立的思想体系维度。

关键词：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思想、传统文化元素、自然观、经济观、社会观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指出，顺应自然、追求天人合一，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文化价值理念，也是我们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遵循，因而，建设生态文明，推进绿色发展，就要传承历史文化，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1]而我们也可以说，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就是在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氛围与语境下孕育形成的[2]，尤其体现在它对于自然观、经济观和社会观的阐述，尽管不能将这种继承与弘扬关系做一种过于简单化或夸大意义上的解读。基于此，笔者将围绕一个“自然观——经济观——社会观”的生态文明认知框架[3]，对《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论述摘编》等论著中的传统哲学文化运用做具体分析，以期有助于学界深化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理论渊源和内容体系的学理性探讨。

一、生态文明的自然观

生态文明的自然观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主要哲学理论基础，即关于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关系的总体性立场和态度。其基本观点是，自然界（包括人类社会在内）是一个有着自身客观规律的系统性整体，而人与自然是一个相互依存的生命共同体，因而，和谐共生或“天人合一”是人与自然关系的理想境界或目标。对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概括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4]。很显然，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是，“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哲学价值理念和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或“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基本方略是内在一致或相辅相成的[5]，前者是观念基础，后者是现实展开，二者是一种辩证或实践统一的关系（并不意味着某一方比如人类的简单化退却甚或离场，因而不同于往往是北美语境下的生态或生物中心主义[6]）。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是天人关系阐释或构建的最高境界和理想，其最基本意涵则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文明）相处。比如，儒家认为，“天人合一”即人类要尊重自然的内在规律，重生、惜生，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孔子在《论语·阳货篇》中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这就是说，天即使不说话，四季仍然更替，万物依旧生长，自然规律是客观存在的。孟子也在《孟子·尽心上》中提出了“知天”与“事天”的思想。“知天”，就是要正确认识自然界以及它的发展规律；“事天”，就是要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对其进行改造。荀子在《荀子·天论》中则指出，“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莫知其所以成，夫是之谓天”。这就是说，自然万物各自得到阴阳形成的和气而产生，各自得到相应的滋养而成长，人们看不到自然的“和”“养”之事，却能看到其化生万物的功效与成果，荀子将其称为“天”。这个“天”是指日月星辰运行，四季晨昏轮回，阴阳造化万物，风雨普施人间，万事万物都是这个统一的物质世界中的组成部分。宋代张载在《正蒙·乾称》中明确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概念。他指出，“儒者则因明至诚，因诚至明，故天人合一”，强调通过认识客观世界的规律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内外统一。总之，在儒家看来，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有其内在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天地合气，万物和生。

道家对“天人合一”的思想做了进一步的阐发，但并不是将天地作为万物的本源，而是将“道”作为万物的本源。老子在《道德经》第二十五章中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他认为，人地天都把自然（而然）作为最高的法则，人地天在遵循自然法则的同时，实现了合一。庄子也在《齐物论》中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总之，道家认为，万物自道而生，与万物生而有道是并行的，万物各有其功能，各有其才能，各有其用处，因而它在“天人合一、物我为一”的天人观和“道法自然”的自然宇宙观的基础上，又创建了“自然无为”的生态伦理原则。

习近平总书记深受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和谐共生”“顺应自然”“尊重自然”等价值理念的熏陶，力倡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中继承与弘扬这些理念中的合理意涵，并做了许多创造性的阐释与拓展。他在多次讲话中论及这方面思想，比如，2013年5月24日《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我们中华文明传承五千多年来，积淀了丰富的生态智慧。‘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哲理思想，‘劝君莫打三春鸟，儿在巢中望母归’（出自白居易《鸟》，引者注）的经典诗句，“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出自《朱子家训》，引者注）的治家格言，这些质朴睿智的自然观，至今仍给人深刻警示和启迪”[7]；再比如，2015年11月30日《在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则强调指出，“‘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出自《荀子》，引者注）。’中华文明历来强调天人合一、尊重自然”[8]。可以看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此着重讨论的并不是哲学伦理学意义上的学术论点，而是中华民族悠久而广泛的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文化传统与大众习俗（尤其是借助于诗歌与家训的形式）；他的言说对象也并不是环境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专家学者，而主要是党内高级干部和国际环境政治的政界人士，目的是让听众更好地理解我们党和政府的相关政策。

二、生态文明的经济观

生态文明的经济观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主要关注领域和内容体现，即如何实现当代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9]或走向一种生态文明的经济。其基本观点是，我们应科学认识经济发展（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处理好“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之间的关系，努力实现这二者的兼得与共赢，从而通过大力推进绿色发展逐渐建立起一个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尤其是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的经济体系、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大众性生活方式[10]。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指出，“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历史地看，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纵观世界发展史，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11]。而这种把生态优劣视为人类文明兴亡的决定性条件、把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理解为生态文明（经济）的本质内涵、把良好的生态环境理解为经济生产（能）力、把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理解为提高和发展经济生产（能）力的理论阐述，不只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观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有着我国传统文化思想方面的渊源或理据。

比如，2014年3月14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形象地讲，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树。金木水火土，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循环不已”[12]。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系统性论述我国新时代水安全及其治理时的其中一段话，而他在此真正要强调的是，人类在从事经济生产活动时，要把周围的生态环境（尤其是水环境）视为一个有机生命躯体，视为其行动的天然基础和依托，而不能超越其承载能力与物理极限或造成其严重破坏。换言之，无论是发展经济，还是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包括农业现代化，都必须牢固树立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相均衡的原则——把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承载力作为刚性约束，贯彻落实到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中。再比如，2016年8月24日《在青海省考察工作结束时的讲话》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反复强调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就是因为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最为基础的条件，是我国持续发展最为重要的基础。‘天育物有时，地生财有限。’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人类发展活动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否则就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这是规律，谁也无法抗拒”[13]。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所强调的是，人类要尊重自然规律的客观约束，不能为所欲为或竭泽而渔，不然就终将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古今中外这方面的惨痛教训不胜枚举，而在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代背景下，保护生态环境应该而且必须成为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可以看出，习近平总书记明显是在“谈古论今”：一方面是为了更明确地强调经济发展过程中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尤其是像青海省这样的生态脆弱敏感地区），另一方面是为了表明尊重自然、保护生态的确是中华民族的一种传统生态（存）智慧，我们理应将其发扬光大。需特别指出的是，习近平总书记这种融汇古今基础上的尊重大自然生态系统要求及其规律的认知，已经被提升成为我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性认识（还包括经济规律和社会规律）的重要构成部分——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呈现为一种经济规律或生态经济规律[14]，并明确地体现在了十九大报告关于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论述中。“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必须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15]

当然，最能够说明习近平总书记运用传统文化思想资源来阐释生态文明的经济观的例子，还是他系统阐发的“两山论”思想。多年来，他用普通百姓耳熟能详的“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来比喻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所必须面对的“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反复地阐明了“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理念[16]。需要指出的是，即便在《之江新语》中，“两山论”这一提法也有一个逐渐阐发的过程。除了2005年8月24日的集中性阐述，相关的论述还有三处[17]：一是2003年8月8日论述自觉自为对于环境保护和生态省（“绿色浙江”）建设的重要性，“只要金山银山、不管绿水青山”（即“只要经济，只重发展，不考虑环境，不考虑长远”）是我们对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认识的第一个阶段，而我们将会逐渐过渡到“意识到自己小环境、小家园的重要性”的第二阶段、“意识到保护环境是全人类的共同责任”的第三阶段；二是2006年3月23日系统阐述“两座山”之间既有矛盾又可辩证统一的关系，明确概括了我们实践中对二者关系认识的三个阶段，即“用绿水青山去换金山银山”“既要金山银山也要保住绿水青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并且要求将其作为一种发展理念、一种生态文化体现到城乡、区域的协调发展中；三是2006年9月15日论述如何破解经济发展和环境破坏的“两难”悖论，特别强调欠发达地区不能简单迷信所谓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而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采取无所作为的消极态度，那样的话，“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愿望将都会落空，相反，只有走科技先导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科学发展之路，才能既培育好“金山银山”，又保护好“绿水青山”，实现经济建设与生态建设同步推进、产业竞争力与环境竞争力一起提升，物质文明与生态文明共同发展。而随着写入2017年十九大修改后的党章和2018年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修改后的宪法，“两山论”已经成为党和国家治国理政的重要法治遵循，也必将会在全民普及这种新型经济观的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毫无疑问，“两山论”的生态文明经济观意涵更多是一种经济哲学而不是一种（中）微观经济（管理）学。[18]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借助于“两山”之间的认知辩证关系与实践辩证关系，更快更好地超越传统现代化发展模式或进路下明显存在着的经济发展（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甚或对立，从而经由一个可称之为“绿色发展”（或“生态现代化”）的过渡性阶段（策略），尽快开启一种生态文明建设话语与语境下的经济社会发展全面深刻转型或重构。就此而言，任何“两山论”旗帜下对自然生态价值的商品化、资本化和金融化的努力都只具有一种工具性意义[19]，否则的话就很可能是对这一理论本身的误读或庸俗化。

而对于城乡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生产、生活与生态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城市（乡村）生命体”的建设，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引经据典地做了系统阐述。比如，2015年12月20日《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国古人说：‘城，所以盛民也。’（东汉文字学家许慎语，引者注）城市发展要把握好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的内在联系，实现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还指出，“山水林田湖是城市生命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不能随意侵占和破坏。这个道理，二千多年前我们的古人就认识到了。《管子》中说：‘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之肥饶者。乡山，左右经水若泽’”[20]。可以看出，就像前文中强调对自然规律、生态规律和经济规律的认知与尊重时一样，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所强调的是，一方面，当今时代的城乡建设规划（管理）必须立足于国际先进理念与做法（比如“重新自然化”“海绵城市”“山水城市”等），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充分考虑自然生态环境的禀赋与制约，努力使之做到人与自然和谐、风景优美，“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21]，着力提高城市发展持续性、宜居性，另一方面，我国历史悠久的筑城立国实践中确实包含着大量值得深入挖掘总结与传承弘扬的生态智慧，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可资借鉴的宝贵财富。

三、生态文明的社会观

生态文明的社会观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十分重要方面，即如何创建一个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优质生态产品与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得到最大程度认可与满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社会（时代）。其基本观点是，生态（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生态健康与舒适宜居的社会生活环境或条件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目标实现）的标志性方面，因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阶段性主题变化，就是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从而逐渐走向一个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新社会。也正因为如此，他多次强调，目前人民群众并不满意的生态环境状况是我国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主要“短板”之一[22]，而未来的新“三步走战略”的第一阶段（2017~2020）的三大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打赢实质性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蓝天保卫战”。而且，他在2013年视察海南时的重要讲话中就已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2015年视察贵州时的重要讲话中则明确强调，“良好生态环境是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发展要实现的重要目标！”[23]也就是说，清新的空气、优美的环境和健康的食品是人民幸福生活的基本条件，而生态环境质量的恶化则会危害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因而，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生态文明建设，都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坚持环境与民生并重的生态社会观。而需要注意的是，长期作为传统社会理想表征的“小康社会”对于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社会愿景的构想提供了重要参照。

比如，2016年1月18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先人们早就认识到了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孔子说：‘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意思是不用大网打鱼，不射夜宿之鸟。荀子说：‘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鳝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吕氏春秋》中说：‘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24]在此，习近平总书记系统引述了对自然要取之以时、取之有度的传统生态文化思想，强调自然生态资源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一旦用尽就无法再生，生态环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一旦遭到严重破坏就很难恢复。而他的主要目的则是为了向党和政府的中高级领导干部阐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整体目标下的生态文明建设任务艰巨（“明显的短板”“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只有高度重视生态环境问题，才能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十八届五中全会的主题），否则的话，就会导致自然资源匮乏、经济长期发展乏力、生态环境恶化，影响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甚至是给生存带来威胁，最终则会制约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甚至可以说，习近平总书记在此基础上所做的进一步阐发，即“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25]，也可以在我国古代社会的田园理想意象中找到一些印证或联想。

再比如，2014年6月13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唐代诗人白居易说过：‘天育物有时，地生财有限，而人之欲无极。以有时有限奉无极之欲，而法制不生其间，则必物暴殄而财乏用矣。’要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勤俭节约的消费观，树立节能就是增加资源、减少污染、造福人类的理念，努力形成勤俭节约的良好风尚”[26]。应该说，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利用古代（生态）文化传统来阐释当代珍惜节俭地球资源观念的生动实例。这其中所包含的生态文明社会建设意蕴是，即便在当下这个科学技术无所不能、人类欲望被过度商业化的时代，自然韵律与节奏仍是衡量和规约一个生态进步或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尺。换言之，生态文明的社会观是必须与生态文明的自然观和生态文明的经济观内在契合一致的——对自然生态的长期有效保护离不开或必须基于一种顺应与尊重自然的经济与社会制度体系，而我国的古代农业文明就构成了这样一个彼此耦合度较高的经济社会生态构型[27]，尽管并不能否认其中依然存在的生态环境破坏现象。

需要强调的是，惜物、节用和寡欲是我国悠久农业文化传统中积淀而成的重要（生态）环境友好思想资源，惜物就是珍惜大自然馈赠和人工制造的各种物质实在，节用就是节约使用各种自然物质资源，而寡欲就是同时反对纵欲和禁欲。[28]比如，在儒家思想中，孔子提倡的是“节用而爱人”（《论语·学而》），意思是说，人类既要节约我们所使用的东西，又要做到人与人之间互相有爱；荀子在《荀子·天伦》中说，“强本而节用，则天下不能贫”，意思是说，只有发展农业并注重节俭，国家才不会贫困。在道家思想中，老子说，“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道德经·德经》第四十四章），意思是说，人要知道满足和适可而止，同时又指出，“圣人去甚，去奢，去泰”（《道德经·道经》第二十九章），意思是说，历代圣贤之人，都会努力避免奢侈浪费，避免过度和极端，不违背自然常态，而理想的生活就是恢复到自然清净的本来状态中去。很显然，习近平总书记熟知、也非常欣赏这些主要体现在儒、道文化中的节约资源、简单生活的人生与生活态度，认为它们在当下现实中对于遏制不断滋生与蔓延的奢侈炫耀、挥霍无度的消费现象，对于培育大众的绿色生活方式和风格仍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目标则是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勤俭节约的消费观，努力形成勤俭节约的良好社会风尚。

四、简短评论

综上所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确实包含着非常丰富的传统文化元素。这既表现在他的系列重要论述不仅引用了包括儒家、道家、法家等在内的主要理论学派代表人物的观点，还引用了像《诗经》、《左传》、许慎、白居易、苏轼和范仲淹的文论诗赋等众多形式的古代文学作品，以及包括毛泽东、沈从文、邹立颖等在内的许多现当代文学作品[29]，也表现在这种融汇古今的理论阐述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深化或“中国化”了我们对于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的理论与政策意涵的既有认知，尤其是就其对生态文明的自然观、经济观和社会观的阐述而言。从整体上说，这种理论阐述——从具体内容到言说风格——不但廓清了我们理解与应对当代中国生态环境问题的中华传统文化语境和脉络，而且彰显了我们思考与谋划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华传统文化话语和思维。就前者而言，中华传统文化语境与脉络有助于我们实现界定与描述当代生态环境问题的中国化或“内部化”。也就是说，生态环境问题并不是一种仅发生于当代的外源性输入现象（伴随着经济社会现代化的进程），而是一种我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过的自然生态环境失衡失序失调现象，比如春秋战国时期的垦伐无度和盛唐时期的京城晨雾。由此也就可以明确，当代中国生态环境问题的最终或实质性解决，只能取决于我们自身的持续不懈而创造性的努力，而且，我们并不缺乏最终或实质性克服这一时代挑战的文化与民族自信。就后者而言，中华传统文化话语与思维有助于我们自主思考和构建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话语体系与制度框架、战略举措，或者说促进生态文明及其建设话语与实践的中国化或“内部化”。也就是说，生态文明及其建设当然是当今世界五彩纷呈的各种绿色思潮及其经济社会政治实践的一个构成性部分，但它作为一种环境理论话语和绿色政治政策实践，首先应该是当代中国经济社会政治与文化环境之下的诸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而作为其根本性支撑的“关系”或立体性话语与思维方式（比如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关系，“五位一体”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与进路）显得尤为重要。[30]因而可以说，基于这样一种理论阐述的生态文明的自然观、经济观和社会观，不仅具有更强的理论说服力和艺术感染力，而且有着更为鲜明的中国化自主性表达——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天人合一”理念要比“深层生态学”更容易阐明或使之体认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当代环境哲学与伦理意蕴。

但总的说来，笔者认为，传统文化元素更多是润饰与丰富了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及其建设阐述的话语语境或言说风格，而不是构成了一个独立的思想体系维度。比如，就其生态文明的自然观、经济观和社会观而言，自然观的核心内容在于建立在当代环境自然（生态）科学、环境人文社会科学基础上的一种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阐释，即在人与自然关系、社会与自然关系的经济、社会与文化重构过程中走向一种新型的人类生存与生活方式或文明形态，也就是继工业文明之后的生态文明，而这显然不是传统文化（哲学）中的儒家、道家等思想所能概括或涵盖的；经济观的核心内容在于对现代（工业与城市）经济的生态化转型或重构，因而并不是完全抛弃建立在现代工业、技术与能源体系基础上的经济生产和生活方式，更不是简单否定人类经过现代工商业经济时代而得以大大丰富与拓宽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而古代社会的农业或其他前现代文明之下的家庭（地方）自足或田园经济的生态智慧与感知只具有非常有限的直接应用价值；社会观的核心内容在于从“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自觉生态化重构现代社会的主要构成元素比如国际社会、国内（地域）社会、城市、乡村、社区（邻里），使之转变成为承载与呈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社会性实体平台，而不是简单主张回归到古代的小国寡民状态或浪漫化那种无人欣赏或参与其中的美丽荒野。也就是说，传统文化元素对于习近平总书记深入阐释与大众化传播其生态文明的自然观、经济观和社会观都无疑是大有裨益的，但却很难说可以决定其中任何一个议题领域核心观点的本质性意涵。

不仅如此，上述看法也适用于理解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的政治与国际合作观。在国内政治领域，无论是对生态环境问题作为一种政治议题的高度关注还是对于生态文明制度改革与创新重要性的始终强调，应该说都得益于他对于我国古代环境法制经验与做法的熟悉——“以有时有限奉无极之欲，而法制不生其间，则必物暴殄而财乏用矣”[31]，以及他对于我国古代国家的“环境国家”职责的认同——同时涵盖对生态环境保护、自然资源经济与社会利用和民众生活消费行为的法制与行政管理（“四梁八柱”“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32]），但生态文明及其建设之所以是新时代的“大政治”[33]，还主要是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整体性要求，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政治初心和宗旨。而在国际合作领域，虽然汉唐时期的“丝绸之路”历史与文化传统肯定启发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绿色丝绸之路”的国际合作愿景构想[34]，而他也的确通过引用“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尚书·周书》）的典语来激励国际社会努力达成与落实关于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的《巴黎协定》[35]，但我们却很难说，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将主要是一个国际文化合作或传统文化价值显现（复兴）的问题。

总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本质上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和生态文明理论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集体智慧结晶。不仅如此，这一思想还依然是一个高度开放的理论体系，必将会随着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其他相关科学理论的不断学习理解和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经验的不断总结提炼而逐渐走向成熟完善。[36]承认或强调这一点，丝毫没有否认或贬低传统文化元素与视野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形成、传播与践行中的重要作用及其潜能，恰恰相反，正是由于上述“红绿”版本阐释的主导性（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目前被广泛接受的“八观”概括[37]），传统文化元素或视角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进一步理论阐释与实践引领作用发挥过程中可以扮演十分重要的路径或催化功能。换言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最终得以确立，归根结底将取决于最广大（普通）人民群众的正确理解与自主掌握运用，而实现这一点的一个重要前提则是它必须呈现为依托或契合于中华传统文化语境与话语体系的系统化表达，呈现为一种具有鲜明中国时代特色与言说风格的环境人文社会科学或生态文化理论[38]。应该说，在生态文明及其建设和生态环境治理在相当程度上仍被概念化为一种“外来性”话语或理论的今天，这一使命还依然光荣而艰巨。

参考文献：

[1] 参见胡玲：“顺应自然、追求天人合一，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理念，也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遵循”，《当代广西》2018年第3期，第44~45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4页、第144页。

[2] 刘涛：“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传统文化意蕴”，《社科纵横》2019年第4期，第12~16页；卢江平、袁初明：“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传统文化基础”，《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5期，第9~12页；宗轶卉：“浅谈习近平对我国传统生态文明思想的继承研究”，《赤子》2016年第24期，第19页；乔清举：“习近平的生态文明思想”，《学习时报》2016年7月28日。

[3] 这种认知框架的直接依据是党的十八大报告所强调指出的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战略或进路，即生态文明建设要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而它的学术理论话语意蕴在于，任何系统的生态文明思想或实践理应是同时包括上述五个层面的统一性有机整体。

[4]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0页。

[5] 郇庆治：“以更高的理论自觉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鄱阳湖学刊》2018年第3期，第3~12页。

[6] 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哲学走向荒野》，刘耳、叶平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6页。

[8] 习近平：“从巴黎到杭州，应对气候变化在行动”，《习近平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讲话选编》，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7页。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5页。

[10]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0~51页、第23~24页。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6页、第4页。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55页。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3页。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68页、第3页、第5页。

[15]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0页。

[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0~21、第23页、第22页。

[17] 习近平：《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3页、第13页、第186~187页、第223~224页。

[18] 郇庆治：“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学习论坛》2016年第5期，第42~45页。

[19] “深圳市大鹏新区生态产品开发研究”课题组：“自然资源资产核算的实践经验及启示”，《城市与环境研究》2018年第3期，第99~112页。

[2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66~67页。

[2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49页。

[2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0页。

[2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4页；“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贵州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11月9日第7版。

[2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2页。

[2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2页。

[2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18页。

[27] 潘岳：“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着深厚的生态文明”，《人民论坛》2009年第1期，第10~11页。

[28] 孙钦梅：“中国传统节约思想的现代嬗变”，《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7期，第207~211页。

[2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50~51页、第122~123页。

[30] 郇庆治：“中国生态文明的价值理念与思维方式”，《学术前沿》2015年1月上，第64~73页。

[3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18页。

[3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99页。

[33] 习近平总书记在强调大气污染尤其是雾霾天气的重大民生与政治重要性时分别引（套）用了白居易在《长恨歌》中的诗句：“回头下望人寰处，不见长安见尘雾”和毛泽东在《冬云》中诗句“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并提出要努力从根本上扭转环境质量恶化趋势，而在强调优越生态环境所带来的好处时则引用了出自《左传》的“鱼逐水草而居，鸟择良木而栖”，并指出绿水青山同时是自然财富、社会财富和经济财富。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85~86页、第85页、第23页；郇庆治：“生态文明建设是新时代的‘大政治’”，《北京日报》2018年7月16日。

[3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38~139页。

[3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40~141页。

[36] 胡敏：“北京世园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动展示”，《中国青年报》2019年4月30日。

[37] 即“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深邃历史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科学自然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观，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基本民生观，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整体系统观，用最严格制度保护生态环境的严密法治观，全社会共同建设美丽中国的全民行动观，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的共赢全球观”，参见李干杰：“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动员全社会力量建设美丽中国”，《中国人大》2018年第15期，第45~50页。

[38] 郇庆治等：《绿色变革视角下的当代生态文化理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文章来源：《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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