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新论】康沛竹、贾一航：两次“十月来信”与共产国际指导方针的转变

两次“十月来信”与共产国际指导方针的转变

摘要：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两次“十月来信”发生于国共合作破裂后，农村革命根据地蓬勃兴起之际。这一时期可谓是中国革命形势极为复杂，政策多变，同时也是中国革命道路转型探索的重要时期。两次“十月来信”相隔不到一年，但信中对于革命形势的判断却发生了明显的转变。第一次“十月来信”加剧了中国革命方针走向激进，第二次“十月来信”则由激进调整为稳健。本文将结合两次“十月来信”的背景和内容，尝试分析两次“十月来信”期间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方针转变的原因。

关键词：共产国际  十月来信  中东路事件  立三路线

今年是共产国际成立100周年。尽管这一组织从1919年成立到1943年解散，总共只存在了24年的时间，但历史已经证明，它对国际共产主运动以及中国革命的发展曾发挥过巨大的作用，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百年之后，回望过去那段历史，仍有许多耐人寻味的细节值得去探讨。本文所探讨的“两次十月”来信指的是1929年10月26日《共产国际执委致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信——论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以下简称第一次“十月来信”）以及1930年10月13日《共产国际执委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以下简称第二次“十月来信”）[①]。两次“十月来信”相隔不到一年，但信中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判断却显著不同。要解答这一问题，首先应当从来信的背景和内容入手。

一、第一次“十月来信”的背景及主要内容

共产国际(又名第三国际)是在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的推动下创建的一个世界性的共产党组织，总部设于莫斯科。根据组织章程，共产国际是各国共产党的领导者，各国共产党都是它的支部，中共也不例外。中国共产党在创立之初就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并在中共二大的时候正式通过决议加入了共产国际，成为了它旗下的一个支部。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国共合作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北伐战争，将中国革命推向了新的高潮，中共也在大革命的进程中壮大了自己的力量。由于共产国际得到了苏联党和国家力量的支持，因此在战略布局、组织力量、财政力量、宣传力量等方面均有着其他组织无法比拟的优势。这一时期各国共产党组织的发展壮大也显然离不开共产国际的努力。但也正因为共产国际与俄国的特殊关系，在国际决策的过程中，也难免受到俄国利益的裹挟。在斯大林时期，甚至还出现了联共（布）凌驾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之上的局面，使得苏共与共产国际出现了严重的错位。本文所探讨的两次“十月来信”的问题也难以摆脱上述因素的影响。

1.第一次“十月来信”的背景

中共六大以来，党逐渐克服了“八七”会议时期形成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不再千方百计的组织城市武装暴动，而是更加注重群众工作，深入群众，争取群众，为革命积蓄力量。这次会议明确指出：“旧的革命高潮已经过去，因为工农受着极严重的失败；现时没有革命高潮，帝国主义、地主阶级现时比中国革命力量大，他们虽有剧烈矛盾，但对于压迫革命是一致的”[1]。在这一思路的指导下，党中央以恢复发展和争取群众为核心工作。从城市来看，党的组织力量得到恢复，“各部各委组织已渐次建立起来” [2] 480。从农村来看，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逐步发展壮大，土地革命运动蓬勃开展，这也为中国革命开辟了新的空间和思路。另一方面，1928年底国民党完成了二次北伐，迫使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在此背景下，和平与稳定成为了大多数民众的期望，越来越多的中间群众希望通过和平改良的方式推动国家的进步，因此革命热情出现了明显的降温。然而正在革命形势处于低潮，中共恢复发展的时期，共产国际的第一次“十月来信”却使中国的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发生了转变，也为接下来党内左倾重新抬头埋下了伏笔。由于中共六大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下进行的，其会议决策也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际领导人的意见[②]。但仅仅过了一年，共产国际却突然“变脸”。这到底是出于何种考虑呢？我们首先看一下第一次“十月来信”的主要内容。

2.第一次“十月来信”的主要内容

信中首先指出“中国进入了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2]578 具体表现为各地军阀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下发生混战；国民党内部分裂，“改组派”在上海渐成气候，与南京国民政府形成对峙；中东路事件爆发，帝国主义与苏联的矛盾陡然升级；在外国资本的打压下，国内的工农业生产凋敝，广大工农群众生活艰难，国民党统治陷入全面的危机。在这一时期，中共应当及时发动群众推翻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联盟，争取“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独裁”。

信中的第二部分揭露了国民党改组派的反动实质，认为“他们举起改组国民党的旗帜，不是为了消灭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而是为了要救济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改组派极端仇视工农革命运动，仇视苏联，但对于帝国主义和军阀制度却是“极端的妥协和驯服的”。[2]580-581

第三部分认为军阀战争削弱了国民党的统治政权，工人运动复兴，农民运动高涨，并且“将要成长为全国革命运动将来强有力的高潮”，但是中共自身的组织动员能力有待加强，“党对于工人群众的影响，革命工会的组织程度，比起日益坚强的工人阶级的自发斗争，要来的落后”。[2]583

第四部分指出了中共的近期任务，主要包括：利用好已经开始的军阀战争，全力开展群众运动，同时加强宣传工作，暴露国民党一切派别的反动本质；注重罢工斗争，在开展经济斗争的同时，集中全部的力量去发展政治罢工；在中东路冲突中拥护苏联，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及其走狗；在满洲和朱毛区域扩大游击战争，最大限度的武装工农队伍等等。

二、第一次“十月来信”指导方针转变的原因

结合信中的内容与当时的国际背景，我们不难发现，促使共产国际的指导方针由稳健转为激进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中东路事件。当时共产国际认为：“帝国主义对苏联的进攻仍是主要的危险.....这个由进攻苏联外交代表等有计划的挑拨行动也可以证明。帝国主义列强挑拨中国反动派进攻哈尔滨的苏联领馆，中国军阀霸占中东路，破坏中俄协定，成群拘捕并虐待苏联人民，这些事实都证明国际财政资本直接挑拨战争以反对苏联”[3]45。基于这种判断，苏联和共产国际制定了号召各国共产党特别是中国共产党起来进行武装保卫苏联的指导方针。具体而言，中东路事件爆发之后, 共产国际随即向中共发去电报, 指示中共要抓紧中心城市的工作，特别是哈尔滨的工作及拥护苏联的宣传。中共也回电到：“党正在以中东路问题为核心，从各方面加紧工作”[4]。出于保卫苏联的需要，中共很快在上海组织了总行动委员会，并成立了由李立三、罗登贤、李维汉三人组成的主席团。他们以“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为口号组织了上百人的队伍上街游行，极力声援苏联。8月30日，共产国际对中国的职工运动做出指示，要求中共“要用一切方法，去加紧赤色工会的组织，使赤色工会变成真正的群众组织”，并且认为“可以有完全的依据，说中国工人运动的新潮是在成熟起来”[2]567。特别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于 10 月 26 日发给中央的信（第一次十月来信），认为“中国进入了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中共应当全力发动群众推翻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联盟。

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1929年7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体会议的召开。这次会议重点批判了布哈林的右倾错误，并撤销了他共产国际领导人的职务。值得注意的是，布哈林正是曾经在中共六大决策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人物，他的倒台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共产国际对于当前革命形势的判断。此时苏联正在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蒸蒸日上，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这“更增加工人阶级对社会主义革命的信念”[5]115。据此，会议对布哈林此前在共产国际六大中提出的“第三时期”理论进行了重新阐释：从六大中的“第三阶段对于资本主义世界是技术之迅速增进的时期，加特尔和托拉斯继的发展，而有走向国家资本主义的趋向。同时又是世界经济矛盾强烈发展的时期，此种矛盾是由资本主义制度的一般危机所决定的”[2]436 改为了“目前是大战后的第三时期, 是资本主义一般危机增长起来而帝国主义内外矛盾日加剧烈的时期。此时期的矛盾将要达到帝国主义新的战争, 将要达到伟大的阶级冲突, 将要达到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新的革命浪潮之发展, 将要达到殖民地反帝国主义的大革命”[3]43。这一论断对于当前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危机做出了较为乐观的判断,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滋长了中共党内的左倾情绪的蔓延。另外，共产国际新的领导集体为了“肃清”布哈林错误的影响，也在政策上出现左倾，并要求各国共产党坚决同“右倾主义”、“调和主义”、“取消主义”作斗争。这一指示也给中共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压力。国际的指示到达后，中央便迅速作出调整，努力寻找一切可能代表革命形势高涨的迹象。由于这一届中共中央是在布哈林的指导下组建的，委员们在布哈林已经倒台的形势下，都极力想要与他划清界限，因此在政策上“宁左勿右”，生怕被扣上右倾主义的帽子。因此我们不难看出，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会对于中共中央政策的向“左”转向，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第二次“十月来信”的背景及主要内容

1.第二次“十月来信”的背景

两次“十月来信”相隔不到一年，具有极强的关联性。第一次“十月来信”对当前革命形势的判断在一定程度上滋长了中共党内“左”的认识和情绪，其中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的“立三路线”的形成。根据信中的指示以及最新阐释的“第三时期”理论，李立三认为帝国主义国家面临着深重的危机 [③] ，而“中国是帝国主义统治世界的锁链中最薄弱的一环，就是世界革命的大火山最易爆发的地方，所以在现在全世界革命危机都已严重化的时候，中国革命有首先爆发，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全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到来的可能”[5]116-117。另外，1930年五月上旬，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战火遍及冀鲁豫等省份，同时桂系、粤系军阀也趁机在湘粤桂边界对蒋介石集发动进攻。一时间，华夏大地狼烟四起。国民党各派系之间的混战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但同时也为革命运动的推进带来了新的机遇。此时，由于周恩来赴莫斯科汇报工作，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李立三认为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6月11日，他亲自起草了《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5]115，制定了以大城市武装暴动为核心的革命策略，要求红军集中组织，统一指挥，对中心城市实行大规模的进攻战。7月27日红军乘虚攻占长沙后, 李立三成立了全国总行动委员会，秣兵厉马，准备攻打武汉，以实现他“会师武汉, 饮马长江”的宏伟目标。

然而就在此时，共产国际突然做出了《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该文件否定了“立三路线”的可行性，认为：“暂时我们还没有全中国的客观革命形势。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浪潮还没有汇合起来。这些运动总合起来还不能够保证必须要的力量，去袭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5]598。10月13日，共产国际又专门来信（第二次“十月来信”） 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反对在大城市盲目举行暴动的方针。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已经得知“立三路线”与共产国际“武装保卫苏联”的指示以及“三个时期”理论具有一脉相承的联系，既然如此，那么为何共产国际会再次“变脸”，反对城市暴动方针，并发出措辞严厉的电报批评李立三呢？

2.第二次十月来信的主要内容[5]644-655

第二次十月来信对李立三提出了措辞严厉的批评，认为“立三同志的方针有反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因为他“并不是从对于客观状态的分析出发的，并不是从对于斗争力量对比的分析出发的……他所做的错误，并不是个别的错误，他创造了许多错误观点的整个系统，定下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针。这个方针，脱离了具体的事实，脱离了群众”。

接下来信中陈述了“立三路线”的错误和危害，具体表现在没有认识到革命运动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帝国主义在城市中的力量还很强，敌我力量相差悬殊。“这种情形下，如果实行武装暴动，那就是把中国的无产阶级精锐，送到帝国主义的直接打击下去”；苏维埃政权还没有真正组织起来，农村土地问题没能很好的解决；尽管红军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这个红军还是很薄弱的，还是组织的不充分，还没有充分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另外，在城市斗争中只强调暴动，忽视“示威罢工和经济政治的战斗。”

最后一部分是关于中共当前任务的指示。这部分清晰地体现了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重心发生了偏移，即从城市转向农村。首先是加强红军建设，锻炼出真正的工农队伍。第二点是立刻建立坚强的苏维埃政府，并且公布土地革命的纲领。第三点是实施真正革命的群众工作，重视开展农民运动，发展游击战争，“用农民的骚动像一个箍一样的去围绕城市，以及大城市和最大城市”。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人“不用左倾空谈暴动，而要切实的努力工作，以准备组织暴动”。

四、第二次“十月来信” 指导方针转变的原因

第二次“十月来信”对李立三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党内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并就群众运动、政权建设、根据地建设等方面作出了重要指示，总的来说具有积极的意义。结合来信前后的历史背景，其政策转向主要有如下几点原因。

首先是大城市暴动的方针屡次受挫，让共产国际不得不转变思路。大城市是帝国主义在华利益的核心地区，也是国民党力量最强大的地区。尽管当时国民党内部呈现出军阀混战的态势，但敌强我弱的格局并未根本改变。“立三路线”的冒险主义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反而使得中国革命事业遭到严重损失，使尚未成熟的革命力量迅速遭到了敌人的绞杀。在武汉，“白色恐怖仍极残暴，有一次竟枪毙四十九人之多。”在汉口和汉阳，党组织也遭受到了巨大打击，“至今尚未能恢复”[6]。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迅速发展。党的六大以后，中共利用国民党军阀混战的时机开展农民运动，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到1930年初，红军已经发展到六万多人，分布在鄂豫皖等八个省份的127个县[7]。除了朱毛开辟的赣南闽西根据地外，还有湘鄂西、鄂豫皖、湘赣等革命根据地。农村革命根据地如雨后春笋般迅速成长，也引起了共产国际的重视。在第二次“十月来信”中，共产国际专门提到了农民运动问题，并提出了“用农民的骚动像一个箍一样的去围绕城市，以及大城市和最大城市”[5]652的观点。在7月23日《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中，共产国际也曾强调：“中国革命的中心是土地革命，革命的本身正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战争的形式里发展着”[5]594。共产国际对于农村根据地发展状况的了解，其实主要得益于远东局以及周恩来同志的汇报。在1930年2月共产国际远东局致共产国际执委的报告中以及4月马马耶夫论《中国的游击运动》的报告中都对于中国农民革命和根据地问题做出了不少的论述。5月份，周恩来还专门赴莫斯科汇报了中国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发展情况。这些信息的及时补充使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国革命形势有了新的认识，即中国革命在方法上与工业发达的欧洲很可能是不同的。在以传统的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中国，农村或许才是革命的广阔天地。这就要求中共必须扎根敌人统治最薄弱的地区，创建工农红军，强化党的领导，扩展革命根据地，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夺取中心城市。

其次“反托派”形势的紧迫性也促使共产国际对于李立三的言论更加警惕。托洛茨基在同斯大林争夺权力失败以后被迫流亡海外，成为了当时最有实力的反对派。斯大林为了巩固自身权力，发动了多次肃清托派分子的运动，这些政治运动也不可避免的波及到了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对于李立三的冒进策略，共产国际在1930年7月份实际上已经有所警觉，并派周恩来，瞿秋白回国纠正。[④] 然而第二次十月来信却把李立三领导责任上升为路线错误的高度，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困惑。实际上，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收到东方书记处的汇报以后 ，他们认为李立三的言论挑战了共产国际的权威，并且他的“一省或几省胜利论”有托派分子的倾向。在第二次十月来信中也专门提到了“在一省或几省的胜利就是全中国直接暴动的形势，这种观念，并且还有一个明明白白是托洛斯基主义的说法来补充：就是说革命胜利的开始，革命政权建立的开始，一定就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没有间隔的转变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开始”[5]645。因此在国内外“反托派”背景下，李立三的冒险主义方针遭到了共产国际的猛烈抨击。另一方面，李立三认为此次暴动将会拉开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序幕，因此必须得到的苏联支援。他要求“共产国际执委会动员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军队并将其调往中国，把红军开进满洲并要求苏联对日本作战”，甚至还提出了“在中国暴动胜利后蒙古应该在政治上立即发表一个政治宣言，与中国苏维埃政权合并”的观点[8]。显然，这样的言论令共产国际与斯大林十分不满。在列宁时期，全力支援世界革命的确是一种政治正确。然而斯大林主政之后，苏联正在转变为一个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正常国家，党内大多数干部希望和平与稳定，而不是不惜代价的去支援世界革命。李立三试图把苏联卷入战火的言论自然会遭到国际的严厉的批判。

另外中东路事件的结束，也使得“武装保卫苏联”的形势不再紧迫。东北地方当局原本希望借“反苏反共，防止赤化”的旗号争取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将中东铁路一举收回。但没想到列强对于中方强行搜查使馆，扣押侨民，侵占俄方财产的行为十分反感，虽有意进行调停，但并不认同中方无条件收回铁路的立场。战争爆发后，南京中央政府也未能给予东北地方当局强有力的支援，致使东北军迅速溃败，损失惨重，被迫对苏求和。1929年12月中苏双方结束武装冲突，共同签订了《伯力会议协议书》。中方由于战事不利，被迫交回了铁路，使双方恢复到了战前的状态。尽管中东路事件结束以后，苏联还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的紧张态势，[⑤] 但到了1930年中下旬，中苏冲突的局势日趋明朗，所谓的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反动军阀”已经无力与苏军作战。正如前文中所提到的，共产国际与联共（布）有着特殊的利益关系，当苏联不再需要中共发动武装暴动来巩固自身的国防安全时，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政策也随之缓和。

综上，两次“十月来信”呈现出了当时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局势以及共产国际左右摇摆的指导方针。共产国际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摒弃了狭隘的民族主义理念，高举国际主义大旗，号召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共同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与帝国主义的压迫，这无疑对世界各地被奴役和压迫的人民具有很强的号召力。但在中东路事件中，共产国际的左倾政策以及接下来苏共党内斗争的“外溢化”却给中国的革命事业造成了消极的影响。此时的中共创立尚不足十年，力量还比较弱小，且缺乏经验，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无疑是必要的。但遗憾的是共产国际始终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组织，而是苏俄一手创建并控制的机构。随着局势的发展，它逐渐褪去了国际主义的外衣，演化成了苏联国家利益的代言人和苏联意志的执行者。毛泽东曾经评价共产国际“两头好，中间差。两头好，也有一些问题；中间差，也不是一无是处”[9]。这一评价是比较中肯的。两次“十月来信”期间无疑属于“中间差”的阶段。但在这一时期共产国际及时有效的纠正了“立三路线”的左倾错误，并适时地转变思路，把目光从城市转向农村，支持红军和根据地建设，发展苏维埃政权，这些正确指示对中国革命日后的发展壮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注释：

[①] 《共产国际执委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即第二次十月来信的发出时间是10月13日，中共中央收到信件的时间则是11月16日。详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89号记录》，载于《联共( 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 1927～1931) 》第9卷，374-375页。

[②] 中共六大决定在莫斯科召开以后，会议的筹备工作交由国际东方书记处负责人米夫承担。斯大林和布哈林均在会前接见了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等中共领导人，布哈林还在中共六大上作了以《中国革命与中共的任务》为主题的政治报告。

[③] 1929年下旬，以美国为首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具体表现为：生产过剩，银行倒闭，工人失业，史称“大萧条”。与此同时，苏联正在开展“一五计划”，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

[④] 7月2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秘书处做出《关于中国问题议决案》之后，9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致电共产国际, 表示接受国际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和停止武汉暴动。随后召开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也主要是纠正“立三路线”问题。

[⑤] 1930年初，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的马季亚尔在《无产阶级在远东的胜利》一文中说:“把中东铁路冲突的顺利解决看成是结尾,看成是终场，那将是极大的错误”他指出：“我们在远东的胜利并不意味着冲突的终结, 恰恰相反, 它只是苏联和帝国主义之间重大冲突的序幕。”

参考资料：

[1] 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总结与精神,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583页。

[2]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 《共产国际、联共( 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 ( 1927～1931)》第 11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3] 国际状况与共产国际的目前任务：一九二九年七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的政治决议[J]，《布尔塞维克》第3卷第 1 期。

[4]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413页。

[5]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6] 中共长江局关于目前武汉白色恐怖及工农运动情况向中央的汇报(1930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长江局文件汇集》[M]，北京：中央档案馆1985，334页-339页。

[7]《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上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184页。

[8]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联共( 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 1927～1931) 》第9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365页。

[9] 《周恩来选集》下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300页。

（作者简介:康沛竹，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贾一航，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文章来源：《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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