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敬忠 张明皓|发展理念的变迁与新发展理念的形成

叶敬忠 教授

[作者简介]叶敬忠，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明皓，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

原文载于《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第6-12页

摘要

改革开放40余年来，国家发展理念相继经历三次变迁并分别对应不同的时代议题。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家重启发展理念，目的是重构国家发展基础，是对“如何实现发展”的回应。在新时期，国家由重启发展向发展主义过渡，关注的是“如何实现更快发展”的议题。进入新时代，发展主义向新发展理念转化，国家开始重视发展质量，“如何实现更好发展”成为当前的时代命题。从国家发展理念的演进谱系中可以看出，现代化一直构成发展理念的核心元素，政府干预和适应体制构成国家发展理念变迁的现实推力，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则构成国家发展理念变迁的根本逻辑。国家发展理念具有变迁的连续性、一元多线的杂合性以及利用多种发展形式服务国家总体发展的实用性。在当前特定的时空结构下，应该对多种发展形式表现出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施以灵活的公共政策释放多种发展形式的价值空间，同时以实践为导向分析多种发展形式的互构机制，从而推动中国发展研究的话语创新。

改革开放40余年来，由国家主导的发展战略已经成为社会行动和制度系统的正当性依据[1]。“发展”因其普适性的概念范围而作用于几乎全部的社会领域。实际上，“发展”的词源来自生物有机体的成长过程，而“发展”概念一经引入社会，就具备了革命性的作用和“宗教”性的元素[2]。在发展研究中，发展包含三个层面的基本含义：一是指以发达的现代化和工业化社会为最终范本的社会转型；二是指为了实现短期和中期目标而采取的干预行动；三是指西方现代性的治理话语[3]。在现实社会中，发展的三种含义相互交织，共同形塑并推动国家发展理念的实际变迁。

但是，中国的国家发展理念并不完全是对西方现代化和发展理论的单向复刻，而是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追寻改革开放40余年来国家发展理念的谱系，本文将发展理念纳入双重逻辑中予以解读：一是发展理念的纵向溯源，发展的谱系意味着发展是一个与历史时代相关的现象，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历史维度，发展理念自身经历了不同的历史建构过程；二是发展理念的横向铺陈，在对发展历史建构的基础上，通过对发展理念的表现形式和概念内涵进行描绘，从而呈现出国家发展理念的丰富特征。

一、国家发展理念的历史建构

将国家发展理念历史化可以检视不同发展理念所形成的限定条件以及产生的动力机制。将发展理念嵌入历史性维度，有助于将发展理念具体化而非仅将发展简单视为功能论或进化论的普适范型予以价值判定。国家发展理念具有与实践和历史的关联性，因此，可以根据改革开放40余年时代议题的动态变化，勾勒出国家发展理念的变迁线索。

（一）国家发展理念的重启：一项对“如何实现发展”的补纠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历了发展理念的重启阶段，原因是为了补纠集体化时期的“革命”叙事对中国经济建设的负面影响。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明确提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即“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4]。此后，“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一再重申。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明确为“把我国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5]。“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是在落后的国民经济基础以及“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而人民内部矛盾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已经转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6]。然而，这一发展方针并未被真正全面贯彻下去，经历冒进的集体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重拾“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替代发展生产力的主流话语，官僚化、个人化以及过分群众化的结合最终将“革命”的元叙事推向极致[7]。而在“革命”的元叙事下，中国经济建设遭到严重破坏，由“革命”到“发展”叙事的切换成为时代的紧迫要求。由于“后革命”时代释放的反思性动力以及国际社会发展主义思潮盛行的倒逼，在经历两年的徘徊期之后，社会各界兴起了关于“中国该往何处去”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而这场贯横全领域的讨论热潮开辟了全新的理论空间，“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基本建设，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我们的政治路线就是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8] 。而构成中国改革开放原点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也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基调，将“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9]。

由此可见，经历“革命”到“发展”叙事的重启，一度中止的现代化进程再次回归，发展策略在改革开放初期被设计为“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旨在动员一切资源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由于改革开放初期国民经济基础“底子薄”，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被定位为处于社会主义初级的发展阶段，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被界定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10]。为化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具体的路线图被刻画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11]。为加快改革开放，国家施以灵活性的发展理念和发展策略，“允许一些地区、一些人先富起来，是为了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2]。与此同时，国家逐步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藉由“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过渡到“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3]。“市场”逐渐脱嵌于社会，并开始显示出引导中国发展走向的力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细化为“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即从“温饱”到“小康”，再到“基本实现现代化”[14]。“发展”理念经过多次话语表征的生产而成为全民的价值共识。总而言之，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是重构国家的发展基础，即在反思以往“革命”叙事的基础上回应“如何实现发展”的议题。

（二）从“发展”到“发展主义”：一次“如何更快发展”的社会革命

经济的去政治化以及市场的脱嵌逐渐将图利动机和货币伦理引至社会前台，国家发展理念开始自我演化为“发展主义”。这一时期的改革开放进程不再适用于“如何实现发展”的基础性问题，而是侧重于“如何更快发展”。国家发展理念逐步系统化为一种统辖全社会的现代性话语和意识形态——发展主义，在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中，经济增长被认为是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15]。“谁影响发展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谁影响投资环境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一切服务于项目，一切让位于项目”等这些地方标语，以及“招商引资”“跨越式发展”“压缩饼干式”“超常规发展”等话语都是发展主义在实践中的具体呈现[16]。发展主义具有一套成熟的理论基础和运作机制，即以现代化为主要理论基础，以经济增长为主要目标，以工业化、城市化为主要途径，以市场化和商品化为主要机制[17]。

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对发展基础的重构为发展主义的形成提供了准备性条件，而由国家推动的市场化改革、城乡关系与区域关系的再调整战略为发展主义的形成提供了必要条件。从市场关系来说，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转轨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开始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18]，“市场”进而显示出更大的渗透性和自主势力，资源和关系服膺于市场交换原则及商品化规律。在逐渐释放市场自主化潜能的同时，国家同时保留“政府宏观调控”的必要位置，这在日益脱嵌的经济部门中实际植入了反作用力，国家因此维持着对经济增长势力的某种控制。从区域关系来看，改革开放后，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包括“两个大局”，即沿海地区加快对外开放从而先发展起来，以及沿海地区发展起来以后再帮助内地发展[19]。但是，从实践来看，诸如西部大开发等战略并未完全改变西部“欠发达”的境况，西部地区仍以要素的流动转移配合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继续强化沿海地区和内地的非对称性发展关系。从城乡关系来看，改革开放后，国家继续奉行城市偏向的发展战略。国家在资本流向、公共物品供给、户籍制度设计以及社会保障资源方面实行“城乡分治”，城市化和工业化成为推进经济发展的主导方式，农业农村被排斥为单纯的原料和劳动力后援站及工业产品的转移市场；国家城市偏向的发展方式并未实现对农村普惠的涓滴效应，反而持续强化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20]。仅靠农村的自生性发展无法紧跟城市发展的速度，因此，国家在发展理念中对城乡关系进行了重新定位，即强调“统筹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建设现代化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21]，加快农村发展的动力来源于国民经济基础的长期积累，而机制在于“以工促农”和“以城带乡”。作为综合性发展干预工程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也是为了“加快改变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局面”[22]。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城市偏向”基础上的“以工促农”和“以城带乡”，农村的“落后性”被视为国家发展改造的对象，目的是以此提升社会的整体发展速度，从而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23]。

因此，新时期的发展理念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改革开放初期相对零散的发展策略和发展理念被系统化为统一的发展主义话语，其中市场脱嵌于社会，且成为将资源和关系商品化的独立经济系统，而区域关系和城乡关系则纳入现代化的过程，也使发展获得了主导社会的权力，从而服务于“如何实现更快发展”的现代化议题。

（三）从“发展主义”到“新发展理念”：一场“如何更好发展”的自我调整

“发展主义”理念以追求发展速度为最主要目的，并将社会发展简化为经济增长问题，从而遮蔽“发展”应具有的综合性内涵。贫富分化、生态恶化、“三留守”问题等引起社会各界对发展主义理念的反思，而社会管理的复杂性程度增加以及资源利用压力也倒逼国家发展理念作出内部调适，以真正的“可持续发展”为基本要求的科学发展观成为国家主动调整发展主义理念的一次尝试。然而，在实践中，可持续发展理念自在中国落地之日起，“可持续性”和“发展”就在一定程度上被二分化了。“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发展，……为满足全体人民的基本需求和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必须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只有当经济增长率达到和保持一定的水平，才有可能不断消除贫困，人民的生活水平才会逐步提高，并且提供必要的能力和条件，支持可持续发展”[24]。可见，在可持续发展中，作为第一要义的“发展”仍被限定为“经济增长”，可持续发展理念中所喻示的社会与自然的关系则再次被发展主义的话语所收编，它重点突出的是环境持续服务于“发展”功能，导致了可持续发展理念自身命题的困境[25]，即可持续发展理念所言说的“增长的极限”，其实是为了“极限的增长”[26]。

科学发展观的理论转换构成了新发展理念产生的先声。在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推力下，国家开始将“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中，力图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统筹联动，从而将原本窄化的发展主义逐步扩展为综合性内涵，发展主义的失衡性开始得到纠偏。中国经济总量虽已跃居世界第二位，但经济增长的高速度难以长期持续，因此，如何适应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并适时推动经济的结构性调整成为国家发展理念应予以反映和应对的时代议题。“新常态”首先对我国经济增长周期作出了历史性定位，并指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是“增长速度要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27]。由此可见，“新常态”关注的焦点已经从“如何实现更快发展”过渡至“如何实现更好发展”的议题。“新常态”的行动指南也被精细化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是内在联系的集合体，要统一贯彻，不能顾此失彼，也不能相互替代。任何一个发展理念贯彻不到位，发展进程都会受到影响[28]。可见，国家发展理念中已经嵌入了很多“反思发展主义”的元素，强化发展质量并兼容发展的多元形式取代单纯强调经济增速，成为反映时代议题的重要方面。尤其是，国家将新时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定位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29]，可见，国家发展理念不再仅将“经济增长”视为统治性的现代性话语和意识形态，国家已经意识到发展主义理念本身的问题，不平衡性和不充分的发展正是国家治理试图调整的对象。发展的不平衡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乡村和城市之间不平衡；发展的不充分更多地表现为乡村发展的不充分。因此，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导下，国家再次调整城乡关系的发展方位，由“统筹城乡发展”推进至“城乡融合”，并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城市偏向”的发展策略也转型为城乡协同论基础上的“坚持农业农村的优先发展”。相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以工促农”和“以城带乡”，“乡村振兴战略”更加关注乡村和城市平行的主体地位，其中，坚持农业农村的优先发展则是对长期以来“城市偏向”发展战略的矫正[30]。同时，在国家的宏观发展格局上，国家积极倡导开放性的发展观，“一带一路”倡议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开始将发展的行动视界移至全球视角，即在国家相互依赖和多元共存的基础上致力于世界的共同发展。新时代背景下，国家发展理念保留了发展主义的部分进步元素，但也纳入更多的反思性张力空间，多种发展形式的包容使新发展理念呈现出“后发展主义”的部分特征。

综合来看，改革开放40余年时代议题的动态变化折射出国家发展理念的变迁线索（见表1）。国家发展理念变迁具有鲜明的路径依赖特征，改革开放初期重启发展的阶段为发展主义的充分实现提供了准备性条件，而国家发展主义理念也不断因社会和政治的反作用力而开始向“如何更好发展”的新发展理念过渡，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消解唯经济增长论的基调，开始强调发展质量和多元发展形式。循此逻辑，国家发展理念并不能笼统地由封闭性的发展主义话语来界定，也不能完全纳入后发展主义的框架予以解读，其真实的国家发展理念形态呈现出的是发展主义和反思发展主义元素的交错杂合。

表1改革开放进程中国家发展理念的变迁线索

二、国家发展理念变迁的解释基础

在改革开放不同阶段所呈现的不同发展理念形态中，可以对国家发展理念变迁的总体过程作出一般性的解释。在国家发展理念形态中一直占据核心地位的是现代化的理论元素，而国家干预则构成发展理念变迁的现实因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则构成发展理念变迁的根本逻辑。

（一）国家发展理念变迁的核心：现代化理论的中国阐释

国家发展理念变迁以现代化的理论要素为核心。在发展理念演化的不同阶段，无论是发展理念的重启时期、发展主义的生成和强化期，抑或科学发展观时期，现代化理论元素均一以贯之。即使在新发展理念时期，国家发展也没有放弃对经济增速的追求，而是将原本的经济高速增长控制在中高速的周期内，现代化的理论元素一直嵌入国家发展理念变迁的进程并发挥连续性的功能效果。国家发展理念中的现代化元素并不完全遵循西方现代化的话语体系。西方的现代化理论产生于冷战背景下的两极格局，美国为遏制苏联的势力范围，而向第三世界国家兜售以现代化理论为范本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援助方案[31]。西方现代化理论自创生起就具备两大逻辑：一是社会进化论，即通过现代化进程，欠发达国家将从传统过渡到发达状态；二是结构功能论，即现代化将使东西方政治经济体系最终得以整合。而且，西方现代化理论认为经济学模型上的修正可以使经济增长从理论上具备了自我持续性[32]。可见，西方世界中的现代化文本源于一种对经济增长的乐观态度以及对自身模式的自满情绪，西方现代化理论作为输出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和政策工具，其目的在于“西化”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经济体系并依附于发达国家的战略利益。

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理念并未完全遵循西方的话语秩序，而是始终强调“独立自主”，抵制“全盘西化”。诚然，中国的现代化依然以经济的持续增长为中心机制，并将现代化视为社会发展的必经过程。这不仅源于实现国民经济积累的诉求，而且也源自长期以来一直积蓄的民族主义“追赶焦虑”[33]，即在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同时，国家也负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责任伦理。国家发展理念虽然具有以经济增长为本位的现代化元素，但国家试图通过现代化的经济增长而实现向综合性的发展形态过渡，而中国现代化有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实现对建立在西方范式基础上的现代化经济增长简化论和社会进化论的“反挑战”[34]，中国式的现代化构成国家发展理念变迁的核心元素。

（二）国家发展理念变迁的现实推力：“强政府”的干预能力和适应体制

除现代化作为国家发展理念的核心元素外，国家干预同样构成国家发展理念变迁的重要因素。国家始终在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框架中维持宏观调控的必要位置，并以此保留对经济增长势力和市场经济运作的某种控制。而国家发展理念的变迁即使不断凸显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但政府依然合法性地享有对经济规划的设计能力以及对市场自发性矛盾的矫正功能。这在一定程度上遵循缪尔达尔所设想的“强政府”角色，即“国家政府的本职工作与政治活动的意义所在，就是制定并实施宏观的发展计划，……使国家和社会取得最大限度的进步”[35]。弗朗西斯·福山亦将中国的发展方式概括为权威负责体制的“中国模式”，即“一是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国家机器和军队由中央政府掌握；二是高度的行政官僚体制，官员由相对公正和普遍的制度选拔；三是政治对人民负责，体现‘民本主义’”[36]。

而除了设计和实施宏观发展规划的“强政府”角色之外，国家政治体制同时具有对不同发展环境和发展条件的适应能力。“政治体制的适应能力是面对环境变化等因素造成的种种不确定性时，一个制度发现和纠正现有缺陷，接受新信息，学习新知识，尝试新方法，应对新挑战，改进制度运作的能力”[37]。政府的适应能力和政府干预社会变迁的现实能力构成国家发展理念变迁的体制基础。国家在面对不同的发展情境时，政治体制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吸纳并消解社会的不良因素，或者将社会矛盾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而适应性的政治体制则通过正当程序将整合性的社会信息上升并反映至发展理念层面。“科学发展观”抑或“新发展理念”均是国家对既往发展主义负面实践和信息体制吸纳的结果，是国家发展理念对社会发展的价值整合和动态调适。政府的强干预能力和适应体制对发展理念的形塑和变革具有推动作用，构成国家发展理念变迁的现实推力。

（三）国家发展理念变迁的根本逻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

现代化理论和国家干预在国家发展理念变迁中扮演重要角色，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则构成国家发展理念变迁的根本逻辑，规限着国家发展理念的呈现形态以及历史走向。马克思认为，“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38]。可见，国家发展理念作为时代意识的反映，应置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予以理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现实表现，这直接决定国家发展理念的变化范围。具体表现为：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家通过变革“后革命时代”的生产关系来重构发展基础，国家发展理念得以重启，进而为解放社会生产力赋予合法性。国家重构发展基础以及发展成为价值共识为发展主义理念的生成和强化准备了必要的社会基础，而发展主义理念所催动的经济高速增长，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错位状态显化，最终导致生产力发展出现瓶颈约束，因此调整制约经济增长的生产关系的科学发展观成为发展主义理念植入反作用力的第一次尝试。而在新时代，发展的不平衡性和不充分性更加凸显，国家开始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进行双向调整，新发展理念因应而生，新发展理念注重的是多维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的综合平衡。

可见，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具有决定国家发展理念变革的基础性作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为国家发展理念植入自我调整的主动性。此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观，同一生产力水平下可以存在多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因此，国家发展观也应呈现出一元多线的架构[39]，即不同的发展形式可以在同一社会制度下交错共存，并相互作用于历史发展的进程。“新发展理念”即体现出一元多线的特征，新发展理念的总体目标是实现国家的高质量发展，但在具体发展路径上则不拘泥于单一形式。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都是新发展理念所提倡的发展道路，新发展理念容许多种发展形式在同一社会制度中并存。新发展理念本身不构成封闭性的话语体系，其内部仍然积蓄反思调整的力量，继而推动新发展理念向更高社会整合性的国家发展目标而不断完善。

综上所述，国家发展理念的核心元素是现代化理论，在中国的规范语境下，现代化的经济增长内涵实现了“创造的综合”，即中国现代化的路径是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向综合性的发展形态过渡。国家的干预能力和适应体制成为国家发展理念产生和变迁的现实推力。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构成国家发展理念变迁的根本逻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不仅直接决定国家发展理念的产生，而且也在国家发展理念内部植入了反思性的动力，从而形塑国家发展理念变革的主动性。

三、发展理念的中国特色：连续性、杂合性与实用性

回顾改革开放后的国家发展历程，可以明显地看出国家发展理念变迁中的连续性、杂合性和实用性特征。首先，国家发展理念的演化具有连续性特征。国家发展理念作为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的反映，其依托于政治体制的稳定性以及经济基础的渐进主义改革。经济基础的渐进主义改革创造了连贯性的国家发展条件和发展环境，而这构成国家发展理念持续产生的社会土壤。同时，政体的稳定构成国家发展理念稳定存续的直接条件，国家干预能力和适应能力是国家发展理念变迁的持久动力。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不断深化，国家干预的有效性以及对社会变化的适应能力持续提升，国家发展理念对社会变迁的价值整合以及宏观指导作用更加明显。作为社会存在的集中反映，在经济和政治的综合使动下，国家发展理念能够在兼容既往发展观成果的基础上维系变迁逻辑的连续性。

其次，国家发展理念呈现出杂合性的状态。社会发展的一元多线性，使不同的发展形式能够在当前中国时空压缩的社会结构中并存。而新发展理念作为演化至今的理论成果，其自身也正在融入反思性的张力空间，并赋予多元发展形式存在的合法性以及理论的开放性，从而具有明显的反思发展主义的性质。但是，新发展理念并没有、也不会舍弃经济增长的主流模型。发展主义和反思发展主义元素的共构使当前的国家发展理念呈现出多元杂合的特征。

再次，国家发展理念内含实用性元素。国家发展理念的实用性导向与强调个人主义和功利观的实用主义倾向迥然不同，国家发展理念的实用性说明的是为服务国家发展总体目标而充分发挥多种发展形式价值优越性的理念原则。改革开放初期为了重构发展基础，国家广泛利用世界文明成果以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初期盛行的“猫论”即是通过破除思想障碍，调动人民进行经济建设的积极性[40]，内含服务于国家发展的实用元素。在新时期，随着国家发展主义理念的生成和强化，“姓资姓社”的意识形态争论让位于“如何更快发展”的时代议题，城乡关系、区域关系、资源环境等均被国家发展理念所聚焦并纳入现代化程式之内，从而服务于经济增长。进入新时代，国家发展理念则对多种发展形式的功能予以肯定，无论是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城市和乡村的融合发展抑或是乡村有效治理方式的兼用，只要能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布局的发展主体和发展元素均被纳入新时代国家发展理念的体系之内，鲜明体现出国家发展理念的实用性导向。国家发展理念的实用性以发展形式的多样化为基础，重视多元发展形式对国家现代化进程的作用，目标在于服务于国家的总体发展。

国家发展理念以连续性为轴心，以杂合性为基本特征，以实用性为现实导向，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在当前多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并存的中国社会，对国家发展理念变迁逻辑和总体特征的诠释可以为中国的发展研究提供富有启示性的框架：在社会价值层面，应该对异质性的发展形式保持开放的心态，使“差异拥有立足之地”[41]；在发展政策层面，国家应对公共政策进行灵活调整，赋予多种发展形式以生存和释放价值的空间；在社会研究层面，应以实践为导向分析多元发展形式的互构机制，从而推动中国发展研究的话语创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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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John B. Cobb, Jr, Postmodernism and Public Polic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1, p.50

责编：萧   景

排版：郭江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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