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纪薇 | 待得团圆是几时？ ——张爱玲，晚期风格与世界文学【一、流星】

作者简介：萧纪薇，美国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比较文学博士，现为美国费尔法德大学（Fairfield University）现代语言文学系副教授。

译者简介：蒋洁维，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2017级硕士研究生。

原文载于《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第44-55页

摘要

学界对张爱玲作品的评价，因《小团圆》延搁多年的出版状况，变得悬而未决。2009年中文版本的《小团圆》面世后，“张迷”以及张爱玲研究者在震惊之下产生尖锐分歧。如今，《小团圆》的英译本也于2018年出版。对张爱玲全部作品的解读，目前被划分为两类：一类认为张爱玲的创作生命短暂、璀璨如流星，起步于1940年代，也很快终结于此；另一类认为《小团圆》是其漫长、复杂而多面的写作生涯的巅峰之作。本文将集中讨论这部小说被压制的原因，以及其作为文学作品的特性和品质。如某些中国的文学批评家所提出，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对“晚期风格”的思考，是否可以在此提供洞见？我们又该如何在世界文学的语境下阅读张爱玲？

在《私语》里，24岁的张爱玲回忆起童年时与母亲离别的一幕场景。她写道，“我母亲和我姑姑一同出洋去，上船的那天她伏在竹床上痛哭，绿衣绿裙上面钉有抽搐发光的小片子。佣人几次来催说已经到了时候了，她像是没听见，他们不敢开口了，把我推上前去，叫我说：‘婶婶，时候不早了。’（我算是过继给另一房的，所以称亲生父母为叔叔婶婶。）她不理我，只是哭。她睡在那里像船舱的玻璃上反映的海，绿色的小薄片，然而有海洋的无穷尽的颠波悲恸”[1]。

张爱玲

多层意思交织在这个段落里：母亲的形象体现出大都会现代性（cosmopolitan modernity）——她乘坐远洋客轮，身穿闪亮的洋装——却沉浸在孩子般放纵的悲伤中，让人无法接近；中国式的大家庭；负责掌握时间的佣人。海洋、玻璃、衣服上的小金属亮片构成最后一句中的视觉意象，明亮的光线和波动的情绪营造出起伏不定的感觉。这属于张爱玲早期创作的典范，其词汇也得益于中国古典传统的丰富资源。

我们应如何在世界文学的语境下看待张爱玲的作品？乍看之下，她的创作生涯似乎跨越了世界文学的主要分类范畴，我们可以将其放进诸如历史性的世界体系（historical world-systems）、或者语言“文化生态”（linguistic ‘cultural ecologies’）、或者一个假想的（也是颇成问题的）世界经典（global canon）等阅读框架中[2]。由于历史性的文化决定因素以及风格和体裁的标识，阅读张爱玲的作品首先要求我们考虑性别因素，但我们又无法简单地将其归类为一位“中国女作家”；这个说法源自哥伦比亚大学学者夏志清的里程碑之作《中国现代小说史》。1961年，夏志清将张爱玲介绍给英语世界的读者时，称她为“当今中国最优秀也是最重要的作家”，他将张爱玲与凯瑟琳·曼斯菲尔德（Katherine Mansfield）和卡森·麦卡勒斯（Carson McCullers）等“英语文学里重要的现代女作家”[3]相并列。但在世界史的范畴内，张爱玲可能更适合与经历旧秩序灾难的文学大家相提并论——无论是支持旧制度垮台的鲁迅、巴别尔（Babel）、穆齐尔（Musil），还是与之相反的约瑟夫·罗特（Joseph Roth）以及纳博科夫（Nabokov）。这些作家既能瞻前也能顾后，在领悟文化传统的精髓同时，也能掌握具有文学现代性的新技巧和新题材。在张爱玲的个案中，性别和阶级的尖锐矛盾、文化发展与社会秩序的混乱都被她转化为高度形式化的文学表述。

1920年，张爱玲（Eileen Chang）出生于上海，她的父母都来自官宦家庭，他们的结合属于包办婚姻，彼此完全合不来，在张爱玲幼时就分开了。张爱玲的父亲继承了日益减少的财产、保守的观念和所属阶级颓废的生活习惯；她的母亲则既有魅力又富冒险精神，是一位非常西化的现代“新女性”，长居海外。儿童时期的张爱玲天赋异禀（7岁的时候，她就尝试写作隋末唐初的历史小说；见“存稿”）。好吸鸦片的窝囊废父亲对她打下中国古典文学的底子颇有帮助；见多识广又不受约束的母亲则为她改名“Eileen”，坚持让她接受西方教育——先送她去位于上海外国租界的美国圣公会教会寄宿学校上学，即圣玛利亚女校；继而送她去香港大学攻读英国文学的学位（Eng. Lit. degree）。张爱玲在欧洲文学、艺术和音乐上的启蒙也得益于母亲[4]。然而，这一切以及20世纪30年代上海迅速现代化的流行文化——如电影院、杂志、广告、先锋书店和文学咖啡馆——都很快被日本的军事占领、国民党的复仇主义和共产革命的大浪潮所吞没。

话说回来，张爱玲17岁初试啼声的写作深受性别关系的影响。“What a Life! What a Girl’s Life!”是她发表的第一篇作品，代表着她对父亲和父权的一种抗议。当时她更喜欢母亲的家，父亲为了惩罚她的年轻叛逆，把她关进一间空房间里长达数月。当她染上痢疾时，他拒绝提供药物治疗。最后，张爱玲依靠她的机智逃离传统专制的父权统治，这样的生死抉择也使得她的写作异于鲁迅、穆齐尔（Musil）和约瑟夫·罗特（Roth）。从某种程度上说，性别条件制约下的不安全感将影响张爱玲一生中的各种选择。同时，她的写作很难被纳入单一的语言文化中。“What a Life! What a Girl’s Life!”用英语写成，最初刊登在美资的《大美晚报》（Shanghai Evening Post & Mercury）上。两年后，张爱玲把它翻译成《天才梦》。在创作中，她自如地穿梭于两种语言之间，沉浸于两种语言构成的雅俗文化里：无论是中国古典文学还是维多利亚小说，中国通俗戏曲还是好莱坞电影[5]，她都可以轻松拿来。

对张爱玲作品的评价，因小说《小团圆》延搁多年的出版而变得悬而未决。2009年中文版本的《小团圆》面世后，“张迷” 以及张爱玲研究者在震惊之下产生尖锐分歧[6]。如今，《小团圆》的英译本也于2018年出版[7]。对张爱玲全部作品的解读，目前被划分为两类。一类认为张爱玲的创作生命短暂、璀璨如流星，起步于1940年代，也很快终结于此。另一类认为《小团圆》是其漫长、复杂而多面的写作生涯的巅峰之作。本文将集中讨论这最后一部小说被压制的原因，以及其作为文学作品的特性和品质。如一些中国文学批评家所建议，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对“晚期风格”的思考是否可以在此提供洞见？但我们首先要对张爱玲的早期作品做一些简要的反思。

流   星

其实，当时的大环境并不利于张爱玲年少成功。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中日战争的阴云笼罩下，五四运动带来的文化滥觞因国民党的保守势力和左派的内讧而黯淡下去。1938年，日本通过猛烈的轰炸和激烈的巷战占领上海；在一系列骇人听闻的军事暴行后，汪精卫卖国政府在南京成立。大多数上海作家和知识分子逃往重庆（国统区）和延安（解放区）等中方控制的内陆地区，或者英国统治下的香港。尽管如此，文化生产仍在上海这座城市中继续。1939年，张爱玲前往香港求学，她的大学生涯因香港沦陷而中断。1942年回到上海后，她的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副刊杂文和散文等战时作品被当时有影响力的编辑抢购一空，这些人里就包括胡兰成。胡兰成比张爱玲年长14岁，二人于1944年结婚。同年，张爱玲的《倾城之恋》《金锁记》和其它作品被收录进以“传奇”命名的小说集里出版，几天内售罄。之后发表的是一系列散文和个人作品，张爱玲俏皮地将这个集子命名为《流言》，取其双关之意[8]。其中包括了《私语》《童言无忌》《烬余录》《公寓生活记趣》等第一人称的作品：它们记录了张爱玲不愉快的童年与少年回忆，有的篇章则以年轻自信的现代女性视角来记载上海沦陷时期的都市生活。张爱玲的文学天才和对生活孜孜的喜悦穿透了笼罩在这些故事里的苍凉迷雾，大放异彩。她欣欣然想与读者建立一种融洽的关系。对于没有稳定收入的年轻作家而言，这是一个务实的策略。但是，这种对读者的在意也促使她努力探索新的写作方法。

1944年，有法国教育背景的批评家和翻译家傅雷以迅雨的笔名发表了对张爱玲小说创作的长篇评论。在肯定《金锁记》巨大成功的同时，他也强调张爱玲对于才华和技巧的过度依赖导致其次要作品中显得油滑与肤浅。他担忧这位年轻作家的一夜成名可能只是另一个中国“奇迹”，注定华丽而短暂。张爱玲显然受到这一批评的刺痛，她反之以强烈回应。在《自己的文章》中，张爱玲认为平凡和庸俗的人物更接近真实，也更适合她“苍凉”和“参差的对照”（与强烈的对照相对）的美学原则。虽然她小说中的凡人是犹疑而“不彻底的”，或是“未完成的”，但从另一角度，这些人却特别重要：“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因为他们虽然不彻底，但究竟是认真的。他们没有悲壮，只有苍凉。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9]。

在同年发表的另外一篇散文《论写作》（1944）中，张爱玲承认自己作为职业作家关心读者品味和需求，却旨在“要一奉十”——这个从艳情小说《金瓶梅》里借用的、具有讽刺意味的短语的字面意思是“竭力迎合”，张爱玲以此言明她的愿望是雅俗兼顾，让不同层次的读者都能从她的作品里各取所需[10] 。她也一直认为作家最好的素材是其“最深知的材料”，首要的就是传记性的。虽然在第一人称的写作中张爱玲好像透露了关于自己的诸多信息，但是在她整体的写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她对生活与艺术、自我表露与自我隐瞒之间的参差与转换总是相当控制，有收有放。这无疑加深了她在中国读者心中的神秘感。她超凡敏锐的文学天才、非常现代的历练老成以及高贵的家族谱系，都令人印象深刻，这些成为“张爱玲现象”产生的部分原因。这种崇拜始于台湾和香港地区，在1980年代中期席卷了中国大陆的读者群。凭借严肃的学术研究、休闲杂志的文章、媒体资讯和小报八卦的综合影响，“张爱玲热”随之兴盛。

参考文献

[1]张爱玲：《私语》，收入《张爱玲文集》（第4卷），金宏达、于青编，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04页。《私语》的英文译本见 Eileen Chang, ‘Whispers’, in Written on Water, New York 2005, trans. Andrew Jones, ed., Nicole Huang, pp. 147-61.

[2]See, inter alia, Pascale Casanova, World Republic of Letters, Cambridge, ma 2004; Franco Moretti, ‘Conjectures on World Literature’, nlr 1, Jan-Feb 2000; Alexander Beecroft, An Ec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 From Antiquity to the Present, London and New York 2015 (reviewed by Peter Morgan, ‘Worlds and Letters’, nlr 109, Jan-Feb 2018); David Damrosch,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Princeton 2003.

[3]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1917—1957）, New Haven 1961, p. 389.

[4]这种保守与现代的对比也并非绝对：在自传性散文《私语》中，张爱玲提到她的父亲对英语（文学）有一定了解，他曾购买过萧伯纳的戏剧《伤心之家》，并在书中写下自己的英文名字、购买日期和地点。而在张爱玲年幼时，她的母亲常让她吟诵唐诗。

[5]张爱玲从未拥有相对稳定的文化环境，其创作生涯不断反转。在1941—1945年上海沦陷时期的文学界，她名声大噪。国民党重新掌权后，她被公开批评为“文化汉奸”。在为中国的电影公司撰写荒诞喜剧（screwball comedy，又可译为神经喜剧）的剧本后，她由亲共转向反共（如《秧歌》和《赤地之恋》），写作《赤地之恋》受到美国新闻处的资助。离开香港后，她前往美国，在那里度过40年孤寂的海外生活。她阅读了大量的历史、民族志、人类学和社会学等方面的美国纪实作品。同时，她对中国18世纪的古典小说《红楼梦》展开了深入的文献学研究。此外，她还对《红楼梦》在19世纪的伟大传承作品《海上花列传》进行了三重翻译，从吴语到英语，再到国语。For a useful summary, see Tze-lan Sang, ‘Romancing Rhetoricity and Historicity: The Representational Politics and Poetics of Little Reunions’, in Kam Louie, ed., Eileen Chang: Romancing Languages, Cultures and Genres, Hong Kong 2012.

[6]当时，台湾的文学批评家张小虹就声称，作为忠实的“张迷”，她将“抵制购买、阅读和评论《小团圆》”。see Tze-lan Sang, ‘Romancing Rhetoricity and Historicity’, p. 196.（但张小虹最终屈服于《小团圆》的诱惑。）

[7]In what follows I use the English edition, Little Reunions, New York 2018, translated by Martin Merz and Jane Weizhen Pan, for all quotations. Where necessary, the Chinese title Xiao Tuanyuan is used to differentiate the original Chinese novel from its English translation.（译者：本文所引张爱玲《小团圆》均来自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

[8]“流言”一词道出了张爱玲的期待。她希望自己的作品能有好口碑，获得大众的喜爱。“流言”二字拆开来单独看，可以当作“流水之言”来解释，令人想起济慈著名的墓志铭——“此地长眠者，声名水上书”。(Here lies one whose name was written in water.)

[9]张爱玲：《自己的文章》，收入《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92页。

[10]张爱玲：《论写作》，收入《张看》，台北：皇冠出版社，1991年版。与“流言”一样，复合词“张看”也是一个双关语。张爱玲将此词拆分开来，使其通俗的原义成为一个独特又有趣的自我指涉。也就是说，“张看”从 “窥视，张望”（peering out）变成 “张（爱玲）看（世界）”（Zhang sees）。在张爱玲的早期作品中，“张望”外边的世界是一种重要的姿态。请参阅张爱玲《红楼梦魇》的序言。

责编：安   华

排版：郭江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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