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异学：中国本土话语的世界性意义

原创曹顺庆，刘诗诗济南大学学报 2023-08-28

曹顺庆教授

［作者简介］曹顺庆，四川大学杰出教授，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刘诗诗，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研究生。

原文载于《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第13-22页

摘要

变异学是中国学者立足《周易》“变异”所提出的具有世界性意义的普适性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也是比较文学中中国学者对于学科理论话语建设新的反思与实践。本文论述了变异学作为本土化话语的建构，理论渊源及学理依据、概览文学变异学的理论构成。变异学将比较文学的视野真正回归至世界文学，回归至世界文学交流平台的学科身份；同时，此一理论在新的研究热潮与危机论的境况下，激发着比较文学学科新的研究方向，把握住更具有价值的跨文明创生因子，进一步加固、完善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大厦的基础，变异学作为中国学者提出的本土化新话语，在国际上已经产生了重要影响。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与中外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化，“中国话语”不但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更成为国家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发展战略。孙绍振教授2017年7月3日在《光明日报》发文指出：“二十多年前，曹顺庆先生就有了中国文学理论完全‘失语’的反思：由于根本没有自己的文论话语，‘一旦离开了西方文论话语，就几乎没办法说话，活生生一个学术‘哑巴’”[1]。“最明显的是，处于弱势的本土话语几乎为西方强势话语淹没，中国文学理论基本上失去了主体性。季羡林先生指出：“我们东方国家，在文艺理论方面噤若寒蝉，在近现代没有一个人创立出什么比较有影响的文艺理论体系。这就是说，中国文学理论民族独创性基本上丧失了。”[2]这种说法，在我国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中得到了肯定。习近平主席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不仅难以形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而且解决不了我国的实际问题。”[3]孙绍振教授认为：“引进西方文论的本来目的，是以自身文化传统将之消化，以强健自身的文化机体，与西方文论平等对话，以求互补共创。胡适就提出‘输入学理’的目的是为了‘再造文明’。也就是说，要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笔者认为，目前‘关键的一步在于如何接上传统文化的血脉’。钱中文先生等人也提出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重大命题。”[4]

比较文学是西方引进的学科，隶属西方学科体系与学科理论范畴之下——法国学派的实证性影响研究以及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及跨学科研究。表面看来，比较文学这一学科进入中国已具备了系统性、整体性和规范性，然而在学科教学实践及理论运用过程中却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现象——如以西方浪漫主义比较中国古代诗人李白的“浪漫主义”诗歌；以现实主义比拟杜甫于家国危难之际的“现实主义”创作等，更是出现了诸多的“X+Y”式的比较，如莎士比亚与汤显祖的比较，为求其戏剧（曲）的创作天才的相似性，便以浅易的相同出生年代、生长环境和时代背景比附。诸如此类的研究现象造成了中国比较文学领域在霎时间吸收前一世纪的学科理论资源却无时间消化下，造成混乱，不加思考地整体植入西方学科理论，致使这一学科的学术研究鲜少创新。

近五十年来，中国学者在这一学科理论建设中不断进行反思、回顾，逐步从困惑中清醒，笔者近几十年来一直以西方理论与中国文学尤其是古代创作的解读不适、比较文学学科创新为思考点，于1995年提出中国文论的“失语症”，以一种清醒、客观的态度审视中西方思想与文学的可比性、适用性及应用性。中国古代不乏诗文评点（《毛诗序》、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严羽《沧浪诗话》等），鲁迅先生称《文心雕龙》是可与亚里士多德《诗学》比肩而立的著作，然而中国在近代史上的落后被动经历，使得其在器物、制度而至文化层面逐步西化、科学化。中国自古以来的话语在书院改制后施行的学院制度下消失殆尽。胡适那一代人的“历史进化论”、“整理国故”彻底“科学化”以及“打倒孔家店”等运动，进而掀起了以西方新思潮解读中国文学的一股思潮，在多数情况下不追寻历史语境而以西方话语阐释中国文学。台湾学者提出的中国学派初期提倡的阐发法（以西方理论阐释中国文学），在实践过程中愈加显露弊病，中国学界亟待一种更适用于中国本土文学且具有普适性的学科理论。笔者从建构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话语体系入手，立足《周易》的“变异”思想，成功地建构起了“比较文学变异学”新话语。变异学所说的变异，并不是一个孤立的话语范畴，而是一个整体性的话语系统，这个系统根植于中国哲学的深层结构。首先对这个结构进行阐述的，就是作为群经之首的《周易》：

谓之为“易”，取变化之义。既义摠变化而独以“易”为名者。《易纬·乾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也，变易也，不易也。”又云：“易者，其德也光明四通，简易立节，天以烂明，日月星辰，布设张列，通精无门，藏神无冗，不烦不扰，淡泊不失，此其易也。变易者，其气也，天地不变，不能通气，五行迭终，四时更废，君臣取象，变节相移，能消者息，必专者败，此其变易也。不易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郑玄依此义，作《易赞》及《易论》云：‘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5]

在这一段原典文献中，提出了著名的“易之三名”说。可以看出，《周易》主要讲变易，但它又并非仅仅是在说变易，而是构建了“变易、简易、不易”三位一体的意义生成系统。具体地说，变易就是四时更替、五行运转、气象畅通、生生不息；不易就是天上地下、君南臣北、纲举目张、尊卑有位；简易则是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显然，在这个意义结构系统中，变易强调“变”，不易强调“不变”，简易强调变与不变之间的基本关联。万物有所变，有所不变，且变与不变之间存在简单易从之规律，这是一种思辨化的变异模式，这种变异思维的理论特征就是：天人合一、物我不分、对立转化、整体关联。这是中国古代哲学最重要的认识论，也是与西方哲学所不同的“变异”思想。“比较文学”既是人文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跨越中西的国际性学科。在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阶段，在当今中外文化交流愈加频繁且向纵深发展的背景下，建构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话语尤为关键，且任务艰巨。新世纪以来，中外国际交流呈现出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特点。随着中国科技、经济与文化发展的日新月异，多个领域都需要中国话语的建构。比较文学理论话语的建构，既有学科属性上的意义，又能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贡献力量。既有本土化民族特色与自身品质，又有国际视野和世界胸怀，这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建构自身的学科理论话语时所应坚持的原则。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话语体系的建构必须彰显“中国特色”。这个“中国特色”包括四层含义：一是以本土化的理论为根基，并且能解决当下实际的比较文学危机与问题，二是要努力学习和取法以《周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与智慧。三是要使“中国特色”本身具有世界胸怀与长远目光，成为世界认同的优质特色。四是要让本土化的“中国特色”精益求精，并进一步成为“世界特色”，成为一种更为普遍（universal one）的理论和国际学界公认的标识性概念。如此，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话语体系才能切中当下、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长久立足、持续进步，产生国际性影响。

一、文学变异学的理论缘起和理论优势

中国学者自踏入比较文学领域，本质上便与欧美同质文明圈中的比较文学研究有所区别，他们面对的不仅是语言的差异、流传媒介的信息错落，更是在不同文明的立场上的冲撞与思考。这恰如文明的冲突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体现，汤因比（Arnold J·Toynbee）在其著作《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中批评了“统一文明论”的观点，认为自我中心、东方不变、直线进步都是不符合真实情况的理论，汤因比从种族论及环境论区分了世界历史中存在的21种文明，进而明晰了文明之间的差异性，“有的以艺术见长，有些以宗教见长，有些则以工业文明见长”[6]；有衰落的文明，也有停滞、生长或新生的文明，文明之间的共性和“不可通约性”是必然存在的。若强势地推进文明霸权，将会出现世界性的极端事件或悲剧发生。而若在平等和谐的交流境况中，在尊重文化观念的差异下进行对话，新的文化基点、适应全方位的政治、经济等诸方面的新理念将会应势而生，如“中国崛起”这一曾被世界讨论的议题，这一曾被外方媒体误以为“中国威胁论”的观念在当下中国一系列合作共赢、追求世界和平发展的实质性举措中正悄然转变。同时，在文化层面也迎来了新时代的变化，恰如亨廷顿在1993年夏于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题为《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和争论。作者从冷战后的世界政治格局推究其间冲突的根本主宰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是“文明的冲突”，这一观点对中国学者的影响颇深。中国文明是世界古老文明之一，其人对其文明的独特性和成就亦有清楚的认识，自然在思考问题时常从文明的角度审视，亨廷顿的“全球政治开始沿着文化线被重构”将人们的核心认同向文化转移，他所呼吁与关注的并不是他著作所书写的冲突，而是在其中文版序言中所说：“我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的危险性的注意，将有助于促进整个世界上‘文明的对话’”[7]。在新儒家代表杜维明的著述《文明的冲突与对话》中亦明确了多元文明观，并针对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所断定儒家传统业已死亡的这一结论，在此后的学术研究中致力于儒家思想领域、儒学传统对于世界现存文明的普适性探索与现代转化建设。对于比较文学学科而言，意识到差异性并非难事，但尊重差异性却是需要长时期的实践，以实践成果证明这一理念的丰富学术价值。中国话语的提出进一步构成比较文学学科的多元性，中国学者在此领域所提出的变异学亦是以多元文明的基本观点，在明晰文明的共性下将关注点侧移至差异性，此一建设性理论也将予西方学者以提示，在东西方跨异质文化的研究中，文明、文化的差异须提到研究观念的前提准备之中。

对于学科发展而言，尽管有以法国为中心的影响研究和以美国为中心的平行研究承续了学科的开山与百年实践，比较文学理论仍有较多不足之处，中国学者在思考法国学派下的形象学与媒介学时，以文学作品的跨文化、跨语际的角度，发现了西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所忽略的异质性因素。法国学者在学科建成之初时，以比较文学“研究国际文学关系史”以及“比较文学不是文学比较”回应克罗齐等人的质疑，以“科学”“实证”等具信服力的观念稳固学科基础。19世纪，法国学界在法德等国文学关系研究中确有显著成果，也让比较文学有了初具规模的学术团体、刊物、杂志、高校课程、学术著作等。随着欧洲大量学者因故而至美国时，当时俄国形式主义所提倡的“文学性”、新批评所主张的文本转向和文本的审美性等因素使得韦勒克在1858年那篇《比较文学的名称和实质》中直言“影响研究”使得比较文学静寂如“一潭死水”，他们在现有规模的领域上显得雄心勃勃，把“超越一国文学领域的研究，文学与诸如艺术、哲学、历史、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知识和信仰领域的关系的研究”[8]都欲纳入比较文学的范围之中，可想而知，比较文学无边论、消失论便不可避免。虽然美国学者又唤起了实证研究的另一领域——审美研究，为此学科注入了暂时的生机，但由于“一方面英语成为一门国际性语言以后，随着欧盟的一体化过程，我们的大部分研究不再跨语言，另一方面是比较文学合并到文学这一学科”[9]。前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佛克玛在接受中国学者王蕾采访时将上述原因归于欧美国家比较文学的萎缩，但更重要的是欧美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在建设中并未考虑到跨文明性、全球性、未来性的长远发展，才会屡次三番出现各种各样的“危机说”、“死亡说”，例如影响研究在进行跨文明文学文本等研究时，其核心实证影响已不具有全面性、完整性以及合理性，也不可能以实证性的材料解释异文明的审美因素。平行研究的“类同性”主题学、类型学研究也逐步将比较文学在跨异质文化的学术现状下引向了随意比较的地步。中国有一古语曰“旁观者清，当局者迷”。中国学者最初是以一种“他者”的视野观照比较文学的中国建设道路的，在这一过程中意识到了学科史的前阶段重心在“同”，本土接受阶段也一直呈现与西方文学、思潮、流派求同的心理趋向，但现实文化模式、思想观念的差别是不可忽视的，东西方交流的基础是在有共同话语的前提下展开，这是过程的开始，并不预示过程的结果。笔者“变异学”提出的时间节点正可以为学者研究提供一个清醒的视角，变异学的提出不是中国学者一时的口号而是客观地思索前理论的缺陷，以及背负着东西方较为全面的理论资源提出的，真正从最大意义的“跨越性”角度展示着中国学者的智慧。

苏珊·巴斯奈特曾说过，虽然比较文学在它的发源地似乎已经衰落，但在其他地方却是一派欣欣向荣，佛克玛直称法国学派已经死亡，而在中国等地发展渐趋兴盛，这是因为在比较文学一直未能形成一套能为学界乃至国际广泛接受的基本理论。许多西方学者以当下不谈“学派”来规避此一学科所遇的危机，就如1999年法国著名比较文学家谢弗莱尔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六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与中国学者的说辞。比较文学学科的建设有一重要的理念——歌德于1827年1月31日与艾克曼谈话中谈到的另一段话却更值得我们深思，“人们的思想、行为和情感几乎跟我们一个样，我们很快会觉得自己跟他们是同类。……可不同之点还是在于，在他们那里，外在的自然界总是与书中人物共同生活在一起”[10]，在“世界文学”的最初含义提出时其实就有文明间同与异的区别，甚至“异”的价值甚于“同”的价值。

变异学追求的是“同中之异”，即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的同源性、类同性的可比性基础之上的进一步延伸与补充，在有同源性和类同性的文学现象的基础之上，找出异质性和变异性。前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乐黛云曾提出过“和而不同”的说法，和而不同也是中国人在认识世界所采用的一种哲学人生观。中国古人在春秋时期即云：“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生之。”（《国语·郑语》），孔子也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其第一义是承认、尊重并赞赏事物、人性品质的差异性和多元性，这也体现了中国人看待事物的辩证思想，将世界视为多元和谐统一，保持差异性样态的存在，乐黛云借这一哲理性观念为中国比较文学指点了其广阔的发展空间，变异学也遵循着此一思维所涵括的尊重与宽容，而在变异学的理论指导下，中国比较文学的学科建设也已打破了旧有的历时性视野，以共时性角度重建学科理论，这需要严谨的思考和极大的勇气，笔者在2005年编著的《比较文学学》首次在教材编写上以四大板块——“文学跨越学”、“文学关系学”、“文学变异学”、“总体文学学”实践着“变异学”的理论。中国比较文学教材编写长期陷入学派的限制，而新理论范式的比较文学教材在纯粹地进一步改善长期处于不稳定状况的学科现状，规范比较文学学科体系，同时解决了众多跨文化的学术现象、学术难题并在新的学术领域收获颇丰，笔者所主持的“英语世界中的中国文学译介及研究”等中国项目在变异学理论的视域下极具学术价值，在跨越语际障碍的文明之间纠正了许多常识性误读，增添了更多的差异性理解性，同时也佐证了变异学的理论实践价值。

二、变异学的学理依据

在文学变异学提出之前，国内外学者其实对东西文学的异质性与变异性便有所认识、探讨和论述。即使是同语境下的文学流传研究也有异质性因素存在。美国学者韦斯坦因在其著作《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中已经有意无意地触碰到了变异问题，他指出：“从原则上说，比较学者绝不应对影响中的主动和被动因素作质量上的区分，因为接受影响既不是耻辱，给予影响也没有荣耀。无论如何，在大多数情况下，影响都不是直接的借出或借入，逐字逐句模仿的例子可以说是少而又少，绝大多数影响在某种程度上都表现为创造性的转变。”[11]但韦斯坦因对这种影响变异研究扩大到不同文明间却犹豫不决，相反赛义德于1928年提出的“理论旅行”一观念尽管本意是以卢卡契为例来说明任何理论在其传播过程中必会发生变异，这对以“跨越性”为特征的比较文学研究尤其是跨文化研究有所启示，中国学者叶维廉在1975年在《东西比较文学中“模子”的应用》中提出“文化模子”的概念——鱼没有见过人，必须依赖他本身的“模子”他所最熟识的样式去构思人。“模子”成为结构行为的一种力量，也是人所依靠的存在经验在反映新的经验素材时所依靠的背景力量，在需要解释或塑形新经验材料时会必要地将“模子”变体。尽管认识得到接受，但是我们都知道鱼眼中的人的形象是错误的，甚至是歪曲的。又如“结构语言学家大多先求取‘共相’的元素来建立所谓‘深层结构’，往往从西方的‘模子’出发，先建立一棵文法树，再应用到别的语言上去”[12]，这样的不加改变的固有范式在起点部分便迈入了错误的道路。诗的翻译同样受文化模子的影响，中国人运用的文字是可追溯至上古时期的象形文字，直至现在仍未如英语等文字简缩为字母，但是西方人曾一度认为人类最基本的语言符号应是如印欧语系字母那般抽象的、率意独断的符号。这是因为其“模子”自认为带有的优越性在语言上的体现而忽略了象形文字的价值。由变异学的观点，我们只有尊重对象，才能正确地了解对象。象形文字不是抽象文字的对立面，而是代表一种异体的思维系统——“以象构思，顾及事物的具体的显现，捕捉事物并发的空间多重关系的玩味，用复合意象提供全面环境的方式来显示抽象意念”，汉字的此种系统思维、空间多义性在古诗中所表达出来的意境感、审美感及世人所倾注的意识感都有体现，就如宋代词人吴文英的词句：“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若翻译成“where comes sorrow？Autumn on the heart / of those who part ”，原词的心绪确实得以传达，但汉字双关艺术之妙处却不能被英文阅读者所识。

阅读者的个人接受也是一决定性因素，在中国，早在孟子时期便提出了“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的文学接受问题。孟子从源头上便奠定了中国文学接受上的心灵普遍性基础，个人的随意解读都是以达到“道”“志”等最高境界为最终旨归，“依经立义”是中国文学阐释的主导话语。在西方，尼采以一切勇力推翻西方思想价值体系，高呼“上帝死了”。费尔巴哈在谈到音乐时说，当音调抓住了你的时候，是什么东西抓住了你呢？你在音调里听到了什么呢？难道听到的不是你自己的声音吗？罗兰·巴特直接将作者从文本的主导圣坛上拉下，警示着“作者已死”。至20世纪60年代时，兴起于德国的接受美学更是将读者的作用抬至中心地位并形成了系统的理论。如此文本不仅与其社会文化环境即文化模子之间进行相互作用，而且同样与接受者进行互动，然而接受者的接受过程都有其期待视野的参与，以尧斯的看法，期待视野是一定历史时期下，读者自身的审美理想、审美趣味在其阅读接受过程中的能动体现，恰如每一位读者都带着自己的期待视野来参与阅读，而这个视野又带有时代与社会环境的烙印。期待视野与作品所体现的旨归差异，决定了文学文本、对象被接受的程度与方式。在哲学意义上恰如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提出的“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不同文明之间的文学作品传播亦受到接受个体的差异性阐释，如在英国，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更受欢迎，在中国，读者更加看重他另一部作品《双城记》所蕴含的历史风貌和意义启迪；唐璜传说是西方文学中一个永恒的母题，400年来一直被常写不衰，从西班牙作为蒂尔索的剧本《塞维亚的荡子》中浪荡子的形象到莫里哀《唐璜》中的“冒险者改写”，拜伦《唐璜》中的“英雄形象”，或霍夫曼短篇小说视“唐璜”为人性本身已明显有作者意识的投射。莫扎特的歌剧《唐·乔万尼》和萧伯纳的戏剧《人与超人》等等，“唐璜”已不再是最初文学作品中的原样，而是因后世诸多创作者自身的创造性接受具有时空跨越性，亦因个体接受而具有独特内涵。即使是如今公认的世界文学大师莎士比亚，他的作品在各国的流传和评介亦有不同之处，本琼生称其为“时代的灵魂”，“属于永恒的世界”，而托尔斯泰却在满心的期待看完莎翁各种版本著作后感叹不仅没有体会到快感，反而感到一种难以抑制的厌恶和无聊。这正印证了那句名谚—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这便是在深层文化机制的影响之外更有接受者个体的影响事由，强调读者立场的文学审美接受理论在思想界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学科理论的变异学也恰当地吸收了其部分思想养分，将文学流传终端接受者的作用纳入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使更多的文学现象有了更为恰切的阐释背景。而与接受活动的主体性作用同时被发现的亦有媒介的价值，麦克卢汉的“地球村”形象地展示出媒介的力量，也预示着媒介的世界范围性将进一步缩短语言、民族、国家之间的距离。比较文学法国学派已将媒介学列为重要研究方法之一，但其研究“文学传递的经过路线、文学流传的方式与途径以及文学流传的因果规律的一门学问”，而当媒介与接受者都成为跨语际、跨文化的承担因素，媒介学便不能简单地做影响实证研究了。就如在变异学视域下的媒介变异研究中最为突出和直观的一面就是翻译研究。因为翻译本身所固有的跨越性特征——跨语言、跨文化、跨民族、跨国界所决定的。但翻译这一带有显著变异性特征的媒介者却不为历来的比较文学学者所青睐。第一本比较文学专著——波斯奈特的《比较文学》（1886）涉及到了中国、印度、日本的诗学，但却对翻译研究不置一词，翻译带来的文化误读为早期学者所忽视，著名的《比较文学早期论文集》（1973）汇集了十余名著名比较文学家（梅茨尔、科赫、戴克斯特、贝茨、布吕纳介）等人的代表性论文，涵盖了比较文学的属性、功能、任务、意义以及世界文学的内涵，却没有涉及翻译研究的篇章。早期的比较文学杂志，如匈牙利比较文学家梅茨尔创办的《总体比较文学学报》，虽然以六种语言呈现，但由于早期比较文学研究者处于印欧语系且熟练掌握多种欧洲语言，处于同一文明圈中，翻译也未曾受到重视。直至不同语言、文化、文明进入西方学者的视野中才使得翻译不再仅仅被视为转换信息的中介而可视为信息的决定者。故而进入20世纪下半叶以后，整个西方比较文学界都发出了一种声音——重新评估翻译研究。布吕奈尔称翻译是“发明的学校”，意大利比较文学家梅雷加利著《论文学接受》称“翻译无疑是不同语种间的文学交流最重要、最富特征的媒介”。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在其专著《文学社会学》中更是提出了翻译的创造性，“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13]。中国学者谢天振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便将翻译研究纳入比较文学的视野中进行拓展，并提出了译介学（Medio-translation）的研究方向，重点关注在跨文化、跨文明背景之下译者在跨语际翻译中的创造性表现——“个性化翻译、误译与漏译、节译与编译以及转译与改编”，并探讨在这一过程中发生的种种语言变异现象背后的社会、历史、个人以及文化根源。文学变异学既汲取了翻译研究中显著的变异性因素，同时也扩展了翻译的文本局限。现代意义上的翻译也不再仅仅存在于语言相互之间的信息交流和转换，也存在于语言内的翻译以及不同媒介之间的“翻译”，如图画、手势、服饰、音乐等表达符号。文化交流的载体都烙印上文化背景的影响，而如何正确地翻译其中的文化信息以及分析文化因子的误读、遗漏才能使人们更好地理解世界。

文化全球化是不可阻拦的趋势，异质文化的魅力往往吸引着另一文化圈的关注，但由于环境、社会、历史等诸多背景性的异质文化因子在起点、接受点以及接受过程中同时起效应，造成文化知识迁移的失真，甚至出现文化形象的误解，不利于文化间的和谐交流，故而关注文化异质因子将成为比较文学跨异质文化领域的首要关注之点。

三、文学变异学的理论构成

文学变异学的提出与中国比较文学的理论实践和知识资源密切相关。当西方背景的比较文学研究进入非西方背景的异质文化的时候，在政治层面所划分的国别研究及跨国研究已经不能解释跨越东西方文明文学作品、现象的变异因素。最初，韦斯坦因对东西不同文明比较是有所迟疑的，“我不否认有些研究是可以的。……却对文学现象的平行研究扩大到两个不同文明之间仍然迟疑不决。因为在我看来，只有在一个单一的文明范围内，才能在思想、感情、想象力中发现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维系传统的共同因素，……而企图在西方和中东或远东的诗歌之间发现相似的模式则难言之成理”[14]。从此段话可以看出，西方学者对东西文明文化的比较研究仍将关注点置于发现“相似的模式”。韦勒克自1958年指出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危机之后，文学性重新在比较文学界受到重视，然而尽管平行研究拓宽了此学科的界限，但仍未将宽容置于不同文明之间。文学变异学便宣告所研究的中心在于“异”，不同文明的异质性是不可忽略的，也正是因此不同文明间的文化交流反而会激生出或兴盛、或衰亡的文化因子。在跨文化变异研究中，笔者提出了三个方面的注意因素：

首先是文化过滤。“文化过滤指文学交流中接受者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化传统对交流信息的选择、改造、移植、渗透的作用”，“也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发生影响时，接受方的创造性接受而形成对影响的反作用”[15]。文学文本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异？这些变异的根底何在？跨异质文化下的文学文本事实上的把握与接受方式是怎样的？这些都是文化过滤所要研究的内容。具体而言，文学过滤具有三个方面的含义：其一，关注接受者的文化构成性。任何接受者都生长于特定的地域时空里，他与生俱来地烙上地域时空的文化印痕，社会历史语境以及民族心理等因素，而正是这些因素在交流中发挥着必然性的作用。埃德加·莫兰在其《方法：思想观念》一书中提到了“选择性疏忽”和“淘汰性压抑”便是文化过滤的另一体现，选择性疏忽使接受者忽略一切不符合接受圈文化信仰的东西，淘汰性压抑直接丢弃一切不符合接受圈信仰的信息或一切被认为来源错误的反对性意见。如《大卫·科波菲尔》在中国的首个译本是林纾的《块肉余生述》，原著有一句妻子要求丈夫尊重自己的话——“it was still because I honored you so much, and hoped that you might one day honor me ”，但是在林纾译文中却为“然尚希冀顺谨侍君箕帚，附君得名，予愿已足”。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对妇女“以夫为纲”的文化背景若不为原作者已知，便会造成他国人对林纾翻译的困惑、质疑甚至误解。其二是，接受过程中的主体性与选择性。“接受者的主体性是文化过滤的前提条件”，“接受者对交流信息存在选择、变形、伪装、渗透、叛逆和创新的可能性与必然性”，例如《诗经》的名称英译为The She King：The Book of Ancient Poetry（James Legge）、The Shi King：The Old Poetry Classic of the Chinese（Williams Jenming）、The Book of Songs (Arthur Warley)、The Classic Anthology Defined by Confucius (Ezra Pound)。《诗经》既为歌又为诗的概念在英语中找不到相应的指称词，庞德竟然以为《诗经》出自孔子之手，确实是完全没有了解《诗经》的来源。《诗经》为民间歌谣、庙堂正曲、前朝遗音的集合，据传孔子删诗成今日305篇之《诗经》，但孔子删诗说在中国学界仍有争议。这便是接受者主体知识的影响和传播导致的后果。其三，是接受者对影响的反作用。在文化交流中，影响不仅要通过接受主体而发挥作用，并且有作用也有反作用。例如，寒山是唐时诗僧，在中国正统文学中少见其文字，《唐诗纪事》、《文苑英华》、《唐诗品汇》对寒山其人其诗都未曾提及，但寒山诗经由日本译本流传至美国却掀起了一股热潮，其诗所蕴含的回归自然、流浪汉形象使当时美国青年——疲惫欲求解脱的一代将其视为精神的追求，寒山成为当时美国青年印象中的“中国古代狂士形象”，后起的嬉皮士运动在思想上追求着这种禅宗自由精神，在服饰、装饰、生活方式借鉴中国僧士尤其是流浪僧人的打扮.而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这股嬉皮士运动热潮又深深地影响了中国青年，如摇滚乐、毒品、性解放思想、瑜伽等生活方式。虽然嬉皮士在美国存在的时间不足半世纪，但它影响的范围涉及全世界。这也是东方禅宗异域接受以及其反作用的结果。

其次是文学误读，“由于接受者或接受者文化对发送者文化的渗透、修正与筛选，亦即文化过滤，从而造成影响误差，形成误读”[16]。“如果文化过滤存在于文化交流的始终，那么文化误读也必然伴随着文化交流的过程。”[17]文化在传播和接受过程中会因文化过滤的原因而造成发送者文化的损耗和接受者文化的渗透，这样也就会因发送者文化与接受者文化的差异而造成影响误差。其一，接受者依据自身的文化传统与思维习惯，在解读异质文化时会发生理解上的错位。如《红楼梦》在英国最早的译本出自戴维斯之手（J·F Davis），但戴维斯在第三回的宝黛初会时评宝玉《西江月》时将宝玉误作女性。如《西游记》在美国等他国流传中，唐僧与观音的男女关系错改等。其二，从理解的历史性来看，当一部作品进入另一种文化语言之中，不仅是空间地域上的差异，同时也意味着跨越历史时空的错位。《环球时报》一记者回忆时常会遭遇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问题，比如，中国人是不是在屋顶上种庄稼？中国人是不是还留着辫子？如莫斯科大学宗教学教授谢苗诺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有很多的自行车，人们还有着狂热的革命热情。”[18]这一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印象仅仅来源于一张旧照片。从笔者身边留学群体的反应，如德国播放的中国电视剧仍是1982年开拍、1988年拍完的《西游记》，这些都是文化交流中的时空滞后性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误读。其三，虽然文学误读在文化过滤中不可避免，但在某些时候反而会有所创新。在跨文明的文学文本交流与对话中，创新变异也是根源于语言之间的差异性与不对称性。“因为人类的精神产品一旦脱离人的思维便凝结为具有物质形态性的语言形式。特定的经验世界一旦被语言所把握，我们也就受到语言的束缚和制约，而解脱束缚和制约也就必然意味着某种创新。”庞德认为中国汉字具有音义同构的特点，故而其译中国古诗往往运用拆字译法。如《论语》中“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庞德译文为“To study with the white wings of time passing / is not that our delight”，“习”字拆成“羽”和“白”，翅膀寓意鸟的飞翔，将时间的流逝形象地表达出来，但是原文未将“时”的反复性译出也算创新中的信息错落。中国古诗的意象性在庞德创造性的翻译中也影响到了美国现代诗意象派的形成，中国学者赵毅衡所著《诗神远游—中国如何改变美国现代诗》、钟玲《美国诗与中国梦》便是此研究领域之代表作。文化过滤和文学误读都是接受方文化在文学交流、对话过程中表现出的对交流主体的一种行为态度，是接受者主动性的表现。在基于文化的差异性、异质性之上，文化过滤和文学误读的过程既是原有文本意义衰减的过程，也是接受者文化渗透、新意义的生成过程。

在文学变异学的概念之中，“他国化”成为最为深刻也最具研究价值的一部分。变异学对于文学的他国化的定义为：“一国文学在传播到他国后，经过文化过滤、译介、接受之后的一种更为深层次的变异，这种变异主要体现在传播国文学本身的文化规则和文学话语已经在根本上被他国所化，从而成为他国文学和文化的一部分”。他国化的表现形式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从接受国的角度来看，即本国文学被他国文学所“化”，如在五四时期，中国的整理国故运动，以胡适所强调的科学为中心，凡事讲科学，科学主义对中国近现代的文学理论批评以及古代批评思想的影响在之后的学科建设、著述表达等诸方面根深蒂固。中国现代的诗歌形式在自由主义的思潮中，“我手写我口”，以白话文代替文言，以自由体形式代替绝句、律诗的音韵、格式要求，最后竟至古体诗成为小众之学，难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而他国化的判断标准在于其话语规则是否发生改变。变异学中的话语理论概念并非指一般意义上的语言或谈话，而是借用当代的话语分析论，专指文化意义的建构法则，这些法则是指一定文化传统、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思维、表达、沟通与解读等方面的基本规则，是意义的建构方式和交流与创立知识的方式。例如，在中国主要的传统话语规则中有一个以“道”（Tao）为核心的意义生成和话语言说方式。中国儒道皆讲“道”，孔子之道谓行仁教，儒家作文更是以文载道为尊，《文心雕龙》第一篇便以《原道》为名，“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中国诗歌中所载之道可显性地呈现在诗句中，如李白“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陆游“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乡愁、报国之心溢于辞间；中国诗词亦可在言外寻意，如王维“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晨光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字词之间蕴涵着淡远悠雅的意境，可意会不可言传。中国古诗中蕴含的“志”“道”“境”是无法被现代西方科学理论所能条缕分析、精剖细解，而当下中国文学批评以西方逻各斯之观念将古文论分门别类、体系化、切割化，这也是“元语言”的置换过渡，一种本土文论他国化的体现。

变异学的提出是中国学者在长达数十年的学科理论建设和反思中作出的对整个比较文学学科的补充和调整。在一开始跨越语际、文化、文明的视野中观照文学文本、事件，在世界流传中的变异及变异因子的探寻。正是由于变异学最初所携带的跨越性、文学性、世界性特质使得此理论在实践过程中有极强的普适性和启发性。中国学者以跨文化的学术身份提出变异学，正如佛克玛所言同一文明圈内也存在变异，故而变异学同样适用于同质文明圈内的同源文化现象变异研究。中国作为东方文明古国，其历史资源和文学经验的积淀是远远未被西方文化圈所了解的，东方在现在一直以“他者”的身份呈现在“主体”——西方的印象中。然而，他者不再是主体眼中的他者而是与主体一样拥有“主体性”的他者。在审视作为“他者”的东方，无论是译本，还是图片、音像等各种信息，文学变异学将提供一种“具了解之同情”的态度。文学变异学同样将长期隐伏的“文化模子”提出水面，有时往往背景式的知识却往往被忽略，在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决定着文化圈的话语言说方式，接受者无意中造成的信息错落等文化过滤，接受者因主体性和文化构成造成的文学误读以及更深层次的话语规划改变——他国化。变异前后的文学现象很少能完整地将信息重叠或接受，失真性造成的误解常常存在，对于他国形象或他国人民的认识也将出现不符事实的曲解，文化的多元性在口号中兴盛而在实践中消失，文学变异学不仅是在学科方法上提供借鉴之处，更是在认知方式上有着哲学性的启发。

2014年，笔者的英文著作：The Variation The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比较文学变异学》），由全球最著名的出版社之一斯普林格（Springer）出版社出版，并在美国纽约、英国伦敦、德国海德堡出版、同时发行。《比较文学变异学》系统地梳理了比较文学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研究范式的特点及局限，首次以全球通用的英语语言提出了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新话语：“比较文学变异学”，将这一彰显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话语及研究方法呈现给世界。打造了一个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和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了对变异学的研究和讨论。正如欧洲科学院院士、《欧洲评论》主编、比利时鲁汶大学英语与比较文学教授西奥·德汉对《比较文学变异学》（英文版）所评价：曹教授的该著作“将成为世界比较文学发展的重要阶段（an important stage），该书将比较文学从西方中心主义方法的泥潭中解脱出来”，“推向一种更为普遍（universal one）的理论。”（“I am already sure, though, that Cao’s book will mark an important stag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way from a predominantly Western-centred approach to a more universal one.”），显然，比较文学变异学已经成为国际比较文学一个标识性概念，成为一个有世界影响的中国话语。

欧洲科学院院士、西班牙圣地亚哥联合大学让·莫内讲席教授、比较文学系教授塞萨尔·多明戈斯教授（Cesar Dominguez），及美国科学院院士、芝加哥大学比较文学教授苏源熙（HaunSaussy）等学者合著的比较文学专著(Introducing Comparative literature: New Trends and Applications)高度评价了比较文学变异学。在该专著的第50页，作者引用了《比较文学变异学》（英文版）中的部分内容，阐明比较文学变异学对于另一个对于必要的比较方向或者说是过程十分重要的成果是，2013年出版的曹顺庆教授的《比较文学变异学》（英文版）。与比较文学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形成对比，曹顺庆教授倡导第三阶段理论，即，新奇的、科学的中国学派的模式，以及具有中国学派本身的研究方法的理论创新与中国学派，通过对“中西文化异质性的“跨文明研究”，曹顺庆教授的看法会更进一步的发展与进步(《比较文学变异学》（英文版）第43页)，这对于中国文学理论的转化和西方文学理论的意义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19]。

法国索邦大学（Sorbonne University）比较文学系主任伯纳德·弗朗科（Bernard Franco）教授在他最近出版的专著《比较文学：历史、范畴与方法》中，多次提及并赞赏变异学理论。他认为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是中国学者对世界比较文学的重要贡献。

美国哈佛大学厄内斯特·伯恩鲍姆讲席教授、比较文学教授大卫·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对该专著尤为关注。他认为《比较文学变异学》（英文版）以中国视角呈现了比较文学学科话语的全球传播的有益尝试。曹顺庆教授对变异的关注提供了较为适用的视角，一方面超越了亨廷顿式简单的文化冲突模式，另一方面也跨越了同质性的普遍化。

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作为比较文学“中国话语”，已经受到了国际学界的广泛关注与高度评价，真正实现了习近平主席所主张的“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20]，让中国学术话语产生世界性影响。

参考文献

[1][2][4]孙绍振：《医治学术“哑巴”病，创造中国文论新话语》，《光明日报》， 2017年7月3日，第12版。

[3]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16-05-18。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18/c_1118891128_4.htm

[5]孔颖达：《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

[6][英]汤因比：《历史研究》，曹未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1页。

[7][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刘绯，张立平，王圆译，重庆：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序言》。

[8]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组主编：《比较文学研究资料》，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7页。

[9]王蕾：《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和文学变异学——佛克马教授访谈录》，《世界文学评论》，2008年第1期。

[10][德]艾克曼·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11页。

[11][美]乌尔利希·斯坦因：《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刘象愚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9页。

[12]李达三，罗钢主编：《中外比较文学的里程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8页。

[13][法]罗贝尔·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王美华，于沛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37页。

[14][美]乌尔利希·斯坦因：《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刘象愚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6页。

[15]曹顺庆主编：《比较文学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180页。

[16][17]曹顺庆主编：《比较文学概论》，第178页，第178页。

[18]参见《独联体国家惊讶中国巨变，认为中国人还留着辫子》，《中国经济网》，2017年11月28日。http://www.ce.cn/xwzx/gjss/gdxw/200711/28/

[19]Cesar Dominguez, HaunSaussy, and Dario Villanueva, Introducing Comparative literature: New Trends and Application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5.P.50.

[20]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16年5月18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18/c_1118891128_4.htm

责编：金城

排版：郭江斌

审核：傅强

往期推荐：

叶敬忠张明皓|发展理念的变迁与新发展理念的形成

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目录

曾繁仁：关于“生生美学”的几个问题

王学典：中国话语形成之路—西方社会科学的本土化和儒家思想的社会科学化

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荣获“全国高校社科精品期刊”称号

论康有为思想在当代儒学复兴视域下的“延续”与悖论 ——兼论“新康有为主义”思潮

新时代背景下国家审计机关审计风险管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