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帆丨姜夔似“晋宋间人”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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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帆，山东大学辞赋研究所

原文载于《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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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宋代士人多以“晋宋间人”来评价彼此的诗文创作或举止人品，宋人对“晋宋间人”这一审美理想的接受经历了从诗文书法创作到人生态度两个阶段。姜夔被认为是宋代“晋宋间人”的典型，然而姜夔与真正的晋宋士人又有不同，这与姜夔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其个人的身份地位、思想基础等息息相关。

姜夔有一段论及平生交游的自述：

参政范公（成大）以为翰墨人品，皆似晋、宋之雅士。待制杨公（万里）以为于文无所不工，甚似陆天随，于是为忘年友。复州萧公（德藻），世所谓千岩先生者也，以为四十年作诗，始得此友。……稼轩辛公，深服其长短句。[1]

　　所处时代在姜夔稍后的南宋诗人陈郁则说：

“白石道人姜尧章气貌若不胜衣，而笔力足以扛百斛之鼎，家无立锥，而一饭未尝无食客。图史翰墨之藏，充栋汗牛。襟期磊落，如晋宋间人。”[2]

值得注意的是，“晋宋间人”这一评价在宋代士人之间颇为流行，如杨万里曾称许范成大道：

“公风神英迈，意气倾倒，拔新领异之谈，登峰造极之理，萧然如晋宋间人物。”（《石湖先生大资参政范文公集序》）[3]

又评王叔雅“萧然简远，若晋宋间人”（《王叔雅墓志铭》）[4]。张元干评米芾“此老风流，晋宋间人物也”[5]，又评苏庠“高标远韵，当求之晋宋间”[6]。苏轼、辛弃疾在作品中常以陶渊明自比，刘过“流落江湖，酒酣耳热，出语豪纵，自谓晋宋间人物”[7]。由此可见，宋代士人对于“晋宋间人”十分推崇乃至将其升华为一种人格上的审美理想，且这一推崇不因士人的身份地位不同而发生改变。范成大、 杨万里等达官显宦如是，刘过等江湖清客亦如是。在这些形形色色的“晋宋间人”中，姜夔被公认为是典型，受到南宋文人士大夫们的极力推许。个中缘由，值得深思。

一

“晋宋间人”的具体含义难以遽下定论，但概括言之，当不外乎为一种艺术上与人格上的审美理想。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中称魏晋南北朝“这几百年间是精神上的大解放，人格上思想上的大自由”[8]，并对晋人的风尚审美作了精当扼要的总结。在宗先生所论基础上，我们似可将“晋宋间人”所蕴含的审美理想提炼概括为以下三点。

　　　一是人生态度的个性化与艺术化。此即宗白华所说的“魏晋人生活上人格上的自然主义和个性主义”[9]，这一点可从两方面来理解。汉魏以来“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国家分裂，战乱频仍。上层士大夫们也多被卷入政争漩涡中，过着“常恐夭网罗，忧祸一旦并”（何晏：《言志诗》）的朝不保夕的生活，六朝文人多不得善终即是明证。动荡的社会现实与自身的苦难体验使得士人越发意识到个体生命与价值的可贵，玄学的兴起与东晋以来佛教的盛行则为他们提供了构建个体精神世界的思想资源。这使得晋人一方面逐渐摆脱儒家礼法束缚，“越名教而任自然”，所谓“名教”者，余英时说：“魏晋所谓‘名教’乃泛指整个人伦秩序而言，其中君臣与父子两伦更被看作全部秩序的基础。”[10]儒教人伦既遭冲击，则不畏权贵、追求独立自然为晋人所称道并身体力行。《晋书·隐逸传》载名士戴逵善鼓琴，性不乐当世。武陵王司马晞召他去表演，戴逵面对使者破琴并答之曰：“戴安道不为王门伶人！”《世说新语·品藻》载桓温少时与殷浩齐名，彼此常有争胜之心。桓问殷：“卿何如我？”殷浩回答说：“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晋人的这类事例并非止于单纯表现对礼法与权贵的反抗，它们之被推崇还在于显示出一种人格个性之美，而“中国美学竟是出发于‘人物品藻’之美学”[11]。另一方面，在个人生活中，晋人追求尽兴。《世说新语·任诞》载王徽之雪夜乘小船前去拜访戴逵，经整夜才至戴逵门前，却忽然返回。人问其故，王徽之说：“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抛开礼法道德，这些“及时行乐”的故事确实透露出艺术美的气息。简言之，晋人对外，不为外物所屈；对内，讲求自由尽兴。

　　二是人生情感的艺术化。冯友兰《论风流》一文中这样论述晋人的深情：

“真正风流底人有深情。但因其有心，能超越自我，所以他虽有情而无我。所以其情都是对于宇宙人生底情感，不是为他自己叹老嗟卑。”[12]。

随后他举出桓温“木犹如此，人何以堪”的著名典故作为例证。晋人以玄心体悟万物，追求“天际真人”（桓温谓谢安语）的理想。然而，“圣人无情”只是遥不可及的理想，晋人虽超脱玄远，却终究未能忘情，正所谓“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世说新语·伤逝》载王戎语），且这种情感由于玄学思维的作用而越发地博大深厚。在追求天人合一、与万物合的过程中，晋人不可避免地会与目之所及同悲喜、共命运。《世说新语·任诞》载

“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谢公闻之曰：‘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13]《言语》篇载“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14]

晋人对万物尚且如此，对人情自然更加珍视。《伤逝》篇中记载了诸多亲朋分离哭丧的故事，其中王濛之死尤其富有冲击力：

王长史（濛）病笃，寝卧灯下，转麈尾视之，叹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及亡，刘尹（惔）临殡，以犀柄麈尾着柩中，因恸绝。[15]

王濛以颇具艺术美的形式表现对生的执着，最终生命因具有永恒之美（无论是灵柩中的麈尾还是故事本身）而得以保留，某种程度上超脱了死亡。晋人认为能忘情比不能要高，同时坦承自己不能忘情，而这深情中又蕴含着包罗万物的思考与气度，不同流俗，绝非忸怩作态，遂使后人备感亲切与触动。

　　三是观察外界的艺术化心态与简约清淡的美学理想。晋人以艺术的态度对待人生与情感，同时也以艺术的态度观照着自然万物，“具有艺术心灵是东晋诗人不同于前辈诗人的主要变化”[16]最显著的例子即是晋宋时期玄言诗、山水诗的勃兴。《文心雕龙·明诗》云：“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实际上，东晋时期虽未产生严格意义上的山水作品，但出于悟道的需要，在文学作品中已对山水题材极为关注，前引简文帝“会心处，不必在远”即表明玄学家的悟道途径已由清谈走向山水。晋人首先发现了山水之美，只是还未将其以成熟圆融的作品形式完全表现出来。

　　东晋人的美学理想是“清淡”。虽然从南朝宋开始，文学风格趋向于新奇明丽，但终究离汉魏古诗不算太远，绝非“永明体”与梁陈“宫体诗”那样与古体诗开始分庭抗礼的新变。再者，宋人常用的“晋宋间人”这一称谓，主要指的是东晋，这从本文开篇所引宋人论述中的“萧然”“简远”等词可以看出。“淡”的美学理想殆始于老庄。《庄子·应帝王》云：“汝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虽然论述的是治国的道理，但这“淡”显然已确立了一种人格与审美境界。东晋时期老庄盛行，自然尚“淡”。“淡”则必然清空，必然爽利，故晋人品评人物或风景时常用“清朗”一词。王羲之云：“从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这是何等澄澈的境界！

二

　　陈寅恪在《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中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17]灿烂成就的背后，是宋人在文学、书画、音乐、雕塑等各个艺术方面的苦心孤诣与锐意求新。以诗歌为例，在“兴象玲珑，不可凑泊”的唐诗高峰面前，宋人在继承前代诗歌遗产的同时也感到一种创作方面无以为继的巨大压力，即汉学家艾朗诺所谓北宋士大夫普遍具有的“美的焦虑”。“若无新变，不能代雄”（见南朝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与齐梁新体将汉魏古诗视为对手一般，宋人不仅在政治、社会、思想等层面对唐人展开了诸多批判，在文学艺术领域也将唐人视为假想敌，必欲胜之而后快。这种压力促使宋代诗人在创作上一意求新，处处与唐人反其道而行之。唐诗讲求“意境”“神韵”“兴象”，宋诗则推崇“句法”“气格”“理趣”。书画方面，唐人尚法度，宋人尚韵致。唐代朱景玄在《唐朝名画录》中首次将神、妙、能、逸四品并举，并对逸品做了界定，即“格外有不拘常法”者。朱景玄首次提出逸品，却将“不拘常法”的逸品置于四品之末，明显是受唐人书画尚法度的影响。北宋初年黄休复《益州名画录》将逸品置于神、妙、能三品之上，并认为逸格的特点是“拙规矩于方圆，鄙精研于彩绘，笔简形具，得之自然，莫可楷模”。这种“逸”在不拘法度之外，更多了一层不事描摹、简约天成的神韵。宋代“晋宋间人”最早即是应用在书画品评中，且其内涵与黄休复的“逸格”多有相通之处。

　　宋代文人之间常以“晋宋间人”来评价、激励彼此的书法及诗文创作，如：

　　王荆公书法奇古，似晋宋间人笔墨。（黄庭坚：《跋王荆公书陶隐居墓中文》）[18]　　此字和而劲，似晋宋间人书。中有草书数字极佳，每能如此，便胜文与可十倍。盖都无俗气耳。（黄庭坚：《跋东坡蔡州道中和子由雪诗》）[19]

　　君谟《渴墨贴》，仿佛似晋宋间人书。（黄庭坚：《跋蔡君谟书》）[20]

　（茂诚）出其诗数百篇，余读之弥月不厌其文，清和妙丽如晋宋间人。（《邵茂诚诗集叙》卷十）[21]

      元符间，山谷自黔移戎见之，谓豪劲清润，天下奇书，益悟古人沉著痛快之语。今观此卷，书法娟秀不减晋宋诸贤，自足名世。（周必大：《跋山谷书文赋》）[22]

　　苏轼、黄庭坚、米芾等北宋书家反感唐人循规蹈矩、踵事增华的书法风格，追求萧散平易、浑然天成的韵致。苏轼评价自己的书法说：“吾书虽不甚佳，然自书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评草书》卷六十九）[23]。米芾对于重法度的唐代楷书大家们颇为轻视，曾说：“欧、虞、褚、柳、颜皆一笔书也，安排费工，岂能垂世？”（《海岳名言》）[24]黄庭坚则提出了“凡书画当观韵”的观点。宋人书法尚韵，与他们在文学创作上追求平淡之美是一脉相承的。例如苏轼十分欣赏钟繇、王羲之的书法，在文学上则推崇“晋宋间人”陶渊明那种“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境界。他对晋人的向往在这段话中体现得十分明显：

　　予尝论书，以谓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墨之外。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钟、王之法益微。至于诗亦然。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然，盖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书黄子思诗集后》卷六十七）[25]

       值得注意的是，“晋宋间人”在北宋时期多被用于艺术方面的评价，几乎没有人用它来形容某人的仪容或为人。刘一止在《吴亦虚墓志铭》中形容墓主吴橐“风度夷旷如晋宋间人物”[26]算是为数不多的例外（按：作者自叙墓志铭作于政和六年（1116）），远远不能形成风尚，且刘一止本人算是两宋之交的人物，并不能作为北宋士人的典型。相反，喜欢用“晋宋间人”品评艺术的苏轼门人对“晋宋间人”的人生态度却多有非议，如晁补之云：

“陵夷晋宋，群丑乱夏，士大夫相与为言语于鞍马流离之间，因以靡靡不能复振。譬之草木百鸟，灼然其华，嘤然其鸣，奄忽物化，声采偕尽，而好事者犹往往而传溺其淫辞，以诎法度。”（《策问·文》）[27]

这种情况是由北宋时期的时代氛围造成的。崇文抑武的国策，科举制度的完善，儒学复兴运动的兴起造就了北宋士人经世致用，舍我其谁的主体精神。北宋士人高举“尊王”与“明道”两面大旗，积极致力于儒家事功，这一切自然与晋宋时人的人生态度不无扞格。简言之，北宋时期，“晋宋间人”还只能作为士人在艺术上的审美理想，未能上升为人格上的审美理想。

     靖康之难后，南宋朝廷面临着远较北宋更为严重的异族压力，生存环境越发逼仄。与此同时，出于权力集中的需要，新朝廷极力打压士人的言论自由，使士大夫们的参政积极性受到极大挫伤。肇始于北宋中期的宋代党争在南宋愈演愈烈，其狠辣程度较之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终于酿成了庆元党禁这般严重的政治事件。围绕朱熹及其“道学”是非这一中心，政治风暴持续了孝宗、光宗、宁宗三朝之久。经此浩劫，“内圣”压过“外王”，“中国转向内在”（刘子健语）。与东晋相仿，南宋士人生活的时代背景同样是偏安一隅，强敌环伺。然而，晋宋士族的不慕事功、风流韵致是玄学风气影响下门阀贵族重视个体价值、追求人生自由的表现（其中当然不乏高自标置的跟风之辈），南宋士人则受宋代儒学“经世致用”思潮的影响颇深，他们生活及创作趣味上的以典雅为旨归更像是政治抱负无法实现的境遇下所寻求的情感补偿。饶是如此，山河破碎的时代形势仍使南宋士人对晋宋时人有了一种情感共鸣，“晋宋间人”也因此越来越多地被运用于人物品评之中，逐渐成为一种人格理想。除本文开头所引例子外，这里再举几例：

大丞相益国周公既铭之，且亟称其信厚温恭如晋宋间人物。（杨万里：《澹然居士赵公平仲墓表》）[28]　　

东晋时人物，晚唐家数诗。瘦因吟思苦，穷为宦情痴。（戴复古：《哭赵紫芝》）[29]

（鲍钦止）风度凝远，如晋宋间人。谈笑风生，坐者皆屈。（汪藻：《鲍吏部集序》）[30]　　（故太府卿王公）风流酝藉，如晋宋间人，若不以事物自婴者。（楼钥：《酌古堂文集序》）[31]　　

（徐）致远有晋宋间人物风度者也。（包恢：《远斋记》）[32]

　　南宋士人对“晋宋间人”的理解大致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萧散简远，闲适放达。如“萧然”“凝远”“夷旷”者皆是此意，朱熹父亲朱松这样形容魏晋精神：“魏晋以降，迨及江左，虽已不复古人制作之本意，然清新富丽，亦各名家，而皆萧然有拔俗之韵，至今读之，使人有世表意。”[33]这表明，魏晋或晋宋韵致乃是一种导向出世的萧散简远的审美理想；二是温润清丽，如“信厚温恭”“清和妙丽”等。“酝藉”一词，《汉书·薛广德传》曰：“广德为人温雅有酝藉。”颜师古注引服虔曰：“宽博有余也”，意指宽和有涵容，近于温润。“萧散”“清朗”等词较好理解，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一贯认同的审美理想，值得注意的是“润”，“‘润’是东晋人提出的品题概念，标志着当时美学思想已发生了变化。[34]”钟嵘批评嵇康诗歌说“过为峻切，讦直露才，伤渊雅之致”；孙统评价谢安说：“谢公清于无奕（谢奕），润于林道（陈逵）”，认为过分清高傲岸与俗气平庸均不可取。《世说新语》品评东晋人物更是充满了“温润”“弘润”“韵润”这类词语。在东晋士人看来，正始名士中的嵇康、阮籍人格上均属于“过清”之列，与世俗现实距离过远，不值得仿效。南宋士人用“润”来形容“晋宋间人”，表明南宋士人对晋宋时人在人格上的审美理想之理解与认同已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此外，“‘润’既符合道家的虚淡，又合儒家的中和，它是一种徘徊于真俗之间的人格理想，”[35]确实迎合了深刻服膺儒家礼教，同时又在现实政治中处处受挫的南宋士人的精神需求。

三

　　姜夔之被引为“晋宋间人”之翘楚，笔者认为主要在于他的外貌举止、艺术风格、高傲自尊的人格，兹胪述如下。

　　关于姜夔的仪态举止，明代张羽《白石道人传》称他“体貌清莹，望之若神仙中人”，“性孤僻，尝遇溪山清绝处，纵情深诣，人莫知其所入；或夜深星月满垂，朗吟独步，每寒涛朔吹凛凛迫人，夷犹自若也”。姜夔对清绝风景的喜好，对孤僻幽静的追求可在他的多首词前小序中得到验证，如《念奴娇·闹红一舸》词序：

“古城野水，乔木参天，予与二三友日荡舟其间，薄荷花而饮，意象幽闲，不类人境。秋水且涸，荷叶出地寻丈。因列坐其下，上不见日，清风徐来，绿云自动，间于疏处窥见游人画船，亦一乐也。朅来吴兴，数得相羊荷花中。又夜泛西湖，光影奇绝，故以此句写之。”[36]

《庆宫春·双桨莼波》《一萼红·古城阴》等词前小序所叙亦皆此等意趣。

　　姜夔是古代文化史上少有的艺术全才，词、曲、书无所不通。范成大称其书法似“晋宋间人”并非溢美之词，乃确有其实。姜夔书法之似晋宋，并非无心插柳，而是有意取法的结果。他在《续书谱》中明确表明了其尊晋抑唐的观点：

真书以平正为善，此世俗之论，唐人之失也。古今真书之妙无出钟元常（繇），其次则王逸少（羲之）。今观二家之书，皆潇洒纵横，何拘平正？良由唐人以书判取士，而士大夫字书类有科举习气，颜鲁公作干禄字书是其证也。矧欧、虞、颜、柳，前后相望，故唐人下笔，应规入矩，无复魏晋飘逸之气。（《真书》）[37]

将唐人书法之循规蹈矩归咎于“书判取士”造成的“科举习气”，似在前此宋代书论中未尝睹见，为白石所倡言。他还在《续书谱》中极力推崇“风神”这一审美范畴，如：

　　若使风神萧散，下笔便当过人。（《草书》）[38]

　　字书全以风神超迈为主，刻之金石，其可苟哉！（《临摹》）[39]

　　书以疏欲风神，密欲老气。（《疏密》）[40]

以萧散疏远为“风神”，并进而引以为其书论的最高审美范畴，宋人“尚意”的书法特点到了姜夔这里更为具体鲜明了。

     姜夔的词作成就无需赘言，张炎《词源》以“清空”“骚雅”二词形容其作品，云：“姜白石词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不惟清空，又且骚雅，读之使人神观飞越。”“野云孤飞”当指“清”，象征脱离尘世孤高不群的狷介品格。“去留无迹”则为“空”，类似晋人的“清淡”“萧散”。姜夔之“清空”，可以其咏物词为例。蒋敦复《芬陀利室词话》

“南宋咏物皆有寄托”条云：“唐五代、北宋人词不甚咏物，南渡诸公有之，皆有寄托。白石、石湖咏梅，暗指南北议和事，……皆寓其家国无穷之感，非区区赋物而已。”[41]

姜夔开咏物词托物言志之先，并影响了其后的张炎、王沂孙、周密等人。名作《齐天乐·庾郎先自吟愁赋》借描写蟋蟀秋鸣倾吐人间幽愤，骚人失意、思妇怀人、游子怀乡等诸多情绪俱在其中。夏承焘、吴无闻《姜白石词校注》谓“‘候馆迎秋，离宫吊月，别有伤心无数’三句，当是感念二帝北行”[42]，则此词亦可作政治寄托解。结尾“诗漫兴，笑篱落呼灯，世间儿女。写入琴丝，一声声更苦”，陈廷焯评曰：“以无知儿女之乐，反衬出有心人之苦，最为入妙”（《白雨斋词话》卷二）[43]。白石一生虽然声名显赫，但毕竟仍是江湖食客，甚或被视为伶人乐工之属。此“有心人”显为蟋蟀所指，盖亦白石借以自况，慨叹知音难觅乎！《暗香》《疏影》二作“特感慨全在虚处，无迹可寻，人不自察耳”（《白雨斋词话》卷二）[44]。总之，白石咏物词言有尽而意无穷，其所蕴含的主题思想若有若无，虽引人入胜，却又不一语道破，增加了作品的丰富性。此外，白石咏物词重传神不重物相，如以“篱角黄昏，无言自倚修竹”（《疏影》）描写梅花神韵。这两方面的原因使得白石词之情韵与魏晋士人的“发言玄远”与“风神朗练”相类。“骚雅”当指《离骚》与《小雅》的结合。姜夔某种程度上类似屈原，同为特立独行、志洁行芳之士，且其词善用比兴寄托的手法，然而他的思想底色终究是儒家的。白石词不能摆脱“温柔敦厚”“中和雅正”的儒家文艺思想，表现的始终是一种隐约和婉、哀而不伤的情调。这是白石词被称为“骚雅”的原因，也是其与狷狂任性的魏晋士人不同的地方。

    姜夔在《玲珑四犯》中感慨：“文章信美知何用，漫赢得，天涯羁旅”[45]。白石的一生是漂泊动荡的，然而在旅食权门、孤蓬流转的江湖生涯中，他却能不同流俗，坚持人格独立，做到“人在江湖，身能由己”。与范成大、张鉴的交往很能说明这一点，对此，张宏生做过细致的论述。张先生认为姜夔与一般江湖诗人不同，“他非常看重人格的独立，看重平等的交往。这是一种不易拿捏的分寸，但姜夔却掌握得非常好。……他无法摆脱这种生活，似乎也并不拒绝这种生活，但是，他却总是能够保持平静的内心，在俗的生活中，得到雅的意韵”[46]。诚然，作为江湖食客，姜夔自不能免俗，有过《寄上张参政》《贺张肖翁参政》这类干谒作品，但这毕竟不是姜夔性格的主要方面。《世说新语》中的魏晋名士多为门阀士族，地位较高限制较少，可以言行无忌，恣意纵情。姜夔是寒士，间或有衣食无着之虞，自然不能完全做到随心所欲。然而，若与同时代的其他士人比较，则姜夔之人格无愧于“晋宋间人”的美誉。

　　姜夔神仙中人般的清莹仪态，清空骚雅、注重风神的艺术追求，对人格独立与尊严的坚持，使得姜夔成为“晋宋间人”的典型代表。但是仔细品味，姜夔与晋宋士人又有着区别。

　　晋宋士人尚“情”，姜夔也因专一而深挚的爱情著称。然而，同以爱情词闻名，晏几道、秦观被称为“古之伤心人”（冯煦：《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姜夔却被人评为“情浅”（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有格而无情”（王国维《人间词话》），“以健笔写柔情”（夏承焘：《论姜白石的词风》）。关于晋人的情感，宗白华说：

“深于情者，不仅对宇宙人生体会到至深的无名的哀感，扩而充之，可以成为耶稣、释迦的悲天悯人；就是快乐的体验也是深入肺腑，惊心动魄。”[47]

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阮籍驾车，穷途而哭，王羲之去官后游名山，感叹：“我卒当以乐死”。如此种种，无不是晋人强烈且直白的感情之有力写照。姜夔被评为“无情”，因有“隔”，因其以清刚健笔以冷色调叙写所致，未必是真的无情。“晋人的美的理想，很可以注意的，是显著的追慕着光明鲜洁，晶莹发亮的意象。他们赞赏人格美的形容词象：‘濯濯如春月柳’‘轩轩如朝霞举’‘清风朗月’‘玉山’‘玉树’‘磊砢而英多’‘爽朗清举’，都是一片光亮意象。”[48]姜夔面对澄澈朗丽的景色，则只能低吟着“波心荡，冷月无声”（《扬州慢》），感慨黍离之悲；眼前是“闹红一舸”的勃勃生机，却终究叹道“只恐舞衣寒易落，愁入西风南浦”（《念奴娇·闹红一舸》）；“苔枝缀玉”虽好，却还是“无言自倚修竹”（《疏影》）。陈廷焯称白石词“以清虚为体，而时有阴冷处”（《白雨斋词话》卷二）[49]，这与“光风霁月”的晋人风范是不同的。

　　姜夔何以与晋人不同，笔者认为当从姜夔的生平与思想两方面解答。

　　魏晋名士多为门阀士族，位高权重，仕途、生活均较为平顺，个人的荣辱得失往往不会触动他们（门阀士族的地位相当稳固）。相反，身边的一件小事乃至一草一木的荣枯却会触动他们的神经，引起感伤或思考，这和古希腊的哲学家多为有闲暇时间的贵族多少有点类似。又因为地位较高，束缚较少，魏晋名士们往往直率坦荡，纵情任性。南宋时，门阀士族早已不复存在，而姜夔又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寒士。虽说是“体貌清莹若神仙中人”，终究不得不为了生计而旅食权门，浪迹天涯。江湖食客的经历让姜夔见惯了人间冷暖，也磨去了他性格上的棱角。魏晋名士的感伤多是由外物而发，因此广博厚重。姜夔的感伤则是源于自身经历，因此深刻缠绵。

      姜夔的时代，理学虽几经朝廷打压但终于逐渐得势，姜夔本人的思想也是以儒学为根本。他与朱熹交好，自叙“待制朱公（熹）既爱其文，又爱其深于礼乐”[50]。其《白石道人诗说》云：“喜词锐，怒词戾，哀词伤，乐词荒，爱词结，恶词绝，欲词屑。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其惟《关雎》乎！”“《三百篇》美刺箴怨皆无迹，当以心会心。”从中均可看出姜夔持儒家雅正中和的诗教观。后人多对白石词做政治性解读，如陈廷焯评《暗香》：“南渡之后，国事日非，白石目击心伤，多于词中寄慨。”（《白雨斋词话》卷二）[51]张惠言评《疏影》：“此章更以二帝之愤发之，故有昭君之句。”（《张惠言论词》）[52]想来当是因姜夔恪守儒家传统，不忘家国所致，未必是空穴来风。雅正中和的文艺观，使得姜夔不能如服膺玄学追求尽兴的魏晋名士一般在作品中尽情吐露心声，而是以一种委婉克制的方式娓娓道来。

　　　“晋宋间人”这一概念在宋代大致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北宋时多用于书法及诗文品评，南宋时则逐渐成为一种艺术与人格上的双重审美理想。姜夔以其非凡的气质外貌，独特的艺术追求与独立的人格为时人所称颂，成为“晋宋间人”的典型代表。然而，姜夔江湖食客的身份以及以儒学为根基的个人思想又使得他与晋宋士人有所不同，这又是与时代背景息息相关的。

责编：金   城

排版：李文康

审核：傅   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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