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红伟，宫萍丨“一带一路”背景下要素流动与中国产业结构优化

作者简介

廖红伟，经济学博士，长春光华学院金融学院教授，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宫萍，吉林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

原文载于《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第99-109页

摘要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扩大了要素流动规模，会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产生影响。本文分析了“一带一路”背景下要素流动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路径，并基于2010—2016年中国31个省（市）地区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资本、技术、劳动力三种生产要素的流动对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的影响，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所带来的扩大化要素流动在整体上有利于我国各地区产业结构优化，不同要素的流动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效应不同，同一要素的国内流动和国际流动对产业结构也会产生不同影响，并据此提出政策建议。

一、引言

　　随着我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环境承载能力不断下降，中国现如今作为“世界工厂”的比较优势已经减弱，中国长期以来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带来的一些行业产能过剩问题亟待解决，再加上面临着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不断和国际资源产品价格不断波动的外部环境，产业结构优化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紧迫任务。

要素供给是产业结构演变的根本影响因素，作为要素资源供给形式之一的国际投资一直以来都备受各国关注。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该倡议为中国扩大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契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要素流动规模因此不断扩大。在对外投资方面，《2017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17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对“一带一路”沿线57个国家近3000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涉及国民经济17个行业大类，累计投资201.7亿美元，同比增长31.5%，占同期中国对外投资流量的12.7%；在专利申请数量方面，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数据显示，2017年上半年，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含我国）专利申请公开量2174件，同比增长17.8%，“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华申请专利2038件，同比增长23.2%。

　   那么，“一带一路”倡议所带来的扩大化的要素流动，能否有助于我国各地区实现产业结构优化？不同种类要素的流动对当前产业结构优化影响是否相同？为研究这两个问题，本文选用中国2010—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探究资本、技术、劳动力三种生产要素的流动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的影响。

二、文献回顾

　　已有文献多是研究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产业结构的影响，而国际直接投资本质上是以资本为载体，并带动劳动、技术、管理等一揽子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1]，所以这类研究间接反映了生产要素流动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国内外学者对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二者关系的研究有两个主要的观点：

一是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促进母国的产业升级；二是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产业升级没有影响或造成负面影响，容易出现“产业空心化”问题。

　　外国学者对发达国家的OFDI带来的母国产业升级效应进行研究并形成一系列理论。Chenery和Strout提出“双缺口模型”，认为国内资源不足会制约国家经济发展，引进和利用外资有助于弥补储蓄和外汇缺口，推动国内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2]；Vernon提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从比较优势动态转移角度考察了产业跨国转移和升级过程，说明美国的企业通过OFDI转移产业进而加快产业调整过程[3]。Kojima提出边际产业转移规律，认为OFDI可以将国内弱势产业转移到国外，由此释放国内稀缺资源，利于其他产业发展，进而促进母国产业结构的升级[4]提出雁行模式，认为日本经历了进口、进口替代、出口、重新进口四个阶段，产品从低附加值转变为高附加值，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5]后来一些外国学者进一步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逆向投资带来的母国产业效应。Lall认为第三世界跨国公司在技术本土化过程中，不能一味地照搬发达国家的技术，需要对技术进行改良和创新，只有这样才能使发展中国家公司获得竞争优势[6]；Cantwell和Tolentino提出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通过对发达国家进行OFDI的方式模仿和改进东道国的先进技术和生产设备，通过技术的不断积累可以提高母国企业的技术能力，促进母国产业升级[7]。国内学者也通过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朱玮玮发现跨越技术创新、人力资本和经济发展水平三个方面的门槛值后，OFDI将显著促进制造业产业升级[8]；张辉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为我国参与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有利契机，与沿线国家的产业合作提升了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效率，使资源的最优配置突破原有界限，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帕累托改善，这将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起到正向影响[9]；廖红伟提出OFDI通过产业转移效应、产业关联效应、产业竞争效应和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等方式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并实证检验了OFDI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影响[10]；范飞龙将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归纳为“吐故纳新”的过程：

一方面，通过转移国内过剩的生产能力，释放出发展竞争优势产业所需的生产要素，为国内产业升级腾挪空间；另一方面，通过在投资过程中获取国外的前沿技术、信息、资源等要素，为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创造条件；二者的良性互动，有利于推动国内产业结构升级[11]。

　   大多数研究认为OFDI对母国产业结构升级有积极效应，但也有学者从产业结构空心化的角度提出相反结论，认为在OFDI过程中当产业过度转移时会导致国内相关产业的衰退，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负效应。Bluestone & Harrison认为随着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推进，基础生产行业将出现广泛的资本撤退，从而导致产出能力下降汪琦研究表明，对外直接投资会引发产业无序转移，引发海外生产替代国内生产，致使国内生产产业的衰退，进而阻碍本国产业结构升级[13]；石柳围绕广东省的OFDI与产业空心化进行了研究，并得出随着OFDI的发展，广东省装备制造业存在“空心化”趋势的结论[14]。

　　还有部分文献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动力进行研究。陈玉川认为产业升级的微观机理在于科技进步，科技进步从生产工艺、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加快产品升级三方面推动产业升级[15]；张杰通过分析技术溢出和技术创新，发现技术进步和企业创新对产业升级有重要影响[16]；孙巍研究发现劳动力的流出和回流对产业结构有不同影响，用实证方法揭示了劳动力回流、要素配置和产业结构之间的作用机制[17]；向奕霓研究发现提高广大农村的劳动力素质对提升我国总体劳动力水平、实现产业升级具有重要意义[18]；赵伟、江东对我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ODI与产业升级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并且与区域对外投资规模有关[19]。

　　由上可见，有关对外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之间的影响机制的研究有很多，而直接研究要素流动和产业结构关系的文章并不多见；在研究维度上，研究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文章较多，研究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文章较少；在研究主体上，研究单一生产要素与产业结构优化关系的文章较多，且其中大部分研究基于生产要素数量的增加或质量的提升这两种视角，同时研究资金、技术、劳动力三种生产要素的流动与产业结构优化关系的罕有。因而，有必要研究“一带一路”背景下要素流动与中国产业结构优化之间的关系。以下会分别探究要素流动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的影响效应。

三、理论机理与研究假设

　　产业结构优化包括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从要素角度来说，产业结构合理化是在现有技术水平下，通过要素流动使不同产业之间、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之间的比例结构组合达到投入产出的平衡，有利于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产业结构高度化则是通过高级生产要素如技术、制度、管理等的创造或引入，使投入要素在不同产业之间流动达到整体配置优化和生产效率的提升，并在此过程中实现产业优势地位的更迭。所以，产业结构优化本质上就是对生产要素进行重新配置的过程。

　　要素流动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可以分为作用于合理化过程的产业转移效应，作用于高度化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产业关联效应和产业竞争效应，影响机制如图1所示。

（一）

要素流动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效应

　　要素流动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主要通过产业转移效应实现。中国通过OFDI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边际产业转移，将创新活动密集、附加值较高的生产环节留在国内，将资源密集型的生产环节转移到沿线其他经济发展阶段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从而把原来低附加值、产能过剩的国内产业的生产要素让渡到高附加值的新兴产业中去。此举调整了不同产业之间的生产要素投入量，使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比例达到平衡，解决生产链上中间投入的制约，对应着的是产业结构合理化过程。故提出假设：

　　假设1：“一带一路”背景下要素流动对产业结构合理化有正向影响

（二）

要素流动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影响效应

1.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一带一路”沿线较为发达的国家进行直接投资，可以获取技术、高素质人力资本、管理经验、制度等高级生产要素，通过跨国并购等渠道，实现高级生产要素从海外到国内的转移，提升本国的技术水平。对高级生产要素的吸引与创造过程将改变原来的要素配置方式，激发闲置要素，提升了原来传统生产要素的使用和生产效率，加快单个产业部门“兴起—扩张—减速—收缩”的过程，还会促进要素向其他新兴产业部门流动，建立新的产业平衡，实现产业升级。

2.产业关联效应。由于产业转移效应和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新兴产业获得发展空间，海外投资产业获得技术提升，他们的关联产业也会因此被带动，上游产业需要扩张规模、提升技术层次满足新兴产业和海外投资产业的需求，下游产业会凭借新兴产业和海外投资产业的优质供给，进一步提升产品质量和技术水平，这样国家整体的技术水平得到提升，产业结构得到升级。

3.产业竞争效应。对外直接投资虽然能够转移边际产业、获得技术溢出，但要素跨国流动的流向不是固定的，能否成功实现产业转移获得技术溢出取决于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的竞争力，只有在国际要素市场上有竞争优势，才能吸引高级生产要素流入本国。因而进行OFDI的企业需要通过增强研发提升技术水平等方式增强国际竞争力，这会对本国同类型企业造成压力，同时也能起到示范作用，促进国内同类企业研发投资、人力资本积累，从而进一步提升本产业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最终引致国内产业结构升级。故提出假设：

       假设2：“一带一路”背景下要素流动对产业结构高度化有正向影响

四、研究设计与实证分析

（一）

模型设定

根据前文假设设立以下模型：

（1）要素流动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模型

　（2）要素流动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影响模型

变量定义见表1，其中r和t分别代表面板数据模型的横截面单元与时间序列单元，模型中的表示扰动项。

（二）

指标设定

1.被解释变量

（1）选取就业—产业结构协同系数（R）[20]衡量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就业—产业结构协同系数可以衡量生产要素流动能力和产业部门之间生产要素配置的合理程度和协同程度，指标构成如下：

（2）采用产业结构层次系数（H）测度产业结构高度化程度。产业结构层次系数对第一产业产值贡献赋值为1，第二产业产值贡献赋值为2，第三产业产值贡献赋值为3，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2.解释变量

3.控制变量

数据来源：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为了准确衡量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本文选取以下指标为控制变量（见表2）：

　 （1）人力资本水平（HUM）。地区的人力资本情况会影响当地的技术发展，同时人力资本也是高端产业发展的动力，因而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可能会促进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本文用普通本专科在校生数与地区总人口数的比值来衡量人力资本水平。

　 （2）对外开放水平（OPEN）。国际贸易也是影响产业结构变动的积极因素，出口会刺激本国需求增长，进口会增加国内供给，进而影响产业结构变动。具体来讲，资源、劳务、商品出口对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国内紧缺资源、劳务进口可以弥补本国生产该类产品的产业不足，同时进口某些新产品、新技术还对开拓本国市场、为本国同类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有利于推动本国产业高度化。本文用地区进出口总额占地区GDP的比重来衡量各地区开展国际贸易的积极性。

　 （3）创新水平（INN）。创新会使地区的生产效率提高，同时还会引发新产品、新产业的诞生，所以创新水平可能会促使产业结构优化。本文用地区专利申请授权数与地区总人口的比值衡量创新水平。

　 （4）外商投资水平（FDI）。外商直接投资可能在资金、技术和制度等方面带来积极效应，影响产业结构调整。在资金方面，能够弥补我国的储蓄缺口，其并购行为还可以盘活存量资产；在技术方面，跨国公司工作人员流动可能形成技术外溢，下游生产行业可以利用其生产的先进中间产品，同时还可以增加行业内竞争压力，促进技术创新；在制度方面，跨国公司的企业文化和管理理念，可以为我国企业提供有力借鉴，形成合理有效的制度体系。

　 （5）经济增长（PGDP）。经济增长意味着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国民收入的提高会使人们对服务产品的需求增加，引致第三产业的产出增加，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另外经济增长会使资本存量增加，新增资本在不同产业部门的投资会影响产业结构。

　 （6）政府支出水平（GOV）。政府支出水平也会影响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由于并非所有的市场都处于自由竞争状态，垄断市场的存在及生产要素流动性的欠缺都会使得社会资源配置不当，此时政府可以利用财政支出进行调控，灵活调配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的资源，优化资源合理有效配置，实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目标。同时，政府支出水平会影响经济增长，此变量也将作为经济增长（PGDP）的工具变量。

　 （7）虚拟变量（ROAD）。“一带一路”的实施为中国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创造契机，促进要素的跨国流动和国内流动，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为了衡量“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对中国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在实证模型中引入虚拟变量反映其效果，记为ROAD。由于“一带一路”倡议在2013年9月才被提出并实施，“一带一路”相关年度数据均从2014年才开始统计，所以2010到2013年ROAD的值取0，2014年到2016年ROAD的值取1。

（三）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2010—2016年中国31个省（市）地区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考虑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因而选取几个主要国家的数据研究要素跨国流动。2017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流量排名前11的国家的投资额之和占对全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投资额的93.6%，故选取这11个国家为资本跨国流动的代表国家[22]。由于中国主要从对发达国家的OFDI中获取技术溢出，再考虑到中国OFDI的规模，选取俄罗斯等14个国家为可获得逆向技术溢出的“一带一路”代表国家[23]。本文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来源于《201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各国研发支出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其他宏观数据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和国家统计局网站。

（四）

要素流动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影响的检验

　　要素流动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模型进行广义最小二乘估计后，得到表3的结果。从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劳动力流动、对外开放水平、创新水平、政府支出水平和实施“一带一路”政策有助于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

　　资本跨国流动水平和技术跨国流动对产业结构合理化无影响，资本国内流动和劳动力流动对产业结构合理化有较显著的正向影响，原因可能在于：产业结构合理化是通过要素流动使不同产业之间、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之间的比例结构组合达到投入产出的平衡，它强调的是通过要素流动调整原有要素的配置结构，而非单纯增加或减少某些要素。资本跨国流动水平指标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来衡量，意味着资本的流出，技术跨国流动指标则意味着技术要素从沿线国家的流入，只能清晰的看到两种要素量的变化，而它们能否对国内现有的要素配置产生影响未知，国内不合理的要素配置结构可能不会因此改变。而劳动力流动是通过地区内人口的机械变动衡量，劳动力由于自身的限制不能像资本和技术一样轻松地实现跨国流动，因而劳动力流动指标主要是对我国原有的要素流动的衡量，它根据各行业要素报酬率高低的流动会影响我国要素配置结构，资本的国内流动也是同理，故会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产生正向影响。　　

　　创新水平对产业结构合理化有显著正向影响，原因在于专利应用后即可提高生产效率，单位产量对要素的需求量减少，既能保持足量供给，也能释放更多要素到其他行业中去，进而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

　　人力资本水平和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对产业结构合理化无影响的原因可能在于：用以衡量人力资本水平的是地区在校本专科生，一方面他们较少参与科研项目，无法直接对当地产业结构合理化做出贡献，另一方面他们毕业后的工作地点不一定是学校所在地；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利润导向选择投资行业，这样的盈利性行业的要素已经较为充足，要素配置结构也是相对成熟合理的，外资的流入只是增加了投资行业的要素量，不会促进要素配置结构优化，因而对产业结构合理化没有影响。

（五）

要素流动对产业结构高度化影响效应的检验

　　生产要素流动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影响模型进行广义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后得到了表4的结果。可以发现，资本跨国流动、劳动力流动、对外开放水平、经济增长水平和实施“一带一路”政策可以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

　  资本国内流动对产业结构高度化无影响，可能是因为其衡量指标为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而我国各地区现有的第二产业都较为成熟，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虽然差别较大但整体上不缺乏资本，增加的资本对第三产业发展作用很小，所以资本国内流动对产业结构高度化无影响。

　　技术跨国流动与产业结构高度化负相关可能有以下三个原因：（1）各地区对“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的主要是为了转移国内过剩产能或是获取沿线国家的自然资源，其根本目的不在于从沿线国家获取逆向技术溢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的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份额很小，中国更多

的是对沿线发展中国家投资；（2）逆向技术溢出指标是从其他国家的研发投入出发计算得来的，只能说明我国可以从其他国家获得的技术溢出的数量，实际我们不能一味地直接照搬发达国家的技术，可能各地区在国外技术本土化过程中失败了，改良的国外技术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没有起到推动作用；（3）从国外获得的逆向技术溢出可能阻碍了当地本土企业的自主创新行为，花了大力气获得的国外技术不能成功本土化，反而浪费资源影响自主创新，进而对产业结构高度化产生负面效应。

　　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对产业结构高度化无影响，可能是因为地区人力资本的衡量借助了本专科生在校人数，如今大学生毕业之后并不一定会留在学校所在省（市）工作，而是根据就业前景选择经济发展条件更佳的城市，所以地区在校本专科生无法为当地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助力。

　　外商投资水平对产业结构高度化无影响，原因在于：（1）外商直接投资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利润，不会站在东道国的角度考虑产业发展的问题，因而其投资的行业多是盈利性行业，很少有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无法对我国的产业升级提供帮助；（2）通过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提升我国技术水平、促进制度创新是相对被动的，我国现在的企业在技术、制度方面相较改革开放初期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和进步，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技术进步效果、制度优化效果已经大大减弱，更为有效的方式是我国主动“走出去”有目的的寻求所欠缺的技术和制度；（3）我国当前的资金相对充裕，对外来资金的需求并不迫切，外来资金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力大大降低。

　　　创新水平对产业结构高度化无影响，原因在于专利的应用领域可能不在于新兴产业、高附加值产业和第三产业，如果只是对原来产业的改进，那么对产业结构升级、对第三产业的发展、对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的转变没有影响。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2010—2016年中国2010—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探究资本、技术、劳动力三种生产要素的流动对各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的影响。研究结论如下：（1）资本的跨国流动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资本的国内流动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2）技术流动抑制产业结构高度化，对产业结构合理化无影响；（3）劳动力流动对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均有正向影响；（4）要素跨国流动对产业结构合理化无影响，要素的国内流动对产业结构合理化有显著正向影响；（5）经济增长有助于地区产业结构高度化，创新水平和财政支出水平对产业结构合理化有正向影响，对外开放水平和“一带一路”政策的实施可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通过研究结果可以看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所带来的扩大化要素流动在整体上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不同要素的流动都对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效应不同，同一要素的国内和国际流动对产业结构也会产生不同影响，基于此，为各地区如何把握“一带一路”机遇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各地区应坚定不移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并为企业的OFDI提供保障。“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扩大对外直接投资提供契机，为促进要素流动提供平台，有利于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优化。但需要注意“一带一路”沿线60多个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文化制度以及法律法规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中国企业在进行OFDI时面临着诸多投资风险，为了更好地促进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国家的OFDI，政府要为企业提供法律援助，及时更新并公布“一带一路”国家的税法、财政、金融政策变动的信息，消除企业在投资时可能面临的地缘政治障碍等，为中国企业OFDI保驾护航。

      第二，明确对外投资目的，鼓励具有比较优势的企业“走出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只有少数发达国家，而且我国获得的逆向技术溢出对产业结构优化有负面影响，这就意味着我国应当避免战略资产寻求型以及技术寻求型OFDI的产生。“一带一路”沿线的发展中国家具有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劳动力成本低劣、能源矿产资源丰富的特点，这就决定了我国可以鼓励优势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实现扩大市场、降低生产成本、寻求稀缺资源、转移过剩产能的目的。

第三，鼓励自主研发和全民创新，加大对高技术产业、高附加值产业、新兴产业的政策扶持力度。直接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并不是最优选择，一方面存在着“本土化困境”，国外的技术在中国可能不适用；另一方面，在高技术领域，外国对核心技术的把控十分严格，我国无法获得那些真正重要的技术。所以提倡自主研发和全民创新是很重要的。政府应该发挥引导作用，通过加大对高技术产业、高附加值产业、新兴产业的政策扶持力度，可以推动这些产业的发展和相关技术水平的提升，进而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第四，构建现代化市场机制，淘汰生产效率低的企业并抑制产能过剩产业扩张。要素的跨国流动对产业结构合理化没有影响，而国内要素的重新配置能促使产业结构合理化。所以我国各地区不仅要对外抓住“一带一路”机遇扩大对外投资，更要解决我国内部生产链上中间投入的制约，使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比例达到平衡。通过完善当前市场环境，构建现代化市场机制，用市场去检验企业的能力，淘汰生产效率低的企业，抑制产能过剩产业扩张，将生产要素释放出来，将其让渡到高附加值的新兴产业中去，使我国产业结构更为合理。

      第五，打破地方保护屏障，积极实施对外开放。因为对外开放程度对产业结构优化有正向影响，所以各级政府应该遵循“一带一路”倡议中的相关规定，打破地方保护屏障，推行更为开放的经济政策，推动各种生产要素在国际范围的自由流动。

责编：文   惠

排版：李文康

审核：傅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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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017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流量排名前11的国家：新加坡、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俄罗斯、老挝、泰国、越南、柬埔寨、巴基斯坦、阿联酋。

[23]选取的14个国家为: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波兰、立陶宛,爱沙尼亚、斯洛文尼亚、罗马里亚,保加利亚,拉脱维亚、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共和国、匈牙利、克罗地亚、以色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