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强丨中华文明史的玉器时代与王权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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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秀强，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原文载于《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第59-65页

摘要

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起源方式存在明显差异，西方文明起源于铜器时代，而中华文明起源于玉器时代。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中，以斧钺彰显王权的文化现象也起源于玉器时代，而玉钺便是军权、神权、王权三合一的象征物。中华文明史中象征王权的斧钺，其时代发展顺序依次经历了：玉斧钺时代、铜斧钺时代、铁斧钺时代。随着铜斧钺时代、铁斧钺时代的逐步发展，玉钺的王权象征意义虽渐趋弱化，但以玉钺或其它高规格玉器象征王权的文化却始终贯穿于中华文明史的发展进程之中。而今应当特别注意玉器时代的玉钺对王权起源与发展的影响，更应当给玉器时代一个应有的历史地位。

一、问题的提出

　　侯外庐先生在《中国古代文明路径与先王的起源》一文中曾指出：“中国古代史里有一个最特殊的问题，它的严重的程度是希腊罗马所没有的，这便是‘先王’问题。”[1]1936年，吴其昌先生作《金文名家疏证》，依据甲骨文、金文，通过对古文物、古文献的考察，指出“王”字是由“斧”形逐渐演变而来。1965年，林沄先生发表《说“王”》一文，仍然从甲骨文与商周金文角度，进一步证明“王”字之本形像不纳柲之斧钺，而斧钺最初是军事民主制时期军事酋长的权杖，后来逐渐演化成为王权的象征[2]。此说超越了以往诸家旧说，在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然而，从考古年代学角度来讲，甲骨文与金文是商周时期的文字，属于中国历史的青铜时代。青铜时代是中华文明的早期发展时期，但却不是中华文明的起源时期。斧钺之所以能与王权以及“王”字联系起来，而备受部落最高军事酋长的青睐，进而发展成为王权的象征，应该与中华文明的起源密切相关。故此，以斧钺象征王权现象的最早历史渊源，确乎不甚可能滥觞于文字已趋成熟发展的商周时期——青铜时代。

　　质言之，从甲骨文、金文角度证明商周时期的斧钺是王权的象征，还只是注意到了中华文明史中以斧钺象征王权现象的流，并未触及以斧钺象征王权现象的源。有鉴于此，我们试图从中华文明起源和玉器时代斧钺特殊功能的角度出发，追溯中华文明史中以斧钺象征王权现象的源，从而进一步认识其演变的流。但这样的探索需要考古学、文献学、文字学等多领域的综合交叉考察，并非易事。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西方考古学认为，西方古代社会的发展序列依次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然而，中国与西方不同，中国古代社会在石器时代之后还多产生了一个“玉器时代”，而中华文明就起源于“玉器时代”[3]。这与西方文明起源于“铜器时代”相区别，在概念上正可以与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远古文化史》称西方古文明起源于“城市革命”相异[4]。玉器时代孕育了中华民族所特有的崇玉文化，崇玉文化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的长河里奔流不息、盛而不衰，并贯穿于中国历史中王权演进的始终。

　　具体而言，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顺序，依次经历了玉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三个阶段。与此相对应，中华文明史中以斧钺象征王权现象的起源与发展顺序，也依次经历了玉斧钺时代、铜斧钺时代、铁斧钺时代三个阶段。也就是说，中华文明起源于玉器时代，而中华文明史中以斧钺象征王权的现象也起源于玉器时代——也即玉斧钺时代。林沄先生曾指出：

　　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墓葬中出土的“玉斧”之类的器物，倒是颇值得我们考古工作者重视的，因为，我国古代国家形成的历史，我们目前还是不够清楚的，而这种历史，一部分也许正隐藏在这些“玉斧”的背后呢。[5]　　

　  有鉴于此，兹不揣谫陋，试探讨这些“玉斧”中所隐藏的中华文明起源时期的王权密码。实际上，这样的探索正当其时，因为古史重建已步入“黄金时代”[6]。且近一百年来，中国现代考古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发现，这其中包含大量遗迹与玉器遗物，为进一步探讨此问题提供了新契机。

二、考古学所见“王权”与“玉钺”之关系

　　在考古学上，一般认为斧、钺、戚属于同一类器物，来源于原始社会的石铲、石锛等生产工具，具有劈砍的功能；在文献学中，许慎《说文》云：“戉，大斧也。”《尚书·顾命》载“一人冕，执钺” ，郑玄释钺为“大斧”。由此可见，斧、钺应属同一类器物。而《说文》又云：“戚，戉也。”《诗·大雅·公刘》言“弓矢斯张，干戈戚扬”，毛传：“戚，斧也。扬，钺也。”《汉书》颜师古注：“钺、戚皆斧属。”总之，斧、钺、戚属同类器物，三者之间仅是尺寸大小有别而已。

玉钺并不等同于石钺。玉钺成为王权的象征之前，先是经历了石钺的发展阶段。石钺在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遗址中多有出土，且分布广泛。在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大汶口早期文化等遗址中，石钺有明显的使用痕迹。而在崧泽文化、良渚文化、薛家岗文化、陶寺文化、齐家文化等遗址中，石钺大多无明显使用痕迹。这说明石钺已经逐渐从生产工具中分离出来， 而可能已成为用于宗教礼仪或军事的特殊器物。在中原仰韶文化等遗址中已出现大量的石钺，这些石钺与军事统治权有关，且与原始巫术、原始宗教之间亦存在内在联系。这说明斧钺是神权、军权相统一的器物。神权、军权相统一的现象，也同样存在于西方古代社会。在古希腊、罗马的英雄时代，都存在一个权力显赫的统治者，他不仅是专制的统治者，“同样也是军事首长、最高祭司和某些法庭的审判长”[7]。这样看来，中西方古代社会的统治者，都是集神权、军权于一身的。

　　北阴阳营文化遗址是目前最早在墓葬中大量出土石钺的考古学文化遗址。北阴阳营文化遗址中271座墓共出土142件“穿孔石斧”，这些“穿孔石斧”实际上均是石钺[8]。北阴阳营遗址出土的石钺，钺身薄而轻巧，钺刃锋利，较有可能是军事兵器。从墓葬等级以及随葬品规格来看，北阴阳营文化遗址墓主人极有可能具有军事身份，且社会地位也很高。也就是说，墓主人极有可能是军事统帅。这说明北阴阳营文化石钺是象征墓主人军事身份的随葬品，是墓主人军权的象征。        

　　又如，河南汝州阎村仰韶文化遗址曾出土一件大型陶缸，陶缸的外部绘有一幅“鹳鱼石斧”图。鹳鱼石斧图图中石斧制作较为精美，明显不是普通的劳动生产工具，而应是战争中的军事武器。严文明先生认为：

“它决不是一般人使用的普通劳动工具，而是同酋长身份相适应的、既可实用、又可作为权力标志的东西，是酋长生前所用实物的写真。”[9]

这就说明石斧是军事酋长统帅权的标志物，也即军权的象征。

　　玉钺椎轮于石钺。玉钺是由石之美者——玉，精心制造而成，可谓石钺中的最美者。《说文》云：“玉，石之美有五德。……象三玉之连，丨其贯也。”[10]可见，玉乃“石之美”者，是美的象征。而且玉还有通神的功能，故有更为尊贵的地位。因此，玉钺能够超越石钺，而更能成为神权、军权的代表，也成为文明社会中王权的象征。良渚文化反山玉钺

　　良渚文化以玉器而闻名，而大量的高规格玉器多出土于贵族墓葬之中，这些墓葬多有玉钺出土。这些玉钺不仅制造精美，而且还置于墓主人手中，充分彰显了墓主人对玉钺的高度重视。从良渚反山发掘的十几座古墓来看，每座墓葬只出土一件玉钺，可见玉钺是极为珍贵的。良渚文化玉钺最为典型的例子是浙江余杭县反山M12墓葬中出土的一件大玉钺，在玉钺两面刃上角各刻有一个“神人兽面”的神徽图案，刃下角刻有一个神鸟图案。巧合的是，这个“神人兽面”神徽图案也见于一件大玉琮之上，而该玉琮与玉钺同出一墓[11]。研究表明，该神徽图案具有特殊的宗教意义。可见，该墓主人不仅是最高军事统帅、部落酋长，同时还兼有巫师的身份。因此，该墓主人应是集军权、神权以及王权于一身的领袖人物。良渚文化玉钺仅发现于极少数较高等级的贵族墓葬之中，有些玉钺柄还发现有象征良渚文化特点的神徽羽冠状玉饰件，这些玉钺直接体现了军权、神权、王权相结合的特征。

　　此外，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燕辽地区最具特色的考古学文化——红山文化，所发现的玉器也极其重要。红山文化墓葬随葬玉器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是玉器多见于中心大墓，表明墓主人具有高贵的身份，且中心大墓多有祭坛相结合的布局，冢又围绕神庙而建，这说明墓主人极有可能是部族酋长，同时也是通神的巫师；二是中心大墓只随葬玉器而不见陶器，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一些低级别的墓葬却专门随葬陶器，这说明玉器具有特殊的意义；三是玉器的形制显示出神秘色彩，玉器的摆放位置也具有特殊的原始宗教意蕴。红山文化遗址共出土了6件玉、石钺，这些玉、石钺大多属于红山文化晚期，即距今5500～5000年左右。红山文化晚期的玉、石钺集中表现出军权、王权以及神权相统一的色彩[12]。

　　山西襄汾陶寺文化遗址，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完整的龙山时代考古学文化遗址。陶寺文化遗址发现了大型的城址、墓葬以及精美的随葬品，根据墓葬的形制等判断，陶寺文化遗址的墓葬可分为六个等级[13]。这些墓葬也出土玉、石钺，且玉、石钺只出土于第一至第三等级的高级墓葬中。从陶寺遗址墓葬出土玉钺的情况来看，玉钺是第一、二等级墓葬的墓主人身份和权力的标志器物，而这两个等级的墓葬却几乎不见石钺，这说明以玉钺象征王权在陶寺文化中具有更为重要的地位。

　　至二里头文化时代，玉钺作为王权的象征仍然存在。学界一般认为，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邹衡先生最早认定，二里头文化第一、二、三、四期都是夏文化[14]。李伯谦先生亦指出：“二里头文化的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15]经过不断探索，二里头文化主体部分为夏文化的观点已成为学界主流认识。从目前的考古材料看，二里头文化的墓葬可分为四个等级[16]。二里头文化也出土玉钺，而且这些玉钺多出土于高等级的墓葬之中，这说明夏代的玉钺仍然是王权的代表。值得注意的是，二里头遗址还出土有青铜钺。数十座一级乙类墓中，3座随葬玉钺，1座随葬青铜钺。玉钺、青铜钺同时存在于二里头文化之中，这表明在青铜时代虽然青铜钺已经开始成为王权的代表，但玉钺仍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依旧是王权的象征。而玉钺与青铜钺同时存在于夏文化之中，也是从玉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转变时所带有的过渡现象。

　　综上所述，从良渚文化时期到二里头文化时期，在中华文明史绵延发展的进程中，玉钺作为王权的代表也具有连续发展的特征。换言之，从玉器时代到铜器时代，玉钺作为王权的象征，具有不间断发展演变的特点。而此后以玉钺或其它高规格玉器象征王权的现象，也始终贯穿于中华文明史的发展进程之中。恰如侯外庐先生所称，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是“新陈纠葛”的路径，是“维新的模式”；而西方文明起源与发展是“新陈代谢”的路径，是“革命的模式”[17]。亦如张光直先生所言，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模式是“连续性”的，而西方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则是“破裂性”的[18]。

三、文献学所见“王权”与“玉钺”之关系

　　关于玉钺代表王权，传世文献中多有记载。据东汉袁康《越绝书》所载，春秋时期风胡子与楚昭王论古史时讲道：

　　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夫玉，亦神物也，又遇圣主使然，……禹穴之时，以铜为兵，……当此之时，作铁兵，……此亦铁兵之神，大王有圣德。

　　上述所论“以石为兵”“以玉为兵”“以铜为兵”“作铁兵”，恰好对应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四个阶段，即石器时代、玉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这里的“兵”，即是指“兵器”，而兵器必然包含斧、钺。因此，将玉制作成斧斤之形以象征王权的玉钺，作为军事酋长的权杖，又是自然之事，此即所谓“夫玉，亦神物也，又遇圣主使然”。而“以玉为兵”的黄帝时代，即所谓“玉器时代”，正是中华文明起源的五帝时代，所以我们说中华文明史中以斧钺象征王权的现象起源于“玉器时代”。

　　夏商时期，不仅玉钺是王权的象征，甚至瑞玉本身作为“神物”也成为王权的象征。可以说，夏、商王朝的更替，实际上是以玉的转移为标志的。《尚书·禹贡》载：“禹锡玄圭，告厥成功。”《史记·夏本纪》又载：“于是帝锡禹玄圭，以告成功于天下。”《说文》曰：“圭，瑞玉也。”有学者指出广义的圭应当包含玉斧，还有学者认为平首圭即源自玉钺[19]。若此说不诬，则玉圭与玉钺、玉钺同源，而应当都是王权的象征。因此，玉圭作为王权的代表，通过天帝传给大禹，于是禹便得了天下，这便是夏王朝成于玉的明证。《史记·殷本纪》记载商汤灭夏，夏桀奔于鸣条时，讲到这样一个细节：

　　桀败于有娀之虚，桀犇于鸣条，夏师败绩。汤遂伐三飐，俘厥宝玉，义伯、仲伯作典宝。[20]

　　商汤灭夏，取而代之建立新的中原王朝，首先取代的不是夏代所铸以象征王权的“九鼎”，而是“俘厥宝玉”。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测，夏王朝的“宝玉”同“九鼎”的象征意义相似，都是王权的象征。掌握了“宝玉”神物即象征取代了王权，就可以号令天下，所以商汤灭夏之后，首要任务便是“俘厥宝玉”。商汤所俘取的夏王室的“宝玉”，可能都是玉礼器，其中可能也包含玉钺。

　　在中国古代社会，关乎国家社稷命运的大事在于祭祀和战争，故《左传·成公十三年》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与战争都是国之大事，而最为重要的当属祭祀。因为古人认为只有通过祭祀才能祈得神灵的佑助，才能保障国家的安宁。而且战争之前也要举行祭祀，为的是祈求神明庇佑战争取得胜利。文献资料表明，古人祭祀往往以乐舞的形式祭神。《礼记·祭统》云：

　　夫大尝、禘，升歌《清庙》，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乐也。[21]

　　《祭统》是专门讲述祭祀礼仪之本的篇章，上述这则材料是讲天子以乐舞祭祀神灵的仪式。值得注意的是，《祭统》言天子在以乐舞祭祀神灵时所秉持的是朱干玉戚，而玉戚即玉钺。玉戚用作天子之舞，说明玉戚有着重要的地位，这也正反映出玉戚是王权至高无上的象征。

　　在《资治通鉴·后周纪五》中，也有玉钺作为王权象征的记载，后周枢密使王朴卒，世宗亲临丧礼，并以玉钺击地，多次恸哭不能自已。后周世宗显德六年载：

　　庚申，枢密使王朴卒。上临其丧，以玉钺卓地，恸哭数四，不能自止。朴性刚而锐敏，智略过人，上以是惜之。[22]　

　　由此可见，玉钺即使到了五代时期，也不失为王权的礼仪权杖，仍然是王权的象征。总之，从文献记载来看，玉钺作为王权的象征之物，从五帝时代直至五代时期都受到了帝王统治者的高度重视。

　　毋庸讳言，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玉钺象征王权的地位渐趋弱化，但以其它高规格玉器象征王权的现象却始终贯穿于中华文明史的发展之中。譬如，秦始皇用以象征皇权的传国玉玺，汉代的金缕玉衣，以及历代帝王习用的玉玺，这些都是以高等级玉器来象征王权的至高无上。可以说，在整个中华文明史上，王权的发展始终伴随着玉器的使用，高规格的玉器也始终是王权的代表。

　四、文字学所见“王”与“玉”之关系

　　考古学、文献学都表明，具有王权象征意义的玉钺，影响了中华文明史上王权的起源与发展。而从文字学角度来看，斧钺之形亦是“王”字的本象。图画的符号化是汉字的滥觞，以斧钺之形探索“王”的字形起源，从而找寻出“王”字与斧钺之间的历史文化渊源，最终考证出斧钺是王权的象征物，这在研究中华文明史上王权的发展方面，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实际上，“王”字与“玉”字也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两字似乎在文字形成上有着相似且深刻的文字学渊源。不难发现，“王”与“玉”在字形、字义上都存在着同一性。

　　首先，从字义角度来看。《说文解字》释“王”字曰：

　　王，天下所归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贯三为王。

　　许慎引董仲舒之语，认为能够参通天、地、人三者，便可谓之王，并以孔子所说“一贯三为王”为证。其实，许慎的解释并非符合王字的本义，现在已经很少有学者再相信古人“一贯三为王”的解释了。不过，这却代表了汉代人对“王”这个字的理解，深刻反映了汉代社会的思想状况。《说文解字》又释“玉”字云：

　　玉，石之美有五德。……象三玉之连，丨其贯也。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云：“玉，石之美有五德者。者字新补。象三玉之连。谓三也。丨其贯也。”[23]《说文解字》释“三”云：“天、地、人之道也。”又“丨”与“一”相通，因此“象三玉之连。谓三也。丨其贯也。”即所谓“一贯三为王”。由此可见，“玉”字也蕴含着贯通天、地、人三者的含义，这与“王”字的意义是相暗合的。这看似是偶然的巧合，事实上绝非如此简单，而是深刻展现出秦汉时期人们潜意识里就认为玉字含有王的意义。这也是秦汉时期以玉象征王权的文字学印证，究其根源，这正是受玉器时代以来崇玉文化的影响所致。

　　其次，从字形角度来看。现将《说文解字》中“王”与“玉”的古文字体和小篆字体分示如下：

　 “王”字：

　　“玉”字：

　　从字形结构上来看，不难发现“王”与“玉”的古文字体虽然存在着一些差异，但仍然有趋同的趋势。时至秦代的小篆字体，其差异已经几乎很小。唯一的差异是三横之间的距离不同而已，若不仔细加以辨别，两者就很容易混淆。而且从小篆字形来看，小篆的“玉”字更接近秦汉以后的“王”字。这说明秦汉时期人们似乎已经认为“王”与“玉”是同一字了，或者说“玉”字就代表着“王”字。关于此点，我们可以在后世文献中找到证据。《广韵·入声·烛韵》载：“玉，《说文》本作王，隶加点以别王字。”《广韵》似乎也已认为《说文》中的“王”与“玉”相似，隶定之后为了加以区别，才给王字加一个点以表示玉。需要指出的是，《说文解字》与《广韵》对“王”与“玉”的解释，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并非“王”与“玉”二字的本义。但这却侧面反映出，秦汉以后以玉象征王权之思想的根深蒂固，这种思想已影响了文字学上对“王”与“玉”的阐释。

　   要之，我们虽然不能臆断“玉”字就是“王”字，但从《说文解字》中关于“玉”与“王”字形、字义的同构性来看，可以肯定的是，“玉”本身就是王权的象征，或者含有“王”的意义。

五、结语

　　通过上述讨论，我们可以由此勾勒出中华文明史中以玉钺象征王权现象的起源与发展的大致轮廓。从考古学上来讲，中华文明起源于玉器时代，而中华文明史中以斧钺象征王权的现象也滥觞于玉器时代。斧钺是王权的象征，新石器时代虽然已经出现了石斧钺，但彼时还只是生产工具，并未真正发展成为象征王权的器物。斧钺真正演变成为王权的象征，应当肇始于玉器时代，而以玉钺最为典型。玉器时代的玉钺不仅是军事酋长发号施令的权杖，也是最高巫师用以通神的法器，更是王者用以彰显王权的圣物。所以，玉钺是王权、军权、神权三合一的象征。

　　从文献学上来看，由五帝时代到夏商周三代再到秦汉时代，尽管王权的代表已逐步转向青铜钺和铁钺，但彼时玉钺作为王权的代表，仍然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直至五代时期，玉钺用作象征王权权杖的现象还时有闪现。不可否认，随着历史的不断演进与发展，玉钺逐渐退出王权的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以其它高规格玉器象征王权，但以玉象征王权的现象却始终保留在中华文明史的发展进程之中。

　　从文字学上来说，《说文解字》中“玉”与“王”的古文字字形结构及字义存在同一性。虽不能以此臆断“玉”字便是“王”字，但这似乎启示我们，秦汉时期人们大概认为“玉”即“王”，或者说“玉”本身就带有“王”的含义。准此，历代帝王以玉彰显王权的现象便不难理解了。

　　杨向奎先生曾指出：

“研究中国古代史，有虞氏是不能忽略的一个历史时代，应当在中国史上给他一个应有的地位。”[24]

有虞氏是五帝时代的部族，其历史时代是中华文明起源的时代，也正是中华文明史上的“玉器时代”。那么，相应地来讲，“玉器时代”也是中华文明史上不可忽略的一个历史时代，也应当在中华文明史上给“玉器时代”一个应有的地位。以往，由于我们运用西方文明理论、考古学理论以及史学理论来研究中华文明，从而低估了中华文明独立起源发展的特色，因而也低估了中华文明起源的“玉器时代”，这是十分遗憾的。而今，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丰富，“玉器时代”呼之欲出，当下已是时机弥补昔日之缺憾了。

　　附识：本文选题来源与主要思路，都源于导师江林昌教授的日常授课及已有论著，笔者在此基础上所作的延伸和论证，有些还是导师尚未公开发表的成形观点，特此说明。衷心感谢江林昌师的理解、支持与厚爱！

责编：翁惠明

排版：李文康

审核：傅   强

参考文献

[1]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00页。

[2]林沄：《说“王”》，《考古》，1965年第6期。

[3]有关中华文明起源于“玉器时代”的说法，详参牟永抗、吴汝祚：《试谈玉器时代：中华文明起源的探索》，《中国文物报》1990年11月1日；曲石：《中国玉器时代及社会学性质的考古观察》，《江汉考古》，1992年第1期；吴汝祚、牟永抗：《玉器时代说》，《中华文化论坛》，1994年第3期；林华东：《“玉器时代”管窥》，《浙江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安志敏：《关于“玉器时代”说的溯源》，《东南文化》，2000年第9期；江林昌：《书写中国自己的文明史——构建中国特色文史学科理论体系浅议之一》，《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江林昌：《书写中国文明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

[4]江林昌：《书写中国自己的文明史——构建中国特色文史学科理论体系浅议之一》，《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第17页。

[5]林沄：《说“王”》，《考古》，1965年第6期，第312页。

[6]江林昌：《古史重建迎来了黄金时代——建构中国特色文史学科理论体系浅议之二》，《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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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严文明：《“鹳鱼石斧图”跋》，《文物》，1981年第12期，第81页。

[10]（汉）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0页。

[11]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考古队：《浙江余杭反山良渚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期。

[12]刘国祥：《红山文化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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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李伯谦：《二里头类型的文化性质与族属问题》，《文物》，1986年第6期。

[1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9—101页。

[17]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0页。

[18]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498—5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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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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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9727页。

[23]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0页。

[24]杨向奎：《应当给“有虞氏”一个应有的历史地位》，《文史哲》，1956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