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劲丨“西来意”与“东土法”：中国文化关键词研究的思想资源及本土实践
作者简介
袁劲，文学博士，武汉大学文学院特聘副研究员。
原文载于《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第10-17页
摘要
现代意义上的文化关键词研究虽然发端于英国，但就其方法与实践而言，却并非西方的专利。本土固有的、从先秦到近现代的汉语经典阐释学传统，同样是中国文化关键词研究的思想资源。只不过，雷蒙·威廉斯的文化关键词研究在奉行七项准则的基础上，更关注新词义的创生与旧词义的迁衍两个方面，以及新旧词义间的断裂与词语感情色彩的翻转两种特殊情况。鉴于当前关键词研究的西学实践渐露“拼盘化”“快餐化”等疲态，而汉语经典阐释传统“崇古化”的研究主旨与“饤饾化”的成果样态亦影响其现代转换，面向未来的中国文化关键词研究可致力于“西来意”与“东土法”的融合，既要发挥传统训诂学“三训”与“六训”的优势，又须明确西方文化研究的适用范围，从而在中国文化关键词研究方法论层面实现“中学”的激活与“西学”的纠偏。
如果按照雷蒙·威廉斯所说关键词是“一种词汇质疑探询的记录”的话[1]，那么，这种“记录”就绝不只是西方文化研究的专利。在汉语经典阐释学的“本来”传统中，同样不乏聚焦于关键词汇的专句、专段、专节、专篇或专书阐释。在中国古代经、史、子、集的相关论述中，亦内含着一套有关语言（言）、文字（书）、指称（名）如何呈现本体（道）、观念（意）以及现象世界（实、物）的阐释学方法论[2]。可以说，中国本土的关键词研究在思想与形式两方面，完全能同外来的西方文化关键词研究互鉴、互证、互补。因而，唯有通过立足于中国语境的中西双向溯源，既致力于发掘中国古代经典阐释传统的当代价值，又着眼于分析西方文化关键词研究方法的适用范围，方能在“吸收外来”的基础上，凸显“不忘本来”和“面向未来”的中国文化关键词研究之宗旨。
一、东土法：汉语经典阐释学传统
现代意义上的关键词研究肇始于英国学者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系西方盛行的文化研究方法之一种。但是从更广泛意义上讲，关键词研究实有中西两条学术路径。陈平原在《学术视野中的“关键词”（下）》一文中率先指出“传统中国学术也有类似的思路”。他从朱自清受到同事瑞恰慈、燕卜荪的影响谈起，论及《诗言志辨》的成功实践以及同时期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在批评史著作中关注关键词语的共性，并将这一“语义分析和历史考据相结合”的思路，由胡适所倡导的“历史演进法”进一步追溯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清代朴学传统[3]。《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译者刘建基曾提及国内南方朔的文化评论受到雷蒙·威廉斯的影响（第20—21页）。与之不同，陈平原揭示了“关键词”背后杂糅着不同学术路径的可能。随着张晶、黄擎、孟瑞等人先后响应其说，国内学者开始意识到
“关键词研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其实古已有之，只是在现代才走向自觉，并且在更为精深的理论指导下，具有更强烈的现代意味”[4]，
在“前关键词批评时期”，宽泛意义上的关键词研究成果便已存在，而这一根植于本土的“解字”传统还可继续向前追溯。李建中先生将中国文化关键词的创生追溯至轴心期，并从中归纳出“见仁见知”（各家对同一关键词的不同界定和阐释，如散见于儒道墨法兵诸家的释“仁”）、“非乐非命”（不同学派间的彼此辩难和驳斥，如墨子《非乐》《非命》）、“解老喻老”（后学对先贤关键词的诠释和引申，如韩非子《解老》《喻老》）等三种早期关键词研究的典型模式[7]。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可以整体勾勒出中国文化关键词研究史，并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创生期（先秦两汉）、发展期（魏晋至宋元）、繁荣期（明清）和转型期（近代以来）。它们依托于汉语经典阐释学传统，在文本形式与学术思想上自成一脉，同西方文化关键词研究路数交相辉映。
先秦两汉为中国文化关键词研究的创生期。在此阶段，随着五经和诸子对“名”与“实”、“指”与“物”、“知”与“言”，以及“言—象—意”“达—类—私”“名—辞—说”等关系的深入探讨，以“阴阳”“三才”“五行”“礼”“道”“义”“法”“兵”等关键词为中心的专句、专段、专节、专篇阐释开始大量出现。依据形式和篇幅，上述关键词研究资料可大致归为三类：一是语录体或格言体中以关键词为语义核心的段落，如《论语》问“仁”和《老子》谈“道”，它们互文见义且又缘境生义，是语义解诠与语用实践的综合体；二是论说体中以关键词为核心的专篇或专章，如《墨子》中的《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以及《韩非子》中的“解”（《解老》）、“喻”（《喻老》）、“难”（《说难》《难势》《难言》），它们往往具有较强的主题性和鲜明的层次性，颇似现代意义上的关键词个案研究；三是语录体与论说体中均有的囊括多个关键词的“以数为纪”[8]，如《论语》所谓“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不好学之“六蔽”与《韩非子》中的《二柄》《八奸》《十过》《五蠹》等，它们言简意赅且主次分明，是对关键词归类的早期探索。不妨说，散论式的语用实践（《尚书·尧典》“诗言志”可谓其始）、专论式的主题言说（《周易》六十四卦开其先河）、合论式的“以数为纪”（可追溯至《尚书·洪范》之“九畴”），从不同侧面绘制出关键词研究的初始面貌。只不过，这一时期成果多属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关键词研究，而非单纯的特定领域（如哲学、历史等）的关键词研究。
魏晋至宋元是中国文化关键词研究的发展期。在此期间，理学字义、家规家训乃至谥法的书写均有采用“关键词”形式者，而关键词研究还被广泛用于诗论、诗品、诗格、诗法等文学批评实践之中，可谓遍及经史子集四部。以经学阐释观之，则有南宋陈淳《北溪字义》，按“命”“性”“心”“情”“才”“志”“意”等关键词疏解朱熹传授的四书要义。在此之前，唐代韩愈还接续先秦儒家“正名”思想而创立“原”体，在《原道》《原性》《原毁》《原人》《原鬼》中以儒家思想重申“道”“性”“毁”“人”“鬼”等关键词之本义，借此拒斥佛老。以史部论之，谥号可谓概括历史人物一生的关键词。宋代郑樵《通志》卷四六《谥略·后论》记载了他对谥号本义与衍义的反思：
“凡苏氏所取一百六十八谥，三百十一条，臣今只即一文以见义，即文可以见文，不必曰施而中理曰文，经纬天地曰文。即武可以见武，不必曰克定祸乱曰武，保大定功曰武。即孝可以见孝，不必曰慈惠爱亲曰孝，能养能恭曰孝。即忠可以见忠，不必曰盛衰纯固曰忠，临患不忘曰忠。且即文以见义，则文简而义显；舍文而从说，则说多而义惑。”[9]
在子部儒家类的家规家训中，唐代杜正伦《百行章》每章述一品行，今存八十四章，即冠以八十四个关键词——“孝”“敬”“忠”“节”“刚”“勇”“施”“报”“恭”“勤”等，堪称一部道德伦理关键词专书。[10]
以文化关键词研究中的热点——文论关键词研究为例。在与之相关的集部诗文评类，兼具对象与方法双重意义的关键词，更是频现于诗论、诗品、诗格、诗法之中。西晋挚虞《文章流别论》便集中论说了“赋”“诗”“铭”“哀辞”等文体关键词。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所列四十九篇（除《序志》），不仅以“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为纲领对“诗”“乐府”“议对”“书记”等文体关键词展开系统研究，还广涉“道”“圣”“经”“神思”“风骨”“通变”“情采”“比兴”“知音”等文学本原论、创作论、风格论、通变论、接受论意义上的诸多关键词。唐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将诗歌风格提炼为“雄浑”“冲淡”“纤秾”“沈著”“高古”“典雅”等二十四个关键词，“各以韵语十二句体貌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语）。旧题元代杨载所作《诗法家数》按“荣遇”“讽谏”“登临”“征行”“赠别”“咏物”“赞美”“赓和”“哭輓”分题解析诗法。旧题元代范德机所作《诗家一指》还奉“明十科，达四则，该二十四品”为诗家之道，分条论说“意”“趣”“神”“情”“气”“理”“力”“境”“物”“事”之“十科”与“句”“字”“法”“格”之“四则”。
时至明清，随着诗文评的繁荣与考据学的兴盛，中国文论关键词的专题论述性文章或著作开始大量涌现。同时，散见于书信或札记中的文论关键词考释，也成为该时期的一大特色。就文体关键词研究而言，明代吴讷《文章辨体序题》、徐师曾《文体明辨》、许学夷《诗源辨体》、贺复征《文章辨体汇选》在文体数量、文体探源、文体编选等层面将基于关键词的“辨体”批评推向深入。以诸《二十四诗品》续作论之，袁枚《续诗品》在司空图风格论关键词的基础上，新增“崇意”“精思”“博习”“相题”“选材”“用笔”“理气”等二十四例创作论关键词；顾翰《补诗品》以“古淡”“蕴藉”“雄浑”“清丽”“哀怨”“激烈”等增补或重释（如“雄浑”）司空图之作。黄钺《二十四画品》、郭麐《词品》、魏谦升《二十四赋品》还分别将该法引入画论、词论、赋论之中，遂有“气韵”“神妙”“高古”“苍润”“沉雄”“冲和”等二十四例画论关键词，“幽秀”“高超”“雄放”“委曲”“清脆”“神韵”等十二例词论关键词，以及“骈俪”“讽喻”“浏亮”“宏富”“丽则”“古奥”等二十四例赋论关键词。不唯如此，李渔《闲情偶寄·词曲部》之“戒讽刺”“立主脑”“脱窠臼”“密针线”“减头绪”“戒荒唐”“审虚实”，毛宗岗《读三国志法》之“横云断岭、横桥锁溪”“将雪见霰、将雨闻雷”“笙箫夹鼓、琴瑟间钟”“近山浓抹、远树轻描”“奇峰对插、锦屏对峙”等等，还将关键词法运用到戏曲、小说批评之中。值得注意的是，清代朴学兴盛，还在书信、札记中留下大量以字词为中心的考释，其中也会涉及文化关键词。比如明末清初顾炎武《日知录》卷三十二论“写”，便提出其语义由置物到书写、图写、缮写衍生的内在理据是“盖从此本传于彼本，犹之以此器传于彼器也”[11]。在此氛围下，即便是拒斥考据、提倡性灵的袁枚，也曾在《再答李少鹤书》等信札中有“诗人有终身之志，有一日之志，有诗外之志，有事外之志，有偶然兴到，流连光景，即事成诗之志，志字不可看杀也”之类的经典论述[12]。相对于前述诸种关键词研究成果，这类信札中的散论文献篇幅短小却不乏点睛之笔，其价值同样不容忽视。
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化关键词研究在坚守传统路数以外，还呈现出借鉴现代语言学、文学、历史学等西学新知的特征。延续传统者，可以成书于道光年间的王寿昌《小清华园诗谈》为例。该书上卷围绕有关诗格和诗美的37个基本概念或命题展开，前有总论，后列条辨。总论采用“以数为纪”之法，论诗有
“四正”“六要”“四清”“三真”“三超”“四高”“四近”“三深”“三浅”“三严”“三宽”“三留”“四不可”“四勿伤”“三不尽”“三可借”“三不欲胜”“五不可失”“五可五不可”“四能四不可不能”。
条辨则以“何谓性情”的设问形式逐个展开，领起
“性情”“志向”“本源”“是非取舍”“忠厚”“缠绵”“语要含蓄，义要分明”“和雅”“广大”“气象”“真”“古”“高”“自然”“浑然”“超然”“气韵”“格调”“精”“炼句”“壮”“健”“清”“新”“秀”“逸”“奇”“丽”“瘦”“深”“曲”“严”“沈雄”“豪宕”“典重”“俊爽”“明净”等文论关键词[13]。
受到西学影响者，当以沈兼士、陈寅恪、王力推许的“新训诂学”和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朱自清等聚焦于“批评的意念”[14]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早期书写为代表。关于此点，学界论述已多，兹不赘述。
二、西来意：西方文化关键词研究
如果说中国古代经典阐释传统是“东土法”，那么西方文化关键词研究便是“西来意”，两者在研究对象、阐释方法、成果形式上具有较强的相似性与一定的可通约性。
如前所述，现代意义上的关键词研究肇始于英国学者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因而，该书及其所创立的研究方法也就具备了元典的性质。关于《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国内外学者曾有过不同的概括。约翰·艾基瑞（John Eldridge）与莉姬·艾基瑞（Lizzie Eldridge）指出该研究强调“关联性”的六个步骤：
“（一）找出词与词之间的关系及其变异用法；（二）将用法与语境串联在一起；（三）将过去的各种用法与新近的用法并列；（四）寻构各知识领域间的相互关系性；（五）由对普遍通用词汇的省思，来分析各阶段的社会生活之关联性；（六）辨识出专门语汇与普通用语的相关性。”[15]
国内率先推介该书的汪晖亦认为，在方法论视野下，威廉斯“所作的不只是收集词汇，查找和修订它的特殊纪录，而且是分析内含在词汇之中的命题和问题”[16]。冯黎明先生在《关键词研究之“关键技术”》中提出，作为一种阐释技术的关键词研究面向“‘星丛’文化语境中的后学科知识”，考察“隐喻性表征与建构性话语”，并“在话语的播撒性中探寻谱系学历史”[17]。黄擎等著《“关键词批评”研究》将其理论特质概括为“以‘关键词’钩沉为写作模式，借鉴历史语义学对核心词语进行考察梳理，在呈现问题的起源、发展与流变的同时，注重词语之间的关联性，揭示词语背后的政治立场与人文踪迹”[18]。
这些分析或是归纳，或是演绎，从不同方面揭示了关键词研究的方法论要义。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可以将视线聚焦于《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一书的《导言》与《第二版序言》，因为雷蒙·威廉斯的自述，无疑是探寻该书在方法论意义上继承与比较、推进与创新、期许与遗憾的最直接材料。在《导言》中，雷蒙·威廉斯依次论及文化关键词研究中选词的关键性、归类的层次性、释词的反辞书性、分析视角的跨学科性、探讨问题的选择性与局限性、编撰体例的关联性与互动性，它们连及《第二版序言》中研究成果的未完成性与不完备性，共同构成了关键词研究的七项基本准则。
选词的关键性，是指文化关键词研究所关注的是普遍而非专业性的词汇。按照威廉斯的概括，便是“（一）日常用法中激烈的、难懂的、具说服力的语词，及（二）从专门的、特别的情境衍生出的极普遍语词——用来描述范围较大的思想领域及经验领域”（《导言》第27页）。这说明关键词研究的对象并非学科术语，而是书名所谓“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归类的层次性，说的是所选词汇围绕“文化与社会”的主题辐射开来。我们知道，《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本系《文化与社会：1780—1950》一书的附录。按照逻辑顺序，威廉斯先以“文化”为元关键词，为了更好地分析“文化”的多义性才连带出“阶级”“艺术”“工业”“民主”等核心关键词，再延伸出从“美学”到“作品”的基本关键词。因而，最终呈现的131个文化关键词，虽是按照字母排序平行分布，却实有层次之别。释词的反辞书性是关键词研究区别于词典的突出特征。它由词典定义的静态结果出发，对词义变迁的动态过程进行质疑与探询，因而更关注“存在于词汇内部——不管是单一的词或是一组习惯用语——的争议问题”，以便通过这些用法去“了解‘文化’‘社会’（两个最普遍的词汇）”（《导言》第29页）。换言之，该方法关注的不是定义本身，而是在文化与文本语境中关键词为何“重要且相关”与“意味深长且具指示性”。
与选词的关键性相呼应，分析视角的跨学科性是为了超出单一学科的局限，“让这些知识领域——通过书中所选的例子——得到普遍的了解”（《导言》第32页）。此点决定了文化关键词研究与后来日益兴盛的某一学科关键词研究在视野与论域上的不同。
探讨问题的选择性与局限性，出于雷蒙·威廉斯对该研究的反思。他指出关键词研究与词典编撰同样是“有选择性的”叙述，同样面临“资讯的问题”，并突出表现为因掌握材料有限，对“有许多已经在英文以外的语言发展出重要的意义，或是经历过一种错综复杂、相互影响的发展过程”（《导言》第34页）之分析不够详尽。
编撰体例的关联性与互动性，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在体例上的全新探索。为了强调关键词之间易被个案研究所遮蔽的关联性，威廉斯采用了整体上“按照字母的排序”与每则关键词注解或短评末尾附上“互相参照”的方式，以便“让词义的相互比较与关联性呈现在读者面前”（《导言》第42页）。尽管如此，可能依旧存在或多或少的局限，所以他还特意在书中留出空白部分，号召读者“指正、补述、回应与批评”（《导言》第42页）。
不唯如此，威廉斯还在《第二版序言》中重申了研究成果的未完成性与不完备性。他不仅依据读者反馈做了更正错误与补充说明，还为该书修订版增添了21个新关键词。这一做法契合了“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关键词”的实质，亦为后续关键词研究者所沿用。比如2005年，托尼·本内特等人重新编写《新关键词：新修订的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从两个方面推进了威廉斯的关键词研究：一是减法，即淘汰一些不再“关键”或失去“争议”的词语；二是加法，其中既有对威廉斯所论关键词在此后三十余年新义的补充，又包括对威廉斯时代尚未出现的新关键词的注释与短评。又如，2006年，剑桥大学耶稣学院与匹兹堡大学合作的“关键词项目”（Keywords Project）就利用新文献，在威廉斯原有词汇的基础上，剔除“Alienation（异化、疏离）”“Existential（存在的、存在主义的）”等50个旧词，新增“Network（网络）”“Globalization（全球化）”等50个新词[19]。
汪晖曾言“关键词的两个要素是词条的选择和意义的分析”[20]，在他看来，这一纵一横恰好绘制出文化与社会的地图。如果具体到“意义的分析”，我们还可发现，威廉斯在关键词的注释或短评中同样注重一横一纵两个维度的考察——词义在共时性层面的主流与边缘之分和在历时性层面的所指与曾指之别。前者照应关键词研究对词语背后涉及阶级、思想、信仰以及价值观等“争议问题”的浓厚兴趣。“我们所能做的贡献并非解决词义演变的问题，而是希望从词义的主流定义之外，还可能找出其他边缘的意涵。”（《导言》第40页）诚如威廉斯所言，既然主流定义源自优势阶级的塑形，那么，边缘义之中便隐含着另一种解读的可能抑或是被遮蔽的诉求。譬如在《Standards（标准、规范）》篇末，威廉斯就提醒读者注意该词还有“旗帜”这一边缘化的意涵。“旗帜”作为隐喻，代表了一种理想的方向，它与科学、工业乃至心灵与经验上的标准化不同，而是“既不溯及过往的权威，也不接纳现存可度量的状态；从我们对现状的尚未认识但认为终将实现的一些观念里，一个标准被设计规划出来”（第505页）。后者遵循“历史语义学”的思路，致力于探讨“意义转变的历史、复杂性与不同用法，及创新、过时、限定，延伸、重复、转移等过程”（《导言》第31页）。它根本于这样一种认识——“意义的变异性不论在过去或现在其实就是语言的本质”（《导言》第40页），故而又与一般性的历史语义学不同，侧重于“指出一些重要的社会、历史过程是发生在语言内部，并且说明意义与关系的问题是构成这些过程的一部分”（《导言》第37页）。由此，该思路尤其属意语义演变的两个主要方向与两种特殊情况。
两个主要方向系新词义的创生与旧词义的迁衍。以“capitalism（资本主义）”为例。依照威廉斯的考察，该词从19世纪初几乎同时出现在英文、法文和德文里，指涉“一种‘生产资料集中占有’的特别形式（含有工资—劳动体系）”（第80页）。无需多言，新义的创生伴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经济与政治制度的确立。此后，在20世纪中叶，“capitalism（资本主义）”与“capitalist（资本家）”一度被“private enterprise（私人企业）”与“free enterprise（自由企业）”替代，其背景是社会主义的兴起及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威廉斯还敏锐地觉察到，该词开始与“bourgeois（资产阶级分子）”有所重叠，呈现出描述资本主义所主导的整体社会之新趋势。对于这一词义转变背后的文化与社会语境，威廉斯未曾明说，却也不难想见正是资本主义由经济向政治、文化与生活的全方位辐射。
两种特殊情况是指新旧词义间的断裂与词语感情色彩的翻转。对于前者，可仍旧以“standards（标准、规范）”为例。威廉斯发现该词在科技与人文，或曰物质与精神两种用法间的断裂：“科学方面（将实验状况标准化）”与“工业方面（将零件标准化）”没有问题，甚至是值得肯定的，但“人的标准化”或“教学的标准化”却是需要引起警惕的。借用威廉斯的术语，科技与物质层面的“标准”不妨甚至最好是“复数型的单数名词”，以便统一而高效，可是人文与精神意义上的“标准”本应是“真正的复数型名词”，从而允许多元与特殊的存在。同时，“standards普遍的正面用法与standardization的负面用法相冲突”（第504页），还牵扯到词语感情色彩的翻转。此外，诸如“aesthetic（美的、审美的、美学的）”一度被视为“掉书袋、卖弄学问的愚蠢词汇”（第48页），以及区别于“art（艺术、技艺）”的“artless”竟然在18世纪末获得正面意涵，“意指spontaneity（自发性），甚至是指在art（艺术）里的‘自发性’”（第65页），等等，皆为典型的例证。自雷蒙·威廉斯起，现代意义上的关键词研究日益兴盛，分化出术语汇编式、政治阐释式、场景还原式以及泛化的流行话语分析式等四类路向[21]。当越来越多的国内《关键词》续作，在“‘依经立义’式给出标准答案、‘望文生义’式敷以政治阐释抑或‘断章取义’式游移于知识碎片与价值独断之间”[22]的道路上渐行渐远时，我们有必要重审这一外来研究方法的本土适应性问题，以及中西关键词研究路数从通约到会通的可行性问题。
三、东西互鉴：“中学”的激活与“西学”的纠偏
如果说，中国本土固有的关键词研究长于史料的搜集与关键词的提炼，那么，现代意义上的西方文化关键词研究则具有鲜明的思想性与论战性——两者各有所长。但与此同时，前者所固有的“崇古化”“饤饾化”，与后者日益显现的“拼盘化”与“快餐化”、“政治化”与“霸权化”、“学科化”与“理论化”等弊端，分别制约了各自的深入发展。在此语境下，如何实现中西关键词研究跨地域、跨时代、跨学术路径的会通，于中西之学各取所长，由互照、互证？究其实质，将关键词研究的“本来”与“外来”相结合，以便更好地面向“未来”，属于学界热议不休的中西会通问题。鉴于当前关键词研究的西学实践渐露疲态，而中国固有的本土资源仍有待深入挖掘，我们认为中西关键词研究的会通下辖“中学”的激活与“西学”的纠偏两项主要议题。
所谓“中学”的激活，主要指在传承先秦子学与两汉经学之致用、魏晋玄学与隋唐佛学之开放、宋明理学之思辨、清代朴学之谨严等学术精神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传统训诂“三训”与“六训”的优势，激活中国固有关键词研究之思想与方法的现代生命力。
历经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汉初礼乐复兴与汉末社会批判思潮的洗礼，以“非”（如《墨子·非乐》）、“喻”（如《韩非子·喻老》）、“解”（如《韩非子·解老》）、“论”（如《荀子·天论》）、“问”（如《楚辞·天问》）、“原”（如《淮南子·原道训》）、“订”（如《论衡·订鬼》）、“释”（如《释名·释典艺》）等为标志的传统文化及文论关键词研究，呈现出鲜明的致用精神与实践品格。它们皆有为而作，不囿于词语本身，而是由知识与思想联通文化与社会。时至魏晋隋唐，儒、道、释三家通过口头之“辩”、笔下之“注”以及“格义”“比附”等形式，以一种开放的精神完成了东土与外来文化及其关键词的首度融合。接续先秦儒家对“仁”“性”“天”等问题的探讨，宋明理学一面致力于本体论构建，以应对佛道的冲击，一面又注重理学要义的系统性阐发。前者见诸周敦颐和邵雍之“太极”、张载之“太虚”、二程和朱熹之“天理”、陆九渊和王阳明之“心”等元关键词解诠，后者则孕育出陈淳《北溪字义》式的理学讲义以及各类关键词体的家规家训。至于清代朴学，更是在方法论层面深刻地影响到近现代学术。章太炎《说林下》曾将清代朴学特征概括为六点：“审名实，一也；重左证，二也；戒妄牵，三也；守凡例，四也；断情感，五也；汰华辞，六也。”[23]这六点，在今天依旧可作为关键词研究的基本规范。就具体方法而言，建立在训诂学基础上的本土“解字”传统，还在古籍文献整理实践中总结出一套方法论。它包括聚焦词语个体的“三训”（形训、音训、义训）与着眼词语间彼此关联的“六训”（正训、反训、通训、借训、互训、转训）[24]。形、音、义三训契合并凸显了汉语与汉字的特征。雷蒙·威廉斯也曾谈及英语的形、音、义，他认为语言的发展变化表现为：
“某一些语词、语调、节奏及意义被赋予感觉、检试、证实、确认、肯定、限定与改变的过程。”（第24页）
这里的“语词”言其形，“语调”与“节奏”指其音，“意义”表其义。只不过，英语作为表音文字（而非表意文字）的属性弱化了形符与音符的区分，以及“以形索义”与“因声求义”的可能。而“正言若反”（反训）、“引譬连类”（通训）、“辗转相通”（转训）、“双声叠韵”（借训）等汉语特质，还决定了面向汉语关键词的汉字“六训”法，在对象与方法的默契程度上，具备西方文化关键词研究所无法比拟的优势。
不妨以关键词“天”与“Nature（自然、天性）”的中西解诠路数为例说明之。许慎《说文解字·一部》释“天”为“颠也，至高无上，从一大”。其中，“从一大”言其形，“天，颠也”论其音，“至高无上”释其义，“三训”融自然属性（青天在上）、人体感知（人首为颠）与社会文化（至高为上）于一体。不唯如此，《孙子·计》“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之正训、《尔雅·释诂》“林，烝，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君也”之转训、《释名·释天》“天，豫司衮冀以舌腹言之，天，显也，在上高显也；青徐以舌头言之，天，坦也，坦然高而远也”之借训，还以“天”为核心，涉及“阴阳”“时”“王”“高”“远”诸关键词，从而彰显出“天”的自然气象、社会喻象及审美意象等多重内涵。相较于雷蒙·威廉斯所论“Nature（自然、天性）”之词源、词义演变、大写形式以及拟人化（第372—379页），“三训”与“六训”法对文化关键词的中国特质之立体诠释，可见一斑。
当然，以训诂为标志的中国固有关键词研究也存在种种弊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言历代经学分别失之于“拘”“杂”“悍”“党”“肆”“琐”。在此基础上，侯外庐将汉学方法论的弊端概括为“蔽于古而不知世（古指古籍，世指社会）；蔽于词而不知人（词指‘由词通道’之词，人指个性）；有见于实、无见于行（实指其一部分认识方法，行指认识的证验、准绳）；有见于阙、无见于信（阙指对于过去的疑问，信指对于将来的追求）”[25]。单就训诂方法而言，王力在《新训诂学》中还将传统的训诂学（亦即“旧训诂学”）分为纂集、注释和发明三派，进而指出其最大的弊端乃是“崇古”，以致“先秦的字义，差不多成了小学家唯一的对象”[26]。总体说来，“崇古化”的研究主旨与“饤饾化”的成果样态，使得文化及文论关键词研究的“本来”一脉缺少了现代意味。
至于关键词研究的“外来”一脉，曾给予中国学界诸多有益的启示，但“《关键词》的‘中国弟子’”（陈平原语）的走样乃至背离也渐成问题。按照刘坛茹的归纳，廓清和规范西方文论概念术语的运用，勘定“理论旅行”中的误读，以及以微观词汇的转向纠正本质主义的研究倾向，是雷蒙·威廉斯带给中国文艺研究的三点启示[27]。可与此同时，国内文论关键词研究将文学与美学、语言学、哲学乃至社会学概念杂糅的“拼盘化”[28]，执拗于“话语分析”的“政治化”[29]，唯“关键词”马首是瞻而忽视其他词语的“霸权化”以及浮光掠影、标新立异的“浅表化、快餐化、简单化”[30]，也导致了该研究方法一度饱受批评与质疑。
我们不宜将本土化简单等同为传统化，而应在古今中外的立体维度内，把“传统理论的承传”与“异域理论的移植”两方面均视为本土化的题中之义[31]。当“中学”奉行“孤证不立”乃至陷入“琐屑饤饾”的“考据”，与“西学”对词语的“陌生化”审视相遇时，前者可在“稽古”的基础上强化“鉴今”一维，后者亦能通过潜心静气克服所谓的“拼盘化”与“快餐化”。而“三训”对“意美以感心”“音美以感耳”“形美以感目”之“汉字三美”[32]的阐扬，“六训”对“正言若反”“引譬连类”“辗转相通”“双声叠韵”等汉语特质的契合，亦能纠偏所谓的“政治化”与“霸权化”。在“不忘本来”与“吸收外来”的基础上，所谓“中学”的激活与“西学”的纠偏，其“面向未来”的本土化实践路径庶几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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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28页。本文引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均据此版本，下不一一注释，只随正文夹注页码。
[2]参见周裕铠：《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3]参见陈平原：《学术视野中的“关键词”（下）》，《读书》，2008年第5期。
[4]张晶：《中西文论关键词研究之浅思》，《文艺争鸣》，2017年第1期。
[5]孟瑞：《“关键词批评”在中国的勃兴》，载黄擎等：《“关键词批评”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139页。
[6]黄继刚：《“关键词研究”的理论回瞻及其范式探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7]参见李建中：《词以通道：轴心期中国文化关键词的创生路径》，《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4期。
[8]赵伯雄：《先秦文献中的“以数为纪”》，《文献》，1999年第4期。
[9]转引自凌郁之：《文章辨体序题疏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40页。
[10]参见楼含松主编：《中国历代家训集成》第一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60—76页。
[11]黄汝城：《日知录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721页。
[12]郭绍虞主编：《历代文论选》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
[13]参见张国庆选编：《云南古代诗文论著辑要》，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3—49页。
[14]朱自清：《诗言志辨》，上海：开明书店，1947年版，第ⅲ页。
[15]转引自刘建基：《译者导读》，载\[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第18—19页。
[16]汪晖：《关键词与文化变迁》，《读书》，1995年第2期。
[17]冯黎明：《关键词研究之“关键技术”》，《粤海风》，2014年第3期。
[18]黄擎等：《“关键词批评”研究》，第102页。
[19]参见黄擎等：《“关键词批评”研究》，第50页。
[20]汪晖：《关键词与文化变迁》，《读书》，1995年第2期。
[21]刘金波：《文化关键词研究的通变方法论》，《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22]王杰泓：《重审“关键词”研究的维度及其限度》，《文艺争鸣》，2016年第6期。
[23]上海人民出版社编：《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18页。
[24]“六训”语出清代刘淇《助字辨略·自序》，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自序第2—3页。
[25]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8页。
[26]王力：《新训诂学》，载《王力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503页。
[27]刘坛茹：《关键词研究在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建构中的价值》，《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28]冯黎明：《理论同一性之梦的破灭——关于〈关键词〉们的关键问题的反思》，《文艺研究》，2010年第10期。
[29]王杰泓：《重审“关键词”研究的维度及其限度》，《文艺争鸣》，2016年第6期。
[30]黄擎等：《“关键词批评”研究》，第188—207页。
[31]南帆：《文学观念与文学理论资源》，载饶芃子主编：《思想文综》第5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56—257页。
[32]《鲁迅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