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朝斌丨类思维对汉大赋创作的影响

作者简介

邹朝斌，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原文载于《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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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类思维是中国逻辑思想中一种传统的思维方式，在先秦诸子思想中产生了深广的影响，这种巨大的影响力延续到汉代的思想与文学中。类思维主要通过以类相从的思维方法对汉大赋的内容与结构产生了双重影响：首先，汉大赋在内容上以类相从，繁复铺排，甚至受主观类思维影响而汇不同时空的物象于一类，还使大赋在用字造语上运用大量的联边，大赋因此形成光大巨丽之美。其次，汉大赋在整体结构上遵循以类相从的原则，依次集中描写某一大类事物；局部结构上亦以类相从，在每一大类事物之中详尽地描述种类繁多的小类事物，以此勾画出大类事物历时变化或共时形态上的完整性，使汉大赋在形成光大巨丽之美的同时具有强烈的秩序感。

     “类”是中国逻辑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范畴，类思维则是在类观念基础之上形成的一种思维方式。类思维向来被视为逻辑思想领域的研究对象，其实这种思维方式在中国历代文学创作中多有运用与阐发，只是这种运用与阐发大多内化于文本中，让人习以为常，也因此隔断了类思维与文学创作的研究视域。易闻晓《类推思维的文学推衍》一文以类思维中“类推”这一思维方法为主，认为“‘类’的形象性以及类推的形名特征通于文学的形象思维，表现为比兴、象征、兴象、属对、用事的文学运用”[1]。打通了类推思维与文学创作之间的隔阂，诚为创见。此文视野宏大，着眼于整个中国文学的创作，故多宽泛例举论述，且意在论述“推类”这一类思维成熟后的思维方式。实际上，类思维中最基本、最具特征的思维方式是分类与归类，即以类相从，正如《说文解字》中对“类”之解释：“类，种类相似，唯犬为甚。”[2]《易传·系辞上》亦云：“方以类聚，物以群分。”[3]基于属性相似或相同而发展起来的类观念与类思维，其基本的思维方法就是以类相从。此种看似简单的思维方式却对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在汉大赋中典型地表现出来。有鉴于此，本文试图阐明类思维在汉大赋创作中的运用，以及由此给汉大赋内容与结构带来的双重影响。

一、类思维的内涵及其发展历程

　　类思维是在类观念基础之上形成的，而类观念则源于古人对“类”的认识，我们先来看“类”在早期文献记载中含义的变化。简言之，“类”之含义从《山海经》中的兽名演变成《诗》《书》《周礼》《国语》中的祭名与善名，进而由类之特点引申出相似、相像与族类、种类之义[4]。兽名、祭名、善名之内涵与本文关涉不大，在此不赘。与类观念、类思维的发展密切相关的是由类之特点引申出的含义，如《左传·桓公六年》：“公问名于申繻，对曰：‘名有五，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以名生为信，以德命为义，以类命为象，取于物为假，取于父为类’。“以类命为象”，杜预注曰：“若孔子首象尼丘。”以孔子首似丘来类比解释，即指“类”之名是因与某物相似或相像而命。“取于父为类”，杜预注曰：“若子同生，有与父同者。”[5]父子相貌相似，故归为一类。故以上两处“类”之含义为相似、相像。《孟子·告子章句上》亦云：“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类”以相似之内涵为节点，衍生出族类、种类之义，如《左传·僖公十年》：“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孔颖达正义：“类、族，一也。”[6]此为族类之义。《易传·系辞上》：“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此为种类、事类之义。“类”之含义渐广，在此过程中，类观念逐渐成熟，亦形成发展了“类”的思维与法式，这在“类”之文字含义中亦有体现，如《九章·怀沙》：“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王逸注：“类，法也。”[7]所以汉魏时期字书中对“类”的解释既有相似、种类之义，如《说文·犬部》：“类，种类相似，唯犬为甚。”《广雅·释诂》：“肖、似、类，像也。”[8]又有法式方法之义，如《方言》：“肖、类，法也。”[9]

　　由上述“类”之含义可见，中国古代先民很早就从观察辨物逐渐发展到自觉对事物分类并形成了“类”的观念，先秦的思想家们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形成类的思维方式。以现代学人的观念来看：“类思维包括：分类、归类、象征、比、兴、类比和比附等多种思维方法。”[10]类思维中多样的思维方法在先秦诸子的思想中多有表现，冯契甚至认为“先秦哲学主要考察的是‘类’范畴”[11]。

　　早期儒家虽没有明确提出“类”范畴，但其思想中实已包含类思维。孔子“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中的归类意识，“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中的类比推论思维；孟子重视事物的本性，认为“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孟子·公孙丑章句上》）；荀子自觉运用类思维去立辞、辩论：“以类度类……类不悖，虽久同理（《荀子·非相》）。”这些都昭示着早期儒家的“知类”与“用类”。道家代表作《庄子》中亦有“同类相从，同声相应，固天之理也”（《庄子·渔父》）的观点，蕴含明显的归类、类比意识。类思维更是贯穿了墨子的思想，墨子不仅有察类与知类的意识，认为“有以同，类同也。……不有同，不类也”[12]。更重要的是他在《小取》中明确提出了“以类取，以类予”的逻辑思维方式，“取”即取物归类，“予”即推予，以类相推，这里要求遵循“类”的原则来归类与推类。墨子自然也将这种类思维运用于自己的辩说中，侯外庐认为：“墨子的逻辑思想，即是依据着类概念的类推方法，而这一方法就是墨子所到处运用的辩诘术的灵魂。”[13]形名家诸多论点与辩题，如惠施“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狗非犬”，“黄马骊牛”[14]，以及公孙龙“白马非马”等等，其中运用的基本分辨原则也是类观念与类思维。邓析在辩论中采取依类而辩的原则，即依据对象的类型不同而采取相异的策略；又认为“动之以其类，安有不应者”（《邓析子·转辞》），此即同类相应的思想。

      类思维广泛运用于先秦诸子的思想与论著中，这种巨大的影响力在汉代思想中亦得到延续。兹以影响汉代最大的两种思想与思潮——阴阳五行思想与谶纬思潮为例，勾勒出汉代思想领域中的类思维。正如顾颉刚所言：“汉代人的思想的骨干，是阴阳五行。”[15]类思维在阴阳五行思想中表现得非常典型，特别是分类、归类、类比与比附的思维方式。阴阳观与五行观并行发展时即体现出明显的类思维，《易传》中用阴阳观把万事万物都分成两个抽象的大类——“阴”与“阳”，并揭示出“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形而上意义，以阴阳建构了一个关于“类”的整体模式。在成熟的五行观念中，如《吕氏春秋·十二纪》与《礼记·月令》，将《尚书》中金、木、水、火、土表示五种重要生活资材的“五材说”发展为“五行说”，并以分类配位的方法将五行系统化，认为自然与社会中的其它事物也可以分成五大类，进而将这些事物与金木水火土的性质一一对应比附，这其中表现出非常明显的类思维。汉代董仲舒总结并发展了阴阳五行思想系统，用类思维把世界万事万物分门别类而又互相联系，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世界图式。正如冯友兰在论及阴阳五行思想中的“天人感应”与上古巫术思想有类似之处时说：“阴阳五行家给这种巫术思想一种理论的根据。他们企图用‘类’的观念解释这种虚构的联系。”[16]董仲舒以阴阳五行思想论述自然社会的前提便是“天人同类”，他认为：“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17]这种天人同类观念中蕴含了归类、类推、比附等类思维，可见类思维的影响力延续到了阴阳五行思想中。

　　以阴阳五行、天人感应为核心的谶纬思潮盛行于两汉，光武帝刘秀于中元元年“宣布图谶于天下”[18]，以其最高统治者的身份正式颁布图谶政治思想，使得谶纬思潮拥有强大而持久的生命力，其影响力在东汉达到顶峰。谶纬思潮与阴阳五行思想一样，其中也蕴含着典型的类思维。如《礼含文嘉》：“制度为料，物应以宜，明物以类，感其方也。”《春秋说题辞》：“州之言殊也，合同类、异其界也。”《春秋感精符》：“王者之明，以日为契。日明则道正；暗昧不明，则道乱。各以其类占，天子常戒以自励。”[19]谶纬的核心思想中就蕴含了明显的类思维，所以上述谶纬文献中存在以类观物、类别异同、同类相感的类思维也就不足为奇了。故从汉代人的思想特征来看，类思维在汉代思想中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正如冯友兰所说：“汉人知类，汉人有科学底精神。”[20]

二、类思维对汉大赋内容的影响

（一）

类思维影响汉大赋的途径

　　类思维作为中国逻辑思想中的一种思维方式，从先秦诸子思想直至两汉思想界一直存在与流行，且在汉代盛行的阴阳五行思想与谶纬思潮中典型地表现出来，类思维也自然会影响汉代文人的思维方式，影响汉大赋的创作，这也正是本文立论的逻辑基础。下文即以类思维中最基本的思维方法——以类相从为中心，考察类思维在汉大赋中的表现及其影响。质言之，类思维主要影响汉大赋创作的内容与结构，使汉大赋在内容上运用以类相从的铺陈而囊括天地万物，形成光大巨丽之美[21]；同时在结构上亦蕴含类思维，以类相从安排整体与局部结构，从而具有强烈的秩序感。

　　汉大赋的创作贯穿了明显的类思维，主要表现在以类相从的铺陈叙述中。刘熙载认为：“赋起于情事杂沓，诗不能驭，故为赋以铺陈之。斯于千态万状、层见迭出者，吐无不畅，畅无或竭。”又对赋作了别出心裁的阐释：“赋从贝，欲其言有物也；从武，欲其言有序也。”[22]虽然刘氏对“赋”字义的解释不尽然，但是“铺采摛文，体物写志”（《文心雕龙·诠赋》）的杂沓内容确实在赋中表现得很明显，尤其是在大赋中，有如班固《汉书·艺文志》中所言：“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23] “侈丽闳衍”的评价主要就是着眼于大赋的作家作品。又如《文心雕龙·诠赋》有言：“夫京殿苑猎，述行序志，并体国经野，义尚光大。”[24]其中的“义尚光大”便可视为汉大赋文学特征的概括，徐公持指出义尚光大“即是对于巨大时间、空间境界的审美向往，换言之也就是对宏大叙述的爱好”[25]。而在叙述描写这些层见叠出、光大巨丽的事类过程中，要使汉大赋铺陈有物、叙述有序，则不能不有意无意地运用形而上的思维方式去统率与建构汉赋文本。

　　刘熙载认为：“赋兼叙、列二法：列者，一左一右，横义也；叙者，一先一后，竖义也。”[26]汉大赋义尚光大与巨丽之美的形成，在创作技法上主要得益于这“叙列二法”：一先一后之竖义在于铺叙展开每一个环节与过程，使大赋结构言之有序；一左一右之横义在于每个环节与过程都详尽地陈列各种名物事类，使大赋内容言之有物，而且这些名物事类不是简单罗列，而是达到“苞括宇宙，总览人物”（《西京杂记》载司马相如答盛览赋家之心）的程度。类思维则在此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即汉大赋在竖义排列中遵循以类相从的原则，每一个环节与过程集中描写某一大类事物；在横义陈列之中也是以类相从，既铺陈种类丰富多彩的小类事物，又在铺陈每一小类事物之时进行连类排比地陈列与面面俱到地描写。这样大赋中既有大类的陈列，大类之中又有小类的排列。类思维正是通过影响汉大赋的叙列二法，从而使汉大赋之内容光大巨丽，结构秩序井然。

（二）

类思维与汉大赋内容的铺排

　　首先我们看汉大赋内容中的以类相从。作为大赋的奠基之作，枚乘《七发》中就已有明显的以类相从意识，吴客为楚太子叙游宴之事时说：

　　于是使博辩之士，原本山川，极命草木，比物属事，离辞连类。……溷章白鹭，孔鸟鶤鹄，鵷雏，翠鬣紫缨。螭龙德牧，邕邕群鸣。阳鱼腾跃，奋翼振鳞。漃漻薵蓼，蔓草芳苓。女桑河柳，素叶紫茎。苗松豫章，条上造天。梧桐并闾，极望成林。[27]

     游宴是《七发》中主要描写的七大事类之一，在游宴这一大事类中，又铺陈了动物、植物、宴饮、宴乐等多种多样的小事类。如上述引文中描述所见之动物，连类排比了溷章、白鹭、孔鸟、鶤鹄、鵷雏、等六种水鸟；叙其所见之植物，连类排比了薵、蓼、莲（苓）、桑、柳、松、樟、梧桐、棕榈等九种草木。这种以类相从的铺排正与吴客所言博辩之士“比物属事，离辞连类”相契合，李周翰注曰：“言使博学辩辞之士，陈说山川之原本，尽名草之所出，比象其物而属文章，离别辞句以类相次。”[28]可见在汉大赋形成之初，便有明显的以类相从、属辞连类观念，以期达到将所属事类“尽名”之目的，从而在客观上极大地扩充了大赋的容量，增强了大赋的表现力。这种内容上的以类相从正是《七发》全文的书写策略，也为之后的大赋所承袭而踵事增华，成为汉大赋中一种经典的思维模式。

　　司马相如《上林赋》中铺陈描写上林苑中山水、鸟兽、果木、人物等名物事类皆用此法，如描写果木类：

　　于是乎卢橘夏熟，黄甘橙楱。枇杷橪柿，楟奈厚朴。梬枣杨梅，樱桃蒲陶。隐夫薁棣，答遝离支。罗乎后宫，列乎北园。迤丘陵，下平原。扬翠叶，扤紫茎。发红华，垂朱荣。煌煌扈扈，照曜钜野。沙棠栎槠，华枫枰栌。留落胥邪，仁频并闾。欃檀木兰，豫章女贞。长千仞，大连抱。[29]

     在这里，用短短数句连续铺排了橘、柑、橙、楱、枇杷等十多种水果，又用数句铺陈了沙棠、栎、槠、桦、枫、枰、栌、石榴树、椰树等十多种树木，较《七发》中以类相从的铺排数量有过之而无不及，司马相如《封禅书》中“依类托寓”之言足见其知类进而运用类思维的自觉性。又如扬雄《羽猎赋》：“拖苍狶，跋犀犛，蹶浮麋。斫巨狿，搏玄猿……”[30]此处连续用五个相同的句式，以不同的动词加上不同的名词，连类铺排了田猎场景中精彩的捕捉画面。其《蜀都赋》中描述种植的农作物：“尔乃五谷冯戎，瓜瓠饶多，卉以部麻，往往姜栀，附子巨蒜，木艾椒蓠，蔼酱酴清，众献储斯。盛冬育荀，旧菜增伽。”[31]在此连续铺排了葫芦、姜、栀、附子、大蒜、艾草、椒、蓠、竹笋、茄子等十多种作物，在农作物这个“类”的范围中极力铺排。无怪乎班固在论述扬雄创作时所说：“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32] “推类而言”不仅仅是扬雄一人的创作手法，而且是整个汉大赋作家群体的创作思维，从而使大赋具有“闳侈巨衍”的艺术风格，达到“使人不能加”的境地。可见汉大赋内容中以类相从的思维与其光大巨丽风格之间有紧密的内在联系，正如许结所言：“赋体的聚类既是‘汪秽博富’（葛洪评赋语）、‘刻形缕法’（刘勰评赋语）的外在形象，也是其‘体国经野’之气象与‘义尚光大’之态势的内在驱力。”[33]

　　汉大赋内容上的以类相从意识很早就被学者察觉到，曹丕《答卞兰教》：“赋者，言事类之所附也。”[34]从文体特征的角度言赋内容上的以类相从。后来章学诚也指出汉赋“征材聚事，《吕览》类辑之义也”[35]，亦是此义。《历代赋话》袁枚序曰：“古无志书, 又无类书, 是以《三都》、《两京》, 欲叙风土物产之美，山则某某，水则某某，草木、鸟兽、虫鱼则某某，必加穷搜博访，精心致思之功。是以三年乃成，十年乃成。而一成之后，传播远迩，至于纸贵洛阳。盖不徒震其才藻之华,且藏之巾笥，作志书、类书读故也。”[36]袁氏此说确是，实因赋以类相从之内容（尤其以汉大赋的繁复铺排为甚），暗含了赋代类书之功用，以至后人遂以赋体编写类书，如《事类赋》《广事类赋》《广广事类赋》等。这些都从历代学者接受的层面印证了汉大赋内容中以类相从之类思维的运用。

　　另外，汉大赋内容上的以类相从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大赋作家在纵横铺排某一类物象的时候，往往会突破时空的限制，将不在同一时地存在的事物组合在一起。正如左思在《三都赋序》中批评大赋作家马、扬、班、张的创作真伪虚实问题：

　　然相如赋《上林》而引“卢橘夏熟”，杨雄赋《甘泉》而陈“玉树青葱”，班固赋《西都》而叹以出比目，张衡赋《西京》而述以游海若。（李善注引綦毋邃注：“凡此四者，皆非西京之所有也。”）假称珍怪，以为润色，若斯之类，匪啻于兹。考之果木，则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则出非其所。于辞则易为藻饰，于义则虚而无征。[37]

       挚虞《文章流别论》也批评赋中物象的繁复铺排：“夫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辞过壮，则与事相违。”[38]在左思、挚虞看来，汉大赋中汇不同时空物象于一类的现象是“虚而无征”和“与类相远”，违反了以类相从的原则。就《上林赋》中“卢橘夏熟”而言，晋灼解释曰：“此虽赋上林，博引异方珍奇，不系于一也。”[39]认为这种现象是不系于一的博引结果。本文在此无意评论这两种观点之轩轾，只是试图从思维方式的角度探讨这种现象的成因。

　　其实，这种汇不同时空物象于一类的归类现象应是受主观类思维的影响。别类、归类等类思维的逻辑起点都是属性相同，汪奠基说：“‘别类’的逻辑认识，承认小辩小察，决不能胜过客观的大理。时空相感，都是有条件的存在，因物兴制，一切皆不能从主观想象决定。”[40]然而汉代的类思维却在某些方面存在明显的主观色彩，比如阴阳五行思想与谶纬思潮中的类思维，虽然在客观上承认类之合理性，但是却显现出极具主观色彩的推类逻辑，即在推类过程中主观比附两类事物，使之时空相感，因物兴制也就无从谈起了。前文提及的阴阳五行思想中，董仲舒所言“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天、人本不具备一般意义上的相同属性，他却主观地将两者视为一类，以期两者“以类相感”，为天人感应之说寻找逻辑上的依据，认为“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41]，阴阳灾异之说的理路由此而来，谶纬思潮中的天人感应也由此具有主观类思维。然而正是这种主观的比附使得阴阳五行思想与谶纬思潮违反了以墨家“以类取，以类予”（《墨子·小取》）为代表的合理分类与推类原则，而汉大赋正是受到汉代存在的此种主观类思维的影响，出现了将不在同一时空存在的名物以类铺陈的现象。由此也形成了万光治所言汉赋之“图案化”特征——“挟四时、超方域、统万物、集大成的艺术构思及创作方法，使汉赋的描写超越时空，从而最终成就了它图案美的这一艺术特征。”[42]

（三）

类思维与汉大赋的用字

　　汉大赋内容上的以类相从还表现在用字造语上，即汉大赋中存在大量的联边。联边是指部首相同的多个文字前后连续的现象，《文心雕龙·练字》：“联边者，半字同文者也。”[43]我们知道，汉字的部首大都取形声字的形旁，而形旁多表示汉字的意义范畴，故部首相同的字多具备同类之属性，如名词“江河湖海”与形容词“汹涌澎湃”的部首均为“水”，其字义也都与水相关，或指代一类水体形式，或形容“水”这一类事物之状态。汉大赋中联边的出现，表示同类意义汉字的聚集，亦即同类事物的聚集，故联边的运用体现出明显的类思维。

　　联边在汉大赋中俯拾皆是，如《子虚赋》中铺陈云梦泽之石：“其石则赤玉玫瑰，琳琘昆吾。瑊玏玄厉，碝石碔砆。”[44]其中用玉部五接联边与石部四接联边铺排了多种颜色形状各异的石头。又如《西京赋》中描述昆明池的鱼鸟：“其中则有鼋鼍巨鳖，鳣鲤鱮鲖。鲔鲵鲿鯋，修额短项。大口折鼻，诡类殊种。鸟则鹔鷞鸹鸨，鴐鹅鸿鶤。”[45]写鱼用了九接联边，写鸟用了八接联边，由此形成了绵密繁复的文句特征。以上皆以联边名词铺排物象，汉大赋中还有用联边形容词来描述物象的，如《上林赋》：“于是乎崇山矗矗，巃嵸崔巍。深林巨木，崭岩嵳。九嵕嶻嶭，南山峨峨。岩陁甗锜，摧崣崛崎。”[46]其中用崇、巃嵸崔巍、崭岩嵳、嶻嶭、峨峨、摧崣崛崎等大量联边形容山势之高大险峻、崎岖不平。又如《鲁灵光殿赋》：“瞻彼灵光之为状也，则嵯峨嵬，峞巍。”[47]连续以山部八接联边形容词描述了灵光殿的高峻之貌。

      汉大赋中的大量联边，一方面与汉字的象形属性有关，另一方面则是赋家同类相从的理念所致。[48]其中同类相从的理念可以从两个层面理解：一是从主观上看，大赋作家用以类相从的思维去创作，这种思维自然会渗透到赋中的方方面面，当然也会落实于用字造语；二是从客观上看，汉大赋内容上的以类相从，势必要求集中描述同类事物，描述同类事物之时自然容易集中运用相同部首之文字。如此看来，汉大赋中联边的大量存在是与类思维的运用密不可分的。

三、类思维对汉大赋结构的影响

　　汉大赋在内容上“控引天地，错综古今”（《西京杂记》载司马相如作赋时的情形），但是在繁复的物象铺排中却表现出很强的秩序感，胡应麟认为“骚复杂无伦，赋整蔚有序”（《诗薮·内编》），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大赋在结构上也受类思维的影响。

　　类思维对汉大赋结构的影响包括两个层面：首先，大赋在整体结构上遵循以类相从的原则，依次铺叙展开每一个环节与过程，集中描写某一大类事物，此即前文引刘熙载所言“叙列二法”之竖义。比如《七发》以楚太子与吴客之间的主客问答为主要内容，开头简单交代缘起，后文大致可分为七个部分，前六个部分吴客依次对太子铺陈描述音乐、饮食、车马、游宴、田猎、观涛等六大类事物，最后以吴客将为太子推荐方术之士,“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为结尾，此亦可视为“要言妙道”[49]一类的事物。可见“七发”即是以七类事物来启发太子，其整体结构上的以类相从思维是显而易见的。

　　汉大赋中诸多描写都城的赋作在整体结构上也都遵循以类相从的原则。扬雄《蜀都赋》分别对蜀都的地理位置、周边环境、物产商贸、风俗习惯等四大类事物依次铺排，其中“东有巴賨，绵亘百濮”“尔乃仓山隐天”“尔乃其人，自造奇锦”“尔乃其俗，迎春送冬”[50]等明显具有层次分别的语句足见赋中事类之转换。班固《西都赋》则主要对西都长安的位置、街市、物产、宫室、游乐等五大类事物进行铺排，依次以“左据函谷二崤之阻”“内则街衢洞达，闾阎且千”“逴跞诸夏，兼其所有”“其宫室也”“尔乃盛娱游之壮观”[51]等标志性语句引出各类事物的描述。张衡《西京赋》乃拟《西都赋》而作，在体制内容上比班固之赋更加宏大，在结构上依然承袭《西都赋》中以类相从之布局。赋中主要描述西京地势之优越、宫室之宏伟、城池之规整、市场之兴隆、苑囿之广阔、田猎之壮观、游宴之悠闲、百戏之精彩等几大事类，亦以“左有”“于是”“是时”等语句在事类之间转换。可以说汉大赋在发展过程中体制愈宏大，内容愈广博，却始终没有杂乱无章之感，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整体结构上以类相从的安排，使汉大赋具有很强的秩序感。正如刘熙载说：“《离骚》东一句，西一句，天上一句，地下一句，极开阖抑扬之变。”赋却是“欲纵横自在，系乎知类”[52]。

      其次，类思维还影响了汉大赋的局部结构。汉大赋作家运用以类相从的思维方法，不仅依次铺叙几个大类的事物，而且在每一大类事物之中都极尽铺排之能事，详尽地描述种类繁多的小类事物：或动态描叙出此大类事物历时变化发展过程的完整性，抑或对此大类事物进行面面俱到的静态描写，勾画出此类事物共时形态上的完整性。这种大类事物中体现出来的完整性使得大赋在局部结构上有条不紊、井然有序。例如大赋中对田猎这一大类事物的描叙，在对田猎描叙之时，大赋一般都是按照历时的顺序分别描述田猎这类事物中的众多小类事物。《西都赋》与《西京赋》均依次描述了田猎前的准备工作：“水衡”“虞人”等官吏负责清理场地；天子出猎时的声势：乘坐装饰华丽的车马，随从众多；田猎时的场景：士卒勇猛无畏、鸟兽惊骇奔逃、场面盛大壮观；田猎结束时的景象：猎物尸体漫山遍野；猎毕后的宴饮：论功行赏，赐酒与猎物；归来后的欣赏乐歌：棹女高歌，乐器齐鸣[53]。汉代田猎作为一种军事训练兼礼仪活动，有其自身相对固定的程序，这是汉赋中所见田猎顺序大多一致的现实基础。但是汉大赋在描述固定田猎程序中的某一特定环节时，赋家完全拥有广阔的描写空间与自主的叙述策略，但实际上却大都选择集中铺叙上述几种固定的小事类，此即以类相从之类思维影响赋家创作的结果。这种多层次上的以类相从，既描叙出了田猎过程历时上的完整性，又使得这个动态的描叙过程秩序井然。

　　汉大赋还会对大类事物进行面面俱到的静态描写，从共时的角度勾画出此类事物形态上的完整性。例如司马相如《子虚赋》中对云梦泽的铺排描绘即体现这种完整性，文中在描述云梦泽这一大事类之时也是运用以类相从的思维，逐一去描述云梦泽所包含的其他小事类，其山、其土、其石是显而易见的三个小类事物。然后再以其东、其南、其高燥、其卑湿、其西、其中、其北、其上、其下铺排描写云梦泽的具体环境，这里固然是按照空间方位顺序来描述，但是实际上也是按类别来进行的：其东描述花草等植物类物象，其南描述山河等地形类物象，其高燥、其卑湿亦是描述植物类物象，其西描述泉池等水域类物象，其中描述龟蛟等水生动物类物象，其北描述树木等植物类物象，其上、其下描述虎豹等陆生动物类物象[54]。多角度、全方位的详尽描述，呈现出云梦泽在静态上的完整性，其中的叙述脉络却清晰自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赋中以类相从的描述方式。又如汉大赋中对宫殿的全景式描述大多也是按照以类相从的方式进行，《西都赋》在描述昭阳殿时就分别写了殿宇的华丽：“屋不呈材，墙不露形。裛以藻绣，络以纶连。”庭院的藻饰：“于是玄墀釦砌，玉阶彤庭。碝磩彩緻，琳珉青荧。”以及宫殿的人员：“红罗飒纚，绮组缤纷。精曜华烛，俯仰如神。”宫室的作用：“左右庭中，朝堂百寮之位。”[55]多角度依次对宫殿进行刻画。以类相从的描述方式使大赋中某一类事物的完整性得以呈现，从而使汉大赋在局部结构上井然有序。

　　综上而论，作为中国逻辑思想中重要的思维方式，类思维从先秦至两汉影响深广，这种影响力亦体现在汉大赋的创作中。类思维主要通过其最基本、最具特征的思维方式——以类相从影响汉大赋的创作：一方面使汉大赋在内容上以类相从，对各种物象繁复地铺排描写，从而生成义尚光大与巨丽之美；另一方面，汉大赋运用以类相从的思维去规划与整合整体结构与局部结构，使汉大赋体现出强烈的秩序感。当然，本文侧重于论述类思维对汉大赋内容与结构上的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上述诸多汉大赋的特征均源于类思维之影响。实际上，楚文化、汉代礼乐制度、盛世的时代环境、赋家的知识结构、自信的文人心态、汉赋的文体流变等因素与类思维一起，才构成了汉大赋的体式与风貌、创作思想与艺术精神，这一点是有必要特别说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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