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祖华等丨近代以来三次历史大变局与中华文明的衰而复振

作者简介

俞祖华，鲁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

江洋，鲁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原文载于《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年第4期，第90-101页

摘要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被人们称之为百年变局、千古变局的深刻变革，其中包括晚清大变局、民初大变局与目前正在经历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过三次大变局，世界格局、国际地位、外部挑战发生深刻变化：从“一统垂棠”的天下秩序演变而成“列国并立”的世界秩序，演变而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两极体制；世界霸主由“晚清大变局”发生时的英国，到二战后成为“世界领袖”的美国，再到当下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国际秩序重塑；国际关系重心则从“大航海时代”到晚清时争霸全球海洋，到民国以来以大西洋为中心，再到目前太平洋一带成为重点地区。在“晚清大变局”中，中国从“天朝大国”沦落为备受列强欺凌的贫国弱国；在“民初大变局”中，中国成为一战的战胜国，但由于国力衰弱，战败国德国在华权益被《巴黎和约》转让给了日本，又经从1931年到1945年的长期抗日，中国国际地位得到提升；经过长期努力，在当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所面临外部挑战亦有很大变化：在“晚清大变局”中，中国农耕文明遭遇的是更为先进的西方工业文明，且同时遭到多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入侵，面对的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近代先驱者主张顺应时代大势，变易以通古今；适应世界潮流，开放以通中外；因应全新挑战，转型以通新旧。近代以来，中国发展道路经历了从仿行西法到“走俄国人的路”、再到“走自己的路”的三次转型。三次大变局见证了中华民族、中华文明从走向衰落到重拾自信、再到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近代以来，世界格局与中国社会内部发生了相互联动、急剧深刻的巨大变革，被人们称之为千古变局、百年变局，它包括晚清大变局、民初大变局与目前正在经历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过三次大变局的大动荡、大变革、大转折，中华文明发生了从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现代信息文明，以及从封建文明到近世资本主义文明再到社会主义文明的根本性转型；中华文明之于世界文明的格局，发生了从晚清时的衰落、民初时的“中国化”回归到目前“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的深刻变化。近代先驱者对历史大变局有着较为敏锐、清醒的自觉意识，对世界格局的变化趋势与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思考，对历史变局带来的挑战与中国应对世界格局变化的策略进行了不尽一致的谋划。因而，反思其历史变局论与文化转型观，对我们更好地把握与应对变局、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近代以来的三次大变局

　　2017年12月28日，习近平接见参加该年度驻外使节工作会议的使节时作出了“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判断，此后，他多次重申了这一重要论述。目前国际秩序的调整与大国博弈的加剧，不断证明了党中央所作出的当今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重大判断之敏锐、科学、准确。

　　如果将目前所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上推一百年，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的崛起、进入世界强大国家之列和苏联的诞生，开启了现代世界史大国格局的第一个序幕”[1]；那时的中国也迎来了历史性巨变，封建帝制退场、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启、“东方文化思潮”兴起、中国共产党创立等事件相继发生，可称之为“民初大变局”。再前推到19世纪中叶，发生了被时人称为“三千余年一大变局”“四千年来未有之创局”“五千年来未有之创局”“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开辟以来之变局”的“晚清大变局”。中国历史上可与“晚清大变局”相比的沧桑巨变，就应该是自周初封建到秦汉一统的历史大变革了，清人赵冀称其为“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2]，康有为称“秦汉之郡县不得不变三代，此千年之大变者也”[3]。至于“晚明大变局”[4]是西方文明、世界现代化浪潮对中国的一次冲击，它只是近代以来历史大变局的一种铺垫。所以，“中国近代所处的局势确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中国近代所遇之敌人确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5]。

     晚清士大夫对“晚清大变局”的认知较为迟钝，魏源写成《海国图志》，“书成，魏子殁廿余载，事局如故”[6]。他们的“变局”论，随着外部世界不断变化、民族危机不断加剧、中国社会内部不断变革而发展深化。第一次鸦片战争发生后，少数有识之士开始以“变局”观认识时势的深刻变化。黄钧宰1844年在《金壶七墨》中感叹英法入侵使华夷隔绝之天下一变而为“中外一家”之世道，是“古今一大变局”，称“初不知洋人何状，英、法国何方也，乃自中华西北，环海而至东南，梯琛航赆，中外一家，亦古今之变局哉”[7]。徐继畲1846年在《瀛环志略》中以“古今一大变局”描述“欧罗巴诸国之东来”后南洋格局大变、中土多事的局势，指出：“南洋诸岛国苇航闽粤，五印度近连西藏，汉以后明以前皆弱小番部，朝贡时通，今则胥变为欧罗巴诸国埔头，此古今一大变局”[8]；他还称赞“米利坚合众国之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袭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9]。黄恩彤在《抚夷纪略》中也提到，外人入侵、西方殖民势力东来，是“数百年来中外一大变局”。另外，曾国藩1854年在《讨粤匪檄》称太平天国“举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是“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10]。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更多人士认识到中国所面临的严峻形势，他们纷纷以“变局”论立论中外大势，并从“夷洋”观、时代观、变法观等方面全面展开“变局”论的具体内涵。有学者统计，自1844年至1902年间中国士人提出“变局”之言论者不下66人[11]。这只是一个保守的估计。他们除了使用“变局”一词，还有“变端”“世变”“奇变”“创局”“奇局”“创事”等提法。李鸿章是洋务派官僚中谈论“变局”论较早、较多的，他在1865年的信函中提到：“外夷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千古变局，庸妄人不知，而秉钧执政亦不知，岂甘视其沉胥耶？”[12]他在1872年的奏折中提出：“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东北，闯入中国边界腹地，凡前史之所未载，亘古之所末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13]他在1874年的《筹议海防折》中又指出：“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主客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其他洋务派官僚也分别阐释了“变局”论，如：奕䜣1867年在奏折中指出“今日外国偪处于中国都城，而又滨海沿江要害之区节节盘踞，实为创局”[15]。郭嵩焘1860年在日记中说“夷人之变，为旷古所未有”[16]。丁日昌1867年在奏折中称“西人之入中国，实开千古未创之局”[17]。曾纪泽1878年指出“泰西之轮楫，旁午于中华，五千年来未有之创局也”[18]等。被称为早期维新思想家的冯桂芬等人也纷纷阐发了“变局”论，如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称：“乃自五口通商，而天下之局大变”[19]，薛福成1865年上书曾国藩陈言：“方今中外之势，古今之变局也”[20]，王韬称泰西诸国纷纷东来“聚之于一中国之中，此固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21]、乃“四千年来未有之创局”[22]，郑观应指出“惟今昔殊形，远近异辙，海禁大开，梯航毕集，乃数千年未有之变局”[23]等。

　　继一再败于西方列强之后，中国在1894—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又败于“岛夷”日本，在朝野造成了更大的震动，“变局”论在思想界继续发酵，维新派在政论文章中就以其诠释当时时局。康有为早在1888年的《上清帝第一书》中就指出，列强入侵，国势危蹙，“今海外略地已竟，合而伺我，真非常之变局也”[24]。甲午战争失败后，他在1895年5月2日的《上清帝第二书》、5月29日的《上清帝第三书》中指出：“方今当数十国之觊觎，值四千年之变局，盛暑已至，而不释重裘，病症已变，而犹用旧方，未有不暍死而重危者也”[25]；在5月22日的《殿试策》中指出：“方今当数千年之变局，环数十国之觊觎，既古史所未闻，亦非旧法所能治”[26]；在6月30日的《上清帝第四书》中指出：“夫泰西诸国之相逼，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也”[27]；在1898年1月初的《上清帝第五书》中指出：“地球之通自明末，轮船之盛自嘉、道，皆百年前后之新事，四千年未有之变局也”[28]；在1898年1月29日的《上清帝第六书》中指出：“今日当大地忽通、万国竞长之时，迥非汉、唐、宋、明之旧”，且列强在制造、文法、幅员、财富、武备等诸多方面有着优势，“此固中国四千年来之变局，亦祖宗二百年来所未遇也”[29]等。梁启超1901年撰写了《李鸿章传》，引述了李氏论及“大变局”的相关段落并评论道：“由此观之，则李鸿章固知今日为三千年来一大变局，固知狃于目前之不可以苟安；固尝有意于求后千百年安内制外之方，固知古方不可以医新症；固知非变法维新，则战守皆不足恃；固知畛域不化，故习不除，则事无一可成；甚乃知后乏才，且有甚于今日，以中国之大，而永无自强自立之时”，但其“知有兵事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30]，因此，洋务运动最终破产。严复在1895年发表的《论世变之亟》一文中称：“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31]。谭嗣同在1898年发表讲演时指出：“中国艰危，曾土耳其之不若，真是古今奇变”[32]。洋务论者、维新人士所关注的“晚清大变局”不断发展，最终以1912年中华民国取代大清帝国收场。

      以全球化为特征的世界历史大变局开始于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地理大发现或者说大航海时代，西方从追寻现代性到反省现代性、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持续了数百年时间。“晚明大变局”是对早期现代化、全球化的一种回应，但后来中断了。近代中国是在短短数十年内重演西方在数百年内的历史变局，在“晚清大变局”告一段落后，紧接着就发生了“民初大变局”。以民国初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为机缘，世界格局与中国走向再次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一战成为世界历史与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从世界格局看，大战导致了“西方的分裂”、“西方的没落”，导致了反现代化、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从中国走向看，导致了从“向西方学习”到“走俄国人的路”的历史转向，导致了从讴歌西方文明到回归东方文明的文化转向。在大战刚刚发生或进行过程中，时贤们已估计到欧战将给世界、给中国带来巨大变局。蔡元培在1914年8月发表的《吾侪何故而欲归国乎》的演讲中指出：“此次战局，为百年来所未有，不特影响所及，人权之消长，学说之抑扬，于世界文明史中必留一莫大之纪念；而且社会之组织，民族之心理，其缘此战祸而呈种种之变态者，皆足以新吾人蹈常习故之耳目，而资其研究。”[33]杜亚泉在是年9月发表的《大战争与中国》一文中指出：“故今日之大战争，殆将为吾国未来之十年中开一变局。”[34]胡适在同月出版的《留美学生季报》发表《论欧洲大战祸》一文，称“自有生民以来所未有之大战祸，今忽突起于欧陆”，从“大局论之”，他预言“欧洲均势之局必大变”，“战后欧陆民党必战优胜，德奥之社会工党必将勃起，或竟能取代贵族政体而代之。俄之革命党或亦勃兴”，“此役或竟波及亚洲，当其冲者，波斯与吾中国耳”[35]。梁启超预言“战后之狂潮，势必且坌涌以集于我，譬之飓风方怒号于新加坡，则知其三日后必且簸荡以薄香港，而吾侪生斯土者，宜如何恐惧修省以应大变，此尤蚤作暮思所当有事”[36]。严复估判“欧战告终之后，不但列国之局将大变更，乃至哲学、政法、理财、国际、宗教、教育，皆将大受影响”[37]。战争结束不久，陈独秀指出“欧战后世界上各国的思想制度，都要大大的改变”，要思考“我们东洋民族对于世界这样的大变动应有何种觉悟、何种要求，才能够适应这样大变的潮流，共图人类的幸福”[38]。李大钊认为，一战对中国影响极大，称中国无法置身世界风云之外，可能“由此以跃入世界交战之舞台”，“中国今后生死存亡之运命，实于是乎系之”[39]；他尤其关注俄国革命，认为“二十世纪初叶以后之文明，必将起绝大之大变动，其萌芽即茁发于今日俄国革命血潮之中”[40]。“民初大变局”以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二极格局的定型与1949年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而告一段落。

二、外部环境的三重变化——世界

      格局、国际地位、外部挑战之变近代以来的“大变局”、“大变动”包括了外部的“世变”与内部的“应变”的深刻变化，也就是说既包括中国外部环境上世界格局、国际地位、外部挑战三方面的变化，也包括中国发展走向为适应世界大变局而进行的相应调整，即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华文明实现现代性转型。我们先看“世变”即外部环境变化的三重内涵：

      一是世界格局之变化。古人的世界意识、国家观念是淡薄、模糊的。“世界”一词源于佛教用语，如《楞罗经》中说“世为迁流，界为方位”，与先秦古籍中的“宇宙”一词含义接近，该词到了近代才成为国人描绘地理空间的流行用语。先人们习惯以“天下”一词言说“普天之下”的人类生存空间，由于对世界认识的局限性，“天下”一词的含义是不统一的，“实际运用中的‘天下’一词既可以指中国，也可以指世界”，“据学者统计，《史记》《汉书》《后汉书》三种史书中，‘天下’一词出现3375次，其中，仅用以指中国的2801次，同时将中国以外族群纳入‘天下’一词的，只有64例，不及总数的2%。后世的情形，大体类似”[41]。这反映了古人对中国以外的外部世界认识的隔膜。在晚清迎来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后，国人获得了全新的地理空间观念，认识到世界是“没有中心的空间概念”[42]，中国仅是广袤世界的一小部分，于是逐渐以“瀛环”“万国”“全球”“世界”等说法替代“普天之下”意义上的“天下”，以“外国”“异邦”等说法替代“四夷”而描述中国以外的域外空间，并将域外世界再细分为五洲、泰西、东方、东亚等单元与国别。徐继畲在1849年成书的《瀛环志略》一书中以“瀛环”一词表示世界这一地理空间，有学者称其为“正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海国图志》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世界地理书，魏源根本没有走出天下观念的限制，只是把四夷的范围推向极致而已。‘海国’二字其实就是新形势下的四夷，以中国为天下的概念没有根本的变化。《瀛环志略》则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地理图志，徐继畲客观地将中国降为万国之一，走出‘天下’的阴影，进入世界新境，瀛环就是世界的意思。”[43] “瀛环”的说法使用了一阵子。1857年1月，传教士在上海创办第一家中文报刊《六合丛谈》，以“通中外之情，载远近之事”为宗旨，“六合”一词被用来指称包括“中”与“外”在内的地理空间。19世纪60年代以后，源出《周易》“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一句的“万国”又被用于表示涵盖全球的概念，1864年同文馆刊行了丁韪良（W.A.P.Martin）翻译的美国人惠顿(Henry Wheaton)所著《万国公法》，美国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1868年在上海创办的《中国教会新报》从301期（1874年9月5日）起改称《万国公报》；李鸿章、王韬、薛福成、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张之洞等朝野人士纷纷使用“万国”一词，有时与“世界”、“地球”连用组合而成“世界万国”、“地球万国”，如郑观应在《〈盛世危言〉初刊自序》中说：“六十年来，万国通商，中外汲汲”[44]；康有为曰：“今地球万国，俄地三万里为大”[45]；梁启超称：“中国数千年腐败，其祸极于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隶性来，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46]；张之洞批评吸食鸦片“以地球万国鄙恶不食之鸩毒，独我中华乃举世寝馈湛溺于其中，以自求贫弱死亡”[47]等。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一词已经盛行并成为普遍用语，如梁启超的多篇文章《世界最小之民主国》（1900年）、《世界外之世界》（1900年）、《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1902年）、《世界将来大势论》（1904年）、《世界上广东之位置》（1905年）、《世界大势及中国前途》（1907年）的篇名有“世界”一词。至于文中提及“世界”一词就更为普遍，如他在1901年的《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中2次提及“世界”一词、在同年的《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中10次提及“世界”一词、在1902年的《新民说》中8次提及“世界”一词。当时，还出版了《世界地理》（1902）、《世界地理志》（1902）、《最新世界地理志》（1907）等译著。同时，由于以“外国”替代了“四夷”的说法，“中国—世界”、“中国—外国”的对应关系取代了原来的华夷关系，如《清议报》以“中国近事”与“外国近事”区别国内外新闻栏目。到了五四时期，“世界”一词更被频频表达，孙中山、梁启超、蔡元培、李大钊、胡适等多位思想家还阐释、讨论了世界主义，他们不仅探索中国新文化，也思考世界新文明。

　　从“晚清大变局”到“民初大变局”再到当下的“百年未有之变局”，世界格局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近世从“一统垂棠”的天下秩序演变而成“列国并立”的世界秩序，再从列强争霸的列国并立格局演变而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两极体制，又从二战后的两极体制经过苏联解体后单极化过渡向多极化方向发展。主导世界秩序的世界霸主由“晚清大变局”发生时的英国，到一战发生后暂露头角、二战后成为“世界领袖”的美国，再到当下的“百年未有之变局”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感觉到来自新兴国家尤其是中国崛起的压力。国际关系的重心则从“大航海时代”到晚清时争霸全球海洋，到民国以来以大西洋为中心，到目前太平洋一带正成为世界秩序变化的重点地区。

　  “晚清大变局”发生时的世界格局就是列国并立，列强侵华并企图瓜分中国。从15世纪末以来，欧洲列强以争夺海洋霸权为重点进行激烈争夺，世界霸主“你方唱罢我登场”，英国在17世纪通过三次英荷战争打败了荷兰、在17世纪末和18世纪经过四次战争战胜了法国而取得霸主地位，英国虽有优势但列强势力相差不大，相互之间仍进行激烈争夺。因此，晚清士人对世界格局的基本判断就是：天朝崩溃后，演变而成了类似于春秋战国诸侯争霸的“列国分立”局面。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指出：“今海外诸夷，一春秋时之列国也，不特形势同，即风气亦相近焉。势力相高而言必称理，谲诈相尚而口必道信。两军交战，不废通使，一旦渝平，居然与国，亦复大侵小、强陵弱，而必有其藉口之端，不闻有不论理、不论信，如战国时事者。”[48]张斯桂在为《万国公法》所作序言中以春秋列国比附西方列强：“在昔春秋之世，秦并岐丰之地，守关中之险，东面而临诸侯，俄罗斯似之。楚国方城汉水，虽众无用。晋则表里山河，亦必无害，英、法两国似之。齐表东海，富甲天下，美利坚似之。至若澳地利、普鲁斯亦欧罗巴洲中两大国，犹鲁、卫之政，兄弟也。”[49]李鸿章指出：“今合五洲强大之区，俨同七国纵横之局。”[50]王韬指出：“近日泰西通商于中国，非止一邦。势均力敌，则英、法、米鼎峙而为三。”[51]郑观应指出：“方今俄与英、美、普、法、澳、日诸国，争逐海上，何殊战国七雄。论者谓：俄据形胜之地，逞强富之雄，辟土开疆，励精图治，则秦之连横也。英、美、普、法、澳、日诸国，立约要盟，练兵修政，悉意备俄，则六国之合纵也。”[52]正是基于对列国并立之世界格局的判断，李鸿章等提出“以夷制夷”的策略，而康有为则呼吁“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53]。

　　民国初年世界格局再次发生深刻变化：其一，包括“日不落帝国”英国在内的“老欧洲”走向衰落，新兴国家美、日兴起。“世界权力中心开始从欧洲向美洲和亚洲转移，美国和日本对长期以来欧洲主宰世界的国际格局发起挑战”[54]，日本成为一战期间侵略中国的主要国家，美国渐渐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主。五四思想家感受到了美、日影响力的上升趋势，尤其是意识到美国已成为首屈一指的世界大国，对其在战后秩序安排中的话语权颇为重视。陈独秀曾称赞美国总统威尔逊是“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希望他能在建立公正公平的战后世界秩序中发挥关键作用，但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使其认识到威尔逊只是“威大炮”，“公理战胜强权”只是一种幻想。胡适认为，“这一次协商国所以能大胜，全靠美国的帮助，美国所以加入战团,全是因为要寻一个‘解决武力’的办法，……要不是这个‘解决武力’的主意，美国决不加入。美国若不曾加入，协商国决不能得如此之大胜利”[55]。李大钊指出：“此次战争，世界诸强国，莫不受流血之惨祸，而坐收黄金之厚利者，惟有太平洋两岸遥相对立之日本与美国而已。……世界金融之中心，已由英而移于美。……此后由横流世宙之战血中，收拾黄金最多者，独有日本一国而已。”[56]其二，西方文明遇到严重危机，反省现代化思潮或东方文化思潮兴起。被称为超越东西文明的“第三”文明，即社会主义文明如同“滔滔滚滚的潮流”在世界涌动，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诞生，一直持续到二战结束后形成冷战局面。

　　在目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正在发生一系列动荡和调整，世界向多极化方向、“东升西降”方向发展，世界舞台中心正在转移，但变局并未定型，国际局势复杂多变。既要正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给中国带来的巨大挑战，又要认识到并牢牢把握这一变局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的重大机遇。

      二是中国国际地位之变化。在“晚清大变局”中，中国从“天朝大国”“中心王国”沦落为备受列强欺凌的贫国弱国，国际地位一落千丈；在“民初大变局”中，中国成为一战的战胜国，但由于国力衰弱，德国在华权益被转让给了日本，又经从1931年到1945年的长期抗日，中国进入国际四强行列。经过长期努力，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变局”中，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阶段，处在最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时期，处在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新时代。

　　经过“晚清大变局”，中国先是败于西方列强、在“万国并立”的全球秩序中形成西强中弱的局面；继而败于“蕞尔岛夷”日本、在东亚地域秩序中形成了日强华弱的格局。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冯桂芬认识到中国“不如夷”，包括“人无弃财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不符不如夷”与“船坚炮利不如夷，有进无退不如夷”[57]；王韬认识到中国的“不如彼”，即“彼强我弱，彼勇我怯，彼盛我衰，彼富我贫”，“甲兵不如彼，财赋不如彼，机械不如彼，机谋不如彼”[58]；李鸿章认识到了中国的积弱，他感叹“堂堂华夏，积弱至此，岂一人一时所致”[59]。经过甲午中日战争，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康有为沉痛呼唤：中国对日割地、赔款，“诸夷以中国之易欺也，法人将问滇、桂，英人将问藏、粤，俄人将问新疆,德、奥、意、日、葡、荷皆狡焉思启”[60]。孙中山悲愤陈词：“近之辱国丧师，翦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61]

　　“民初大变局”发生时，中国是27个一战战胜国之一，但中方合理要求被由英、法、美、意、日等列强操纵的巴黎和会拒绝，促成了1919年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爆发。民国建立以后，中国所处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际地位没有改变。陈独秀指出：“这回欧洲和会，只讲强权不讲公理，英、法、意、日各国硬用强权拥护他们的伦敦密约，硬把中国的青岛送给日本交换他们的权益。”[62] 1922年6月中共二大通过的宣言，揭示了“国际帝国主义宰制下之中国”的悲惨命运，指出“中国已是事实上变成他们共同的殖民地了”[63]。1924年，孙中山在讲演中指出，中国是比殖民地还要差的“次殖民地”，“中国现在还不能够到完全殖民地的地位，比较完全殖民地的地位更要低一些”[64]。

　　经过艰难抗争与不懈努力，中华民族终于改变了自己的屈辱命运。以往几百年国际秩序一直由西方国家主导，但时下“新兴市场国家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是近代以来国际力量对比中最具革命性的变化”[65]，尤其是中国综合国力、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显著提高。

　   三是中国所面临外部挑战之变化。在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所面对的挑战来自相对落后、总趋势上不断式微的游牧文明，来自陆上的西北、塞北、东北，来自单一强敌。在“晚清大变局”中，中国农耕文明遭遇的是更为先进的西方工业文明，且同时遭到西方列强、遭到多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入侵，面对的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正如薛福成所说：“自古边塞之防，所备不过一隅，所患不过一国。今则西人于数万里重洋之外，飙至中华，联翩而通商者不下数十国。其轮船之捷，火器之精，为亘古所未有。”他还提到，西方列强纷纷侵华，其中“以英、法、俄、美、德五国为最强”[66]。

      “晚清大变局”中所面临的外部挑战，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其一，这是来自更为先进文明的挑战。对外战争中的接连失败，使有识之士认识到来自泰西的“夷狄”与传统的“夷狄”是迥然不同的，至少在器物层面、在“轮船之捷，火器之精”上是我所不及的。郭嵩焘指出：“西洋之局，非复金、元之旧矣”[67]，宋儒士大夫徒以议论争胜尚且“流极败坏”，现在更应认清对手。其二，这是来自东南海疆的挑战。古代中原王朝以陆地为活动空间，其外部挑战主要来自北方游牧民族，对海洋、海防、海权重视不够。到了近代，陆疆、海疆同时告急，更多的时候外部势力是从东南海上对中国发动进攻，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与八国联军侵华的战场都主要在沿海。如黄钧宰称初不知何状、来自何方的英、法“环海而至东南”；李鸿章称与“历代备边，多在西北”、现在是列强从东南海疆侵略；曾纪泽称“泰西之轮楫，旁午于中华”；王韬称“泰西诸国”“航海东来，聚之于一中国之中”。其三，这是来自数个强敌的共同挑战。李鸿章称之为“一国生事，诸国构煽”；薛福成称之为“联翩而通商者不下数十国”；王韬称之为“天之聚数十西国于一中国”[68]；康有为则说，“俄北瞰，英西睒，法南瞵，日东眈，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况磨牙涎舌，思分其余者，尚十余国”[69]。

　　“民初大变局”中所面临的外部挑战，是晚清时期历史的延续，但又有一些新的变化：近代以来先进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向往、学习西方文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西人自己打起来了，提供美好未来希望的蓝本自身出现大问题，不少中国人这才发现‘西方’在分裂、在破产，已不是一个整体。”[70]不过，十月革命又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地处中国东面海洋上、被称为“东洋”或“东瀛”的岛国日本，成为侵略中国的主要国家。晚清时有1894年爆发的甲午之役、1904年爆发的甲辰之役（日俄战争），如今又有甲寅之役，“日德构衅，以吾国山东为战场，一如日俄故事，后幅文章，竟欲演亡韩惨剧于吾中国”，“但知吾国沦降之新地位至于何等，皆日本此次乘世界之变局，强携我国家若民族于万劫难复之域，而堕之于九渊之中”[71]。一战期间日本独占中国的局面是暂时的，西方列强在欧战结束后“聚之于一中国之中”，中国重新面对列强的共同侵略、面对数个强敌的共同挑战。中共二大通过的宣言指出：“中国因为有广大的肥美土地，无限量的物产和数万万贱价劳力的劳动群众，使各个资本主义的列强垂涎不置，你争我夺，都想夺得最优越的权利，因而形成中国目前在国际上的特殊地位。”[72]孙中山则称：我们民族“从前做满洲人的奴隶，现在做各国人的奴隶”[73]。不同于晚清时列强通过“洋人的朝廷”共管中国，民国时期各帝国主义国家通过扶持各派军阀实行分而治之的侵华政策，因此导致了各派军阀之间的混战。

　　在目前的“百年未有之变局”中，中国也将遇到来自外部的风险挑战，如大国战略博弈日益加剧、外部环境不稳定不确定性增加、高科技领域的激烈角逐、疫情还在全球范围内不断蔓延等。“中国崛起面临的复杂挑战，超过过往大国兴衰过程中的任何一个大国”[74]，中国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就越处于国际矛盾的风口浪尖，这就要求中国做好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恶化的准备。

三、中国发展路向的三次转型与中华文明衰而复振

　　如何应对古今之局、“夷夏大局”、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

　　近代先驱者主张顺应时代大势，变易以通古今；适应世界潮流，开放以通中外；因应全新挑战，转型以通新旧。他们认识到“今之天下，非三代之天下比矣”[75]、“天道数百年小变，数千年大变”[76]、“变者，古今之公理也”[77]，必须抛弃“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守旧观念，打破“好古而忽今”的传统陋习，“力今以胜古”[78]，变革以自强。洋务论者“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变易史观，呼唤不断随着“世变”而变易“治法”；维新志士以严复介绍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史观，号召以更新百度治天下、以变通旧法谋自强；五四思想家则以进步观念、唯物史观，宣传社会改造、社会革命主张。他们认识到“华夷混一局势已成”[79]、“今为列国竞长之时，则必以列国竞长之法治之”[80]，必须抛弃夷夏之辨的陈腐观念，打破闭关锁国的封闭局面，实行对外开放，学习外来文明。他们希望“泯中西之界限，化新旧之门户”[81]、“统新故而观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82]、“沟通中西文明之优点，以造吾国之新精神”[83]，在会通中西、化合古今的基础上构建新文化，实现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

　　近代以来，中国发展道路经历了从仿行西法到“走俄国人的路”、再到“走自己的路”的三次转型：

　　在“晚清大变局”中，发展路向实现了从“师古”、效法古人到“师夷”、效仿西人的第一次转型。传统政治思想推崇法先王、法古人、法祖宗，但近代面临的“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使有识之士认识到不能昧不知变、泥古不变，应当从“师古”转向“师夷”。在魏源1842年著《海国图志》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后，师夷长技、仿行西法成为先驱者的共同主张。如冯桂芬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写定的《校邠庐抗议》中提出了“采西学”、“制洋器”并表示“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84]；曾国藩1860年12月在奏折中提出“师夷智以造炮制船”[85]；王韬在《变法》一文中提出“尽用泰西之法而驾乎其上”、“以中国之大而师西国之长，集思广益，其后当无可限量”[86]。；李鸿章1872年在奏折中提出“自强之道在乎师其所能，夺其所恃耳”[87]；薛福成1890年在日记中提到“今之立国，不能不讲西法者”[88]等。洋务派、早期维新派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梁启超等试图构建一种“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新文化，严复在《原强》一文中提出了“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至于学习西方的具体蓝本，大致经历了以下阶段：第一阶段从鸦片战争爆发后到甲午战争前，比较笼统地提“师夷长技”、“师彼之长”、“讲求西法”。那时的先进分子既学欧洲，亦学美国；既学泰西列强，亦注意到了东洋日本，如王韬称“日本与米部通商仅七八年耳，而于枪炮舟车机器诸事，皆能构制，精心揣合，不下西人；巍巍上国，堂堂天朝，岂反不如东瀛一岛哉”[89]。第二阶段为戊戌维新运动期间，以新近学习西方获得成功、采用君主立宪制的日本、俄国为榜样。康有为1898年1月初《上清帝第五书》中提出的第一策即“采法、俄、日以定国是”，向光绪帝进呈了《俄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考》，以供其采鉴。他在奏折中指出：“中国变法，莫如法俄；以君权变法，莫如采法彼得。”[90]又说：“惟日本文字政俗，皆与我同，取泰西五百年之新法，以三十年追摹之。始则亦步亦趋，继则出新振奇，一切新法惟妙惟肖。……吾但假日本为向导，以日本为图样。其行之而错谬者，日本已蹈而去之，吾不复践之；其下手可推施者，日本已精择之，吾但取而誊写之。”[91]第三阶段为辛亥革命时期与新文化运动前期，革命派与激进民主主义者以实行民主共和的美国、法国为榜样。邹容在1903年刊行的《革命军》中以美国为蓝本提出了建立“中华共和国”的构想。陈独秀在1915年9月刊发在《新青年》创刊号上的《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一文中指出：“自千七百八十九年，法兰西拉飞耶特（Lafayette，美国独立宣言书亦其所作）之‘人权宣言’刊布中外，欧罗巴之人心，若梦之觉，若醉之醒，晓然于人权之可贵，群起而抗其君主，仆其贵族，列国宪章，赖以成立。……由斯以谈，人类之得以为人，不至永沦奴籍者，非法兰西人之赐而谁耶？”[92]此后，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但胡适等人仍希望中国建立英美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在“民初大变局”中，发展路向实现了从“向西方学习”到“走俄国人的路”的第二次转型。近代以来向西方寻求真理屡屡破产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西方文明弊端，促使中国先进分子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进行检讨、反思。随着当时的新兴国家美国、日本的国力迅速上升，国人将目光转向了它们。在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后，使国人很少再主张学习日本，但对美国仍一度抱有幻想，如陈独秀曾称美国总统威尔逊是“世界第一好人”，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彻底打破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迷梦。西方列强或许希望在中国传播西方文明，但其更关心的却是掠夺权益。“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93]正在中国先进分子既不满传统思想，又不再迷恋西方文明之际，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东方封建宗法文明、西方资产阶级文明之外的“第三种文明”，于是，那种既迥异于传统而又反叛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马克思主义，在俄国革命胜利的示范之下，成了中国先进分子的选择。李大钊期待迎来“东西二文明”之外的“第三”种文明，他预言“世界中将来能创造一兼东西文明特质，欧亚民族天才之世界的新文明者，盖舍俄罗斯人莫属”[94]；他把一战中德国战败看成“德国的社会主义战胜德国的军国主义”、“是Bolshevism的胜利”，认为“Bolshevism这个字，虽为俄人所创造，但是他的精神，可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精神”[95]。陈独秀很快放弃了对美国的幻想，把威尔逊称为好空发议论的“威大炮”，他感受到了“欧洲各国社会主义的学说，已经大大的流行了。俄、德和匈牙利，并且成了共产党的世界。这种风气，恐怕马上就要来到东方”[96]。当时，不仅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发生了“走俄国人的路”的思想转向，还有胡适、罗家伦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表达了对俄罗斯文明、对社会主义的向往。罗家伦在1918年发表的《今日之世界新潮》一文指出：“以前的革命是法国式的革命，以后的革命是俄国式的革命”，“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就是二十世纪的世界新潮”，“凡所谓‘潮’都是阻挡不住的”[97]。胡适在1926年10月致徐志摩的信中表示“对于苏俄之大规模的政治实验，不能不表示佩服”[98]。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新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使中国发展路向实现了从“走俄国人的路”到“走自己的路”的第三次转型。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开始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运用于解决中国发展进步问题。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失败后，转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探索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革命新道路，这条道路既不同于旧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道路，也不同于“城市中心论”的苏俄革命模式；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使中国革命的前途从“山重水复疑无路”到“柳暗花明又一村”，实现了从一再受挫到不断走向胜利的转折。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不断探索，成功开辟了不同于苏联模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

　　近代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可谓命运多舛，到如今“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三次大变局见证了中华民族、中华文明从走向衰落到重拾自信、再到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在“晚清大变局”中，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打破了中国士大夫心目中天朝尽善尽美、中华文明优于夷狄的幻想，中华文明从昔日的世界领先到近代的一落千丈，导致“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使有志之士扼腕长叹、抚膺恸哭；在“民初大变局”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后“世人已有欧洲文明没落之想像”[99]，中国参战又部分洗刷了中华民族的耻辱，有的思想家乃重拾中华文明自信，反省西方文明的缺陷，鼓吹以中国文化救西救世；在当下所面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华民族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华文明正重现曾经拥有的辉煌，我们伟大的国家、伟大的中华民族、伟大的中华文明在21世纪实现了涅槃新生。

责编：翁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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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王韬：《代上苏抚李宫保书》，海清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王韬卷》，第46页。

[90]康有为：《为译纂〈彼得变政记〉成书可考由弱致强之故呈请代奏折》，《康有为全集》第4集，第26页。

[91]康有为：《进呈〈日本变政考〉等书乞采鉴变法以御侮图存折》，《康有为全集》第4集，第48页。

[92]陈独秀：《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第79页。

[93]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94]李大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李大钊文集》上册，第575页。

[95]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李大钊文集》上册，第598-603页。

[96]陈独秀：《纲常名教》，《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第373页。

[97]罗家伦：《今日之世界新潮》，《新潮》第1卷第1号，1919年1月1日。

[98]胡适：《欧游中道寄书》，《胡适全集》第3册，第57页。

[99]杜亚泉：《大战终结后国人之觉悟如何》，《杜亚泉文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