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润生：俄罗斯历史画中的道路选择 ——以苏里科夫历史画创作为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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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上一期我们集中讨论了特列季亚科夫肖像画廊，本期则采取更以小见大的方式，围绕着苏里科夫历史画创作来管窥俄罗斯历史画中的道路选择。本文分为三章，第一章试图还原苏里科夫三幅历史画的创作过程；第二章则结合了艺术家当时的历史和考古学研究以及政治思想的背景，发掘苏里科夫在上述三幅画背后的思考；最后一章为结论。
本公众号将文章分上下两部分推送，上部分为第一章，下部分为第二、三章。
俄罗斯历史画中的道路选择
——以苏里科夫历史画创作为例
于润生 撰
1
苏里科夫的历史画三部曲
俄罗斯的巡回艺术展览协会（Товарищество передвижных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х выставок，以下简称巡回画派）是俄国19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艺术现象，也是俄罗斯民族艺术流派最具代表性的团体。这个画派在风俗画、风景画和肖像画等领域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与此相比，巡回画派的历史画创作成果显得并不突出，而像苏里科夫这样的以历史画为主要创作体裁的画家，几乎是绝无仅有。俄罗斯学者德 · 萨拉比亚诺夫 (Д. Сарабьянов) 认为，巡回画派的历史画在苏里科夫之前的发展，呈现点状而非连续不断的线性特征，即这种体裁类型在多个艺术家的创作生涯中都有表现，但是所占的比重和呈现出来的风格各不相同。[2]萨拉比亚诺夫提出，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俄罗斯历史画在苏里科夫之前从学院派基础上发展出两种主要类型，即心理阐释类型和日常化类型。[3]苏里科夫以这两种类型历史画创作为基础，继承并发扬了各自的长处，将历史画的创作推上了新的高度，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创造出令人赞叹的历史画三部曲：《射击军临刑的早晨》（1881年）、《缅什科夫在贝留佐沃》（1883年）、《女贵族莫罗佐娃》（1887年）（图1-3）。
图1 苏里科夫，《射击军临刑的早上》，布面油画，
1881年，218×379厘米，莫斯科特列季亚科夫画廊
图2 苏里科夫，《缅什科夫在贝留佐沃》，布面油画，
1883年，169×204厘米，莫斯科特列季亚科夫画廊
图3 苏里科夫，《女贵族莫罗佐娃》，布面油画，
1887年，304×587.5厘米，莫斯科特列季亚科夫画廊
研究苏里科夫的创作过程有很大的困难，主要是因为很多草图和写生稿没有保留下来。在与三部曲有关的材料中，没有一件是为创作《射击军临刑的早上》而完成的草稿，而《缅什科夫在贝留佐沃》几乎没留下任何相关的写生，只有与《女贵族莫罗佐娃》这件作品有关的材料保留下来得较多，包括油画稿、素描和水彩草稿、大量的写生稿。另外，苏里科夫是一位自尊心相当强的艺术家，为了表明自己在创作过程中完全独立的思考过程，他在接受沃洛申 (М. Волошин) 的访谈时常常强调自己未受到任何历史材料或者他人影响，常常讲述各种灵感迸发的时刻。[4]
由于有这些困难，我们只能大体复原这三件作品创作的过程。
1878年，苏里科夫来到莫斯科完成基督救世主大教堂的订件，这时候他有机会直接接触到另一个俄罗斯。在十九世纪的俄罗斯，莫斯科是与当时的首都彼得堡相对立的文化符号，它是改革之前的俄国首都，拥有不同于其它城市的特殊地位。它象征着古罗斯，代表着未被彼得改革所触动的传统，与彼得堡相比拥有更为悠久的历史和保守的氛围。这种环境与苏里科夫家乡的文化氛围相呼应，引起他的好感。也恰是莫斯科引发了画家对彼得一世历史功绩的思考。苏里科夫回忆：“某天当我走过红场的时候，周围没有一个人。我站在离宣谕台不远的地方盯着至福瓦西里大教堂的轮廓陷入沉思，突然眼前清晰地浮现出射击军受刑的场面……但是，应当说，画一幅关于射击军受刑的画这个想法我早就有了，当我还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的时候就想过它。但从来没有这样清晰、明确地想到过这个构图。”[5]
虽然苏里科夫早就产生了创作《射击军临刑的早上》的想法，但是直到1878年才画出第一幅初稿，而正式的作品完成于1881年。就在这一年，《女贵族莫罗佐娃》的第一件草图也产生了，但“莫罗佐娃”这件作品直到1887年才最终完成。在中间这段时间里，苏里科夫创作了《缅什科夫在贝留佐沃》。按照画家自己的说法，创作“缅什科夫”这件作品是为了最终能够完成“莫罗佐娃”而做的“休息”。
苏里科夫回忆《缅什科夫在贝留佐沃》的创作过程时提到：“1881年，我带着妻子和孩子搬到乡下居住，住在佩列尔瓦 (Перерва)。那是一个非常小的小木屋，我们一家住在里面很拥挤，而且外面下雨，不能出门。我当时曾经设想过，什么人会坐在这样狭窄的小房子里。后来有一次到莫斯科买画布，在经过莫斯科红场的时候，我突然想到缅什科夫。眼前立刻浮现出一幅画面，整个构图的关键都有了。我连画布都忘了买，立刻返回佩列尔瓦……1883年就展出了作品。”[6]
完成“缅什科夫”之后苏里科夫到国外旅行，访问了德国、法国、意大利。尼 · 马什科夫采夫 (Н. Машковцев) 认为,苏里科夫这样做是因为受到了他的老师巴·奇斯佳科夫 (П. Чистяков)[7]的影响，带有效仿前辈大师亚 · 伊万诺夫 (А. Иванов) 的意味。[8]可惜的是，画家没有像自己的前辈一样留下关于这次旅行的记录。在他的速写本中有这样一段笔记：“吉洪拉沃夫 (Тихонравов Н.С.) 的文章，《俄罗斯通讯》，1865年，9月，扎别林，古代俄罗斯王后的家庭日常生活，105页，关于女贵族莫罗佐娃”。[9]这段记录说明俄罗斯考古学家的研究为苏里科夫艺术创作提供了参考。然而他对莫罗佐娃的兴趣可能产生于更早的时候。画家的故乡西伯利亚生活许多信仰旧礼仪教派的逃民，他在很小的时候，就曾经听亲人中年长妇女讲述过这位女贵族的故事，这一早年的记忆同很多类似的生活经验一起形成了这个艺术形象的来源。他在访谈中还提到：“有一次我曾看到一只乌鸦落在雪地上，它的一只翅膀没有收起来。（看上去）好像一块黑斑落在了雪地上一样。此后很多年我都无法忘记这块斑点。后来就画出了《女贵族莫罗佐娃》。”[10]
进入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苏里科夫的作品也与他八十年代创作在题材选择上有很大差异。画家后来的创作已经逐渐离开了真实的历史事件这一前期创作的重要根据，转向描绘充满爱国主义情绪的历史传说以及民间故事主题。这种转变实际上消解了严格意义上的历史画赖以独立存在的内核，与其它绘画体裁发生融合。[11]
我们将这三件作品看作一个整体主要出于如下考虑：
首先，我们从苏里科夫的回忆中得知，三部曲的构思并不是线性地先后产生的，尤其是后两部作品的创作时间有所“交叉”。
其次，苏里科夫的历史画三部曲虽然描绘了俄罗斯历史上的不同事件，但是这些事件都集中在十七世纪下半叶和十八世纪上半叶所谓的俄罗斯转折时期 (переломное время)。对于苏里科夫所处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而言，他所描绘的时代是俄罗斯从中世纪向近现代转变，从落后的亚细亚国家向现代欧洲国家转型的历史大变革时期。虽然“莫罗佐娃”最后完成，但是主题事件发生最早。如果将它看作俄罗斯十七世纪尼康宗教改革的一个缩影，那么它象征了古老、封闭、保守的俄罗斯宗教生活的第一次重大改变；“射击军”所反映的彼得改革则是俄罗斯政治和文化生活告别中世纪的转捩点，与前者有逻辑上的继承关系；而缅什科夫作为彼得改革的重要参与者，描绘其个人的悲剧结局的1883年作品也为这个描绘“转折时期”的三部曲画上了句号。
这三部曲都是以英雄和人民作为描绘对象，而人民又被分为“同情者”和“旁观者”，我们还需注意到这些主题表达方式的变化。
首先，“射击军”前景中的同情者都被相同的个人主观的痛苦情绪统一起来，这一点遭到了批评家的指责，而经过“缅什科夫”的“练笔”后，“莫罗佐娃”中的人物各自拥有了不同的情绪，但是他们又因为意识到个人生活即将发生巨变（断裂）而被统摄在相同的心理状态之下：即亲眼见证这一刻所无法抑制的震惊。（图4）
图4 苏里科夫，《披紫色皮裘的小姐》，
《女贵族莫罗佐娃》草图，1886年，
布面油画，62×35.7厘米，莫斯科特列季亚科夫画廊
第二，旁观者的形象在“射击军”和“莫罗佐娃”两件作品之间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射击军”中，聚集在宣谕台上的围观人群和执行任务的士兵表现出的情绪主要是置身历史事件之外的冷漠，所有围观的民众几乎没有流露出同情射击军的表情，射击军的家人表现出来的则是一致的哀伤。而在“莫罗佐娃”中的旁观者，则表现出更为丰富多样的形象，展现了人民大众中不同的个体。例如在画面左侧嘲讽女贵族的路人和生活中随处可见的起哄的儿童中，画家着意描绘了一个从“无知”到“觉醒”转变的形象，即站在雪橇左侧的男孩。（图5）
图5 苏里科夫，《沉思的少年》，
《女贵族莫罗佐娃》草图，1885年，布面油画，
34.5×25厘米，莫斯科特列季亚科夫画廊
另外，作品中性别角色所起的作用也逐渐呈现出丰富的面貌，“射击军”中的女性只有受侮辱和受损害的软弱的形象，而在“莫罗佐娃”中女性的形象拥有更加复杂的特点。
“射击军—缅什科夫—莫罗佐娃”这三部曲共同组成了苏里科夫的悲剧系列。
[1] 本文得到中国国家画院资助，以《中外重大题材美术创作研究》书稿部分章节为基础改写而成。
[2] Сарабьянов Д.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го искусства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ы XIX века. М., 1989, с. 213.
[3] Там же, с. 213-215.
[4] Волошин М., Суриков В. Записи М. Волошина (Материалы для биографии) // Аполлон. 1916, № 6/7.
[5] Суриков В.Н. Письма.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о художнике. Л., 1977. с. 214. Цит. по: Сарабьянов Д.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го искусства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ы XIX века. М., 1989, с. 225.
[6] 这段叙述虽然与画家对前一件作品创作过程的回忆有很大相同之处，但没有别的材料可作为依据推翻它。Цит. по: Машковцев Н.Г. Заметки о картине «Боярыня Морозова» // Из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культуры. М., 1982, с. 194.
[7] 常译作契斯恰科夫。
[8] 亚历山大 · 伊万诺夫（1806-1858），俄罗斯历史画家，代表作品有《基督向人民显现》（1837-1857）。
[9] 吉洪拉沃夫 (Тихонравов Н.С., 1832-1893)，俄罗斯语言学家、考古学家、文学史家。Цит. по: Машковцев Н.Г. Заметки о картине «Боярыня Морозова» // Из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культуры. М., 1982, с. 196.
[10] Цит. по: Там же, с. 197.
[11] Алленов М.М, Евангулова О.С., Лифшиц Л.И. Русское искусство Х—начала ХХ века. М., 1989, с. 393, 394.
［本文原载于《油画艺术》，2015年第3期，］
（未完待续，请看本期下篇）
于润生
作者简介：于润生副教授，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艺术理论系副主任，美术学博士，毕业于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历史系，长期从事世界美术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美术卷的俄罗斯东欧分支主编，负责国家社科基金等多个科研项目，在《文艺研究》《美术研究》《美术》《世界美术》等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十几篇，有多部著作和译作出版，曾经参与国家博物馆、中国美术馆等机构的展览策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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