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史学 | 奥尼恩斯:神经元艺术史:今日和往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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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上一期我们推送了奥尼恩斯《神经元艺术史》的中译本序,包括本期在内的接下来4期我们将从此书挑选出4个章节,分期推送;这4章是:《神经元艺术史:今日和往昔》《亚里士多德》《李格尔》和《贡布里希》。本期推送的《神经元艺术史:今日和往昔》是该书的导论,作者在这一章简述了神经学的发展;展现了用神经学方法来解释艺术的优势;并意欲证明“就像在神经哲学形成之前就已经有神经学哲学家一样,在神经元艺术史形成之前也已经有神经学艺术史家。”就此来看,奥尼恩斯的确富有学术雄心和冒险精神,他所想要另辟的这条新径是一条会遭到质疑的道路。华盛顿大学的马克 · 罗林斯教授认为神经科学还不能以详细的方式去证实,艺术史理论的内容反映了神经可塑性的模式。不过罗林斯还是肯定了奥尼恩斯这一尝试的意义。至于我们该如何评价奥尼恩斯的这本书,无论如何也要先看看他在导论中说了什么。
本期文章分上中下三部分。
奥尼恩斯 撰
一个流行理论的主要倡导者亲自宣布该理论已丧失权威,这样的事并不常见。如果他还对后继者表示欢迎,那就更罕见了。近日,诺曼 · 布列逊 (Norman Bryson) 却这么做了。他为沃伦 · 奈迪西 (Warren Neidich) 的新书撰写了导论,大力支持作者用神经学的方法来解释艺术。如他所言,这为“文化史和人类哲学提供了全新的思考模式”[1]。
布列逊果断地界定并分析了先前模式所具有的缺陷,而他原先是支持这些理论的。他说:“神经学的激进在于否定‘能指’是连接世界的纽带:构成苹果的并不是‘苹果’的‘能指’…..而是活细胞有机生物中神经轴突和神经元的同时反射。”[2] 这一笼统的陈述显然忽视了后结构主义者的想法,后者关注的是语言和其他象征符号。正如他所说:
通过对基本描述单位“能指”的关注……[后结构主义]致力于某种强烈的认知观念。情感、情绪、直觉、感觉——身体及具身经验的生命——最终都会消失,被关注书面文本的文本观所取代。能指支配着一系列术语,这些术语的功能主要在文本范围内:分析日常语言(维特根斯坦);分析含义在文本中的传播(解构主义批评);分析象征性秩序的瓦解,这种秩序表明,接受精神分析的人,他的话语或有关艺术作品的话语中都潜藏着一定的恐惧与渴望(精神分析学)。虽然效忠于能指的术语家族——文本、话语、符号、含义都特别擅长于处理有关意义的各种问题,但如果要理解文本含义之外的领域,这些术语显然有一定的局限性。[3]
在上述文字中,布列逊用斜体来突出关键概念的重要性,犀利地评判了二十多年来盛行的观念。作为符号学大师,他轻蔑地将当下流行的三种主要思想流派——维特根斯坦哲学、解构主义和精神分析理论归属于纯粹的“文本”领域。由于只关注“认知”,他们无法对“情感、情绪、直觉、感觉”产生兴趣。这些不仅是人类必不可少的能力,更是充分体验意义的必要渠道,是符号学的主要关注点,所以,布列逊对近来智力发展的裁定确实是毁灭性的。在他的暗示中,同样引人注目的是他对未来的看法。他期待对艺术的研究能植根于对人性的理解,而后现代主义者则认为人性是虚构之物。
布列逊得出的各项结论非常清晰。他想要说明的并不是近来的理论家错把注意力放在早先并不受人重视的主观性和意义等议题上,而是他们在研究这些议题时没有采用恰当的方法。“主观性”这种现象远比他和有些学者所认为的要更真实,它更多的是通过大脑和内心体验而非意识形态和话语形成的。体验确实是可“介导的” (mediated),我们可以继续用符号学来研究语词、图像和其他话语形式在多大程度上对体验进行了介导,但体验主要还是以神经元为介导的,所以任何对媒介感兴趣的人真正应该关注的是神经元。他指出,只有那些像“书记员”般转换思维的人,仍然相信在过去二十五年间占据主导地位的语词和象征体系。
使布列逊突然改变想法的并不是奈迪西的著作,而是增强该书重要性的神经学。过去的几十年,人文学科中的许多学者越来越喜欢在理解人类的精神活动时否认性格的重要性,与此同时,科学家们正朝着相反的方向前进,他们越来越认为人类的精神活动依赖于神经系统的性能。由于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的成果得到融合,整个神经学领域出现了革命性的巨变。精细、敏锐的全新实验程序使我们可以对青蛙、猫、猴子以及人类的大脑进行细致的研究,为了让大脑不受器械手术的伤害,现在可以通过将扫描仪与电脑连接的方式对大脑进行更快更有效的研究。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出现了电脑断层摄影(Computed Tomography,简称CT)、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简称PET)和核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简称MRI)(图1)等技术,可以对大脑进行日益精细的研究。到20世纪90年代,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简称fMRI)(图39、41、42)已能对神经活动进行“实时”监测。
图1 核磁共振成像的头部纵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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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9 证明大脑功能专门化的实验,图片来源:塞莫 · 萨基,
《脑内艺术馆》,牛津,1999年,图7.5
图41 接触异常彩色物体时的大脑活动,
图片来源:塞莫 · 萨基,
《脑内艺术馆》,牛津,1999年,图19.3
图42 接触无意义运动形态和有意义运动形态时大脑活动的区别,图片来源:塞莫 · 萨基,《脑内艺术馆》,牛津,1999年,图20.1
这些技术打开了一条全新的捷径,让我们可以直接了解精神资源惊人的复杂性、灵活性和生动性。它们能证明大脑如何由一千亿个神经细胞或神经元组成,每个神经元又如何从其他神经元获得输入信息,产生十万个称之为树突的纤维,大脑再如何通过一个神经轴突将输出信息有代表性的传递给一个或多个神经元(图2)。这些技术还使我们了解了大量使这些连接成为可能的化学调制。最重要的是,这些技术使我们注意到,我们的神经资源拥有与所有有机生物相同的属性。神经元不仅可以产生新的连接,成为以生物DNA为编码的常规生长的一部分,就像我们在婴儿视觉皮层不断增长的序列中所见的那样(图3),而且,神经元的连接会在经验的影响下发生变化。因为每个神经元或整个神经系统或多或少都会不断受到刺激,树突和神经元都有可能生长或死亡,那是指新连接的建立和现有连接的废弃,与此同时,它们之间的化学调制特性也会随之发生改变。我们知道,大脑处在不断变化之中,也就是说,大脑具有极强的“可塑性”。每个人的身体活动、情感和思想所依赖的器官,其结构很容易受到各种行为以及所有被动感官经验的影响,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这就意味着,神经学已经能为我们提供大脑的图像,这不仅能与传统的思想观念抗衡,而且在很多方面都超越了传统的思想观念。神经学所提供的思想观念并不像有些人担忧的那样是还原论的看法,它远比几年前所料想的要更开放、更有活力。
图3 人脑的神经元连接:(从左到右)出生、3个月、15个月、2岁。图片来源:杰西 · 勒罗伊 · 科内拉的《新生儿大脑皮层的发育》,剑桥,马萨诸塞州,1959年,卷1[翻印于苏珊 · 格林菲尔德,伦敦,2000年,第55页]
神经学不仅有可能,而且不可避免地会将长期以来被分别对待的东西重新聚在一起,比如精神和身体,感觉系统和运动系统,认知和内容。这些发现很快就渗入到了主流思想中。最先探索这一新知识的是两位神经学家,一位是让 · 皮埃尔 · 尚热 (Jean-Pierre Changeux),写了L’homme neuronal(1983年)一书[1985年出版英语版,标题为《神经人:大脑生物学》 (Neuronal Man: The Biology of The Mind)],另一位是科林 · 布莱克默 (Colin Blakemore),写了《大脑机器》(The Mind Machine,1988年)一书。在接下去的十年里,杰拉尔德 · 埃德尔曼 (Gerald Edelman) 发表了《铭记于心的现在:意识的生物学理论》(The Remembered Present: A Biological Theory of Consciousness,1990年),丹尼尔 · 丹尼特 (Daniel Dennett) 发表了《意识的解释》(Consciousness Explained,1991年),弗朗西斯科 · 瓦里拉 (Francisco Varela)、埃文 · 汤普森 (Evan Thompson) 和伊莲娜 · 罗许 (Eleanor Rosch) 合作发表了《具身的心智:认知科学和人类经验》 (The Embodied Mind: Cognitive Science and Human Experience),安东尼奥 · 达马西奥 (Antonio Damasio) 发表了《笛卡尔的错误》 (Descartes’ Error),约瑟夫 · 李窦 (Joseph Le Doux) 发表了《脑中有情:情感生活的神秘基础》(The Emotional Brain: The Mysterious Underpinnings of Emotional Life,1997年),此外还有神经学家和哲学家发表的其他著作,这都极大地拓展了这项调查,为“意识研究”领域的形成做出了贡献。鉴于神经学的最新发展,上述作者都认为有必要重新反思意识、思维、记忆、情感这些论题。他们一致认为需要考虑大脑与身体的结合,理性与感性的统一。
与此同时,对整个大脑及大脑不同区域的认知逐渐得到了积累,虽然这些知识的积累非常缓慢,但仍然不可避免的引起了学科的分化和新学科的产生。早在1989年,帕特里夏 · 史密斯 · 丘奇兰德 (Patricia Smith Churchland) 就出版了《神经哲学:通向思维或大脑的统一科学》 (Neurophilosophy: Toward a Unified Science of the Mind/Brain) 一书。在往后的十年里,新的学科,比如神经行为学 (neuroethics) 和神经音乐学 (neuromusicology) 得到了人们的认可。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当数神经美学 (neuroaesthetics/neuroesthetics),这一学科发展的尤为迅猛,因为它可以利用与视觉有关的庞大神经学知识体系。
神经美学的优势应归功于两大条件。首先,人脑中从眼睛获得输入信息的区域是所有感官中最大的一个;其次,这一区域位于相对隔离的颅骨后部,最容易进行研究。目视系统的神经学研究取得的某些里程碑也是整个神经学上最重要的发现。比如,戴维 · 休伯尔 (David Hubel) 和托斯 · 威塞尔 (Torsten Wiesel) 在1959年发现,哺乳动物的脑中,最主要的视觉皮层包含几组作为“特征检测器” (feature detector) 的神经元,每组神经元都只会回应特定方向的线条(图4)。1973年,科林 · 布莱克默发现,小猫身上此类神经元的反应明显受环境的影响。如果只让小猫接触垂直线条,它们在面对其他方向的线条时就会失去反应能力,而它们对垂线的反应则会被强化。此类实验证明,加强相关神经元之间的联系,或者重新调整某些神经元,使神经元对最常见的线条做出回应,就会产生强化作用,这最能证明大脑神经元的“可塑性”,即神经元根据经验重组自身的能力。没多久,又有一些神经元被识别出来,并且确认了它们的“感受域” (receptivefields),即促使神经元做出反应的视觉环境的特性。到20世纪80年代,塞莫·萨基等学者指出,视觉皮层可以拆分成若干个独立的功能区域,比如对色彩起反应的V4区域和对运动起反应的V5区域。90年代又有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发现,当时贾科莫 · 里佐拉蒂 (Giacomo Rizzolatti) 及其在帕尔马的团队于猕猴的大脑皮层中识别出了“镜像神经元” (mirror neurons)。这是位于运动前区皮层中的神经元,当猴子看到同伴做出有特定含义的手势时,这类神经元就会做出反射,这证明灵长类动物只需通过观看,而无需通过做相应的动作就能学会模仿,甚至理解对方动作的含义(图5)。我们很快就意识到,人类拥有更丰富的神经资源,我们的运动技能,社会和人际关系技巧都有赖于它们。
[1] 沃伦 · 奈迪西,《放大:摄影、电影和大脑》(Blow-up: Photography, Cinema and the Brain),纽约,2003年,第11页。
[2] 同上,第14页。
[3] 沃伦 · 奈迪西,《放大:摄影、电影和大脑》,纽约,2003年,第6页。胡贝尔 (D.H. Hubel) 和维泽尔 (T. N. Wiesel),《猫纹状皮层中神经细胞的感受域 (The Receptive Fields of Neurones in the Cat’s Striate Cortex),《生理学期刊》 (Journalof Physiology) 第148期,1959年,第574-91页。
[原载于约翰 · 奥尼恩斯,《神经元艺术史》,
梅娜芳译,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2015年7月第1版,第1—8页]
(请看本期中下篇)
奥尼恩斯
作者简介:约翰·奥尼恩斯 (John Onians),英国东安格里亚大学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 视觉艺术教授及世界艺术研究项目主任,曾在法国、印度、意大利、荷兰与美国等国家任教。已出版的著作包括:《意义的传达:古典时期、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的古典柱式》(Bearers of Meaning:The Classical Orders in Antiquity,the Middle Ages and theRenaissance)(1988年),《希腊和罗马的古典艺术与文化》(Classical Art and the Culture of Greece and Rome)(1999年),《世界艺术地图》(Atlas of World Art)(2004年)。他还主编了《贡布里希教授八十五寿辰纪念文集》(Sight and Insight:Essays on Art and Culture in Honour of E.H.Gombrich at 85)(1994年),同时是国际著名学刊《艺术史》(Art History) 杂志的创刊编辑。
梅娜芳
译者简介:梅娜芳,美术学博士,2001年至2011年就读于中国美术学院,师从范景中教授学习中西美术史,现为宁波大学潘天寿艺术设计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已出版专著《墨的艺术:<方氏墨谱>和<程氏墨苑>》,译著《哥特式图像:13世纪的法兰西宗教艺术》、《图像学:12世纪到18世纪的宗教艺术》、《神经元艺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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