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回眸 | 贝丽尔·罗兰：记忆术与动物寓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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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1989年，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文集，题为《中世纪的野兽与鸟禽》，其中收入了贝丽尔·罗兰的《记忆术与动物寓言集》。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从中世纪动物寓言集的功能谈起，指明这种寓言集的“目的是让读者或听众记住其中传达的道德教训”；接着回顾了古典时期以来到中世纪的记忆术的发展与转变；然后分析了一些手抄本里的插图的特点，逐个说明那些抄本是如何通过图文并茂的方式帮助人们记住教谕……最近，中国美院巨若星编辑翻译了罗兰的这篇文章。鉴于此文有助于我们理解中世纪图画与文字的关系，本小组征得译者同意，将中译文拿来与大家一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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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术与动物寓言集

贝丽尔·罗兰  撰

巨若星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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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和欧洲大陆的中世纪图书馆藏有不少动物寓言集［bestiary］，弗洛伦丝·麦卡洛克［Florence McCulloch］曾解释过为什么这类著作会在中世纪流行：“动物寓言集在描述动物时，结合了具体故事和插图，内容平易朴实、容易记忆，读者能凭借记住的内容回想起基督教要义或道德劝诫。”[1] 麦卡洛克这句话说出了动物寓言集的要点，它和记忆相关，目的是让读者或听众记住其中传达的道德教训。布鲁内托·拉蒂尼［Brunetto Latini］在其著作《宝藏》［Li Livres dou Trésor］的开篇写道：“记忆掌管着一切”［Memoire est tresoriere de toutes］，为呼应此句他还重复了西塞罗的名言：“记忆掌管并守护着万物”［Rerum omnium Thesaurus memoria est］。[2] 拉蒂尼还在这部最早的百科全书中，从道德角度论述了鱼、蛇、鸟和野兽的习性。动物寓言集的功能与中世纪布道相似：用能让人记住的方式教导基督徒道德规范，这种教育方式就像牧师约翰·赖德瓦尔［John Ridevall］和罗伯特·霍尔科特［Robert Holcot］的布道，[3] 他们说教的形式和演讲风格源自古希腊罗马演说家使用的一种技艺，这种技艺几经转变至今仍为人们所用。[4]

近几十年，学者对记忆术已有充分的研究。所以，我在此只针对本文论题概述其基本要点。最早系统论述记忆术的文献是《献给赫伦尼乌斯的修辞学著作》［Rhetorica ad Herennium, c. 86—82 B.C.］，中世纪学者认为此书为西塞罗所写，视其为《论演说家》［De oratore, 55 B.C.］和昆提良《演说家的培养》［Institutio oratoria, c. A.D. 95］的补篇。[5] 记忆系统的基础是一系列精心布置的“地点”［loci或loca］和“图像”［imagines］。练习记忆术的学生，先要选择一个较大的建筑物作为记忆地点，比如罗马人的别墅或中世纪的教堂与修道院。记住地点后，再把想象的图像放置在房间、拱门、柱廊、神龛、装饰物等场所中，借助逐次安放的图像记住——观念、事件、人物、词语、句子，甚至一段完整的故事。[6] 这些图像如能在地点中安放妥当，事后就可以轻易记起相应的内容，并按照适当的次序使用，要是这些有形的图像是鲜明的“生动图像”［imagines agentes］，会更有助于记忆。在记忆术中，连抽象概念都可以视觉化，参孙的图像代表力量；所罗门王的图像代表智慧。[7] 布拉德沃丁主教［Bishop Bradwardine, c.1300—1349］还曾写过用图像表现感觉的方法：“要想表现味觉感到的苦，可用某人吃到味苦之物而剧烈呕吐的图像。表现恶臭，可在某人面前画腐烂之物，人画成一手捂鼻如闻到臭味般，另一只手将腐烂之物拨开。”[8] 布拉德沃丁写有讲述记忆术的论文〈记忆术〉［ars memorativa］，文中多是复述古典记忆术规则，还有许多中世纪学者，他们在著作中论及记忆术时，都和布拉德沃丁写法类似。另外还有一些研究记忆术的学者，他们比布拉德沃丁生活的年代早，但影响更大，比如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 1225—1274］和大阿尔伯特［Albertus Magnus, 1200—1280］，他们进一步解释亚里士多德〈论记忆与回忆〉［De memoria et reminiscentia］中的细节，重新阐释记忆术，将记忆视为“审慎”［Prudence］的一部分，使记忆成为了一种道德责任。[9] 此外还有误解了记忆术的中世纪学者，比如加朗代的约翰［John of Garland］[10]；更有少数中世纪学者，以自己的想象和实践经验改编了古典记忆术规则：就像《论统治者的政府》［regimine principum］书中有关记忆术的段落，把棋盘上的方格讲成记忆地点，棋子视作记忆图像。[11] 上述这些中世纪学者所讲的记忆术，已和古典修辞学传统中的记忆术大不相同，但是他们的记忆理论在中世纪取代了古典记忆术，就像弗朗西丝·耶茨［Frances Yates］对中世纪记忆术所下的结论：“人为记忆已从修辞学中的技艺变成了道德说教的工具。”[12]

中世纪记忆术的转变，可以看出想让俗人［laity］学会记忆术的尝试，这一点对本文要论述的动物寓言集尤为重要。当然，中世纪时使用并研究记忆术的人，主要是有学问之人，他们按照公认的古典记忆术准则，将正在阅读或读过的书储存在记忆中。对学者而言，记住书籍内容是回忆的关键，“人为记忆”的方法可以弥补他们先天记忆的局限。学者对记忆的训练影响了很多布道书和道德说教论文的作者，他们发展出了一种刻意引人注目的写作风格，这种风格通过详细描述图像、巧妙运用比喻来编织图文结合的记忆框架，这都和传统记忆术的相关理论并无二至，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用强有力的视觉形象表现救赎故事来劝导听众。中世纪部分学者如此写作，不是只为自己记住书中的内容，好在需要的时候能轻松讲出，而是要把内容灌输给没有受过记忆术训练的人，帮助他们记住不忘。为了能记住教义，中世纪学者通常会外化记忆术的步骤：为俗人创造“肉眼”［oculis carnis］可见的实体图像。使用图像的常见方式就像人们反复引用的圣格列高利［St. Gregory］的那句名言所说：“神圣的图像，特别是十字架上的基督，就是俗人阅读的书籍。”[13] 估计牧师从长袍下突然亮出骷髅头惊吓听众，这种奥斯特［G. R. Owst］称之为“对尘世浮华神圣震慑”［holy terror of earthly vanities］的极端刺激并不常见。[14] 约翰·米尔克［John Mirk］在反对破坏图像时曾说：“图像和图画是文盲的书本，如果看不到它们，我敢说有成千上万的人无法在心中想象基督被钉上十字架的情景。”[15] 加朗代的约翰也讲过图像的作用：“你应视教堂中的雕像为模范，把它们化为鲜活难忘的画面记在心中。”[16] 按照上述说法，俗人要领会基督教要义，观看教会的图像和聆听牧师讲道有相同的效果。古典时代的记忆术文献曾建议，用作记忆地点的建筑可以实际存在，也可以是想象的，到了中世纪，记忆地点已变成俗人每个星期日行走其中的教堂，记忆图像也成了教堂中牢固的一系列图像，每个图像都有专属的位置和特定的壁龛，也都有要在心中唤起的具体教义。中世纪时，甚至连反对偶像崇拜的罗拉德教派信徒［the Lollards］都承认“图像是文盲的书本。”[17] 这时的俗人像是亲身实践着昆体良描述的精神训练法：“当需要回想记忆中的事件时，就依次走过所有的地点，视察其中存储的不同事物，在看到每个图像时就能回想起相应的细节。虽然有大量需要记忆的图像，但它们都彼此相连，就像手挽手跳舞的人，如此记忆就不会出错，因为图像全都前后衔接。”[18]

布道词尝试以外化的图像劝诫世俗之人，希望他们将这些图像转化为精神图画以记住基督教教义，在这种目的十分明确之时，一些记忆论著似乎也有了相同的用意，针对的可能也是世俗之人。14世纪早期，意大利多明我会修士巴尔托洛梅奥［Bartolomeo da San Concordio］用通俗的语言写了一本《古人教诲集》［Ammaestramenti degli antichi］，书中介绍的记忆技巧主要源自阿奎那对地点和有形对应物的解释，以及《献给赫伦尼乌斯的修辞学著作》对秩序的说明，巴尔托洛梅奥把这些记忆技巧作为一种虔诚的训练推荐给俗人。另有一位不知姓名的意大利作者写下了《生命的念珠》［Rosaio della vita］，他以记忆美德和恶行为目的撰写了记忆规则，在结尾处写道：“我已经写完了这本能在记忆中阅读的书。”[19] 一份佚名的15世纪维也纳抄本为文字配了插图，是将不可见的记忆图像外化，用于练习记忆术的示例之一（图1）。抄本中，描绘美德与恶行的质朴插图表现了想象中的图像，练习记忆术的学生必须在心中创造这种图像，并按顺序存储，用以记忆通往天堂和坠入地狱的各种告诫，这组拟人画像的末尾写有一段题词：“依据图利乌斯［西塞罗］记忆术的地点和图像原则”［Ex locis et imaginibus ars memorativa constat Tullius ait］[20]。我们会看到一些中世纪图像和心中储存的记忆图像十分相似，这并不奇怪，绘画作品中确有记忆术论著中描述的记忆图像，人们认为加洛林王朝时确立的“四枢德”［cardinal virtues］[21] 拟人形象，既能在《人为记忆术》［ars memoriae artificialis］中看到具体的文字描述，也可见于绘画、雕像、象牙和木雕，而再现四枢德时所用的姿势可以看出“生动图像”的特质：正义［Justitia］手持天平；审慎［Prudence］拿着毒蛇和一卷书；节制［Temperantia］提着水罐和一簇花，这些形象似乎是想让看到的人将其视作模范，记住他们应仿效的品质。[22] 勇敢［Fortitudo］，在写于1425年的一本《记忆术》［ars memorativa］中如此记载：“圣女将狮子踩在脚下，撕扯它的头”［Virgo amata leonem calcat et os eius dilacerate］，大约1340年，有一张按此描述所绘的插图（图2）。[23]

图1  Cod.5393, Ars memorandi, 1400-1465, fol. 329r,

Österreichische Nationalbibliothek

图2  Cod. Ser. n. 2639, Huldigungsgedicht

an König Robert von Neapel,

Tugenden und freie Künste in Bildern, 1340,

Justitia und Fortitudo, fol. 33r, Österreichische Nationalbibliothek

结合文字和图像的通俗读物，在印刷术发明初期十分流行，这也和本文的主题关系密切。这些说教的通俗读物中，每条道德教训都配有插图，冲击着读者的眼睛和耳朵。书中的文字描述和所配的图像，能帮助读者依据古典记忆术原理轻松将其转变为记忆图像。这类插图书期望读者或听众在阅读文字的描写或叙述时，可以理解其中包含的道德意义，为达到这一目的通常会借助插图，使读者理解文字中的寓言成份并加强印象。15世纪英格兰有一卷名为《论消灭恶行》［Destructiorum vitiorum］的抄本，书中一则故事告诉我们塞壬［siren］的诱惑会让男人走向毁灭，比喻尘世的快乐会摧毁男人的灵魂。作者用一幅木刻插图强化了这种告诫，这张插图或许就是心灵中对应这个故事的记忆图像：一个溺水的男人，把手伸向裸露着胸部的女子，女子摆出漠不关心的姿势，冷淡地用梳子梳理她散落在鱼尾上的长发（图3）。[24] 画中的人物形象明显在传递着某种“道德寓言”［quid agas］，甚至不需要文字，仅靠图像交代的内容便能知晓这个源自古典时代的故事。各种动物寓言集中对塞壬有不同的图解，有的弹拨乐器；有的攻击被催眠的水手；有的撕碎男人的衣服或者在猴子旁边喂养孩子，[25] 要传达的都是和《论消灭恶行》中塞壬故事相同的劝诫。

图3  Rosemond Tuve, Allegorical imagery, 1966,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 20, figure. 5

动物寓言集可能是最早结合图像和文字的通俗读物之一，它想要读者用眼睛和耳朵一起理解道德教训和晦涩的教义，与“诗篇集”［Psalter］和“启示录”［Apocalypse］同为12至13世纪英格兰主要的插图书。[26] 我们或许可以如此看待动物寓言集：书中文字描述的故事和其中蕴含的教化意义都配有插图，尝试用过目难忘的图像指引世俗之人成为基督教的信徒。麦卡洛克认为这些图像“揭示了文字描述中平常的内容和不寻常的意义”对理解教义非常有效。[27]

动物寓言集的插图大部分源自希腊语版《博物学家》[28]，《博物学家》的插图有两种风格传统，9世纪的伯尔尼抄本（图4）反映了第一个传统，其中的插图绘有红色边框，前景描绘动物，背景配有风景，抄本图文编排相得益彰。第二个传统可能是《博物学家》的另一组插图“套式”［cycle］，与伯尔尼抄本的插图对比可见该组插图没有边框，而且绘有表现寓言意义的人物形象，相关的实例是现藏布鲁塞尔的一卷10世纪抄本（MS 10066-77，图5）。布鲁塞尔抄本中插图的传统在11世纪的发展缺少实例，不过在12世纪，随着盎格鲁―诺曼文化的繁荣，出现了大量的动物寓言集，从中我们能看到这种风格的变化。动物寓言集在之后的发展中，装帧越来越豪华，插图也更加细致丰富，用鲜艳奢华的粉色、绿色、蓝色来描绘狼、牛、蝎狮［manticores］、山羊和骆驼，所有插图的重要部分都饰有金色。最近有位学者质疑了看待动物寓言集插图的传统观点，在他看来这些抄本中的插图“从来不具有象征意义，也没有反映人类的道德生活，只是对自然史的图解。” [29] 不过，即使是伊西多尔［Isidore］《词源》［Etymologies］的插图，看到的人可能也不会觉得仅是在图解这本伪动物学［pseudo-zoological］的著作，因为伊西多尔所谓的词语起源是来自故事或寓言。按照伊西多尔的解释，ursus［熊］与orsus［开端］相关，熊舔舐幼崽的画面还表示神复活其子（图6）；[30] 花豹［panther］，这种花色毛皮的动物呼出的混合香气可以令羊、驯鹿、熊等动物痴迷，插图不只是图解《词源》中花豹的解释和亚里士多德的相关记载，画中花豹呼出芬芳气息吸引其他野兽跟随，是在象征基督吸引所有人到他面前（图7）。[31]  有一些表现花豹的插图中还加上了代表邪恶的龙，它或是蜷缩着身子或是惊恐飞逃。更加生动的是长着大尾巴似狗的动物要传达的寓言，这就是“卡斯托”［castor］， 据说它的名字得自“阉割”［castrando / castrating］。猎人追捕卡斯托，因为它的睾丸可以入药，当觉得在劫难逃时，它会在猎人面前咬掉自己的睾丸，这则故事教导那些向往贞洁生活的人，必须剪除他们的罪恶，在魔鬼面前丢弃。[32] 还有一些图解会表达更加系统的寓言，比如鹈鹕［pelican］。在一些抄本中鹈鹕寓言的第一部分是幼年鹈鹕攻击父母；第二部分鹈鹕母亲杀死幼鸟；第三部分鹈鹕母亲刺穿自己的胸膛，用鲜血使幼鸟浴血重生。这组故事象征基督被人类加害；神复活神子；基督用他的鲜血拯救人类。[33] 塔昂的菲利普［Philippe de Thaon］，他是第一个用方言撰写动物寓言集的人，在著作中菲利普加强了动物寓言集表现寓言的功能。菲利普存世的一卷抄本中有很多红色的拉丁语标题，用于提示插图的主题，一种是提示插图表现的是动物的行为：“这是它的天性”［Tel est sa nature / Ceo est cette peinture］ 或是“［插图表现了］这种天性”［Iceste nature / Mustre ceste figure］；除了描绘动物行为的插图有标题辅助解释，还有一种标题提示画在其下的图表现的是寓意。例如一张狮子扑食其他动物的插图，图上标题写着：“这张插图表现的是狮子在尾巴划出的圆圈中捕猎”［Hic leo pingitur et quomodo capit animalia per circulum］（Merton College MS 249, 7v， 图8）。插图［Pingere］在菲利普的书中有的表现动物行为；有的解释寓意：“这张插图表现的是寓意”［Hic assida pingitur et allegorice intellegitur］。

图4    Cod.  318, Physiologus,

c. 830, fol. 7r, Burgerbibliothek

图5   Ms. 10066-77, Miscellany, 901-1450, fol. 299,

The Royal Library of Belgium

图6  Ms. 764, Bestiary, 1226-1250, fol. 22v, Bodleian Library

图7  Ms. 764, Bestiary, 1226-1250, fol. 7v, Bodleian Library

图8  Ms. 249, Bestiary, de Thaon, Philippe, 1175-1350,

fol. 1v, Merton College,Oxford

动物寓言集插图显著的特点是生动，这些生动的形象新颖突出，即使有时略显古怪，但依然充满生命的脉动。有一卷手稿的插图表现了中世纪的家庭生活，描绘的是一个农妇在挤牛奶（Bodleian Library MS. Bodl. 764，图9）。这一幕不仅表现了母牛的奉献和爱，还传达出了中世纪日常农活的喧闹繁忙，画中的农妇将牛奶挤入木桶，母牛在舔她的幼崽，幼崽回头向母牛微笑。不过，按道德说教者的意思，画里表现的爱才是读者应该学习的榜样。[34] 麦卡洛特《中世纪的拉丁语和法语动物寓言集》［Medieval Latin and French Bestiaries］中选了54幅典型的动物寓言集插图，[35] 其中只有野迩［yale］前腿交叉坐在地上安静不动，在其他一些动物寓言集中野迩多是描绘成活泼跳跃，麦卡洛特书中这只平静的野迩，或许是为了图解原来书中的某条教义。[36]

图9  Ms. 764, fol. 41v

将生动的插图和文字结合，是要帮助读者创造不可见的记忆图像。威伦·克拉克［Willene Clark］指出她在研究富尤瓦的休［Hugh of Fouilloy］时发现，动物寓言集的用途和《鸟集》［Aviary］一样，两者在篇章结构和形式风格上也很相似。[37] 休的《鸟集》大约写于1132年，他以鸟作为道德寓意的载体，教导俗人修士［lay-brothers］。现存27卷不同版本的《鸟集》，所有彩饰插图的功能都是教导“俗人”［lewede］[38]。休在书中写道：“我决定将鸽子的翅膀画成银色，翅膀之下的翎毛画成金色，通过图画教导没有受过教育的人……耳听难以理解的，眼看或许能明白。我希望不只是用图画来描绘鸽子，还希望我写下的文字也能描画它的轮廓，所以通过写作我或许能唤起图画。”[39] 《鸟集》中的配图更具图解功能，图上还写有红色标题，这些做法都是为刺激记忆。克拉克还指出，不识字的俗人修士，在学习《鸟集》和动物寓言集时，注意力“会集中在图画上，即使他们的老师正在把书中简单的教训翻译成方言讲给他们。”[40]

编写动物寓言集的情境多种多样，但总的来说，书中插图的功能基本一样。在一个贵族家庭中，富有的一家之主和他的妻女，可以看着漂亮的彩绘插图听着朗读的文字，来记住基督教故事；拥有动物寓言集的修道院，就像一所奥古斯丁会的修道院，有本专门献给他们的动物寓言集，上面写着：“为了教育教会兄弟”［ad edifi cationem fratrum］；或者编写《鸟集》的休所在的那所修道院，书中的插图即能在道德和精神上教化俗人修士，也能帮助牧师，让他们轻松记住那些提示布道辞的寓言图像。

与休的论述相比，另一卷抄本对文字和图像功能的说明更加详细，也进一步阐述了休关心的眼睛和耳朵的功用问题，这就是里夏尔·德富尼瓦尔［Richard de Fournival］的《论爱的动物寓言集》［Le Bestiaire d’amour］，这卷很受欢迎的抄本编于13世纪中期，有14卷不同的插图本存世。[41] 里夏尔在编写时直接从博韦的皮埃尔［Pierre de Beauvais］所写的动物寓言集中转抄了很多内容，他虽沿用了用动物解释寓言的惯例，但处理这些材料的手法却是原创 的。《博物学家》的基本主旨是基督的道成肉身、死亡以及复活；《论爱的动物寓言集》写的则是俗世中爱人的死亡和复活，里夏尔所写俗世爱人故事中的男主角是他自己。[42] 过去象征着罪人跟随基督在荣耀中获得救赎的图像，里夏尔把寓意换成了爱人在梦中和他的伴侣永不分离，里夏尔保留了传统寓言集中动物的习性描述，但巧妙改换了寓言的意义。父母复活幼师、鹈鹕雏鸟或小鲸鱼，在动物寓言集中恰当地比喻基督复活，在里夏尔书中却变成了女子使她爱的人重生。里夏尔巧妙转换寓意的做法，就像是在嘲弄传统动物寓言集中那些简单朴实的寓言。

里夏尔书中的插图，动物或鸟会伴随女子或者爱人出现，表现某种寓意。有一卷《论爱的动物寓言集》的抄本现藏牛津大学伯德雷恩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 MS. Douce 308），此卷有68幅插图，都绘有金色、玫瑰色或蓝色的背景，这种画法和其他动物寓言集相比，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不过“卡拉德里奥斯鸟”［caladrius］飞落在病人床头（图10），[43] 鹈鹕以血喂养它的幼崽（图11），[44] 独角兽低头俯身跪在圣母腿上（图12），[45] 这些画面都不再象征基督，动物的行为也不再传达教义，而是成了刺激女子记住文字内容的工具：爱人中的女子就是卡拉德里奥斯鸟，如果她转身离去，就会让她的爱人死亡；鹈鹕就是能让男子复活的女子；男子成了被爱奴役的独角兽。就本文的主题而言，重要的是里夏尔对这些插图功能的观点。抄本有一篇里夏尔撰写的前言，讲了文字和插图在记忆里教导人的方式。下面引用的这段文字，是书中配在插图下的说明，插图描绘的是读者正在看着一个浪漫的骑士，如同骑士确在眼前（图13）：[46]

爱着人类的神，希望赋予人类一切必要，给了人类灵魂名为记忆的高尚能力。记忆有两扇大门“看到”和“听见”，通向这两扇门的两条道路分别是图画［painting］和言语［speech］。

图画是为眼睛，言语是为耳朵。神还教了人类通过图画和言语修建记忆之屋的方式，以此获得明晰：记忆守护着人类感官凭借精妙想象力获得的宝贵成果，让往昔历历在目。人类可以通过图画和言语回到过去。当某人看到一张描绘过去历史的图画，无论是特洛伊战争还是其他，会觉得过去故事中的英雄事迹近在眼前。言语的作用也一样，当某人听到朗读的故事，便会感到故事就在眼前发生。人们用图画和言语将往昔复活时，还是藉由图画和言语将其存储在记忆中。[47]

图10  Ms. Douce 308, Richard de Fournival,

Li romans de Cassamus, 1309-c. 1325,

fol. 91v, Bodleian Library

图11  Ms. Douce 308,  fol. 97r

图12  Ms. Douce 308, fol. 94r

图13  Ms. Douce 308, fol. 86dv

里夏尔接着告诉书中他称之为“美丽甜蜜的爱人”［bele tres douce amie］：希望在不能陪她时，尽可能一直留在她记忆中。正是为此，他将图画和言语编织在一起。在文字下方的插图中，作者正将一卷动物寓言集的手稿交给女子（图14）。[48] 接着里夏尔又写道：

在这卷书——图画和言语——中我要向你说的是，当我不在你面前时，书中的图画和言语会让我出现在你的记忆中。

我这就告诉你，这卷书如何保存图画和言语：书中有言语显而易见，因为所有书都是可以阅读的言语作品；当人们开始阅读这些言语，就回到了言语的本质。书中还有图画，表面看起来要是没有插图的话，文字中就没有图画。还有这卷书中要表达的寓意也需要图画。表现野兽和禽鸟的天性，图画比言语更容易理解。[49]

图14  Ms. Douce 308, fol. 86dv

这两段关于图像与文字功能略显混乱的陈述中，里夏尔不仅一再重复强调“看见”［on voit, on veist］，还解释了记忆的拟人形象，她是站在记忆之屋门口的一名女子。[50] 14世纪早期的一卷抄本中，也有记忆的拟人形象，她站在城堡入口的两扇门之间，一扇门是一只巨大的耳朵；另一扇门是一只眼睛。显然，在记忆中“看见”的图像，是看见和听到后得出的印象（图15）。

图15   Français 1951, Bestiaire d’amours Lettre Filigranée, allégorie de la mémoire, 13-14 century, fol. 1,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我不能确定在文字和图像功用的问题上，其他动物寓言集的作者，比如塔昂的菲利普和纪尧姆牧师［Guillaume le Clerc］[51] 和里夏尔观点相同。不过，我可以推测，动物寓言集和说教类著作讲述道德准则选择的方式，目的是让读者将一系列图画印在脑中，通过回想图画记住道德教训。事实上，动物寓言集的流行，一部分原因就是容易记忆。因为书中每个“生动图像”都有专属的地点，还配有红色的标题，这相当于画出了修辞学家脑中的记忆房间。这些插图都很生动，无论构图饱满与否，背景画的是纯色还是图案；颜色是光亮或是金箔闪闪发光。这些生动的插图表现着过目难忘的动作，它们华美艳丽有时甚至血腥暴力，提示我们文字中难以捉摸的意义；插图让人炫目的奇特风格，促使我们寻找其中的寓言。生动的动物形象配合相关的文字，暗示着动物寓言集是通过眼睛和耳朵塑造“心灵之眼”［oculum imaginationis］可见的图像，再用图像和文字配合，将神秘的教义和道德准则印在记忆中。

[1] Florence McCulloch, Medieval Latin and French Bestiaries,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62, p. 44.

[2] Brunetto Latini, Li Livres dou Tresor, ed. by Francis J. Carmod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48, I. xv. I; Cicero, De oratore, Loeb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2, I. 5. 18; Isidore, Patrologia latina, 83, col. 564: “Rerum omnium Thesaurus memoria est”.

[3] 参见Frances A. Yates, The Art of Memory,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6, pp. 96-99; Beryl Smalley, English Friars and Antiquity in the Early Fourteenth Century, Blackwell, 1960, pp. 114-115。

[4] 有一个20世纪的例子与“人为记忆”［artificial memory］非常相似，参见A. R. Luria, The Mind of Mnemonist, trans. Lynn Solotaroff, Basic Books, 1968。在卢里亚［Luria］的描述中，S拥有惊人的记忆: “当S阅读一长串词语时，每个单词都会在他脑中产生一幅图像。由于词语很多，他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来摆放这些图像（他一直都按此习惯记忆），S会沿着脑海中想象出的道路或街道来‘分配’它们……他常会在脑中沿着那条街道漫步……然后慢慢地走下去，在房屋、大门和商店橱窗等不同地点安排这些图像……这种将一系列单词转换为一系列图像的技巧，解释了S为何可以轻松从头到尾复述一串词语，他也可以倒着背；又是如何能迅速说出我所挑选单词在序列中之前和之后的单词。要做到这一点，他只需从街道的起点或终点开始漫步，找出我所选单词对应的图像，之后‘看’它两侧都是什么。”S的视觉记忆模式不同于更为常见的形象记忆，他脑中的图像往往异常生动、稳定；他也能在不需要的时候“去掉”它们，正如他能在需要的时候又随时“回到”图像前（第31―33页）。卢里亚在指出S的图像代表了“一种联觉的图像创造方式”时，引用了S的话：“当我听到‘红色’这个词时，我就会看到一个穿着红衬衫的男人朝我走来；‘蓝色’，则是有人在窗边挥舞着一面小蓝旗。”还可参见A. N. Leontiev, The Development of Memory, Academy of Pedagogical Sciences, 1959; A. A. Smirnov, The Psychology of Recall, Academy of Pedagogical Sciences, 1948。近来，心理学家开始认真关注人为记忆的原理和技巧，其中一些学者在这个话题上提出了新的见解，例如Gordon H. Bower, “Analysis of a Mnemonic Device: Modern Psychology Uncovers the Powerful Components of an Ancient System for Improving Memory”, American Scientist, 58, 1970, pp. 496-510。托马斯·M· 沃尔什［Thomas M. Walsh］和托马斯·D·兹拉蒂克［Thomas D. Zlatic］对这一体系在19世纪的应用曾有一段有趣的叙述，并对马克·吐温（塞缪尔·克莱门斯［Samuel Cle mens］，笔名为马克·吐温）对该体系的运用作过细致考察，参见“Mark Twain and the Art of Memory”, American Literature, 53, 1981, pp. 214-231。Notes & Queries 书中提及的并非是传统的记忆术，而是各种记忆体系，具体参见（ser. I, v, 227, 305-355; II, vii, 257, 304, 442, 476, 485）。不过也有一处例外，是T·J·巴克利转引了《一便士百科全书》［Penny Cyclopaedia，xv.90］中有关古典修辞学的注释中（T. J. Buckley, ser. II, vii (1959), p. 366）。

[5] 参见The Art of Memory，以及Harry Caplan, “Memoria: Treasure-House of Eloquence”, Of Eloquence: Studies of Ancient and Medieval Rhetoric, ed. Anne King and Helen North,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196-246; Walter J. Ong, Ramus, Method, and the Decay of Dialogue: From the Art of Discourse to the Art of Reason, Octagon Books, 1974; “Memory as an Art”, Rhetoric, Roma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in the Interaction of Expression and Cultur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104-112; John R. Reed, “Memoy”, Victorian Conventions, Ohio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pp. 401-439; Raymond N. Waddington, “Shakespeare’s Sonnet 15 and the Art of Memory”, The Rhetoric of Reniaissance Poetry, ed. Thomas O. Sloan, Raymond B. Waddington, University of Carlifornia Press, 1979, pp. 96-122。早期的主要的文献是Rhetorica ad Herennium, trans. Harry Caplan, Loeb Library, Heinemann, 1954; Cicero, De oratore and Quintilian, Institution Oratoria, trans. H. E. Butler, Loeb Library, Heinemann, 1921-1922。

[6] 还有很多类型的记忆地点：梅特罗多鲁斯［Metrodorus of Scepsis］将黄道十二宫和古埃及36组旬星系统用作记忆地点，邦孔帕诺［Boncompango da Signa］和其他一些学者，划分天堂和地域用作记忆地点。

[7] 参见Paolo Rossi, Clavis Universalis, Ricciardi, 1960, p. 282。

[8] 参见Beryl Rowland, “Bishop Bradwardine, the Artificial Memory, and the House of Fame”, Chaucer at Albany, ed. Russell Hope Robbins, Burt Franklin, 1975, p. 59, II. pp. 160-164。

[9] The Art of Memory, pp. 60-79.

[10] 参见The Parisiana Poetria of John of Garland, ed. Trans. Traugott Lawler,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4, p. 237; B. Rowland, “The Medievalizing of the ‘Ars Memorativa’”, in Bambergere Beitrage zur Englischen Sprachwissenschaft, ed. Wolf-Dietrich Bald, Horst Weinstock, 15, 1984, pp. 197-203。

[11] Raymond D. Di Lorenzo, “The Collection Form and Art of Memory in the Libellus super ludo shachorum of Jacobus de Cesslis”, MS, 35, 1973, pp. 205-221; H. J. R. Murray, A History of Chess, Clarendon Press, 1962, ch. V, “The Chess Moralities”.

[12] The Art of Memory, p. 57.

[13] Patroligia latina, 77, col. 128.

[14] G. R. Owst, Preaching in Medieval England, Russel and Russel, 1965, p. 351.

[15] Mirk's Festial: A Collection of Homilies by Johannes Mirkus (John Mirk), ed. T. Erbe, EETSES, 96, 1905, p. 186; G. R. Owst, Literature and Pulipt in Medieval England, Blackwell, 1961, pp. 137-146中对图像的论述。

[16] Morale Solarium of John of Garland (Johannes de Garlandia), ed. Louis John Paetow,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27, pp. 174, 243; 拉丁原文为：“Templi sculpturas morum dic esse figuras, / Vivas picturas in te gere non perituras”；另参阅 De mysteriis ecclesie, ed. F. G. Otto, Gissae, 1847, ll. pp. 60-61，在此处引文第二句改动了 “animarum”。

[17] 参见Preaching in Medieval England, p. 294；关于记忆和图像的论述参见Douglas Gray, Themes and Images in the Medieval English Religious Lyric,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2, pp. 40-42。

[18] Xi. Ii. 20-21.

[19] Milan edition, 1808; Clavis Universalis, pp. 272-275; The Art of Memory, pp. 86-91.

[20] The Art of Memory, p. 109; Vienna, OeNB Cod. 5395.

[21] Adolf Katzenellenbogen, Allegories of the Virtues and Vices in Medieval Art, Norton, 1964, p. 55.

[22] Ibid., pp. 55-56.

[23] R. A. Pack, “An Ars memorativa from the Late Middle Agee”, AHDLMA, 46, 1979, p. 243，插图见 The Arts of Memory, plate 46。

[24] 参见Resemond Tuve, Allegorical Image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 p. 20. Reproduced from Oxford, Bodleian, MS Douce 5, Fol. 234, Published Lyons, 1511。

[25] Oxford, Bodleian, MS Bodley 602, fol. 10; MS Bodley 764, fol. 74v; Brussels, Bibl. Roy. MS 10074, fol. 146v; London, Brit. Lib. MS Add. 24686, fol.13. Medieval Latin and French Bestiaries, pp. 168-169; Beryl Rowland, Animals with Human Faces: A Guide to Animal Symbolism,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1973, pp.139-140; Birds with Human Souls: A Guide to Bird Symblism,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1978, p. 154.

[26] Montague Rhodes James, The Bestiray, Oxford: Roxburghe Club, 1928, p. 1.

[27] Medieval Latin and French Bestiaries, p.71.

[28] 参见Xenia Muratova, “The Decorated Manuscripts of the Besiary Philippe de Thaon”, Third International Beast Epic, Fable and Fabliau Colloquium, ed. J. Goossens and T. Sodmann, Bohlau, 1981, pp. 217- 246; “Problemes de l’origine et des sources des cycles d’illustrations des manuscriits des bestiaires”, Epopee animale fable fabliau, ed. G. Bianciotto and M. Salvat, Puublications de l’Universite de Rouen, 1984, pp. 382-408; “I Manuscritti miniati del estiario medieval”, Settimae di studio centro italian di studi sull’alto medioero, XXXI, Panetto and Petrelli, 1985, pp. 1319-1372; “Bestiaries: An aspect of Medieval Patronage”, Art and Patronage in the English Romanesque, ed. Sarah Macready and F. H. Thompson, Society of Antiquaries of London, Occasional Paper (new series) VIII, Thames and Hudson, 1986, pp. 118-144。我要表达对穆拉托娃［Muratova］非常细致专业研究的感谢。

[29] V. A. Kolve, Chaucer and the Imagery of Narrative: The First Five Canterbury Tale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177。这本博学而精彩著作在我开始写作时才出版，科尔韦［Kolve］在第一章全面讨论了中世纪感官心理学的问题，介绍了当时流行的“大脑中三个房间理论”［three-cell theory］。他认为里夏尔书中的前言非常重要，解释了中世纪记忆过程中创造图像的方式，而非详细解释人为记忆。

[30] Medieval Latin and French Bestiaries, pp. 148-150；插图见Animals with Human Faces, p. 34 (MS Bodley 764, fol. 22v)。

[31] Medieval Latin and French Bestiaries, pp. 148-150; Animals with Human Faces, p.132 (MS Bodley 764, fol. 7); T. H. White, The Bestiary, Putnam, Capricorn Edition, 1960, pp. 14-17.

[32] Medieval Latin and French Bestiaries, p. 95; Animals with Human Faces, p. 36 (MS Bodley 764, fol. 14); White, pp. 28-29.

[33] Medieval Latin and French Bestiaries, pp. 155-156; Rowland, Birds, pp. 130-132 (Oxford, Bodleian MS Ashmole 1511, fol. 46); The Bestiary, pp. 132-133.

[34] MS Bodly 764, fol 41。另一种表现的形式是小牛在吼叫。参见 English Rural Life in the Middle Ages, Bodleian Picture Book no. 14,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 6。

[35] Medieval Latin and French Bestiaries, pp. 193-196, plates I-X.

[36] The Bestiary, pp. 54-55.

[37] Willene B. Clark, “The Illustrated Medieval Aviaty and the Lay-Brotherhood”, Gesta, 21, 1982, pp. 70-71.

[38] Ibid., pp. 63-74.

[39] Ibid., p. 63.

[40] Ibid., p. 71.

[41] Li Bestiaires d’amours di Maistre Richart de Fornival, ed. Cesare Segre, Documenti de Filologia, no.2, R. Ricciardi, 1957, p. clvi.

[42] 参见Gabriel Bianciotto, “Sur le Bestiaire d’amour de Richart de Fournival”, Epopée animale, fable, fabiau, ed. G. Bianciotto and Michel Salvat, Publications de I’Universite de Rouen, 1984, pp. 107-119。

[43] Oxford, Bodleian MS Douce 308, fol. 91v.

[44] Ibid., fol. 97.

[45] Ibid., fol. 84.

[46] Ibid., fol. 86d v。Kolve书中用了这张插图，p. 10。

[47] “Et pour chu Diex, ki tant aime I’omme qu’il le velt porveoir de quant ke mestiers lui est, a donne a homme une vertu de force d’ame ki a non memoire. Ceste memoire si a .ij. portes, veir et oir, et a cascune de ces .ij. Portes si a un cemin par ou on i puet aler. che sont painture et parole. Painture sert a I’oel et parole a I’oreille. Et comment on puist repairier a le maison de memoire et par painture et par parole, si est apparant par chu ke memoire, ki est la garde des tresors ke sens d’omme conquiert par bonte d’engien fair chu ki est trespasse ausi comme present. Et a che meisme vient on per painture et par parole. Car quant on voit painte une estoire, ou de Troies ou d’aute, on voi les fais des preudommes ki cha en ariere furent, ausi com s’il fussent present. Et tout ensi est il de parole. Can quant on ot .i. romans lire, on entent les aventures, ausi com on les veist en present. Et puis c’on fait present de chu ki est trespasse par ces .ij. coses, c’est par painture et par parole, dont pert il bien ke par ces .ij. Coses poet on a memoire venir.”

[48] Oxford, Bodleian MS Douce 308, fol. 91 v.

[49] “Car je vous envoie en cest escrit et painture et parole, pour che ke, quant je ne serai presens, ke cis escris par sa painture et parsa parole me rende a vostre memoire comme present. Et je vous monsterai comment cis escris a painture et parolle monstrer et pour che ke on le lise; et quant on le list, si revient elle a nature de parole. Et d’autre part, k’il ait painture si est en apert par chu ke lettre n’est mie, s’on ne le paint. Et meesmement cis escris est de tel sentence k’il painture desire. Car il ise de nature de bestes et d’oisaus ke miex sont connissables paintes ke dites.”

[50] Parism Bibl. Nat. MS fr. 1951, fol. 1; see Kolve, p. 26.

[51] 关于菲利普和纪尧姆著作的详细研究参见 Xenia Muratova, “The Decorated Manuscripts of the Bestiary of Philippe de Thaon (The MS 3466 from the Royal Library in Copenhagen and the MS 249 in the Mertin College Library, Oxfrod) and the Problem of the Illustrations of the Medieval Poetical Bestiary”; “Les miniatures du manuscrit Fr. 14969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Paris (le Bestiaire de Guillaume le Clerc) et la tradition iconographique franciscaine”, Marche Romane, 28, 1978, pp. 141-148。

［本文原载于《新美术》，2020年9期，

第105—113页］

（完）

作者简介：贝丽尔·罗兰（Beryl Rowland，1918—2003），先后任教于约克大学和维多利亚大学。主要研究中世纪英语文学。代表著作有：《盲目的野兽》《拥有人脸的动物》和《拥有人类灵魂的鸟禽》等。

巨若星

译者简介：巨若星，中国美术学院美术史博士，中国美术学院学报《新美术》编辑。译文有：〈菲奇诺的“音乐―Spirit”理论〉（D. P. 沃克）、〈赫尔墨斯·特里斯梅吉斯图斯〉（弗朗西丝·耶茨）、〈秘教哲学与忧郁：丢勒和阿格里帕〉（弗朗西丝·耶茨）、〈伊丽莎白一世时代英格兰的意大利语教师〉（弗朗西丝·耶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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