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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洛斯托基：图像志
潘诺夫斯基：哥特式建筑与经院哲学
彼得·帕沙尔：图像仿制：北方文艺复兴的图像与事实
按：1941年1月，在芝加哥举办的大学艺术联合会会议上，克劳特海默［Richard Krautheimer，一译克劳泰默尔］宣读了一篇短文。随后作者将其扩展，发表在次年的《瓦尔堡与考陶尔德研究院院刊》。这篇名文题为《“中世纪建筑图像志”导论》（Introduction to an “Iconography of Mediaeval Architecture”）。如题所示，此文强调了中世纪建筑的内容问题，即其宗教意义问题。作者相信，这类问题在当时人心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
我们打算分两期推送这篇长文，本期主要推送其第一部分，主题是中世纪的仿制建筑。这类建筑并没有精确地模仿原型的特定形状，“中世纪观众只希望在仿制建筑上见着原型的某些部分而绝非全部。”他们真正关心的是什么呢？克劳特海默为我们解答这一问题，并说明古今态度差异。
“中世纪建筑图像志”导论
理查德·克劳特海默 撰杨贤宗 译
自文艺复兴以来，人们就习惯于认为建筑由“实用，坚固，愉悦”或是（不用沃顿的术语）功能、结构和设计这些方面决定的。从这些角度或是从它们的某一方面来考虑建筑问题，似乎已成为建筑史的基本原则。但就中世纪建筑而言，这一观点的有效性不能不令人置疑。[1] 显然，对于中世纪以来的建筑师而言，结构、设计和功能以及这些因素的统一非常之重要。不过，亨利·沃顿爵士［Sir Henry Wotton］及其前的利昂·巴蒂斯塔·阿尔贝蒂［Leone Battista Alberti］所摈弃的这些建筑要素及其他方面，在中世纪建筑观念中得到了特别地强调，并且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实际上，除了所使用的材料外，中世纪的文献资料从不强调建筑物的设计及其结构。而另一方面，又总是考虑其实用的或仪式的功能；从而引出了建筑物的宗教意义问题，这二者一起占据着中世纪建筑思想的核心位置。想必不会忘记，叙热［Suger］不止一次指出新建的圣德尼教堂的拱顶结构与设计方面的创新问题。显而易见，关于建筑的设计或者说结构并不在理论讨论的范围之内。另一方面，建筑的宗教寓意在当时人的心目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叙热反复论述了供奉某些圣徒的祭坛问题。建筑物的整体布局或某些部分的象征意义问题非常重要；供奉特定圣徒的问题，它的形状与特定供奉仪式或特定宗教目的（不一定是仪式方面）的关系等。建筑的“内容”似乎已包含在中世纪建筑理论的重要问题之中；也许是至关重要的问题之中。而所有这些问题构成了建筑学的图像志主题。这一方法只是回归一项古老的传统，它一直存在于现今以及一个世纪前美术考古学家的思想里；[2] 只是在过去的五十年里，它才明显地为纯形式主义的方法所取代。以下论述或有不周之处，不过为未来的中世纪建筑图像志研究作出一些贡献。整个中世纪期间建造的无数仿制建筑，为我们发现中世纪人眼里建筑物的重要因素提供了一种途径。显然仿本与原型之间的联系必定会揭示其中一些因素。在中世纪著作中，当两座建筑物相互比较之际，现代读者时常对作者如何看出二者间的相似之处感到困惑。如10世纪的《马克西米努斯的奇迹》［Miracula S. Maximini］中记载有佩雷的圣杰米格涅［Germigny des Près］教堂类似于埃克斯拉夏佩勒［Aix-la-Chapelle］（亚琛）的查理曼皇家礼拜堂，“…Instar eius …quae Aquis est constituta…；”[3] 两百年后，马姆斯伯里的威廉［William of Malmesbury］针对位于赫勒福德的洛林的罗伯特主教［Bishop Robert of Lorraine］礼拜堂也有类似的论述，“ecclesiam tereti edificavit scemate Aquensem basilicam pro modo imitatus suo”。[4] 由于埃克斯拉夏佩勒的皇家礼拜堂和佩雷的圣杰米格涅教堂现今依然存在，而赫勒福德的礼拜堂也有18世纪素描记录下来，[5] 这些事例很容易查证；对于现代观者而言难的是看不出它们之间有何相似性。埃克斯的礼拜堂，是一个十六面回廊和众多门廊围绕而成的圆拱状八边形正殿，明显不同于有着一个开放式中心楼塔，以及十字圆形拱顶和圆顶形壁角隔间的杰米格涅正方形教堂；与赫勒福德教堂的双层方形礼拜堂似乎也不相同，后者有九个小隔间，为了将两层连为一体，中间一个是敞开的，其他八个以交叉拱顶［groin vault］覆盖。一开始，读者也许认为这些观点只是由于错误造成的，但如此频繁而确切地得出这些结论，这种解释似乎经不起推敲。如贝内文托［Beneventum］的圣索非亚教堂，有两面回廊的六边形结构，与君士坦丁堡的圣索非亚大教堂相比；[6] 10世纪佩特豪森［Petershausen］的小教堂与罗马的圣彼得教堂相比，“… secundum …formam basilicae principis apostolorum Romae constructa (m)；”[7] 位于不来梅的11世纪大教堂与科隆和贝内文托的那些教堂相比。[8] 这份名单可以极大地扩展，而对比的有效性可能会再次受到质疑。唯一合理的结论可能就是，中世纪有关建筑物间相比的观念与我们今天的观点不同。中世纪的人们可能有着完全不同于我们通常所用的那些比较原则［tertia comparationis］。为了理解这些不同的原则，我们可求助于明确地模仿既定原型的那些建筑物。在整个中世纪时期，有意模仿所崇敬的原型的众多宏伟建筑中，有一组特别有利于确定中世纪仿制建筑的特性：即位于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the Holy Sepulchre］的仿制建筑。它们不仅数量众多，而且所依赖的范本也保存得相当完好，可以很容易地复原本来面目。这些仿制建筑在5至17世纪末期间兴建于欧洲各地。[9] 而尽管在许多事例中都明确表示要模仿圣墓教堂的圆形大厅［Rotunda］，这些建筑物之间却是惊人地不同；与其所欲模仿的原型也是迥然有别。如富尔达的圣米迦勒小教堂（图1.1a, e）。它可能是在拉巴努斯·玛洛斯［Hrabanus Maurus］的建议下，于820至822年间由修道院院长埃杰尔［Eigil］主持建造的。尽管现存结构多为11世纪的，但仅存的原始部分，根据当时的文字描述和新近的考古发掘足以相当精确地勾勒出9世纪建筑面貌。[10] 小型的正殿为回廊所环绕；由一根短小爱奥尼亚圆柱支撑的环形圆拱顶覆盖着的教堂地下室，延伸至正殿之下，并被回廊下方的环形走廊包围。八根圆柱（在11世纪被换过[11]）支撑着正殿上方的圆形或八边形圆穹顶。[12] 原建筑物的回廊之上是否还有一个长廊就不得而知了。可以肯定的是，当时没有现在沿着回廊呈放射状的三座礼拜堂，仅有向东的一座；北边和南边的礼拜堂与长廊、天窗、房顶以及长长的中殿部分都是在1092年修复时增加的。正祭坛的主题［titulus］无疑表明了原始结构已与圣墓教堂相似，[13] 而实际上直至1715年，在建筑物的中心部位还建立起一座圆锥形的上帝之墓。[14]
埃杰尔和拉巴努斯在富尔达建造礼拜堂两百年之后，由于帕德博恩的麦恩维克主教［Meinwerk Paderborn］想建造一个教堂“ad similitudinem s. Jerosolimitane ecclesie”，于是派遣黑尔默斯豪森的威诺院长［Abbot Wino of Helmershausen］去耶路撒冷带回所需要的量度“…et mensuras eiusdem ecclesie et sepulgri.”“Reverso autem Winone abbate…et mensuras eiusdem ecclesie et sepulchri sancti reliquas referente …”，[15] 此教堂建于1036年并用作祭祀（图1.1b），现位于巴斯多夫［Busdorf］女修道院。考古发掘表明原建筑是在一个圆形墙体基础上建起的八边形结构。从中央大厅的主轴线上呈放射状分布三座方形大礼拜堂；可能从侧面与两座圆形塔楼相接的第四座礼拜堂，也许是用作建筑入口。教堂内部没有支撑物，是拱顶还是木屋顶仍然未知。距卡昂不远、位于兰勒夫［Lanleff］的圆形教堂［Rotunda］（图1.1c）建造于11世纪末。[16] 它也是一个有正殿和回廊的圆形结构；回廊上覆盖着有12根支撑物的交叉拱顶，每根正方形墩柱配有四根嵌入的圆柱，三个小礼拜堂在回廊上呈放射状分布。尽管与其他建筑物相比，拉勒弗教堂所供奉的神祗尚未确定，但这些小礼拜堂的意图及其距离中心的位置无疑表明了，这座建筑物也是源于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第四座建筑物是位于剑桥［Cambridge］的圣墓教堂，可以追溯至12世纪的前四分之一世纪（图1.1d, f）。它在1841年得到非常糟糕地复修，但早期的复修很好地再现了原初状态。[17] 八根坚实的圆柱将肋拱回廊与正殿分隔开，直到1841年正殿之上还是高耸的塔楼。显而易见，塔楼的第一层就是正殿的天窗。原建筑物明显没有唱诗席（现有的是1313年加上的）和放射状的礼拜堂。由坚实的墩柱和其间细长的圆柱支撑着八处相似的通道口，位于地面拱廊的上方，貌似一条长廊。
图1.1f 圣墓教堂，剑桥
（来自布里顿，《建筑古迹》，1807年）
这四座建筑物都意在重现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但四者相互之间都迥然不同：它们或圆形或八边形，有一个单独的中殿或为回廊所环绕，拱顶或是木制屋顶，有一座或更多的小礼拜堂，以及有八根或者十二根支撑物。相异之处似乎远大于相似之处。这四座建筑物与它们在耶路撒冷的共同原型（图1.2a, b）相比较时，其间差异更为惊人。这里并不宜于讨论复活教堂［Anastasis Rotunda］的复杂历史。[18] 但可以确定的是自从628年，复活教堂修复的那一年，[19] 也很可能从最初的340—350年起，它便是一个有着回廊的圆形建筑，顶部是一长廊。三座小礼拜堂是7世纪时添加在回廊上的，显然外部的回廊环绕着整个建筑。[20] 正殿由二十根柱子支撑，中心轴上的八根墩柱和每组对角轴线上的三根圆柱。底层三根列柱之上的长廊对角轴线上竖起两根圆柱和一根墩柱，而主轴线上两处墩柱与下方的那些相对应。长廊通道的拱门与底层拱廊的宽度相同。正殿是拱顶还是类似于从12世纪到19世纪初的圆锥形顶尚不确定。
（仿自霍恩，God. Vat. lat. 9233）毫无疑问，在富尔达、帕德博恩、拉勒弗和剑桥这些圣墓教堂的仿本与它们的早期基督教教堂原型之间存在着某些普遍的特性。不过在现代人看来，这些相似之处似乎相当地模糊；其中三座仿制物都是圆形的，而第四件帕德波恩教堂，则是八边形的。确实，圣墓教堂多边形平面图的事例要多于圆形平面图的。12世纪位于博洛尼亚圣斯蒂法诺［Sto. Stefano］圣墓教堂的圆形建筑[21] 则构成不规则的十二边形（图1.3a），而建于12世纪中叶比萨的圣墓教堂［Sto. Sepolcro］，[22] 是一个带有宽敞回廊和极高墩柱的标准八边形。约建于1120年[23] 的北安普敦圣墓教堂上，回廊是圆形的，尽管被分成八块正方形和八块三角形的隔间，而后期重建的正殿是八边形的。看来在整个中世纪期间，圆形和多边形似乎是可以互换的。因为早在4世纪，尼撒的格列高利［Gregory of Nyssa］曾把八边形的教堂平面图描述为“有八个角的圆”，尽管他为其术语有些不够精确而致歉。[24] 从那时起，这种区别已日益失去其精确性。对于7世纪末去过近东的阿库尔菲［Arculph］而言，橄榄山上的八边形基督升天教堂是圆形的，君士坦丁堡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十字形穹顶的平面图也是圆形的。[25] 甚至到了1322年，约翰·曼德维尔爵士［Sir John Mandeville］仍称呼“圆形建筑物”为八边形穹顶。[26] 可以说，在中世纪人的眼里，四边以上的形状大概都可以称之为圆形。半圆、正方形和长方形也无明确地区分：复活教堂的半圆形后殿变成了帕德伯恩的麦恩维克礼拜堂的正方形，而阿库尔菲的圆形教堂平面图也被明白无误地当作方形的。[27] 几何形式的大致相同明显地满足了中世纪人关于这两种形式相等同的心理；时至今日也许仍能发现这种看法的残余。
图1.3a 圣斯蒂法诺教堂，博洛尼亚
不关心对于给定建筑形状的精确模仿，普遍地存在于圣墓教堂的所有复制品中。环绕正殿的回廊是常见的特征之一，但绝非不可或缺的。不仅在帕德伯恩教堂消失，而且在康士坦茨圣莫里斯圆形独立中殿的礼拜堂上也是如此，它建于934—976年间，带有“sepulchrum Domini in similitudine illius Jerusolimitani…”。[28] 复活教堂上远离回廊的三个后殿，如果也是全然模仿的话，便不仅是以方形取代帕德伯恩教堂的半圆形，而且也与11世纪的克鲁肯堡［Krukenburg］教堂紧密相关；[29] 它们也通常安置在完全不同于复活教堂中的位置上。只是在兰勒夫教堂上，置于类似耶路撒冷圣墓教堂的中心位置。圣伦纳德圣墓教堂的第四间礼拜堂是后加的，[30] 结果四个礼拜堂占据了十字形结构的主轴线。在帕德伯恩和克鲁肯堡教堂上，第四礼拜堂已为相当长的侧翼入口所取代，1092年重建的富尔达圣米迦勒教堂礼拜堂上也运用了类似的布局。情况很可能是这样的，除了三座已经存在的礼拜堂之外，唱诗席是在1017年由皇帝莫诺马库斯［Emperor Monomachus］从四座礼拜堂平面图的样本上得到灵感后增添于复活教堂上的，虽然其他类型可能也产生过间接的影响。圆形和十字架类型互相渗透的现象经常可见于早期基督教纪念性教堂中，如维安谢尔教堂［Wiranshehir］或尼撒的格列高利设计并描述过的八边形教堂；在西方有罗马的圣斯蒂法诺圆形教堂［Sto. Stefano Rotondo］、佩鲁贾的圣安吉洛教堂［S. Angelo］、意大利南部的圣塞维里纳［Santa Severina］和卡诺萨［Canosa］地方的洗礼堂等可以引证。[31]内部支撑物有时全为圆柱，如富尔达、圣伦纳德、剑桥和北安普敦的教堂，以及布林迪西的圣乔万尼墓地教堂［S. Giovanni del Sepolcro］中；在比萨的圣墓教堂上，是带壁柱的钩状墩柱，位于兰勒夫的是带有嵌入圆柱的复合型墩柱。墩柱与圆柱交替出现（尽管不同于复活教堂的特殊样式）只在比萨洗礼堂上出现过一次（图1.3d），它在1153年（及其后）的最初形式，明显地模仿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32] 复活教堂长廊也不见了，它们甚至在有着围绕正殿的回廊的那些仿制物上也总是反复出现。经常性地，如位于圣伦纳德的教堂或是9世纪的富尔达礼拜堂，它完全地被略去了。高侧窗也总是欠缺，以至于整个建筑减少到只有一层结构，完全不同于原本的三层。另一方面，要是确实将走廊置于回廊之上，其布局就截然不同于复活教堂。不再是复杂节奏的支柱，在第一层各个拱门之上有时设置一对小开口。如剑桥教堂（图1.1f），博洛尼亚教堂，以及富尔达的圣米迦勒教堂现在的建筑样式（1092年重建）都是这种情形（图1.1e）。其他地方，如涅芙圣墓，所有的走廊开口呈一连续的长条状，皆由朴素的圆柱支撑（图1.3c）。[33] 最后，所有教堂正殿和回廊的拱顶图案也是相互之间以及与原型迥然不同。
复制特定建筑形式的特殊形状的不精确性（不论是平面图还是正面图），似乎是中世纪建筑原作和仿制物之间的显著特征之一。确实，它让我们回想起一种广为人知的现象，在中世纪的描述中，不仅是建筑图案，而是所有的几何形式都特别缺乏精确性。当我们谈论几何要素时，有些缺乏想象但通常讲究精确的学者如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Isidore of Seville］完全茫然无知。按照他的话说，球体就是一个圆形；各部分都相同；圆柱体是一个上方为半圆的正方形；锥体——由于其名源于——是一种逐渐变细如同火焰的形状。[34] 即便几何学方面的杰出权威如热贝尔［Gerbert］就几何形状的描述而言也是相当地不精确。[35] 另一方面，构成几何图形每一部分的数目总是得到强调。如正方形被描述为包含在四条直线内的形状：数目4是明确的，而四条直线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指出它们的长度并说明其相互呈直角状态）完全忽略了。可以说，几何形式被转换成了算术数字。[36]这一特殊态度表明他们与现代人相比，是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对待整个的仿制问题。确实，缺乏几何精确性与‘漠视’精确地模仿建筑形状和样式一样地典型。代替这一点的是，其它意图似乎成了中世纪仿制建筑的主要成分。看起来好像对于特定形状的模仿，不是因为它自身的原因，而是它所暗示的别的含义：十字形平面图含意在中世纪的原始资料中一再被强调，这一点已不断地有人指出。[37] 其中圣安布罗斯［St. Ambrose］在382年首次强调米兰圣徒教堂（他本人设计的）的十字形平面图意在象征基督及其十字架的胜利。同样的解释最晚出现在1122年，当时位于卡彭堡［ Kappenberg］的教堂正在建。[38] 一再地强调某某教堂设计成十字架形状［instar crucis］，[39] 或者像圣高尔教堂［St. Gall］在898年“in honore et modum s. Crucis…。”那样[40] 但究竟指那种十字架形状似乎并不十分重要，是否像位于迪亚斯［Deas］拉丁十字［crux capitata］图案的巴西利卡平面图；[41] 还是班贝格［Bamberg］主教堂的“T”型十字架样式（1117年）；[42] 或是像阿库尔菲描述雅各井教堂“quae quadrifida in quatuor mundi cardines formata extenditur quasi in similitudinem crucis。”[43] 中提及的希腊十字平面图。这个术语甚至可能运用于带有十字形礼拜堂的圆形建筑上，如帕德博恩的麦恩维克圣墓教堂上；1064年建于沙芙豪森［Schaffhausen］的礼拜堂被描述成有着“capellas… in mondum cruces per gyrum constructas…”[44] 有时，十字形状甚至指一座城市内或周围设计的五座教堂的图案。[45]同样地，教堂的圆形或多边形明显也有着某种象征意义，而建筑平面图是否构成一个规则的圆形、八边形或是十二边形也无关紧要。根据圣奥古斯丁的观点，[46] 圆形是美德的象征，这种解释基于贺拉斯［Horace］的“Fortis et in se ipse totus teres atque rotundus”。[47] 圆形在所有其他几何图形中出类拔萃，可比做道德，因其本质的和谐性与一致性，“congruentia rationum atque concordia。”根据艾吉尔［Eigil］的说法，圆形是教会的象征，永无终止，同时包括基督教的圣礼；而且意味着永恒的、至高权威的统治，来世的希望和“praemia mansura quibus justi merito coronantur in aevum。”[48] 对于圆形的其他解释从整个中世纪一直持续至但丁［Dante］；《神曲》里到处可见这类涵义。而无论何种特殊的阐释，毫无疑问的是，与其说是某一形式的精确几何形状，不如说是普遍的图案和含意，在中世纪观者的思想中占有重要位置。另一方面，认为这种象征意义经常是赋予某座建筑物一定形状的主要原因（如使其为圆形或十字形）的观点肯定有误。有时可能是这样的——如米兰的圣安布罗斯十字形教堂一例中；在其他时候，现有的平面图可能事后［post festum］被解释成具有某种象征意义。[49] 不过，通常情况下，几何图形的象征意义与建筑平面图之间的关系并非如此简单。这一过程极其地错综复杂；也许更恰当地描述应当是图形与象征意义之间的关系，是多重不明确的含意间相互作用的结果。不是作为出发点或是事后的阐释，象征意义只是随建筑物所选取的特定形式而定。随之而来的是或多或少不确定的涵义，它只是隐约可见并且其特有的阐释未必相一致。而作为一种涵义，它几乎总是与所选的图案结合一起。它的模糊性解释了对于同一种形式不同作者所给出的不同阐释。埃里金纳［Johannes Scotus Erigena］对于这种情形的解释可谓再好不过了。[50] 他论及数字8的象征意义，它与星期日和复活节、复苏和再生、源泉和新生的关系。他言道，不论何时他想起数字8，所有这些不同的涵义在其内心不断地显现和“跃动”：Haec sunt quae tacite nostris in cordibus intusOctoni numeri modulatur nabla sonorumSpiritus interior clamat nec desinit unquamSemper concrepitans, quicquid semel intonat annusHaec scriptura docet cui rerum concinit ordo.这让我们大体上了解整个中世纪建筑图形和数字的象征意义，特别是其在仿制建筑上的重要性。确实，它们在决定仿作与原作之间关系的那些因素中似乎最为突出。我们记得，富尔达的圣米迦勒小教堂正殿由8根圆柱支撑，而兰勒夫的教堂则是12根。实际上，在整个中世纪期间，8根或12根支撑物似乎成了圣墓教堂所有仿作的组成元素。[51] 圣伦纳德礼拜堂，剑桥的圣墓教堂，北安普敦教堂，比萨教堂，布林迪西的圣乔万尼教堂都是8根支撑物；除兰勒夫的教堂之外，12根支撑物可见于博洛尼亚的教堂和奥格斯堡的圣墓教堂。[52] 除了以圆形建筑物上可被4除尽的支撑物数目最易于安排为理由外，这似乎难以解释。也许首先得指出，不容否认的事实是，中心建筑被分成7隔间（Rieux Minervois圣玛利亚教堂）[53]、10隔间（曼图亚的圣洛伦佐教堂）或11隔间（涅芙圣墓教堂）的情况也确曾出现过。6根支撑物的布局更是常见；它似乎盛行于大多数圣殿骑士［Templar］教堂。[54] 其次，在这一组圣墓范围内，8和12似乎是4的倍数中唯一选作支撑物数目的。真正的解释也许在于这一事实，它们实际上是要重现耶路撒冷圆形教堂的重要特色：因为它会让人回想起圆形教堂是由20根柱子支撑的，即8墩柱和12圆柱。显然，在仿制建筑中，不论是墩柱还是圆柱的数目都被选用和‘模仿’，而不管这些支撑物的特定形状。在耶路撒冷圆形教堂的中世纪文字描述中可以发现这一过程的确证。阿库尔菲在描述的时候只是提到12根圆柱，而完全忽略了主轴线上的8墩柱，它们根本就不存在于他的描述中。[55]显然，从出现在原型中的20根支撑物中选取数目8和12，再次与中世纪数字命理学领域的这些数字的象征意义联系起来。从原作的20根支撑物中而来，8或者12的选择又是与中世纪数字命理学中的这些数字相关联的。复活教堂上存在的这些数字与其数字命理学意义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的关系。在中世纪思维中，这些数字象征意义的重要性是毋庸赘述的。[56] 显然，数字12必定会让任何一位中世纪观众想起使徒的数目，尤其是在与圣墓联系起来的时候；再结合到它是3的4倍的情况，它又将世界四个区域的数目与三位一体（其信仰已被使徒们传遍整个世界）联系起来。[57] 早在4世纪，在复活教堂对面、由12根圆柱支撑的康士坦茨巴西里卡教堂的半球体，便让尤西比乌斯［Eusebius］想起耶稣的十二门徒。[58] 7世纪的阿库尔菲将其比喻为挂在圣墓内的12盏灯，它们被分成3组，每组四盏。[59] 同样地，数字8也因与复活教堂有关联而注定有着特殊的含意。它是一个完美的数字，一般用来指礼拜天、复活节、圣灵降临节，指割礼和洗礼，指重生和永生[60] 以及——最为重要的——复活；[61] 确实，它象征着基督自身。带着这一层含意，挑选八根柱子的数目便成为极其自然的解决办法，而这正是复活教堂上给出的墩柱数目。要是这一数字在模仿基督复活发生地结构建筑的建筑物上得到强调，那必定会增进信徒对未来复活的希望。当然，原型中各部分的实际数字可能会不断地激起后来的不同阐释；于是，修士堪吉斯［G. Candidus］在描述富尔达圣米迦勒教堂时，从8根圆柱看出的不是复活的象征，而是耶稣所论的八种福乐。[62] 同一位堪吉斯，将圣米迦勒教堂地下室的一处柱基和拱顶的一块拱心石比作既是起始又是终点的上帝，[63] 让人想起基督教早期和中世纪时期，8只是回归于1，再生的象征。[64] 堪吉斯言及他认为圣米迦勒教堂礼拜堂可以代表基督和教会时，“…Christi et ecclesiae puto praesignari posse figuram.”[65] 附带地表明他的阐释是事后产生的想法。在亚尼亚那的本尼狄克［Benedict of Aniane］传中曾提到，8世纪圣萨尔瓦多教堂［S. Salvator］的三座祭坛象征着三位一体；而圣约翰教堂则有七座祭坛以及由七盏灯或七个分枝组成的七尊枝状大烛台，这得解释成圣灵的七件礼物。[66] 数字命理学的象征意义与仿制建筑中某些数字占主导地位似乎是相关联的。这种数字意识在仿制建筑度量上的重要性也同样明显。为了设计出复活教堂或基督圣墓的仿制建筑这一特殊目的，曾数次论及取自耶路撒冷的那些量度。帕德博恩的麦恩维克礼拜堂无论如何也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例。1063—64年间在康布雷［Cambray］建造的圣墓“rotundo schemate in modum scilicet sepulchri quod est Jerosolimis. Unde et marmor superpositum sepulchro Cameracensi habet longitudinem 7 pedum quoniam et locus, ubi positum fuit corpus Domini eiusdem longitudinis existit。”[67] 有时，仅仅长度便足以表明圣墓的规格：如贝本豪森［Bebenhausen］的修道院就是一例，最晚在1492年，修道院墙上以三根交叉线表示基督石棺，附有铭文说明它们代表着它的长度、高度和宽度。[68] 在中世纪一些关于耶路撒冷圣地的描述中，明确地显示出对于量度的特别强调。阿库尔菲的记述特别提及基督之墓长7英尺，并补充道，是他亲手测量的，“propria mensus est manu。”[69] 他还给出了墓室大致的高度和宽度，说它可以容纳九人（他说的是三个三［ter terni］，这又让人想起了数字3的象征意义），比一位高个男子高出1. 5英尺。806年前后，Commemoratorium de casis Dei中给出了复活教堂外部回廊及正殿的周长。[70]这些描述相当清楚地表明了，同其他要素的情形一样，那些量度根本没有被完整地记录下。同样地，在复活教堂上只有一组支撑物或者只是三层中的一层在仿制建筑中得到重复，在大量的数目中也只选取了一、两种量度。Commemoratorium的作者既没有告诉其对象内部回廊的量度，也没有说明建筑所有部分的高度。这种有选择性的移植也说明了建筑中量度的奇怪用法，如帕德伯恩的圣墓教堂礼拜堂。尽管编史者详细地记述了复活教堂精确量度是由从耶路撒冷到帕德伯恩的专门使者传递的，[71] 对于现代观众而言，不仅礼拜堂的平面图而且在量度上看起来都是全然不同［totaliter aliter］。而有些量度看来确实自圣地移植过来，并用于麦恩维克的建筑上：它的八边形结构的内部每边长5.80米，这与复活教堂东西轴线上的每对主墩柱外部壁角间的距离5.7米大致相当。[72] 耶路撒冷的八墩柱似乎暗示麦恩维克的使者，八边形以及其中两墩柱间的量度应当用作整个平面图结构的基础。这种有选择性地移植量度与中世纪期间一些原型被模仿的方式完全相同。已经有人指出，此前原型从未被完全地模仿。有选择性地移植也发生在建筑的成分上。在康士坦茨小教堂上，只是移植了复活教堂的圆形结构；在帕德伯恩则是圆形与放射形小教堂一起被采用。同样地，比萨的圣墓教堂和布林迪西的礼拜堂上，圆形、回廊、天窗以及八根柱子都被仿建。除了这些成分外，剑桥和北安普敦的圣墓教堂也都采用了回廊之上加走廊的构造。显然，中世纪观众只希望在仿制建筑上见着原型的某些部分而绝非全部。另外一点在这种联系中也很明显。这些仿制建筑中所选用的部分相互之间有关联，而根本不会让人想起它们以前在原型上的联系。它们原本的协调性已经被抛开。可以说，原本的统一性被分解了，那些成分也被重新组织。兹举一例，剑桥的圣墓教堂礼拜堂（图1.1f）和博洛尼亚的圣斯蒂法诺教堂（图1.3b）长廊上的一对开口，似乎在复活教堂的小型长廊上重现。在耶路撒冷的圆形教堂上，两个墩柱像是位于一圆柱的两侧，但显然在这些后来的教堂上，它相当自然地将更复杂的节奏简化为罗马式双开口的平常形式，并将其中之一安排在底层各个柱间之上。值得注意的是，到了17世纪的时候，复活教堂的版画偶然地将长廊的节奏转变成了一对开口，尽管原本的图案一直保存至1819年。[73] 显然，所有的比例完全改变了；回廊（在复活教堂上几乎只及正殿四分之一宽度）在中世纪仿制建筑中经常超过三分之一、有时甚至超过一半的宽度（剑桥、北安普敦、富尔达和圣伦纳德的教堂上）。因此，在这些仿制建筑中，正殿与回廊之间的比例完全不同。更不用说拱廊部分、长廊和天窗等相关的垂直比例也相应地重新设置。这一分解原型并重新组合的过程，通过增加一些原型所没有的成分，同时也丰富了仿制建筑。那些整体上相像原型的建筑物似乎对于仿制建筑也产生了间接的影响：在富尔达的圣米迦勒小教堂，地下室延伸至建筑的下面；类似的地下室（同样也为走廊所环绕）出现在4或5世纪君士坦丁堡的SS. Karpos和Papylos，该建筑物也被设计成“……（此处为希腊语）。”[74] 在两个事例中，地下室似乎最终都源自古代晚期的陵墓，并融合了圣墓的原型。中世纪雕塑和绘画中的建筑图似乎进一步证实了中世纪建筑中仿作与原型间的特殊关系。这些中世纪图示所使用的方法经常被论及。[75] 如同“仿作”，它们显示出原型被分解成单独的成分，选择性地移植这些部分，并在仿作中重新组合。1017年复活教堂在亨利二世圣事手册中被描绘时（图1.2d），页面的底部可见圣墓的下层部分和内部。[76] 在这一系列的四开口正上方（背景有四扇窗户）显示出圆形教堂的走廊；可见天窗内的四扇窗户处在更高的位置。然后插图从内景转向外景，在这些天窗窗户上方的是走廊顶部，从外部看天窗有九扇窗户，其内有拱形结构并有opaion；图画从那里移向建筑物的内部和底层，而在圆形教堂穹隆顶上方显示的是圣墓的上部分，两侧是睡着的护卫士兵。“原型”被分解成单独的成分，再将这些成分重新组合，与盛行于实际建筑中仿本与原型间关系的程序如出一辙。原型的绝大多数成分留存到现在，但它们全都经过了重新组合。
图1.2d 亨利二世圣事手册中的复活教堂，
Munich, cod. lat. 4456
不过，如此完整的描绘极其罕见。大部分图画只限于表明复活教堂的一些基本成分。如至圣所［sancta sanctorum］的木制首饰盒上，陵墓只是给出了一个简单的华盖，浮在其上方的是圆形教堂的天窗和穹窿顶（图1.2e）。[77] 这也同样适用于（细节上已作必要改动［mutatis mutandis］）圣水瓶上、象牙制品上以及手稿中的大量图画。[78] 显然，坟墓以其整体上的圆形与独特拱形结构这些显著特征，已足以将复活教堂与其他建筑区分开。确实，正是这些同样不多的明显特征，对于辨别复活教堂实际的仿制建筑似乎也是不可缺少的；为了可以辨识，它必须是“圆形”，并且得再现坟墓或其供奉物。这些突出的基本成分可能会通过增加其他的特征，如回廊、礼拜堂、走廊、天窗、拱顶、一定数量支撑物和一些量度而得到详细地描述。这些同时也是原型的典型特征，因此可能被延至仿制建筑上。可以说，原型包含了全部独特成分，必须选取的只是其中极少部分，其他都是可选可不选。这些考虑同时也回答了我们开篇的疑问。显然中世纪作家在相互比较建筑物时，只要一些突出的特征看起来相似，他们便觉得完全准确。如佩特豪森的教堂，撇开它全然不同的平面图，与罗马的老圣彼得教堂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它朝向西面，而它的女修道院构成了带有圣彼得名字的那部分。[79] 佩雷的圣杰米格涅教堂，撇开所有的不同部分，与埃克斯拉夏佩勒的皇家礼拜堂中心平面图相同，环绕占主导地位的中心塔楼，并且都供奉圣母。[80] 最后，贝内文托的圣索非亚教堂与其位于君士坦丁堡的原型毫无共同之处，除了所供奉的对象外。[81]而对于中世纪人来说，建筑物所供奉的对象也是其显著特征之一。当然，所供奉的对象有时有着更具体的特征，如在教堂供奉圣墓的情况下，就会再现出圣墓。这类再现相当地常见。只要列举出富尔达的圣米迦勒教堂，康斯坦茨的教堂，[82] 涅芙圣墓教堂[83] 就足以说明；其他现今仍保存在阿奎莱亚［Aquileia］[84] 和博洛尼亚地方。同样地，帕维亚的圣墓教堂（现在的圣兰弗朗科教堂［S. Lanfranco］）建于1090年，单中殿的十字形教堂，包含有模仿圣墓教堂的“secundum longitudinem latitudinem et altitudinem”；[85] 而建于1036年的米兰三位一体教堂，1099年又重新献祭圣墓教堂，以纪念重新征服圣城，并在里面建起了圣墓的样子［similitudo］。[86]不过，有时候仅仅名称似乎便代表了所有其他特征：就我们所知，巴列塔［Barletta］的圣墓教堂除了名称以外，与复活教堂并无共同之处。[87] 供奉的对象——有时候加上来自圣地的遗物或是相似物（原崇拜物的模型）——明显被认为能够充分地激发与原型有关的所有宗教联想。有时，设计建筑物的特定方式也会形成比较中介（或称之为第三者标准）［tertium comparationis］。4世纪末的弗拉蒂斯拉夫二世［Vratislav II］为圣彼得教堂和布拉格的维谢赫拉得［Vysehrad］圣保罗教堂奠定了基础，他亲自用肩搬运了十二斗石头“ad modum quondam Constantini imperatoris”，并因此建成教堂“ad similitudinem ecclesie Romanae s. Petri…”。[88] 显然，跟原型只有名称或特定供奉方式相同的教堂与完全仿制的教堂之间的共同因素明显就是，它们都是用以纪念圣地这一事实。它们的区别便在于或多或少地详细再现；也许有人要说，更为详细的再现不过在非实体的特征上（也即名称和供奉对象）增加一些视觉因素。非实体的和视觉的因素都意在仿效原物，能够让人回想起对于圣地的虔诚之心，唤起他的宗教热忱，并至少让他在沉思中分享圣恩，要是他能够亲自拜访圣地的话，他一定享受过这一恩典。[89] 1076年在圣休伯特［St. Hubert］教堂，一座小礼拜堂便是以耶路撒冷的名义用作祭祀，它相当清楚地表明了该礼拜堂是用来重现圣墓教堂，因此代表它对于信仰的虔诚：“dedicavit oratorium unum quod dicitur ad sanctam Jerusalem, eo quod ad modum dominici sepulchri conditum, ipsam quoque eius formam repraesentet devotioni fidelium”。[90] 考虑到这一点，便容易理解为何这些圣墓教堂的仿制建筑有时坐落于墓地，如富尔达的圣米迦勒教堂或康布雷的圣墓教堂；显而易见的是，上帝复活教堂的仿制建筑特别适于为朝拜者提供其本人未来复活的希望。中世纪仿作的建筑师并没有打算模仿原型，正如现实中所见到的；他意在从typice和figuraliter上再现，以纪念所崇拜的地方，同时也象征着未来的赎救。确实，typice和figuraliter是12世纪编史者将博洛尼亚的圣斯蒂法诺教堂描述为耶路撒冷的映像时所使用的术语。[91] 在那里，整个的教堂建筑群被设计成带有提醒朝圣者圣地的许多受崇拜地方的特殊意图，并且在那几个世纪里，尽管供奉对象与图案发生了许多变化，这些建筑物的纪念特征一直明确地保存下来。[92]现存的结构（图1.3a）大部分可以追溯到11和12世纪，但它们建造的年代肯定可以回溯至更早的时期。目前两座教堂，圣彼得和圣保罗教堂在北，在南边克罗切菲索教堂［Crocefisso］侧面与一座不规则的十二边形教堂相接，用于祭祀圣斯蒂法诺；这些教堂的东部是一处拱廊环绕的院落——所谓的彼拉多中庭——它一直延伸到第四座建筑物——三位一体教堂，为浅进深结构，结束于一系列小礼拜堂。现今，只有12世纪的圣斯蒂法诺多边形教堂（图1.3b），带有十二根支撑物与回廊之上的走廊，明确地指向耶路撒冷。毫无疑问，其形状以及中心的14世纪基督墓与它的意义有关。[93] 确实，早在12世纪，这座教堂已提及坟墓的仿制物，当时所拥有的名称是圣墓教堂与圣斯蒂法诺教堂。对面的大厅，现在的三位一体教堂，当时称作卡瓦利［Calvary］（耶稣被钉死于十字架之地），或受难地［Golgotha］或圣十字架；在这座大厅，一具或许两具十字架受人崇拜。尽管彼拉多中庭当时并没有名称，朝南的教堂，现在的克罗切菲索教堂，它自1019年起便献祭施洗者圣约翰，像耶路撒冷的礼拜堂，右侧与复活教堂相接。一般而言，并非所有的12世纪献祭建筑都指向圣地，而是特别地指向复活教堂的周围。远在12世纪之前，建筑群本身就被称作“耶路撒冷”，确实早至887年，后来又在937年和1017年便这般。[94] 此外，在该地发现的旧建筑遗迹证明了，现存12世纪建筑的前身的存在；一系列礼拜堂（中间的为十字形状）开凿在12世纪礼拜堂的下方，它们在现有的一系列礼拜堂建成之前止于卡瓦利大厅。[95]不论博洛尼亚的布局图当初设计的确切日期是何时，显而易见的是，它模仿了存在于耶路撒冷的圣墓图案，时间在628年（当时君士坦丁时代的建筑物正被改建）与12世纪初之间。当时，十字军战士在复活教堂上增加了现存的大唱诗席以及回廊和放射状的小礼拜堂。[96] 在这一改造之前，西边的圆形教堂，东南方的受难地礼拜堂与南方的发现圣十字架教堂，都由一敞开的庭院联结起来，它是布局图的焦点，北边是门廊，可能南边也有（图1.2c）。正是这一图案，在博洛尼亚建筑物平面图中得到清晰地再现，博洛尼亚布局图是在第一次十字军东侵前根据耶路撒冷的实际平面图而成，还是依据模仿早前情形的平面图或地图，并不特别地相关联。
图1.2c 复活教堂，耶路撒冷，阿库尔菲平面图670当然，同中世纪的所有仿制建筑一样，圣斯蒂法诺教堂建筑群的布局图也偏离了它的原型。只是选取了一些突出的部分：圆形教堂，庭院以及与圆形教堂相对的大厅；在圆形教堂上，卡瓦利和发现圣十字架的位置——在耶路撒冷是分开的圣殿——似乎融合一起了。除了这些成分之外，量度好像也被改变了：在耶路撒冷，将基督墓与卡瓦利山分开的距离，大致相当于博洛尼亚圆形教堂的仿制坟墓到受难地大厅末端十字形主礼拜堂中心的距离。[97] 这少数被选取的成分使得朝觐者能够按原型中的次序拜访模拟的圣地。他可以在这参拜基督墓，在那里瞻仰他的十字架或十字架的发现地。侧重于仿制建筑的纪念性特征。位于博洛尼亚的这个“耶路撒冷”似乎也说明了设计“仿本”后的活动。显然，“复原”圣地的建筑者会尽力获得原型的资料，要么本人亲自前往，要么派遣相关人员实地考察；或是根据设计图并研究关于原型的描述文字。事实上，设计图（如阿库尔菲的那幅，在整个中世纪期间一直被模仿）显得十分地重要，很有可能正是这一幅或是类似的设计图，构成了博洛尼亚建筑物所采用的整体布局之基础。整个中世纪期间一再地显示出这类设计图的广泛应用。如比德［Bede］，他从未去过圣地，在描述耶路撒冷时肯定利用了圣城的地图。他谈及上下左右之际，显然是有一张地图在他的桌面上。[98]有意思的是，这些设计图和描述文字强调了盛行在实际的仿制建筑中的那些主旨。阿库尔菲在描述圣墓教堂时，首先提到复活教堂的一般布局，它的圆形结构，环绕正殿和回廊的三面墙壁，内部耳堂的三处祭坛，十二根圆柱“mirae magnitudinis”，以及每边上的四扇门。他着重强调并非常详细地描绘了圣墓的所有细节。在描述文字所附的平面图上（图1.2c），坟墓过大，几乎占满了整个正殿。在他的描述文字与平面图中，所有毗邻的建筑物都只是些概貌。他强调了在朝觐者看来重要的东西，上帝之墓。他在结论中相当清楚地表明，他只能约略地描绘他之所见：“ Has itaque quaternalium figures ecclesiarum iuxta exemplar quod mihi, ut superius dictum est, sanctus Arculfus in paginula figuravit cerata, dipinximus; non quod posit earum similitude formari in pictura, sed ut dominicum monumentum, licet tali vili figuratione, in medietate rotundae ecclesiae constitutum monstretur aut quae huic proprior ecclesia vel quae eminus posita declaretur.”[99]这种态度与现代人对待建筑的方法明显地不同。从早期基督教时代起至整个中世纪的文字描述中，其叙述或建筑插图都只是些vilis figuratio（概貌），仅限于选取一些突出的成分；所选取的对象根据它们的宗教重要性的等级次序来决定，其视觉方面也从属于此。[100] 这种态度在13世纪后似乎开始逐渐变化。自那以后（显然与自然科学中所使用的分析方法有关），仿制品、示意图和叙述文字越来越力求在视觉方面再现原作。自15世纪起，这一过程变得相当地明显：尽管在仿制物或是原作的详图或略图中，比例和材料可能会发生变化，但组成元素与其相应的比例之间的关系基本保持不变。而与此同时，似乎开始逐渐地消融建筑物的“含意”。它决不是一种连续的进程，不断地为各种反运动所阻断，但其逐渐强大，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达到顶峰。随后，在使用建筑图案时不再关心它们的原本意义，希腊神殿用作海关大楼（纽约的海关，现在的国库分库），哥特式天主教堂用于办公建筑（纽约的伍尔沃斯大厦），浴室用作火车站（纽约的宾夕法尼亚火车站中央大厅）。现代仿制物以其全部的精确性再现整个的建筑，并追求绝对的忠实，断然略去了对于中世纪而言很重要的成分：建筑物的内涵和意义。[1] 整篇论文中，中世纪一词涵盖了从4世纪到12世纪末的整个阶段。[2] J. Ciampini, Vetera Monimenta…, Rome, 1690-99; J. Bingham, The Antiquities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London, 1708-22; J. Britton, Architectural Antiquities, London, 1807; J. Kreuser, Der christliche Kirchenbau2, Regensburg, 1860-61; Otte, Handbuch der kirchlichen Kunstarchäologie des deutchen Mittelalters5, Leipzig, 1883-85. 很少有教会考古学家坚持这一传统至现在；其中最为突出者有：J. Sauer, Symbolik des Kirchengebäudes, Freiburg, 1924 and F. J. Doelger, Antike und Christentum, Münster, 1929 ff.[3] J. v. Schlosser, Schrift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r Karolingischen Kunst, Wien, 1896, in: “Quellenschriften für Kunstgeschichte…herausgegeben von R. Eitelberger,” N.F., IV (henceforth quoted as Schlosser, “Karol. Kunst”), no. 682.[4] Willelmi Malmesberiensis, Gesta Pontificum Anglorum, ed. N. E. S. A. Hamilton, London, 1870 (Rolls Series), p. 300.[5] A. W. Clapham, English Romanesque Architecture after the Conquest, Oxford, 1934, p. 112, from Society of Antiquaries, Vetusta Monumenta I, London, 1747, pl. XLIX.[6] “Translatio Sancti Mercurii”（11世纪?）, M.G.H., SS. Rer. Langob., p. 576 ff., 尤其是p. 577: “…sancte Sophie basilica, quam exemplar illius condidit Justinianae; ” cf. “Carmen de translatione duodecim martyrum” （11世纪中叶）, ibid., p. 575.[7] Vita Gebhardi Episcopi Constantiensis, M.G.H., SS. X, p. 582, 尤其是p. 587; cf. J. Gantner, Kunstgeschichte der Schweiz, I, Frauenfeld, 1936, p. 134 ff.[8] Adami gesta Hammaburgensis eccl. pont. lib. II, cap. 77, Lib III, cap. 3 (ca. 1075), in O. Lehmann-Brockhaus, Schriftquellen zur Kunstgeschichte des II. und 12. Jahrhunderts, Berlin, 1938, nos. 230, 232.[9] 这些仿制建筑的主题已得到过一般性地讨论，G. Dalman, Das Grab Christi in Deutschland (“Studien über Christliche Denkmäler,”14), Leipzig 1922; N. C. Brooks, The Sepulchre of Christ in Art and Liturgy, (“University of Illinois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VII, 2), Urbana, III., 1921; Anonymous, “Das Grab des Welterlösers in seinen mittelalterlichen Nachbildungen,” Der Kirchenschmuck, XXVI, 1985, pp. 125 ff., 141 ff., 153 ff.; XXVII, 1896, pp. 10 ff., 33 ff. 就我所知，复活教堂最晚的仿制建筑1653年建于Innichen；1888年后，它在波茨坦被仿作Frederick III的陵墓；见 Kirchenschmuck, XXVII, 1896, p. 12.[10] Candidus, Vita Eigilis, M.G.H., SS. XV, I, p. 221 ff., 尤其是p. 230 f.; J. Schalkenbach, “Die Wiederherstellung der Michaelskirche zu Fulda,” Deutsche Kunst und Denkmalpflege, 1938, p. 34 ff. 只有地下室和主层平面图是9世纪的。[11] 旧的基脚部分发现于11世纪的基脚之下；四个加洛林王朝的柱头被再次使用；见Schalkenbach, loc. cit.[12] Candidus, Vita Eigilis, op. cit., p. 231: “…in summo uno lapide istius aedificii perfectio consummatur….”[13] Hrabanus Maurus, Carmina, 42, M.G.H., P. L. II, p. 209: “In primo Altare. Hoc altare deo dedicatum est maxime Christo Cuius hic tumulus nostra sepulcra juvat…”[14] Dalman, op. cit., p. 27 f.[15] Vita Meinwerci epics. Patherbrunensis, cap. 209 ff. （12世纪下半叶）, Lehmann-Brockhaus, op. cit, nos. 1046-1050. W. Rave对挖掘进行论述, “Die Entdechung der ursprünglichen Busdorfkirche zu Paderborn,” Deutsche Kunst und Denkmalpflege, 1936, p. 221 ff.[16] A. Rhein, “Le Temple de Lanleff,” Congrès archèol., 81, 1914, p. 542 ff.; E. Viollet-le-Duc, Dictionnaire raisonné de l’ Architecture Française, VIII, Paris, 1866, p. 287 f. 这座教堂现已成废墟；其中一座放射状礼拜堂保存至今，其他则根据可靠的遗迹加以重建；见Rhein, loc. cit.[17] J. Essex, “Observations on the Origin and Antiquity of Round Churches,” Archeologia, VII, 1787, p. 163 ff.; Ch. Clarke, “An Essay towards an History of Temples and round Churches,” in J. Britton, Architectural Antiquities, I, I, 1807; Clapham, op. cit., p. 109 f.[18] H. Vincent and V. Abel, Jerusalem Nouvelle, II, I, Paris, 1914, p. 89 ff.[19] J. W. Crowfoot, Early Churches in Palestine, London, 1937, p. 9 ff. 682年的修复有时被认为是完全地重建。Vincent 和Abel 的发现明确地驳斥这一假设。[20] R. Krautheimer, “Santo Stefano Rotondo a Roma e la Chiesa del Santo Sepolcro a Gerusalemme,” Rivista di Archeologia Cristiana, XII, 1935, p. 51 ff., 尤其是p. 85 ff.[21] See below, p. 17 ff.[22] M. Salmi, L’architettura Romanica in Toscana, Rome, n. d., p. 16, fig. 26, pl. 105. G. Rohault de Fleury, Les monuments de Pise, Paris, 1866, p. 55 f., pl. XVII.[23] Clapham, op. cit., p. 109 f., pl. 23, fig. 35.[24] Gregorii Nysseni opera, VIII, 2, Epistulae, ed. G. Pasquali, Berlin, 1925, p. 76 ff. [25] Arculph-Adamnanus, De Locis Sanctis, lib. I, cap. 23; lib. III, cap. 3. 此处所引出自 “Itinera Hierosolymitana Saeculi IIII-VIII,” by P. Geyer, Prague, Vienna, Leipzig, 1898 (Vol. XXXVIIII of the Corpus Scriptorum Ecclesiasticorum Latinorum), p. 219 ff. (hereafter quoted as “Arculph”).[26] The travels of Sir John Mandeville, The version of the Cotton MSS. ed. By A. W. Pollard, London, 1915, p. 54.[27] Arculph, op. cit., Lib. I, cap. 2, p. 231.[28] Vita Chuonradi Constantiensis Episcopi, M.G.H., SS. IV, p. 429 ff., 特别是p. 432.[29] H. Hartung, “Die Kapelle auf der Krukenburg,” Die Denkmalpflege, 1920, p. 27 f.; R. Schultze, “Eine mittelalterliche Rundkirche im Wesergebiet,” Bonner Jahrbücher, 127, 1922, p. 237 ff. 这座教堂明显是供奉施洗者约翰的，但从来不是一座洗礼堂。[30] R. Fagé, “L’église de Saint Léonard et la chapelle du Sépulchre,” Bull. mon. 77, 1913, p. 41 ff. 第四座礼拜堂是在古代残迹基础上的现代修复物。[31] Krautheimer, op. cit., p. 77 ff.[32] M. Salmi, op. cit., p. 16, figs. 27-29, pls. 106-109; Rohault de Fleury, op. cit., p. 56 ff., pls, XVIII-XXI; see below, p. 31 f.[33] R. Michel-Dansac, “Neuvy-Saint Sépulchre,” Congrès archéol., 94, 1937, p. 523 ff. 这座建筑物建造于1042或1045年“ad formam sancti Sepulchri Ierosolimitani.”根据Michel-Dansac的说法，圆形结构底层建于11世纪中叶，中殿，1087年前后，圆形结构的上层部分（包括走廊）建于1120至1130年间。J. Hubert, “Le Saint-Sépulcre de Neuvy,” (Bull. mon., 90, 1931, p. 91 ff.) 中将整个圆形结构的年代确定在12世纪，而没有给出任何令人信服的理由。[34] Isidori Hispalensis Episcopi Etymologiarum sive originum Libri XX, Lib. III, cap. XII, ed. W. M. Lindsay, Oxford, 1911.[35] Migne, Pat. Lat. CXXXIX, c. 93 ff.[37] H. Graf, Opus Francigenum, Stuttgart, 1878, “Die Entstehung der kreuzförmigen Basilika,” p. 42 ff.; Sauer, op. cit., pp. 110 f., 291 f., 431.[38] Origo monast. Cappenbergensis, Lehmann-Brockhaus, op. cit., no. 669 :“constructa surgit ecclesia instar crucis erecta…deinceps quoque victoriosisimae crucis ac reliquorum visuntur miracula.”[39] Lehmann-Brockhaus, op. cit., passim; J. von Schlosser, Quellenbuch zur Kunstgeschichte des abendländischen Mittelalters, Wein, 1896, passim; Schlosser, Karol. Kunst, passim.[40] Ekkehardi IV. Cas. s. Galli, Schlosser, Karol. Kunst, no. 455.[41] Translatio s. Filiberti, cap. 29, Schlosser, ibid., no. 666.[42] Ebbonis vita Ottonis Bambergensis, Lib. I, cap. 22, Lehmann-Brockhaus, op. cit., no. 115.[43] Arculph, op. cit., Lib. II, cap. 21, p. 270 f.[44] Notae s. Salvatoris Scafhusensis, M.G.H., SS. XIII, p. 727, Lehmann-Brockhaus, op. cit., no. 1292.[45] 这一图式被班贝格的 Adalbertus提到, Vita Heinrici II,（12世纪中叶）Lib. I, cap. 6, Lehmann-Brockhaus, op. cit., no. 99.[46] Augustine, De quantitate animae, cap. XVI, Migne, Pat. Lat., XXXII, c. 1051 f.[47] Satirarum lib. II, sat 7, v. 86.[48] M.G.H., SS. XV, I, p. 231. Candidus要比Honorius of Autun类似的阐释早三百年的时间，见Gemmae divinae, Lib, I, cap. 147, Migne, Pat. Lat. CLXXVII, c. 590, see Sauer, op. cit., p. 110, n.1.[49] Sauer, op. cit., p. 289 ff.[50] Versus Iohannis Scotti ad Karolum Regem, M.G.H., P. L. III, p. 550 ff., 尤其是v. 45 ff.[51] 涅芙圣墓教堂是11根圆柱可能按照设计图草率施工而成的，在建筑的其他部分也可以观察到这种情形：半数拱顶都走样了，壁龛几乎大小各不相同。当初的设计图很可能打算设置12根支撑物；见Michel-Dansac, op. cit.[52] 礼拜堂是通过大量17世纪的素描而为人所知；见Dalman, op. cit., p. 44. ff.[53] Rieux Minervois的教堂（不是当作圣墓，像现在所认为的），过去一直供奉圣母玛利亚；见J. de Lahondes, “Rieux Minervois,” Congrès Archéol. 73, 1906, p. 54 ff.; M. Young de Veye, Congrès Archéol. 37, 1870, p. 117 ff.[54] 我们只是稍举几例，如伦敦的神殿以及直到18世纪还存在于巴黎的神殿；见Royal Commission on Historical Monuments (England) London, IV, London, 1929, p. 137 ff.; Violletle-Duc, op. cit., IX, p. 14 ff.[55] Arculph, op. cit., Lib. I, cap. 2, p. 227 “XII mirae magnitudinis lapidae sustentant columnae.”[56] V. F. Hopper, Mediaeval Number Symbolism, New York, 1938, passim; Sauer, op. cit., p. 61 ff; J. F. Doelger, “Zur Symbolik des altchristlichen Taufhauses,” Antike und Christentum IV, 1934, p. 153 ff.[57] Augustine, In Johannis Evangelium, XXVII, 10, Migne, Pat. Lat., XXXV, c, 1619 f.: “…per quatuor cardines mundi Trinitatem fuerant annunciaturi. Ideo ter quaterni…”[58] Eusebius, Life of Constantine, Lib. III, cap. XXXVIII, Nicene and Post-Nicene Fathers, I, Oxford and New York, 1980, p. 530.[59] Arculph, op. cit., Lib. I, cap 2, p. 229: “in quo utique sepulchro duodenae lampades iuxta numerum XII sanctorum apostolorum…lucent ex quibus quattuor in imo illius lectuli sepulchralis loco inferius positae, aliae vero bis quaternales super marginem eius superius conlocatae ad latus dexterum oleo nutriente praefulgent.” 根据Testamentum Domini Nostri Jesu Christi（I, 19, ed. I. E. Rahmani, Mainz 1899, p. 23）洗礼堂应当是21腕尺长（“ad praefigurandum numerum…prophetarum”）、12腕尺宽(“pro adumbrandis iis qui constituti fuerunt ad praedicandum evangelium.”)[60] Augustine, De Sermone Domini in monte, Lib. I, cap. IV, 12, Migne, Pat. Lat., XXXIV, c. 1235; idem, Epist. Classis II, Epist. LV, cap. XVII, 32, Migne, Pat. Lat., XXXIII, c. 220; see also Hopper, op. cit., p. 85; Sauer, op. cit., p. 78 f. and Doelger, op. cit., passim, 根据大量引自早期基督教和中世纪作家的文字，详细地论述了所有数字的象征意义，特别是数字8的含意。[61] Augustine, De Civitate Dei, Lib. XV, cap. XX, Migne, Pat. Lat., XLI, c. 462 ff.[62] Candidus, Vita Eigilis, M.G.H., SS. XV, I, p. 231.[63] Candidus, Vita Eigilis, M.G.H., SS. XV, I, p. 230: “Cuius tecturae princeps et conditor est Christus Jesus, fundamentum scilicet columnaque manens semper immobilis…in quo omnis aedificatio constructa crescit…Quid vero significet hoc, quod in summo uno lapide istius aedificii perfectio consummatur idem Doctor insinuat…, ut ille qui coepit in nobis opus bonum, perficiat usque in diem Christi Jesu, quatenus cuncta operatio nostra a Deo semper incipiat, et per eum coepta finiatur.”[64] Augustine, Epist. Classis II, Epist. LV, cap. XVII, 32, Migne; Pat. Lat., XXXIII, c. 220: “…ut octavus primo concinat.”[65] Candidus, Vita Eigilis, M.G.H., SS. XV, I, p. 231.[66] Vita s. Benedicti Anian., cap. 26, Schlosser, Karol. Kunst, no. 574: “tres aras censuit subponi, ut in his personalitas trinitatis typice videatur significari…. In septem item altaria, in septem candelabria et in septem lampades septiformis gratia spiritus sancti intelligitur.”[67] De Sanctis Ecclesiae Cameracensis Relatio, Auctore Monacho Valcellensi (12th century), Lehmann-Brockhaus, op. cit., p. 90 f.[68] Dalman, op. cit., p. 90 f.[69] Arculph, op. cit., Lib. I, cap. 2, p. 229.[70] Commemoratorium de casis Dei vel monasteries, T. Tobler and M. Molinier, Itinera Hierosolymitana et Descriptiones Terrae Sanctae, Geneva, 1879, p. 299 ff., 特别是p. 305.[72] Rave, op. cit., fig. 232 and Vincent-Abel, op. cit., II, I, pl. XIII and fig. 59.[73] See for instance C. Lebruyne, Voyage au Levant, Paris 1728, II, 242.[74] A. M. Schneider, Byzanz, Vorarbeiten zur Topographie und Archäologie der Stadt, Iastanbuler Forschungen, Herausgegeben von der Abteilung Istanbul des Archäologischen Institutes des Deutschen Reiches, VIII, 1936, p. 1 ff., pls. 1-3.[75] A. Goldschmidt, “Mittelstücke Fünfteiliger Elfenbeintafeln des VI-VII. Jahrhunderts,” Jahrbuch f. Kunstwissenschaft, I, 1923, p. 30 ff.; D. Frey, Gotik und Renaissance, Augsburg, 1929, pp. XXIX and 38, 针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将中世纪建筑的再现原则延伸到了哥特式时期，而它对于这位作家而言似乎受完全不同的法则主导。在这一点上，我完全赞同H. Rosenau在其Design and Mediaeval Architecture专题论文中的简要论述（London, 1934, “Planning and architectural Design,” p. 12 ff.），但不同意作者对于早期中世纪建筑图的混乱阐述。[76] Munich, Staatsbibliothek, Clm. 4456, cim. 60, see Brooks, op. cit., fig. 15.[77] Parker Lesley, “An Echo of Early Christianity,” Art Quarterly, II, 1939, p. 215 ff.[78] E. B. Smith, “A Source of mediaeval Style in France,” Art Studies, II, 1924, p. 58 ff.; C. R. Morey, “The Painted panel from the Sancta Sanctorum,” Festschrift Paul Clemen, 1926, p. 151 ff.[79] See above, p. 14, n. 3.[80] P. Clemen, Romanische Monumentalmalerei in den Rheinlanden, Düsseldorf, 1916, p. 55, n. 111.[82] See above, p. 6, n. 5.[83] Hubert, op. cit., see above, p. 7, n. 3.[84] La Basilica di Aquileia, a cura del Comitato del…IX centenario, Bologna, 1933, p. 55 f.[85] A. Kingsley Porter, Lombard Architecture, New Haven, 1917, III, p. 180, n. 4. “Ecclesia S. Sepulchri in qua est forma Sepulchri Dominici secundum longitudinem, latitudinem et altitudinem…;” Porter的译文（同上）文字“圣墓教堂的长度、宽度和高度与我主之墓相同” 是不正确的；see also, loc. cit., n. 4: “Ecclesia S. Sepulchri ubi est similitude et forma Sepulchri Domini.”[86] Porter, op. cit., II, p. 648. 没有任何关于该建筑物的文献资料或设计图表明Anselm主教1099年的“重建”是意在模仿复活教堂的样式。[87] J. Supino, L’ Arte nelle chiese di Bologna secoli (VIII-XIV, Bologna, 1932, p. 43 f. and p. 104, n. 29)，列出了照他的说法只是与耶路撒冷圣地同名的建筑物；见J. Hubert, “Notes sur l’ histoire de l’ abbaye de Ferrières,” Annales de la Societé hist. et archéol. du Gâtinais, 42, 1934, p. 95 ff.，其中表明早在9世纪，7世纪的Ferrières女修道院便被称着Bethlehem。关于“仿制物”是否只是“名义上的模仿”，在各个案中还得仔细考察。[88] Chronicon Bohemicorum, auctore anonymo, （1380年前）, Lehmann-Brockhaus, op. cit., no. 1147.[89] 不过，所获得的特赦很少有与原型联系在一起的赦免那样广泛；见Dalman, op. cit., p. 23.[90] Chronicon s. Huberti Andaginensis, cap. 23 （12世纪初）, Lehmann-Brockhaus, op. cit., no. 1776.[91] Porter已充分地论述了这些建筑物的文献资料和图片（op. cit., II, p. 124. ff.）。我唯一不赞同Porter的重要一点就是Crocefisso教堂的年代；在我看来，它相当程度上背离了罗马风柱头，其南侧包含了大部分的12世纪结构。有关这一建筑群更新、也更为武断的论述，并附有精美的插图，可见于Supino（同上，第26页）。Supino的主要论点是，圣斯蒂法诺建筑群在5世纪（？）建造之际，就与圣墓教堂共用耶路撒冷这一名称。5世纪和8世纪的建筑物（根据Supino的意思，要高于12世纪博洛尼亚的圆形建筑）可能是属于毗邻的圣维塔莱和阿格里科拉［Agricola］“主教堂”（现在的SS. Pietro e Paolo教堂）的洗礼堂；现在整个的建筑布局可能是12世纪的，并且只有这晚些时候的设计可能会模仿耶路撒冷。整篇论文建立在两个错误的假定上：首先，耶路撒冷圣墓建筑的原本设计与Heisenberg而非 Vincent-Abel的复原图一致，而后者就其整体特征而言，乃是唯一最有可能者；其次，SS. Pietro e Paolo教堂是“主教堂”（这样便可以有一座洗礼堂）的观点，这一假定已为Testi-Rasponi所驳斥，见下文，第18页，注1。[92] 既然建筑物在50年前的全面修复过程中被彻底改变，更可取的办法便是根据以往对建筑设计的描绘，如F. Osten, Die Bauwerke in der Lombardei, Darmstadt 1846-54, 以及16世纪的设计图，由Supino出版，同上。[93] 现在的名称相当现代。除了圣斯蒂法诺教堂模仿圣墓建筑外，现在只有两座建筑物（彼拉多中庭与克罗切菲索教堂）的名称与耶路撒冷或是基督受难有某种联系。而现在的这些供奉对象只是庞大混杂的献祭场所名称的残余物，它们在16、17世纪期间指遍布圣城和圣地的各种崇拜地点。在建筑群范围内，Valley of Josaphat（现在的彼拉多中庭），圣彼得遭拒的地方（S. Pietro in Gallicantu）以及一座圣母领报礼拜堂都得到了体现。圣阶［Scala Santa］和窗户，Ecce Homo（拉丁语：“瞧，这个人！”）的叫喊，都显示在现在的克罗切菲索教堂内部。另一方面，12世纪的名称相当简单，只有几个，它们都与耶路撒冷圣墓教堂本身或其周边的建筑物有关。圣彼得和圣保罗教堂在1200年前并没有构成圣斯蒂法诺教堂女修道院的一部分（参见Testi-Rasponi, “Note Marginali al Liber Pontificalis di Ravenna,” Atti e memorie della R. Deputazione di Storia Patria per le provincie di Romagna, 1911, p. 391 ff.）。这解释了为何它是建筑群内唯一与圣墓附近的地点没有联系的建筑物。见Porter, op. cit., 尤其是p. 129, n. 21; p. 136, n. 51; p. 138 f., n. 59; p. 141 ff., n. 61 and 63.[94] Porter, op. cit., p. 134 f., n. 47 and 49, “Sanctum Stephanum quod dictur Hierusalem”; “ecclesia sancti Stephani q.v. Jerusalem.”[95] Porter, op. cit., p. 130, n. 29 .[96] 这一增建物是在1105（？）至1149年间举行献祭仪式的时候建造的；但建造过程持续至1169年。总体上，十字军战士唱诗席的建筑历史非常模糊；见C. Enlart, Les monuments des Croisés…II, Paris, 1928, p. 136 ff., and Vincent-Abel, op. cit.[97] The Commemoratorium de Casis Dei (Tobler-Molinier, op. cit., p. 305) 给出了耶路撒冷的距离为28 dexteri，约等于41.58米。实际上，该长度是41米；博洛尼亚的长度是42米。[98] Bedae Liber de locis sanctis, I-V, Geyer, op. cit., p. 301 ff., for instance, p. 306 : “In inferiore…parte urbis, ubi templum…”; p. 309: “In hac (sc. valle Josaphat) turris est regis Josaphat…cuius ad dexteram de rupe…excisa…domus.”[99] Arculph, op. cit., Lib. I, cap. II, p. 227 ff.; 特别是p. 230.[100] 在重新检阅Lehmann-Brockhaus的书籍时，W. Haftmann (Zeitschrift für Kunstgeschichte, VIII, 1939, p. 285 ff., 尤其是p. 289) 对于仿制物作了一些有趣的评论，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杨贤宗
译者简介：杨贤宗，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美术学专业博士，伦敦大学瓦尔堡研究院访问学者，现为华中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欧洲文艺复兴美术史、西方美术史学史与方法论。著有《西方学者文艺复兴研究三论》、《西方美术史学史与方法论研究前沿》等，译有《乔托的几何学遗产》、《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意识》等；并在《文艺研究》、《新美术》等期刊发表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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