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权是痛苦的根源-女性主义疗法概况│ 文献导读
在2022年年底，症状网络举办了第一期女性主义疗法的读书会。与压力下无助的个体合作【女性主义疗法共学小组】第一期的八次活动已经结束。根据第一期的内容，本文将梳理女性主义疗法的理念、发展和工作方式。
女性主义疗法的定义
女性主义疗法受女性主义政治哲学及分析的启发，扎根于性别心理学视角下的多元文化女性主义思想。这些思想引领着治疗师和来访者共同寻找策略与解决方案，而这些策略与解决方案在个人日常生活中，在个人与社会、情感及政治环境的交互中，能够推动女性主义抵抗压迫、进行转变及社会变革(Brown，11994,4,pp.21-22)。女性与疯癫|影响女性主义治疗的三个文本
女性主义疗法已经发展为一种技术上高度整合的实践模型。这种实践模型以对性别、社会地位，以及权力的分析为主要策略来充分理解人类的困境（Brown，2005）。女性主义疗法代表了一种“颠覆（revolution）”。它向心理治疗领域乃至整个社会文化中新出现的所有致使人失权／去权的机制发出挑战。
女性主义疗法的五大目标：
平等（equality）；
在个体与别人的独立（independent）以及合作（interdependent）之间找到平衡；
个体的赋能（empowerment）;
自我照顾（self nurturance）；
重视多元价值（diversity）。
女性主义疗法具有以下的特点：
女性主义治疗师与服务对象不只是女性，可以是任何人（Levant＆Silverstein，2005）。服务对象也包含家暴的受害者与施害者、不同种族、性少数群体、贫困者、残障人士、精神疾病、移民和难民等。
女性主义疗法反思心理健康领域遭遇的无处不在的压迫、歧视或刻板印象，并进行挑战与改革，已建立了许多在当代的心理治疗已经普遍认可的制度。例如对诊断建立过程中的权力分析、与来访合作、使用赋予来访者权利的书面知情同意书（Hare-Mustin，Marecek，Kaplan，＆Liss-Levinson，1979）。
女性主义疗法与来访解释治疗的过程以及设置。
女性主义实践强调对治疗室内外人际关系及个人权力动力的专注与警惕，尤其会关注交叉身份（intersectionality）与内在偏见（implicit biases）。
女性主义疗法没有一个确定的创始人。
重视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个体的改变与环境的改变息息相关，并且鼓励来访的社会行动（social action）。
1970年代，Hannah Lerman提出几条理论模型规范制订大纲，而不是简单地述针对女性普遍遭遇的某一问题的临床实践。这也是历史上女主义疗法首次得以和其他心理治疗区别开来。其女性主义疗法准则包括：
疗法理论具有临床效用。疗法理论基于并反映人类经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不存占主导地位的常规群体）。
它以个体为中心、积极的，而非异化的视角看待女性。
它扎根于女性及其他边缘群体的经历。它紧紧地贴合人类经历，也就是说，它反映着人们所认识的真实世界。
它从理论上说明行为是人内部和外部世界相互作用的结果（生理-心理-社会模型）。
它避免使用特殊术语（不用故弄玄虚或使人费解的语言）。
它支持女性主义实践模式（例如，在实践中默认使用有助于创造平等关系及具有赋权效用的策略）。
1990年女性主义疗法协会（Feminist Therapy Institute）为心理治疗师建构女性主义伦理守则，对女性主义治疗师提出了最高水准的要求。在之后的多年里，这套守则中的概念亦被其他主流精神健康专业群体伦理守则采纳。
女性主义疗法伦理PDF链接：
https://www.apa.org/pubs/books/supplemental/Supervision-Essentials-Feminist-Psychotherapy-Model-Supervision/Appendix_D.pdf
几本关于女性主义心理治疗实践伦理的书也在女性主义疗法协会伦理与责任委员会的支持下问世（Lerman＆Porter，1990；Rave＆Larsen，1995）。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伦理守则都被视为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核心。女性主义实践因其对心理治疗中权力不被滥用的关注，本身就被诠释为一种道德立场（Brabeck，2000；Brown,1991)。
中文科普美国《心理咨询与治疗伦理（第三版）》：科普：关于心理咨询伦理
女性主义疗法的四大思潮
自由主义（liberal feminism）：通过个人赋权帮助个体从社会施加的约束中夺回控制权。更多地关注个人，而不是其他一些疗法所关注的社会观点。
文化（cultural feminism）:压迫来自于社会强调性别差异，淡化边缘群体的优势。相信一个更温和的社会，肯定女性特质以及技能，如养育。
激进主义（radical feminism）：和治疗师仔细观察压迫对个体的影响，尤其是父权制社会对个体的影响。这种模式的追随者认为，所有的治疗都是政治性的，是实现改变的工具。
社会主义（socialist feminism）：侧重于改变社会，改变压迫性的制度。这种方法还密切关注边缘化的交叉身份（intersectionality），以及基于社会经济地位、种族和其他类型的歧视(如性取向或宗教)的进一步压迫。
Conlin SE. Feminist therapy: A brief integrative review of theory, empirical support, and call for new directions.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2017;62:78-82.
女性主义疗法的历史
起源于60年代，当时也是当代许多心理治疗思潮的澎发时期，包括后现代、自体心理学、客体关系、人本主义、存在主义疗法等均在当时在欧美发展。在当时一部分的人发现心理治疗本身可能就是压迫系统的一部分，因为常规治疗在缺乏性别和权力分析的背景下，有意或无意地维护了问题百出的现状。包括诊断、咨访关系、咨询设置等都被女性主义理论进行分析、质疑和挑战，为的目的就是松解当时心理治疗对个体的压迫性，使其更具有积极的解放性。
女性主义疗法的临床基础是人本主义心理治疗，但是进行了批判与修改。卡尔·罗杰斯（Rogers，1957）提出了治疗师应当把来访者视为一位有价值的人而非某特定诊断的样本，以及他对咨访关系的强调。但是由于人本主义治疗师容易缺少防止心理治疗师和来访者产生性接触的界限，并在鼓吹自我实现的同时持续地强化钳制女性的社会规范，后逐渐与女性主义疗法分道扬镳。
最初的女性主义疗法可以称之为一种女性治疗师对女性提供的心理治疗，它旨在修正当时时代背景下带有性别歧视的治疗方法，为寻求心理治疗的女性创造出一种能代替主流心理治疗的方案（Rawlings ＆Carter，1977；Rosewater＆Walker，1985）。当时欧美的社会背景中，女性面对难以进入学校、无法进入图书馆、在职场备受歧视以及在家庭中失能等困境，包括女性治疗师在职场中的困境。当时治疗师以白人男性为主，对困境中的女性存在大量的歧视与偏见。女性主义治疗师开始意识到治疗师对来访者的物化程度恰恰反映了周边文化对女性的物化程度。
随着几十年来的发展，女性主义疗法不再只是研究“女性”的经历，而是逐渐更加巩固了这样一种观点：边缘化人群的声音是最伟大智慧的来源，即便这些声音长期以来一直被压制着。这种观点标志着知识主张的权威从专家转变为受压迫者。（Rawlings ＆Carter，1977；Rosewater＆Walker，1985）。女性主义疗法在理论上仔细地分析各种身份（例如性别、文化、基因表型、社会阶层、性取向和年龄）如何影响正常的自我认同、生命轨迹的发展，以及痛苦与疾病的产生，从对女性与父权制的单一关注转变为一个兼容并包的关注所有人的实践模型。
《女性主义疗法》的作者Brown总结女性主义疗法的发展过程中大致经历了的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每个阶段大约持续十年，不仅反映了当时心理学研究与实践领域的时代思潮，也反映了主要在美国范围内掀起的女性主义思潮。我将这几个阶段命名为：
一、无差别女性主义(no-difference feminism)（20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早期）；改革派女性主义；激进派女性主义：主张女性与男性之间并没有事实上的差异。任何表面上的差异要么源于已习得或无法习得的过程，要么代表了不公平对待的产物。它也主张女性不应该仅仅因为性别而被排除在任何职业之外，因为天赋和能力在女性和男性之间是平均分配的，差异存在于个体之间而非性别之间。
这个阶段囊括了最早一批刊载女性及性别实证研究的期刊：《女性心理学季刊》网页https://journals.sagepub.com/home/pwq及《性别角色》网页https://journals.sagepub.com/home/gas还有《女性主义与心理学》网页：https://journals.sagepub.com/home/fap
“无差别女性主义”被总结为具有beta偏见，而“差异女性主义”被认为存在alpha偏见。
二、差异／文化女性主义(difference feminism)（20世纪80年代中叶至20世纪90年代中叶）：一种以存在主义视角审视女性主义的趋势在政治女性主义中兴起，这种视角认为女性在人际关系领域所展现的行为反映了她们内在的生理层面的母性。 它通过重新评价从前广受贬抑的由西方父权社会赋予女性的传统品质（例如抚育后代，维持家庭和平，在道德评价方面重视关系大于重视规则）来重新塑造本能性的女性气质。这些差异仅意味着技能和天赋在两性中的分布不同，从而使得女性更适合从事某些工作，差异派立场的一个内在风险是重新制造一个性别化的、两性分裂的社会环境，阿尔法偏见很可能被用来证明，比起在公共领域占有一席之位，女性更适合在家庭中劳作。
性主义精神科医生Jean Baker Miller建立“不同的声音”模型，她创立顽石中心女性疗法小组，顽石中心理论将女性主义分析和心理动力学概念整合起来，提出了关于女性发展的一种关系模型。该模型的基础是母女关系联结，关注点在于人际关系。这一女性主义疗法实践模型现在以关系-文化学派而为人所知。Jean Baker Miller Training Institute at the Wellesley Centers for Women (WCW)。
《女性主义疗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Brown＆Root，1990），《女人生活里的种族歧视》（Adleman＆Enguidanos，1995），《非白人女性》（Comas-Díaz＆Greene，1994），《阶级歧视和女性主义疗法：计算代价》（Hill＆Rothblum，1996）等作品都反映了这样一种视角转化：从将女性看成一个统一的性别群体到更微妙地审视女性的多重身份及生活经历。
三、平等价值差异女性主义(difference with equal value feminism)（20世纪90年代中叶至今）*：
认为人们理应得到相同的待遇和机会，因为这样做才是公平的、正确的；同时，应由每个人特定的技艺和能力来决定她们获取机会的途径。女性主义这一变化了的政治主张反映了女性主义疗法发展的第三阶段。性别这一概念也在本质主义日渐削弱的影响下被细致地审查，Ganley(1990)建立了针对男性家暴者的治疗项目，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观点：性别歧视及父权制同样压迫男性，女性主义疗法也应适用于内心遭受此双重压迫的男性，父权制同样可能是某些男性痛苦的根源。
Ellyn Kaschak（1992）在《缔造的生活(engendered lives)》中提出了一个通过社会背景下的性别视角来理解身份发展的女性主义模型。这种“环境中审视自我”的人格发展模型超越了过去顽石理论的“在关系中审视自我”的构念。
Worell＆Remer（1996,2003）在这一阶段提出了女性主义疗法的赋权模型。不止关注女性的经历，更重要的是它包含了赋权、权力分析以及唤起女性主义意识等核心构念。
*书中翻译为跨性别差异女性主义，在90年代跨性别一词具有类似“两性之间”的意思，用于许多分析，而当今词汇意义进行变迁，主要指跨性别群体。
四、多元文化、全球化、后现代女性主义（21世纪）：
女性主义疗法也变得更加多元化、全球化。心理殖民这一概念作为一种理解父权制对个体经历造成影响的途径，深化了女性主义治疗师对该影响的理解，即一些问题行为、想法及情绪模式为什么，又以怎样的方式在来访者生活中持续存在（尤其是当来访者的经历与那些被殖民的国家的经历相似时）。另外，去白人视角的女性主义者提出将精神灵性维度加入理解人类经历的要素中（Comas-Díaz，2008）。
失权是痛苦的根源
女性主义疗法及理论认为，父权制（patriarchy）导致个体失权是当代人痛苦的根源。父权制是近乎无处不在的社会等级制度，无论个人的性别，符合父权制者在社会中享有特权，与不符合的边缘群体的特质遭到诋毁，并且被标记为是不正常的（Lerner，1993）。大多数人生活于其中的父权系统，有意或无意地让几乎所有人在一个或多个维度失权，父权的一种去权策略，就是制造出文化及个人层面无能为力的恍惚状态，以致成为“有权力的人”几乎完全变为奢望。
这种被父权文化传播出来的大规模失权信息，包括“阶级”是不可避免的，真正的社会变革是不可能的，以及性别化的或其他社会建构的角色或关系的是不可变的，都催生了这种社会性的恍惚。
女性主义疗法留意权力在何处以何种方式可供每个人去使用，从而颠覆并中止这种恍惚状态的无力感。通过挑战“放弃并随大流是唯一的选择”这一文化信息，女性主义疗法及其从业者逐渐破坏父权文化对“危险”的叙述并创造出希望，而这正是发生改变的必要条件。
通常，遭遇过身体、心灵、思维、感受、精神灵性、文化极端侵害的人，都已通过发展消极策略：解离、自虐、自我批评、自我否定，或通过自我伤害来保护了他们自己（Brown＆Bryan，2007；Rivera，2002）。上述所有基于保全生存能力的策略和挣扎就是一个人面对父权制而努力获取权力的证据。一个人感受到的痛苦并不应被视为心理疾病，因为这恰恰证明了这个正在努力的人已经具有的、积极地向有权力的个体看齐的能力。赋权的第一步就包括将痛苦重构为一种信号，一种渴望成为有权力的人的信号。
痛苦和失调的根源是被个体内化了的压迫（Brown，1992a）。日复一日充满压迫、偏见和刻板影响的体验为人们创造出问题百出的自我图式，而自我图式又被整合到身份的其他方面中，由此一来，压迫者的声音就被误认为自己的声音。这些心理限制常常在人们学会说话前就存在了，这些感受是那么真实，那么不容易改变（Bern，1993；Kaschak，1992）。例：后殖民综合征（Duran，Duran，Brave Heart，＆Yellow Horse-Davis，1998）。
偏见更可能以多次微冒犯的创伤（Root，1992）、人际背叛（Freyd，1996），或其他在缺少社会特权的情况下触发人的无力感的形式出现。某一群体的一位成员可能会成为公众的笑柄，或者媒体可能会不懈地以刻板印象来刻画某个人的归属群体（或与某个人有着紧密情感联结的群体）。很多隐创伤都会带来伤痛。
延伸阅读：你老受刺激不只是你太敏感：认识微攻击（microaggression）
人际背叛创伤也是一种失权。Jennifer J．Freyd（1996）提出了背叛创伤（betrayal trauma）。她用这个概念来理解对童年期遭受的虐待产生延迟回忆的现象。人际创伤是另一种在父权系统中经常发生的失权体验，不同等级的成员被赋予照顾并关心比自己权势低的人的责任，照料者的背叛是非常有力量的，这些关系中各方之间往往存在严重的权力不平衡。
儿童是没有能力去选择照料者的，只能高度依赖成人以获取安全感和养育资源。由于成年人控制着儿童的生活资源，在家庭中被虐待的儿童因为必须要应对自己遭受的背叛，而被置于一个不堪忍受的位置，这让她们产生脱离和逃跑的冲动，同时她们对照管者的依赖又催生了依恋和亲密感。对童年创伤有入侵式记忆闪回的个体更可能曾经遭受过来自亲密家人的伤害。
女性主义模型常用到创伤，从根本上来说，父权本身就具有创伤性；贬低某些生命，就给这些生命带来了莫大的受伤害的风险。尽管女性主义治疗师明白背叛创伤与强奸、战争和酷刑创伤在很多方面存在差异，女性主义疗法还是将那些公然施加在人身上的创伤纳入更大的社会构架中来考量，也正是这些社会构架制造了这些公然的创伤。压迫可以是带有创伤性的，虽然这种创伤达不到诊断标准的程度，但是通过给它命名，女性主义疗法强调，充满了压迫的文化和规范对很多人的痛苦和失调来说扮演了一个强有力的角色。
延伸阅读：有人正在经历背叛创伤｜Betrayal Trauma
讨论主题：
女性主义疗法在神经多样性群体工作的过程中如何赋权。（《女性主义疗法》p46）延伸阅读：英国的神经多样性医疗实践
2. 女性主义疗法在自伤自杀想法与行为的个案工作的过程中如何实践平等的理念。
3. 女性主义疗法在与多意识体的个案工作的过程中如何赋权。延伸阅读：这个精神科医生研究了300名在网上自称多重人格的网友
面对有强烈自杀倾向的人，女性主义治疗师要巧妙地寻求能同时为来访者赋权从而保证她的生命安全，又能继续尊重来访者自主意识的策略。很多治疗师因为害怕担责，当这一话题在治疗中出现时，就立刻采取强制措施，让来访者体验失权。女性主义疗法认为，当来访者试图以自杀来威胁自己的治疗师时，治疗师所体验到的权力冲突恰恰是一种治疗中的失误，最终将让两方失权。如果人们只能以伤害或杀害自己来向治疗师证明自己的自主意识，那么强制措施的无用性就更加不言而喻了。
女性主义疗法建议，处于该情形的治疗师一定要抓住契机寻求为来访者赋权的策略。治疗师一方面要帮助来访者维护其对自己身体和生命拥有的权力和自主，但同时这种帮助策略不能威胁到来访者的生命安全。一项女性主义自杀危险评估方案（Brown，2006）能够为治疗师和来访者两方赋权，该方案通过分析治疗关系本身以及来访者生命中的其他环境因素，进而了解这些因素能否以及怎样被调整来保护来访者不被她的自杀冲动（一种永恒的失权方式）所侵扰。自杀是对权力的终极丧失，而不是对权力的终极表达，将这样的解读加入一段已有的强调赋权和平等关系的实践框架中，能够鼓励人们考虑将活下去作为一个能为自己带来力量的选择（Brown，1992b）。
Brown＆Byran（2007）讨论过一位女性主义治疗师是如何回应一位以自残行为作为应对策略的来访者的，这位女性主义治疗师在尊重来访者想利用该策略达成的目标防止自杀的同时，提供了发展其他能达到相同目标且对身体伤害小的、更有力量的策略的方法。这种浸润在平等关系中的赋权框架奠定了一种基调，使得治疗师能向来访者传达自己对其自主意识的尊重（要知道，来访者尝试以创造性的方式来解决极度的情绪困扰），同时也传达自己对来访者身体自我的安全的关心，而这并不旨在控制好来访者来达到特殊关照治疗师安全感的目的。
文献导读整理：Cir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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